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复旦大学的黄洋被同学投毒致死的事件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冲击。然而，这也不免让人联想起以前发生的类似事件：1994年清华大学的朱令被同学投毒致残，1997年北大的王晓龙也如法炮制对同学下毒手。此外，一些人还把这种邪恶延伸到了国外，2011年北大毕业的旅美化学家李天乐用同样的手法毒害了其清华毕业的丈夫。这些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个是那些挤进中国最优秀大学的学生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另一个是整个国民的心态问题。
如果有人做一个统计的话，就会发现中国顶尖重点大学的同学之间的关系与普通大学相比显得更为疏远，很多班级毕业以后从来就没有自发组织过聚会。在这些大学里就读的大多数学生在高考前都是整个学校乃至区/县甚至地/市的佼佼者，倍受家长和老师们的宠爱和同学们的敬仰，同时他们也给自己设立了很高的人生目标。然而，一旦进入大学以后，仅仅有少数人还能够在班里保持名列前茅，结果大部分人都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等到考进了研究生院，很多学生对所从事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多大兴趣，可又没有别的出路。美国的研究生院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一半以上被录取的学生都中途辍学了；但是，在美国这并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人们会自豪地把这段经历写进个人简历并且发给求职单位。在中国则相反，采取了“严进宽出”的体制，“辍学”几乎就是失败的代名词。结果，研究生只能硬着头皮在那里苦干，内心的痛苦无法排遣，从而会产生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此时，如果同学之间再出现矛盾，一些道德修养差的人就会干出伤天害理的勾当。
中国高等学府里出现的这些现象也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从隋朝开创了科举制度以来，通过应试教育来进身仕途就成为了平民出身的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然而，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所注重的是培养统治阶级的梯队来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孔孟之道也就是指导人们如何先把自己修炼成“上等人”，然后再居高临下来“治人”的学问。在西方人们把儒家说学称为“儒教”，然而，它却没有多少关于如何做一个普通人的教化。与之相比，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人神二元”体系，其核心内容都是“人与神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大家都变得平等了，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公平。可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平民百姓与统治阶级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为了防止“水可覆舟”现象的出现，统治阶级希望把社会精英吸纳到自己的队伍中来，然后用愚民政策来使百姓驯服。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了国门之时，社会精英也曾经试图发奋图强地大搞洋务运动。然而，民智未开的百姓既不能迅速实现工业化转型，也不能团结一致地抵抗外来侵略。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似乎是站起来了，基础教育迅速得到了普及，在青少年中几乎消灭了文盲现象。然而，为了政权的稳固并且使国民变得坚强无畏，“仇恨教育”逐渐侵蚀了人们的心灵。正像当年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所唱的那样：“仇恨入心要发芽”；暴力革命被神圣化了，因此人人心中充满了一股暴捩之气，在文革时期大规模地爆发了。在文革结束之时，社会上曾经推出过“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宣传口号，无非是希望清理人们心中郁积的仇恨。然而，在人们处于极度贫穷的状态下，而国家开始推行原始资本主义政策时，一股贪欲之风又开始在全国泛滥成灾。在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整个社会风气也变得乌烟瘴气：上有贪得无厌的官吏，下有唯利是图的不法企业和商贩。如今，在中国生活还有什么让人放心的？食品中有大量添加剂，蔬菜中有残留农药，水中有重金属，酒中有塑化剂，家具和装修材料中有大量有毒化学溶剂，就连空气也被重度污染了。
很多工业化国家在早期都有类似的环境污染现象，例如两百年前的英国和一百年前的美国。然而，中国的环境污染与精神污染交织在一起，因此治理的难度会大大增加。佛教讲，人类灾难的根源就在于“贪嗔痴”，而这“三毒”却在中国轮番登场并且大行其道。如果人们不能及时地警醒，即使做到了富国强兵，人民也照样过不上幸福生活，各种灾难会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