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点之间的距离以直线最短”，这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公理。然而，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自然形成的河流，就会发现都是千回百转的，其原因在于河水的流动有其自身的不稳定性。人类的历史常常被比喻为历史长河；如果人们追溯其演化的轨迹，就会发现与河流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今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人们的思维定式开始对社会形态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很多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能够正常运转的社会制度都会遇到严峻的挑战。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其一是直觉（右脑），其二是概念（左脑）。如果用信息技术的语言来描述，前者类似于模拟信号，而后者则相当于数字信号。在电子工业的演化过程中，模拟技术的地盘总是不断地被数字技术所侵蚀，因为数字信息更便于处理，传送和存储。人类也是如此，直觉正在逐渐退化，取而代之的是概念化思维。在概念之上，人们还建立起了很多理论，从而可以解释复杂的客观现象和预测未来。然而，概念和理论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便利，也产生了蒙蔽。
在科学技术领域，实践和理论是相辅相成的。首先，人们通过实验和观察来总结理论，然后再利用理论来指导实践；这是一个无休止的循环往复过程。任何经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家都应该对理论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俗话说：“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当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整个概念体系都要重新定位，这就是人们所说的Paradigm Shift。然而，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训练，结果就会死抱着一些过时的观念和理论不放。心理学界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了人类的一种思维定势：观念的自我肯定（Confirmation Bias）。也就是说，人们一旦形成了一种观念，就会用此作为过滤器来接收信息，任何与之矛盾的信息都被过滤掉了。因此，人们看到的现象都是支持这种观念的，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种牢不可破的信仰。例如，当人们仰望夜空的时候，就会发现日月星辰都是围绕地球运动的，因此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尽管观测结果证明有一些星星的轨迹很特殊，人们的信仰也并未发生动摇。直到出现了日心说和大量的观测结果，人们才不得不放弃地心说。
科学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之上，然而，实验的领域毕竟是有一定局限的。在无法进行实验的领域往往会形成同时并存的几种理论，世界上所出现的各种宗教就是其中的一例。在任何虔诚的信徒心里，只有其信奉的宗教经典是世界上颠扑不破的真理，无论其中的某些观点多么荒谬绝伦。在科学与宗教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很多社会问题就落入其中。由于社会现象过于复杂，简单的理论模型很难奏效。在实验方面，只能借鉴历史来进行一些总结和推测。因此，在社会问题上人们往往也会形成不同的观念，在自由社会里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就形成了政党。汉语的“党”字含有贬义，其繁体字的构成可以解释为在黑屋子里秘密集会的一群人，因此有“结党营私”这个成语。英语的“党”字比较中性，只不过代表一群意气相投的人。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纲领，而任何纲领总是有所偏颇的。例如，美国的民主党主要关心社会下层人士，而其对手共和党则更关注富裕阶层。共产党当初曾经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使其扩展到更广泛的不同社会阶层。
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在一个社会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之路这个问题上，只有在未来才能看到其中一种方案的实验结果。因此，在任何时刻人们总会有不同的观点，出现一些争论是难免的。面对这个问题有三种解决方案。其一是思想专制，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漫长的黑暗历史时期，在中国儒家思想专制了两千年，在欧洲天主教专制了一千年，而伊斯兰教的专制在很多地区至今还未解除。其二是完全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然而，这种思想界的混乱状态往往与社会的动荡是密不可分的。其三是可控而有限的争论，宪政社会体制就属于此类。宪法可以维护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和规则不受侵犯，而多党制则可以避免形成思想专制。
在世界上实行宪政体制的国家中，竞选的规则也是千差万别。例如，在墨西哥禁止候选人之间彼此攻击的广告，而在法国则禁止任何竞选广告。美国的竞选活动可以说是最丰富多彩，在此次竞选中就连民间团体都可以集资参与。此外，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对选民的年龄严加限制。心理学实验表明，年青人和老年人的观点都比较偏激，很容易陷入“自我肯定”（confirmation bias）的误区。青年人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因为他们接受了多年的知识灌输，还没有机会深入接触社会。老年人容易犯经验主义错误，其思想往往过于保守而难以适应社会的变迁，特别是受教育程度低下的社会群体。因此，这两类人群都不适合参与政治活动。
多党制给各种不同的社会理念提供了生存空间；然而，选民的心态毕竟还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如果对选民资格不进行规范，结果整个社会就会被一些非理性因素所左右。目前西方国家的一个普遍社会问题就是“政府依赖综合症”，这与人们对药品的依赖十分类似。在美国很多人对止痛药产生了依赖，而其起因往往是多年前的一次外伤。当时为了止痛，医生给开了一些止痛药。病人服用以后，不仅疼痛消失了，内心里还感觉到一种异样的安宁。这种境界是修道人要经过多年打坐才能达到的，如今服用一两片止痛药就可以轻易实现。当伤痛痊愈以后，人们依旧十分留恋这种安宁的心理感受，结果就继续服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服药的剂量需要不断提高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久而久之，人们就陷入了药物依赖的泥潭而无力自拔。如果把美国自作个人，那么最初的那次伤痛就是上世纪的大萧条，而止痛药就是从罗斯福到约翰逊执政期间启动的社会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和医疗保险法案（Medicare and Medicaid）。如今，美国就像一个患有药物依赖的巨人，尽管在世界上东征西讨，却奈何不了自身的心理疾病。
为了避免重蹈西方民主国家的覆辙，中国在政党之上还需要一个由社会精英组成的核心，以便规范各个政党和民众的非理性行为。此外，在近期内也需要把政党的体系暂时固定下来，并且在全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组织。另外，从人治到法治需要一定的过渡期，因此在法治的基础之上也需要一些人治的补充。本人提出了一个介于西方的民主制与东方的集权制之间的社会体制（黄土蓝图—宪政篇），希望和关心中国前途的朋友们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