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安维稳遗患深

历史有时会出现轮回,如果我们希望以史为鉴的话,不妨寻找一下与新中国相对应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曾经对秦始皇一往情深,所以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可以对应于秦朝。此后,邓小平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政策,这与汉朝初期的国策颇相类似,如今我们就处在“文景之治”的末期。接下来,汉武帝时期就要开始了。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封建专制体制形成于秦始皇,而定型于汉武帝。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灭六国,重新统一了中国。为了打造出一个坚如磐石的国家,他雄心勃勃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首先,用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其次,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此外,还统一了货币和交通工具。另外,为了彻底摆脱匈奴入侵所造成的威胁,他从全国召集大量民夫来修长城。然而,秦始皇的某些维稳措施恰恰导致了秦朝的迅速覆灭。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秦国的崛起靠的是彻底的法治,秦朝的灭亡也根源于缺乏变通的法治。任何法律的制定都要因地制宜,而不能生搬硬套。况且,法律的推行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只有人们达到了从心里认同的时候法律才能得到有效实施。在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已经实施了一百多年,而秦始皇却希望刚刚被征服的六国人民马上接受秦法,这肯定是行不通的。例如,按秦法规定,如果被征召的民夫不能按期到达集结地点就要杀头。这条法律虽然可以在偏居一隅的秦国实行,可是在统一中国以后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依然沿用就出了问题。率先举起义旗的是陈胜吴广起义,其起因就是在公元前209年九百名征夫在安徽遇到大雨而无法按时到达北京。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项羽和刘邦就是其中的两支起义军。公元前207年,刘邦率领的起义军轻而易举地攻入了首都咸阳,秦朝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就寿终正寝了。在此后的楚汉相争期间,处于劣势的刘邦一方面网络了很多优秀人才,另一方面以招降纳叛的方式建立起了广泛的统一阵线,最终在公元前202年战胜了项羽,扫平了群雄,从而建立了汉朝。

汉朝建立之初面临着很多挑战,主要可以归结为三条:民生凋敝,叛乱不止,匈奴入侵。公元前200年匈奴大举入侵,刘邦亲率军队在击败匈奴的先头部队以后冒然轻进,结果被匈奴主力围困在山西大同的马铺山(白登山)。要不是陈平靠巨额贿赂买通匈奴,刘邦肯定无法生还。领教了匈奴的厉害以后,刘邦就改变了对外政策,开始采用进贡和“和亲”的方式来避免战争。尽管匈奴依旧连年骚扰,但是并没有吞没汉朝的野心,刘邦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平息内乱。当年为了战胜项羽,刘邦网罗了很多地方武装势力,平定天下以后只好给这些人分封一些领地。不过,他听从了张良的建议,没有完全恢复周朝的分封制,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分封加集权的“郡国制”。由于当时据秦统一中国只有二十年左右,被消灭的六国贵族心里还有复国的梦想,刘邦就将这些国的十几万名门望族迁居到首都长安附近的地区定居。在经历了连年战乱以后,国民经济十分萧条。刘邦吸取了秦始皇的教训,采用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来恢复生机。到了刘邦在公元前195年去世时,汉朝的江山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刘邦去世以后,吕后所生的儿子刘盈即位,当时只有十七岁,所以实际上是其母后大权独揽。吕后这个人在政治上是很有才干的,刘邦的那些旧臣被她玩弄于鼓掌之中。而且,吕后也没有采取任何倒行逆施的政策,仍旧延续了刘邦主张的休养生息的国策。然而,在道德品质上吕后则是一个残暴和卑劣的人。刘邦刚一去世,吕后就极端残忍地杀害了刘邦的宠妾戚姬,并且毒死了戚姬的儿子赵王如意。与其母亲的性格截然不同,刘盈倒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看到母亲的残暴行径,他内心十分痛苦,只好采取弃朝理政的消极对策,七年以后抑郁而终。自己唯一的儿子死了以后,吕后更加心理变态,又接连杀了刘邦的三个儿子。到了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时,刘邦的八个儿子中只有两个幸存下来:吕后喜欢的刘长和不屑一顾的刘恒。

