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出门旅游，有幸见到了很多野生动物，感慨颇多。如果把西方人比作野兽的话，东方人则类似于家畜。这个差别反映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教育和政治领域尤其明显。
东方的教育体制是灌输性的，就像给家畜喂饲料一样。结果学生的知识比较丰富，但是求知欲却不强。西方的教育体制给学生很多选择的空间，就像野生动物可以自由选择食物那样。这两种教育体制的所产生的结果也是很不相同的，在东方培养了大批吃苦耐劳的劳动大军，而在西方则产生了少量的杰出人才。苹果公司的运作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研发部门留在美国，而生产则外包到中国。现在，有些美国人士质疑苹果公司没有在本土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也许他们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在富士康工作的“家畜”都会跳楼，“野兽”怎么可能忍受那么枯燥的工作环境？
每年到了诺贝尔颁奖的时候，在中国都会听到一片叹息声。钱学森先生在晚年也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一次本人和一位知名教授谈起早年的经历，才得知他的童年是在贫民窟里度过的，在那里充满了懒惰和犯罪。然而，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中，这位教授却能够一步步地走向成功，一方面显示了他内心的强大驱动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教育体制的宽松和包容。还有一次到另一位知名教授家去做客，发现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先生的孩子才上初中。仔细一打听才知道他年轻时为了做科研和妻子离了婚，直到四十多岁才另结良缘。由此可见，大部分西方人做学问是出自内心的爱好，而大部分东方人则往往是为了追求功名。
饲养家畜不仅要调配饲料，而且还要择优配种。然而，“优”的标准是什么？除了体格健壮以外，“温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其实，家畜都是从野兽中驯化出来的，经过不断的选择，那些野性难驯的动物都被淘汰掉了，最终形成了温顺的家畜。中国两千年的世袭专制体制就像这样一个“人工选择”过程，结果逐渐造就了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顺民特性。中国历史的总趋势是皇帝越来越无能，同时却越来越残暴。在唐朝大臣们和皇帝是可以平起平坐的；到了宋朝，大臣们只能站立面君，但是并没有性命之忧；到了明朝，大臣们只能诚惶诚恐地跪在皇帝面前，这才出现了伴君如伴虎的情景。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所选择的就是那些唯王命是从的人，所以历代帝王都对孔子极力吹捧。然而，儒家思想的熏陶毕竟还是对这些官员的道德修养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如今在中国的官场上连这么一点道德底线都没有了。举一个驯牛的例子可能会有一点启发性，古时候的牛还野性十足，见到嫩草就吃，根本就不愿意拉犁耕地。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一头半大的“牛少年”与一头被驯服的成年牛的犄角绑在一根棍子上，让两头牛一起耕地。由于“牛少年”力气不足，所以只好跟着这个被驯服的老兄一起耕地，久而久之自己也被驯服了。中国的官场实际上就是一个“驯牛场”，如果上级五毒俱全，下级也只好近墨者黑，否则就会被淘汰。由此可见，腐败不仅是自发产生的，而且还有很强的传染力。如果中国不在近期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社会必将一步步走向腐败的深渊。
野兽的繁衍过程没有人工干预，全靠物竞天择。所以，在西方社会里“竞选”就是其政治体制的一个核心内容。“竞选”和“钦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淘汰过程，前者注重的是能力，而后者则更强调顺从。“竞选”所产生的是强者，而“钦定”所选择的是弱者。在中国从上至下各级官吏掌控着社会的命脉，如果让这些大小庸官和贪官来管理中国，那么其前景毕竟是十分黯淡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过分强调所谓的“长幼有序”，而把竞争视为大逆不道。然而，历史上的很多明君都是靠“篡位”而上台的。例如，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哥哥李建成，并且逼迫其父李渊退位，这才开创了贞观之治。明朝的朱棣也是从其侄子手里夺得了皇位，然后迁都北京，这才保住了北方的半壁江山，否则明朝很快就灭亡了。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牛羊的犄角，就会发现其并不指向前方，而很多羚羊的犄角还是向后卷曲的。这似乎有些费解，因为向前方生长的犄角更有利于防御猛兽。然而，这样的犄角在于同类竞争中容易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结果被自然选择所淘汰了。中国人的“窝里斗”是臭名昭著的，因此必须制定严密的竞选规则和健全的政党结构，否则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就会走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