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以后，莫言今年又摘得了文学奖。然而，在科学领域，本土的中国人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当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人觉得原因之一是中国人的权威情节。爱因斯坦说过：“盲信权威是追求真知的最大障碍。”（”Blind belief in authority is the greatest enemy of truth.）
中国人的权威情节主要来自于儒家文化，然而，这倒不能归咎于孔夫子本人，而是历代帝王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所逐渐强化的。如果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反观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技术而无科学。中国人常常借四大发明而引以为豪，然而，这些东西还都停留在技术层面。当西方人了解了这些技术以后，就借助科学方法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反过来使其成为了侵略中国的利器。技术是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而科学则涉及到是非问题，因此往往会与权威发生冲突。
在西方的中世纪，天主教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出现了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地心说”与“日心说”的争论是人们所熟知的，可是，其中的一些细节特别耐人寻味。由于害怕遭到教廷的迫害，哥白尼在去世以后才敢发表“日心说”。当时的科学界对此并不认可，因为按照人们根深蒂固的宇宙观，观测结果并不支持“日心说”。那时，人们把太阳与其它恒星划归一类，因为它们的轨道都是圆形的，因此认为它们到地球的距离也都差不多。如果地球绕太阳转的话，那么所有的恒星轨道就应该出现很大偏差。所以，当时最“符合”观测结果的学说是这样的：内层行星（水星和金星）绕太阳转，而太阳和其他所有星星都绕地球转。当伽利略提出支持“日心说”以后，教廷的人就开始跟他“喝茶”，规劝其改邪归正。当看到伽利略死不改悔的态度以后，教廷的人就做了一些让步：如果伽利略只把“日心说”当做一种整合观测结果的一种“技术”，而不是“科学”，教廷就会高抬贵手。遗憾的是，伽利略就是执迷不悟。。。
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科学界内部。傅立叶变换在很多学科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实，傅立叶是一名物理学家，他在研究传热问题时发现了傅立叶展开公式。此外，他还总结了热传导的规律，也就是傅立叶定律。可是，当他想发表其科研成果时，遭到了权威人物拉普拉斯的强烈反对。在十九世纪初，关于“热”这个概念存在着两种学说：其一认为是一种运动形式，其二认为存在一种传导热的物质媒介，就像电子传导电流那样，并称其为“卡洛里”。这两派在当时争论不休，而大科学家拉普拉斯就坚持后一种观点。傅立叶为了发表自己的科研成果，就想出了一个超越这场争论的办法，声称自己的结论只是总结了实验现象，而不涉及“热”的实质。拉普拉斯看到这个声明以后才开了绿灯，傅立叶定律从此得以面世。由此可见，权威对“技术”都会网开一面，而对任何挑战是非观念的“科学”则毫不留情。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库恩（Thomas Kuhn）发表了举世闻名的科学发展学说，从而使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实现了一个飞跃，从此“真理”被请下了神坛。在库恩看来，科学理论都经过以下几个时期：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概念体系转变（paradigm shift）。在“前科学”时期，面对同样的实验数据同时存在着多种学说对其加以解释，大家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然而，进入“常规科学”时期以后，一种理论脱颖而出，而其他学说都变成了“异端邪说”。可是，随着科研向纵深发展，开始出现一些难以解释的“反常”现象；随着这些“反常”实验结果的积累，人们对理论开始产生怀疑，此时就进入了危机期。此后，整个概念体系发生了重新定位，出现了新的理论，“反常”现象得到圆满解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其中的一例，从此绝对的时空观被物理学家所抛弃。爱因斯坦的天才在于，当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存在危机时，他就已经提出了新的理论。
库恩的理论来自于对自然科学发展史的反思，其实，它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从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实际上也可以看出这样的发展进程。周朝建立的封建制在战国时期就走到了危机期，结果导致了中央集权制的出现，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期，推翻了满清王朝以后开始了共和国时期。如果进一步分析，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毛泽东时期的共产党政府都十分短暂；邓小平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实际上是开始了一个“前科学”时期。然而，经过了三十年的摸索，如今就到了建立起“正常科学”的阶段了。如果大家都“摸上了瘾”，认为这种状态可以持久下去，那就会导致长期的混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