刘恒的母亲薄姬本是项羽手下将领魏豹的妻子,韩信将魏豹打败以后就把她送给了刘邦。薄姬身体比较虚弱,但有几分姿色,生了刘恒以后就被刘邦忘得一干二净。后来刘恒被封王,薄姬就离开了刘邦,和儿子一起到晋阳去了。从此这母子二人就在吕后的视野中消失了,所以才没受到迫害。吕后去世以后,吕氏家族有篡汉的野心,陈平和周勃等开国功臣与刘氏宗室里应外合,起兵剪除了吕家势力,拥立刘恒为帝,他死后被称为汉文帝。也许是由于出身的缘故,刘恒做事谨小慎微,延续了刘邦的轻徭薄赋的政策,是个优秀的守成之君。他明知很多分封的诸侯有不臣之心,但是却不加以铲除。当匈奴来犯之时,他组织了一些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但并不与之纠缠。汉文帝在位的23年中,汉朝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内忧外患并没有根本消除。

汉文帝去世以后,太子刘启即位,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汉景帝。刘启这个人心恨手黑,如果用现代的术语来描述则有些心理疾病(Psychopathy)。其实,古往今来世界上很多独裁者都有这种心理特征,社会上的很多冷血杀手也是如此。已故的心理学家Linda Mealey认为这种心理特征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一种结果;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拥有一颗冷酷的心反而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少年时期,刘启在与吴王刘濞的长子下棋时发生争执,就拿起棋盘将其砸死了。刘濞从此怀恨在心,就称病拒绝上朝。当时汉文帝心里觉得很对不起这位堂兄,就允许他不用到首都来面君的特权。结果刘濞就开始扩充自己的实力,并且拉拢周围的诸王结成联盟。刘启登基以后不久就采纳了老师晁错的建议开始削藩,刘濞果然领头造反,“七国之乱”拉开了帷幕。其实,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正如晁错所说,刘濞早也是反,晚也是反,不如趁其羽翼未丰之时除之。“七国之乱”开始之时,刘濞为了名正言顺而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此时刘启对能否平息叛乱并没有把握,就答应了叛军的要求,把晁错腰斩于市,还灭了其九族。“清君侧”的目标实现了,可是叛乱并没有就此终止,反而愈演愈烈。刘启只好派遣周勃之子周亚夫统帅人马平叛,几个月就击垮了叛军,刘濞在逃亡他乡时遇害。“七国之乱”平息以后,汉室的直辖郡占了多数,诸侯王的势力大为削弱。然而,汉景帝在晚年又担心周亚夫拥兵自重而威胁汉室,就巧立罪名将其下狱,性格刚烈的周亚夫在狱中绝食身亡。

经过汉文帝和汉景帝两朝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匈奴的连年入侵面前还是显得束手无策,所以只好继续采用“和亲”的绥靖政策。面对来无影去无踪的匈奴铁蹄,汉朝的步兵根本就没有作战能力,只能固守一些城池。在汉景帝时期,汉朝也开始养马和发展骑兵,这为汉武帝将来与匈奴作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汉高祖刘邦十分好色,汉景帝也是如此;由于酒色伤身,刘启48岁就去世了。当时太子刘彻(156-87 BC)才十六岁,所以朝政大权控制在祖母窦太后手中。直到她在公元前135年去世,二十一岁的刘彻才真正开始执政。刘彻在位五十四年,是个颇具雄才大略的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被称为汉武帝。

汉武帝亲政以后改变了向匈奴妥协的政策,开始积极备战。公元前133年汉朝与匈奴之间爆发了马邑之战,从此双方展开了的长期战争。匈奴人虽然英勇善战和刀马娴熟,但是兵力毕竟不足,又缺乏稳定的后勤保障,武器装备也相对落后。例如,由于冶铁技术不发达,匈奴军队的大部分箭头都是骨质的,根本穿不透汉军将领所穿的铠甲。经过了十几年的苦战,汉朝军队逐渐占了上风。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率大军挥师北上,消灭了退却到漠北的匈奴主力,彻底解除了在北方的军事威胁。从此汉朝收回了河套地区,夺取了河西走廊,将汉朝的边界从长城沿线向北推至阴山一线。唐朝的王昌龄有诗曰:“但使卢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为了打击匈奴,汉武帝还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各国建立统一阵线,最终打通了“丝绸之路”。漠北之战以后,汉武帝采用了派遣使者,军事征伐和组织商队多管齐下的政策来开发西域。“丝绸之路”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农业方面引进了很多有价值的农作物,例如胡罗卜,胡椒,黄瓜,菠菜,葡萄,石榴和核桃等。此外,佛教当时开始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传播,到了东汉时期则由此传入中国。

