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了，此次会议所制定的政策亮点很多，其中减少行政干预和向市场放权是值得称道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无可厚非。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性格软弱和无所作为的庸君，习总看来绝对不会被划入此列，至少在有所作为这方面的信心和勇气是令人佩服的。然而，在深化改革的大方向上本人却不敢苟同；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现在中国的主要问题已经从“欠发展”变成了“欠发育”。
在文革刚刚结束之时，中国的主要危机是“匮乏”，因此主要的对策就是“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然而，如今“匮乏”的问题即使不能说彻底解决了，但至少已经大大缓解了，而主要危机变成了“理念和利益的冲突”，此时的对策应该是“发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发育是当务之急”。“发展”是单一的数量扩张，而“发育”则是分化和协同。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自然界，其分化程度是很高的，各种动物和植物各自按照其天性而自在地生活，彼此相生相克而达到生态的平衡。从单一生物体来看，例如我们人体本身，各种不同的组织和器官各自独立而和谐地运作，并不需要过多的意识干预。
如果把中美两国做一个对比，主要的差距并不在GDP上，而是在于社会的组织结构。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除了那些动乱的年代以外，一直采用中央集权制。在满清王朝被推翻以后，虽然在名义上实现了共和制，但是从封建社会那里继承下来的中央集权制并没有被铲除。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毛泽东统治的时期，中央集权制被发挥到了极致。那时，全中国就像一辆汽车，一举一动都完全掌握在这位驾驶员的手中。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所松动，结果就出现了两者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矛盾。中央一收紧控制，地方官员就变成了无所事事的“庸官”；中央一放松控制，地方官员就变成了以权谋私的“贪官”；人们将其总结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而中央的反应则是：一死就放，一乱就收。彼此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死”和“乱”这两种状态周期性的交替出现，眼下看来要从“乱”向“死”过渡。
陈云曾经提出过一个“鸟笼”经济学说，也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之内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其实，这个“鸟笼”模型也可以推广到政治领域。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宪法就起到了这个“鸟笼”的作用，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职权范围，因此可以和睦相处。以教育改革为例，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出各级政府教育部门的智慧，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首先，中小学应该下放给地区（市）这一级政府去管理，而教育部只负责颁布教学大纲。高等院校可以分为两类：国立大学和省立大学，前者归教育部直接管理，后者归各省（直辖市）的教育厅管理。国立大学由排名在前二百左右的研究型大学组成，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和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任务。国立大学没有本科一二年级，因此不参与高考招生，每年从省立大学中招收大三的学生。各省市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设置高等教育机构，例如，减少普通高校的数量，同时增加职业培训的技术学院的数量。这样一来，高考的压力自然减弱了，而大学生的学习动力自然增强了。此外，各省之间的竞争会促使教育改革遍地开花，教育部只需制定适当的政策来避免恶性竞争。
一个社会的状态可以简单地分为三种：法治，人治和不治（乱世）。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旋律是加强人治，在短期内会收到一些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应对中日紧张关系方面。但是从长远来说，只有向法治社会过渡，进而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多党竞争，才能发挥出各级政府的活力，社会才能得到健康的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