毛泽东的120岁冥寿就要到了，然而，人们对他的评价依旧有天壤之别。崇拜者将其奉若神明，反对者视其为凶神恶煞。无可否认，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然而，在和平发展时期，他也的确犯过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以及随后发动的文革。如果在将来希望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那就应该对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有清晰的认识。
自古以来一个社会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就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秦朝和隋朝都因为没有及时进行调整而导致了二世而亡。刘邦平定了天下以后依旧看不起文人，陆贾就对他说：“乃翁天下马上得之，却不能马上治之。”此外，当丘吉尔领导的英国政府历尽艰难终于赢得了二战胜利以后，人民却将他选下了台，觉得他在战后重建上不在行，尽管其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能力非凡。在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已经55岁了，他的世界观主要是在烽火连天的残酷斗争中形成的，在和平建设时期难免会犯错误。
毛泽东的早年家境还算不错，所以他有条件接受中等教育，由此接触到了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和孙中山的共和思想。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曾经一度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满清王朝寿终正寝以后，他又重新开始了求学之路，被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录取，后来并入了第一师范学校，在此求学期间得到了教师杨昌济先生的赏识。1918年毛泽东从此校毕业，而杨昌济则接受了蔡元培校长的邀请，到北大去教伦理学课程。毛泽东就被杨昌济推荐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那里当了一名助理员。在此期间，毛泽东有机会阅读很多书籍，并且开始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前苏联的十月革命。然而，在这里工作的日子并不很开心，那些大牌海归教授们对他根本不屑一顾，还曾经因字迹潦草受到过斥责。1920年毛泽东回到了湖南，并在年底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结婚。1921年毛泽东与何叔衡代表湖南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中共一大，成为了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担任了组织部长。1924年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毛泽东于次年加入了国民党，还曾经代理汪精卫担任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开始“清党”，国共合作破裂。在同年共产党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并且在湘赣边界组织发动了“秋收起义”，从此开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与国民党相比，当时共产党的势力十分微弱，以至于都得不到斯大林的支持。在党内也有很多怀疑的声音，例如，林彪就提出过“红旗还可以打多久”的疑问。然而，毛泽东却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商鞅说过：“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任何事业的基石，也是伟人的独特品质。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迪下，毛泽东结合了中国的道家思想，逐渐形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如果我们进行一个归纳的话，就可以提炼出这样三条假定：1）人是平等的；2）社会有正反馈机制（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从而会形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3）富人不思进取，贫者穷则思变。所以，毛泽东认为，“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从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而导致改朝换代的事实，毛泽东总结出“人间正道是沧桑”。因此，如果能够号召起如此众多斗志昂扬的聪明人来反抗那一小撮腐朽而愚蠢的剥削阶级的统治，难道还有不能成功的道理吗？
在井冈山反围剿斗争失败以后，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抵达了陕北的延安。蒋介石消灭红军的计划在西安事变中破产，从而共产党能够在此建立起红色根据地。此后，很多知识青年受到共产党的感召，从全国各地纷纷来到延安。然而，这些人身上的自由主义情调与红军的那种纪律严明的作风很不融洽，毛泽东就此做出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文学艺术变成了一种战争工具。多年以后，林彪将其总结为“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打天下和坐天下”。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内战爆发。国军虽然占据绝对优势，可是由于内部派别林立，大家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阳奉阴违。其次，共产党的谍报人员渗透了国民党的很多核心机构，因此对国军的行动计划一清二楚。此外，在东北战场上，前苏联把缴获日军的很多武器交给了解放军。综合以上这些原因，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共产党就打败了国民党，在大陆夺得了政权。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这些战争中也逐渐明朗：1）“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正如《游击队歌》所唱的那样：“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2）“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3）“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当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毛泽东根本就没把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放在眼里，认为那不过是纸老虎，因此下令出兵抗美援朝。尽管在初期解放军取得了出其不意的辉煌战果，可是由于补给跟不上，每次战役只能持续一个星期，在打到了三八线时已经是强弩之末。此时，联合国军经过了一番调整后终于站稳了脚跟，在强大的地面和空中火力掩护下开始反击，解放军遭受了惨重损失。斯大林看到中国军队如此英勇，就派出空军来支援，同时运送了大批军事装备。结果双方在三八线附近经过几个回合的鏖战，谁也不能战胜对方；等到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泽东就决定停战。