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人与老年人的差别是很大的。从生理上来看，细胞的再生能力很不同，所以少年人得癌症的几率很小。从心理上来看，少年人会很容易根据其生活的环境来调整自己的价值观，而老年人则变得思想僵化，特别是那些在前半生曾经取得过一些成功的人。其实，国家与个人也有类似之处。如今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就走入了中老年时期：新一代不如老一代努力，各种现存的规章制度束缚了政府手脚。如果没有遇到严峻的外部挑战，这些国家都会在“老化”的陷阱里越陷越深。
西方发达国家把自己标榜为现代化社会的典范，其实这些社会患有不少痼疾，其中最根本的有三条：其一是古老的民主，其二是过时的法治，其三是精神追求的浅薄和缺失。从古至今，一个国家的权利格局基本上可以分为独裁，寡头统治和民主，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从独裁向民主过渡。然而，在任何人类社会，无论是财富还是学识都不是平均分布的。因此，由少数精英做出的决策比全民公决更优秀，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是由少数管理阶层来掌控的。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对选民的资格却没有任何要求；例如，文盲和不纳税的人都可以投票。除此之外，在年龄方面也缺乏合理的规范，从未走上社会的高中毕业生和退休多年的老人也都可以投票。一个社会的决策就像下棋一样，水平高的可以看出五步以后的结局，水平一般的也能看出三步棋，而水平差的就只看眼前。特别是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正在步入老年化社会，占人口三分之一左右的老年人已经不再关心三十年以后的事了，所以他（她）们肯定会支持那些急功近利的政客。其结果就是一边提高老年人的福利，一边压低税收，结果就把堆积如山的债务推给下一代人。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西方国家的财政花在老年人福利上的比例会越来越大，其他各种社会发展的开支必然进一步萎缩。
西方法治的传统来自于工业革命前的农耕社会，那是一种循环往复而缺乏发展变化的社会形态。我们中国人对此再熟悉不过了，正所谓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人们自然会认为法律也就不应该变更了。然而，人类已经相继进入了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日新月异”成了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此时很多不合时宜的法律就变成了陈规陋习。美国的税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百年来各届国会不断地立法，由于只有加法而没有减法，结果就变成了七万多页的魔鬼。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给法律一个“寿命”，在其寿终正寝之时必须用新法来取而代之。
一个社会归根到底也就是一群人的集合，所以个人的素质和社会制度同样重要。在古代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家都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那时宗教信仰就成了人们心灵的慰籍。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宗教在防治人们作恶方面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各种“戒律”都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进入现代化社会以后，人类的最大诱惑已经从犯罪变成了堕落，传统的宗教对此并没有多少防范。因此，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青少年尽管十分淳朴，但是也普遍缺乏上进心。在这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优势，“儒释道”各家都十分强调“修身”，它包括修心养性，勤学苦练和锻炼身体。如果能够把佛教的轮回转世与现世的积功累德联系起来，中国的社会将变得十分祥和并且活力四射。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西方的很多学者对未来的前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结论是相当悲观的。例如，根据现在的状况来推测，到了2040年美国的国债都将达到GDP的300%，而那时日本的这个比值将达到400%。然而，面对这样的困境各国在和平时期都措手无策，最有可能的出路就是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来逐渐稀释掉债务。不过，如果遇到大规模战争，情况就会彻底改观，国民们只好接受消减福利过节俭的生活，就像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从大萧条中走出那样。如果日本和美国需要找一个对手的话，中国就是最佳人选。因此，中国的对策也很明显，首先要解决好中国内部的各种问题，其次要加强国防力量并且在条件有利时在小范围内施展武力，最后就是积极寻求和平而避免大规模冲突。中国还处在少年，而西方国家已经步入中老年，时间当然对我们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