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从会议前两天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近平兄将会扮演华国锋的角色，在前两代领导人的垂帘听政下“照过去方针办”。胡哥在大会报告中已经明确拒绝了“改旗易帜”性的深度政治体制改革，国内的一些吹鼓手们甚至号称：“中国已经走过了十字路口”。在此时刻，我们应该对中国的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基本纲领，也就是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民族”可以理解为国家的主权完整和不受外来势力的威胁，在毛泽东执政期间，中国基本上实现了这一目标。在历史上，中国多次受到过少数民族的侵略，还曾经两度亡国。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估计只要十万军队就能征服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在二战期间，如果没有国际反法西斯势力的介入，中国可定会被日本灭亡。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为什么在外敌入侵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涣散，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形容的“一盘散沙”。然而，共产党的最大特点就是组织能力强，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军事化社会”。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建国后不久，当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果断决定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世界人民的敬重。然而，二战以后美苏两国的武器系统逐渐向高科技发展，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战略战术，士气和武器在战争中变得同等重要。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还十分低下的时候，中国就开始了在尖端国防技术上的研究计划。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乞丐也要一根打狗棍。”十几年以后，中国在“两弹一星”项目上的成功初步确立了军事大国的地位，国土安全获得了保障。如今，中国又面临着海疆安全的挑战，大约还需要三十年的发展时间中国海军才能达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水平。眼下只能把日本舰队引诱到钓鱼岛附近，然后以陆基武器将其消灭，此后再端出核武来震慑美国和日本。
毛泽东执政期间的“军事化社会”政策把中国凝结成了一冰块，虽然在抵御外来侵略方面动员能力和战斗力都很强，可是却导致了民生凋敝的局面。邓小平执政以后，对外实行韬光养晦的政策，对内以改革开放为宗旨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三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沿着这样一条发展道路稳步前进，如今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如果按实际购买力来计算，中国有希望在十年内赶上美国。在过去的十年中，胡温在“分蛋糕”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例如，取消了农业税，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健全的法治体系，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官员的腐败变成了一对孪生兄弟。在如今这个共产主义信仰早已荡然无存的年代，同时人们又普遍缺乏宗教信仰的情况下，政府官员的干劲主要来自于个人收益和仕途升迁。当年，邓小平为了换取党内高层领导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积极鼓励其子女进入工商业，从而导致了如今普遍存在的家族性权钱交易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现象。例如，从个人角度来看，胡温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可是其子女在工商业方面的成功必然是得益于胡温的高位。“上行下效”是中国官场上的潜规则，既然国家领导人的亲属可以靠权力的庇荫来致富，那么自上而下的全国各级领导的亲属为什么就不能仿效？如今，这种腐败已经变成的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如果没有了这种“隐形腐败”，怎能吸引优秀人才去从政？中央又如何能用“反腐败”这根大棒来规范整个官僚体系？胡哥提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可是在中国出现了两个阶层，平民阶层和权贵工商联合阶层（权富阶层）。虽然各级领导口头上说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则是以“权富阶层”的利益为核心。因此，这个“权富阶层”贪得无厌的本性必然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畸形，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为下一轮疾风暴雨式的革命逐渐积累能量。所以，中国如今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只是眼下还没有发展到爆发的阶段。
在“民族”和“民生”这两个目标基本实现的条件下，中国迫切需要的就是在“民权”方面有所进展。只有建立起了以民主为基础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健全的法治体系，中国才能走上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现在，很多国人被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冲昏了头脑，盲目地相信中国的政治体制比西方国家更优越。其实，从历史上来看，短期内的高速发展都会带来致命的弊端，而持久的适度发展才是一条康庄大道。例如，清朝的康乾盛世使决策阶层变得固步自封，对当时西方突飞猛进的科技发展不屑一顾。与此同时，和平而繁荣的社会环境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结果在一些人口过剩的地区开始出现了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农民起义；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而大兴文字狱，妄图消灭任何“不和谐”的声音，结果进一步加剧了自我封闭状态。如今，中国的高速发展同样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其一就是房地产泡沫，其二是地方财政赤字，而这两个危机还形成了正反馈机制，这是一条十分凶险的不归路。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有一些人热衷于“全盘西化”，觉得这是根治中国各种痼疾的万灵药。西方思维方式的一个弱点就是“概念化”或“绝对化”；其实，民主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连续变量。因此，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民主度”，中国在0.2左右，而美国在0.9附近。其实，“民主度”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最佳状态应该在“黄金分割”的0.618。
在此次美国大选期间，罗姆尼在一个富人参加的募捐会上说，他根本就不寄任何希望那47%不纳税的美国人投自己的票。此言一出，舆论一片哗然。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不纳税的人的确都投民主党的票，如果美国的经济持续低迷，四年以后不纳税的人口比例上升到了51%以上，到时候共和党怎么办？这就是过度民主的一个灾难，会出现穷人与政府联合起来共同欺压富人的现象，结果富人远走高飞，社会进一步贫困化，正反馈机制开始运转起来。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中美两国进行一场国际象棋大赛，中国由五名顶尖高手参赛，而美国则由所有知道象棋基本规则的人共同投票来决定走每一步棋，其比赛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由此看来，寡头统治是否比民主政体更优秀？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棋类比赛与政治不同，它不涉及经济利益问题。因此，最佳的社会制度应该确立一个选民标准，如果这个标准太高则会给少数人以权谋私的机会，如果标准太低，则会导致鼠目寸光的政策和腐朽堕落的文化。就在此次大选投票中，华盛顿州和科罗拉多州的选民决定大麻合法化，而联邦政府依旧认定大麻为违禁的毒品。林肯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洋三民主义”，可是人民群众的意愿是否就都是合理的？美国的独立宣言把追求个人幸福当作天经地义的权利，如果人民根本就不想节制饮食和锻炼身体，而是想喝酒，赌博和吸毒，而且还想不劳而获，是否民选政府就应该去满足这些要求？
中国眼下最大的危机来自于基层政府。在过去，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以大家庭为核心，遇到灾难大家能够彼此照应。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延续，这种大家庭正在逐步消失，而个人主义文化却在泛滥成灾，因此中国又开始逐步退回到了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就像一块铁块熔化成了铁水，正好可以浇铸成一个崭新的形状。在未来中国民选的基层政府应该建在县这一级，这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所在。正像一株植物一样，只有根基坚固发达才能正常生长发育。最后讲一个寓言：一个人退休以后想在自家院子里种点瓜果蔬菜，在春天他开始翻地，然后又施了很多氮肥，在他的精心耕作下，秧苗长势十分喜人。可是到了夏天，他发现这些植物很容易倒伏，请教了专家以后他就买了很多钾肥，施了这些肥以后茎杆果然变得挺拔起来。可是，到了夏秋之交时刮了一场大风，结果他辛辛苦苦种的植物全被刮倒，半年的辛苦付之东流。他大惑不解地又去请教专家，结果这才恍然大悟；由于没有施磷肥，植物的根系没有长好，所以才被大风刮倒。“三民主义”就像氮磷钾这三种主要肥料，在“民权”极度缺乏的时候，仅仅在“民族”和“民生”这两方面大做文章，只能把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