在与匈奴作战的同时,汉武帝也开始削藩。为了避免“七国之乱”的重演,他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于公元前127年颁布了“推恩令”。这是一项构思精巧的政治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就是取缔自古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从而使那些王侯们所有的儿子都能分到一份领地,所以“推恩令”也被称为“雨露均沾法”。从表面上来看,那些王侯们的权益并没有受到损失,而实质上则使他们的领地分崩离析了。由于刘氏宗室有好色的遗传基因,很多诸侯王都有很多儿子。例如,刘备则祖上中山靖王刘胜竟然有一百二十个儿子。这些诸侯王即使有再大的领地,几代人下来也就分光了。因此,一百多年后到了王莽篡汉的时候,刘氏宗族已经发展到了十几万人,王族出身的刘秀(汉光武帝)已经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可以这么说,一纸“推恩令”没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汉朝的所有贵族,从此再也没有可以挑战皇权的割据势力。

汉武帝亲政后还进行了文化改革,儒家的地位开始上升,“文景之治”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道家思想受到排斥。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方学者到长安来讨论文化问题,董仲舒提出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从此,中央集权制找到了与其相应的“文化基因”,王权与儒教彼此相互加强,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纵观世界历史,任何长期存在的社会制度都有与之相应的文化。秦始皇曾经幻想自己打下的江山可以传至万世,但是他却忽视了文化的因素,结果如此强盛的王朝十几年就终结了。

在化解了内忧外患和奠定了文化基础以后,汉武帝的统治变得稳如泰山,此时其专横霸道的性格就开始显现。公元前99年,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五千步兵深入敌后千里去攻击单于的王庭,结果被匈奴的几万骑兵围困。汉军将士英勇奋战,击退匈奴军队的多次进攻,杀敌上万,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弹尽粮绝,只好化整为零分头突围,结果只有大约四百人回到了汉营。李陵在突围途中被匈奴兵马追上,他可能想起爷爷李广曾经被匈奴俘获后侥幸逃脱的事,就向匈奴投降了。匈奴单于的心胸还是很宽广的,李广家族世代与匈奴作战,如今又损失了那么多将士,他非但没有处死李陵,反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李陵投降匈奴这事在朝野引发了轩然大波,其实这是一次战略上的失败。作为这次军事行动的发起者,李陵有因贪功而轻敌冒进的责任;然而,作为三军统帅的汉武帝本人也有战略部署和协调指挥上的责任,后人甚至认为汉武帝和貳师将军李广利为了置李陵于死地而故意不去增援。在商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时,满朝文武都认为应该从重处置,而太史令司马迁则为李陵辩护。汉武帝十分震怒,将司马迁下狱并处以“腐刑”。

汉武帝所采取的这些治国方略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巩固王权。在短期内他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其长远影响却十分有害。中国在春秋战国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那些贵族的其他儿子没有可以继承的领地,但是却受过良好的教育,结果就成为了“士”。这一“士人阶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先锋,当年包括商鞅在内的很多变法家都属于这一阶层。汉武帝的“推恩令”一方面消灭了基层的统治者,把中国变成了一盘散沙;另一方面也消灭了“士人阶层”。与此同时,汉武帝所推行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一种思想专制,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士文化”从此终结。汉武帝晚年的残暴专制甚至剥夺了大臣们表达自己真实观点的权利,为此后的历代帝王树立了一个极端恶劣的榜样。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以“弱民”和“愚民”为代价来巩固自己的王权,结果使得中国在外敌入侵面前显得软弱不堪。其实,毛泽东的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人的话,人民当然就是身体,而人民之中的精英就相当于神经系统。人民是国家力量的源泉,但是如何协调和运用这种力量却是由精英阶层来决定的。汉武帝的所作所为不仅导致了社会细胞的活力下降,而且还使社会的神经系统进入了休眠状态,从此中国就变成了“睡狮”。毛泽东尽管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却无情打击社会精英,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导致了社会动荡和经济萧条,使中国再一次走进了死胡同。

