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学术界曾经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统一了认识，“两个凡是”遭到了否定。做过科研的人其实都很清楚这样一件事：同一个实验结果往往可以用不同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能经受一两次实践检验的并不一定都是真理。从更深一层来看，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恒久不变的绝对真理，有的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总结出的一些规律。所以，如果无视环境的变迁而盲目照搬过去的成功经验，则会犯刻舟求剑的荒唐错误。
最近，在国内忽然刮起了一股否定宪政的邪风。从本质上来看，其宗旨也就是认为“人治”比“法治”更优越，其根据是中国三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和西方国家近年来所遇到的各种危机。这种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不错，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人治”的确比“法治”效率高，例如战争时期。此外，高度集中的权力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例如中国的妇女解放。因此，毛邓对建立法制体系不热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其前半生都是在残酷战争的血雨腥风中度过的，他们希望靠“人治”的高效率来使中国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然而，古今中外的社会实践也充分证明，“人治”社会有着很大的不稳定性，因为缺乏来自社会的负反馈平衡机制。此外，在“人治”的社会里基层官员往往会“欺上瞒下”地报喜不报忧，结果统治者所得到的反馈信息往往严重脱离实际，而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制定的政策必将导致灾难性的结局。我们根据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可以把“人治”分为独裁和寡头统治。独裁的弊端世人皆知，毛泽东搞的“大跃进”和“文革”把中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此外，独裁者往往会选择平庸而懦弱的继承者，从秦皇汉武一直到慈禧太后莫不如是，毛泽东的选择也是尽人皆知的。邓小平为了避免再出现新的独裁者，在中国推行了“常委制”这样的寡头体制。可是，寡头们之间难免有政见的分歧，到了彼此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社会舆论首先就会被调动起来，而最终要靠军事政变来解决政治危机，六四事件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结局。
“人治”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基层官吏的腐败，此乃这种体制本身的不治之症。中国现阶段的腐败主要是工商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暗盘交易；习李执政以来，针对交易的双方同时采取了攻势：其一是执政者的自律，其二是对工商业放权；从表面上来看这无疑是一个标本兼治的良方。然而，这种措施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才能实现：在相互竞争的压力下多党派彼此监督，“自律”即可实现；建立起健全的规范工商业的法律体系，政府自然可以“放权”。然而，完全放手不管的政府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经济活动自身具有洪水一样的能量，政府必须对其加以治理和疏导。即使在美国那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国会也要制定出各种规范经济活动的法律。西方社会各阶层对政府官员的“行贿”是公开的：以政治捐款的方式来控制竞选中的候选人，并且靠游说组织来影响当权者。在早期的西方社会，政治同样是相当肮脏的，“权钱交易”极为普遍。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各种新闻媒介使政府权力变得越来越透明，同时各种约束政客行为的法律也更加完善。西方的民主实际上是权力的市场化，其优点是具有优胜劣汰的“免疫机制”，从而避免了腐败官员像癌症一样在社会中蔓延。
从一方面来看，中国有着“官本位”的腐朽传统，只有民求官而没有官求民，这就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的历代王朝几乎都是在被腐败侵蚀得十分虚弱的情况下被推翻的。若要改变这种现状，只有让执政者竞争上岗，然后接受公众舆论的监督，这样才能彻底地清除腐败现象。从另一方面来说，儒家文化中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人生理想，因此在一个清明的社会中会出现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而且廉洁奉公的“士人阶层”。所以，西方的民主体制并不是中国所要模仿的样板，我们应该采用一种更先进的社会体制，也就是“人治”和“法治”的完美结合（详见“黄土蓝图-宪政篇”）。中国三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发展是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合力来推动的，这显然比西方国家完全依靠市场调节的国民经济效率更高。同样道理，中国如果实行了“人法合治”，政府行政的效率也会远高于西方国家。基督教是西方法治社会的精神来源之一，其基本假设是人人平等和大家都有“原罪”，因此法律的制定要力求精细，以免被人曲解和滥用。这样一来，西方的法律往往就充满了繁文缛节。例如，美国的税法有七万多页，难怪有人说这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如此繁杂的法律体系使社会各阶层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解释和执行，不仅使任何制度性改革变得举步维艰，而且也必然降低整个社会的工作效率。
“年年失望年年望，处处难寻处处寻。”此言几乎可以概括很多民主人士对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心态。如今，“习李新政”半年来的表现又让很多人失望了。当年在国共两党分道扬镳之时，中共的实力远比不上国民党，然而却能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成长壮大并且最终在大陆夺取了政权。如果把国共两党进行一个对比的话，就可以看出中共的优势：其一是有信仰和梦想，其二是纪律严明，其三是领袖英明。如今的中共已经面目全非了，信仰荡然无存，梦想只是升官发财，纲纪松弛，组织涣散，况且也没有毛邓那样的枭雄领袖。然而，习兄所主张的却是通过“党要管党”的方式来实现执政党的“纯洁性”，试图把中共恢复到三十年前甚至六十年前的精神状态，这种愿景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西方有句谚语：没有条件去实现的梦想就是迷幻。与其满怀信心地昂首阔步走向迷途，倒还不如胡哥如临深渊那般颤颤巍巍地“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眼下面临着对外争端的危机，国内的各种矛盾会暂时受到压制。一旦外部危机解除了，内部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六四那样的军事政变还会重演。也许到了那时一些执迷不悟的人才会幡然悔悟：除了宪政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够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