朝鲜战争使毛泽东认识到了武器的重要性，萌发了发展核武器的念头。然而，在常规武器方面依旧没有引起重视，以至于在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解放军伤亡惨重。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着如何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此时把战争时期的惯性思维应用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在农村从互助组、合作社一直到人民公社在短期内加以完成，在城市进行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仅仅用了十年时间，中国的经济活动就被国家控制起来，从而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当然，在此期间由于得到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中国开始建立起了基础工业体系。当中苏交恶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进入了漫长的停滞不前状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任何年代。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可以概括为三条：1）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当时主要是动力机械）；2）社会分工和合作；3）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当然，如果这三条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例如，专利法保障了发明创造者的权益，合同法使违约的公司受到惩处，公司法和破产法使企业的生死都有一个规范的程序。毛泽东估计没有时间去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素，他片面地认为只要把人的因素解决了，就会所向披靡，甚至可以不顾自然规律，也就是所谓的“人定胜天”。况且，在毛泽东眼里理想的人就应该像一个士兵（雷锋），甚至是一个可遥控的机器人，完全没有丝毫自私的念头，对上级的指令绝对的服从。从那时的一些口号中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是祖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经过了多年的洗脑式教育和群众运动的洗礼，中国变成了毛泽东驾驶的一辆战车，在荒漠中横冲直撞地行驶着。当他发起“大跃进”时，基层干部争相虚报产量“放卫星”，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政策失误，饿死了三千万同胞。
在建国初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刘少奇就有不同观点，他希望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当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阶段时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出现以后，毛泽东感到束手无策，就让刘少奇和邓小平来收拾残局。这两位提出了“农业六十条”和“三自一包”的农业政策调整方案，对“一大二公”的公有化制度进行了修正。毛泽东对此心存不满，认为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然而，当时党内的绝大多数高层领导普遍与毛泽东的观点不合，于是他就祭出了自己的法宝，发动群众造反来打倒这些“当权派”。十年文革是中国的一场浩劫，它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不仅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同时也毒化了人们的心灵。毛泽东去世以后，虽然这面大旗没有倒，但是他的很多观点都遭到了否定。
如果把社会与个人进行一下对比，那么广大人民群众内心的要求就相当于潜意识，而政府的所倡导的方针政策就相当于显意识。当这两者相合时，就会产生共振效应，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如果这两者南辕北辙，就会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在抗日救亡时期，共产党的理想主义精神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希望，所以能够在大陆夺取政权。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已经被推翻，群众内心的需求变成了物质生活的富足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毛泽东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与之相反，邓小平的富民政策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从而使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如今，人民的需求又发生了变化，大家所迫切需要的是清明的政治和清洁的环境，这是下一阶段改革的主要方向。
毛泽东的一个错误假设是把“人民”当成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家都有相同的能力和追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大家在人身安全和温饱问题这些基本需求上一致，但是在体力、智力、心理素质和兴趣爱好等方面却千差万别。因此，一个平均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例如，很多大公司的创始人都是靠白手起家发展起来的，尽管他们个人获得了很多财富，同时也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实际上“人民的需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不同层次的人有着不同的需求。无论在任何社会，杰出人才总是少数，而大多数人都处于为基本生存需求而奋斗的阶段。因此，过度民主的社会有媚俗和短视的风险；早期的民主政治受到富人的操纵，现代的民主政治却过于受“民意”所左右。正如柏拉图所设想的那样，一个理想的政府应该由社会精英来领导和管理，它应该比普通民众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邃的目光，这样才能指引社会这艘巨轮走上正确的航道。
我们这一代人早年生活在毛泽东统治的那个年代，从小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很多观念已经进入了潜意识。然而，我们也亲身经历过那种贫困的物质生活和荒芜的精神生活，在理智上我们对他老人家治国水平的评价相当负面。不过，如果中国最终能够走上一条健康的发展之路，五百年后历史学家必然会认为毛泽东是功不可没的开创者。例如，如果挑选中国最伟大的帝王，中国人往往会想起胸襟开阔的唐太宗和有“千古一帝”之称的康熙皇帝。然而，西方的学者则认为秦始皇和隋文帝是最伟大的，因为他们开创的制度延续了上千年，尽管这两个朝代都二世而亡。正如毛泽东一生所写的最后一首诗词中所阐述的：“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府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所以，我们现在评价毛泽东可能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