在同一时期与汉朝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在地中海沿岸建立起来的罗马共和国和此后的罗马帝国。公元前509年,罗马城的人民起义,驱逐了外族的国王Tarquin the Proud,建立起了罗马共和国。“共和”(republic: res publica)的含义是指政府的运作是全体人民的公共事务,这是对君主制的根本否定。但是,在那个时代是无法实行现代的民主体制。尽管罗马的国民议会有一定的发言权,实际上罗马共和国的权利掌握在三十家贵族手中,他们控制着元老院(参议院),而且每年选出的两个“执政官”(Consul)也来自这些贵族。靠着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明智的对外政策,四百年以后罗马共和国就从罗马城那个弹丸之地扩展到了整个地中海沿岸。然而,连年不断的军事征伐使军人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此时出现了军人干政的现象。公元前49年凯撒靠军事力量把自己的权利置于元老院之上,从此开始了罗马帝国时代。公元前44年凯撒在元老院遇刺身亡,凯撒的侄子Octavian最终战胜了对手,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接受了凯撒的教训,谦称自己为“第一公民”(princeps),这也就是白宫的主人被称为“第一家庭”的来历。与中国人民那种任人宰割的“草民”地位不同,罗马公民拥有个人的尊严和广泛的权利,这一点从《圣经》中保罗的经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如今中国徒有“共和国”之虚名,而人民却没有相应的尊严和权利。其实,公民权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奢侈品”,而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所在。这就像一个人,如果他全身的细胞都存在缺陷,此人无论采取什么保健措施也毕竟无济于事。胡哥主政之初就抛出了“以民为本”的口号,可是却迟迟见不到实质性的行动。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是不能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实施,胡哥提出的“顶层设计”观点是正确的,可直到如今人们连设计蓝图的影子也没看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固然有很大难度和风险,可是一味拖延的危险就更大。改革就像蛇蜕皮的过程一样,在旧皮蜕去而新皮还没有长好之前这段时期是很容易受到外敌伤害的。可是,如果不抛弃掉这层旧皮,就无法进一步发展。社会的稳定可以分为两种:静态稳定和动态稳定。中国需要从封建专制社会的静态稳定过渡到现代化社会的动态稳定,如果借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也就是每个人在追求个人梦想的同时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在实施政治体制改革之前,中国需要打一场仗,从而可以赢得二十年稳定的国际环境。目前,喝狼奶长大的这一代将领执掌着中国军队,因此其战斗力是处在一个巅峰之上。从国际环境上来看,欧洲还笼罩在债务危机的阴影之中,美国因大选临近而不敢有所作为,俄国普京重归总统宝座以后也会对西方产生一定的牵制,而且伊朗的核危机也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所以今年正是用兵的绝好时机。而日本却错判了国际形势,一再挑战中国,正好提供了一个打击目标。如果担心国际影响的话,可以与马英九政府协商,让台湾把青天白日旗插到钓鱼岛上,引诱日本开战。日本民族那种心态肯定不会容忍自己曾经占领过的台湾来挑战自己,日本海军一旦开火,大陆就可以将其一网打尽。此后对日本暗中放话,如果不投降的话就将日本彻底毁灭。日本民族一向欺软怕硬,一旦打断了其脊梁骨,就会变得百依百顺。这场仗的关键是速战速决,千万不可拖得太久。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事先要和台湾就钓鱼岛附件海域的专属经济区的划分达成协议,以免将来为此而发生纠纷。此外,中国可以答应马英九,战胜日本以后就可以把瞄准台湾的导弹撤走。美国到时候肯定会派几艘航母来虚张声势一下,其实根本不敢靠近钓鱼岛海域,否则那些些瞄准台湾的导弹就不用撤了,换个目标就行了。此外,美国在阿富汗还有几万部队,一旦与中国交战,这些人就别想生还了。另外,美国的经济刚刚出现一点复苏的迹象,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重返萧条,所以奥巴马必然会千方百计地避免争端。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错失了今年开战的大好时机,等欧洲恢复了元气,美国大选结束了,并且从阿富汗撤军完毕,西方列强就会联合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来围堵中国,到那时就会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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