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王立军事件给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蒙上了一层阴影，薄熙来的政治前途似乎受到了重创。然而，透过这一事件，我们也可以深挖其社会和文化的根源。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体制和精神文化的改革，人民才能避免“治”与“乱”的双重劫难，国家才能走上健康持续的发展坦途。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薄熙来在重庆所搞的“唱红打黑”是很有成效的，也深得民众的支持。然而，以“文革”的方式来整顿社会秩序必然产生一系列弊端。黑社会组织就像社会的毒瘤，对人民群众往往带来很大伤害。然而，正像在医学上治疗癌症的方式那样，有些医疗手段的副作用也十分严重。首先，出现了黑社会组织这种现象本身就反映出了社会的健康状态不良，因此只有进行深入的社会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消灭黑社会。其次，当黑社会的势力十分猖獗时，也不得不采用一些严酷的手段，就像用以外科手术的方式来切除肿瘤那样。中国自古以来一贯靠严刑酷法来维持社会稳定，这就像“化疗”的过程那样，既压抑了肿瘤的生长，也扼杀了肌体健康发展的生机。
从新闻报道介绍的情况来看，王立军还是一个比较清廉正直的人。然而，中国的公安系统在体制上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结果这样一位“打黑英雄”竟然自身难保。如果回顾一下“文革”的话，当年就连堂堂的国家主席都落得个屈死狱中的下场，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出“人治”的后果。在西方的很多影视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执法人员被法律束缚了手脚，结果使一些黑社会分子逍遥法外。然而，如果放弃了“法治”而完全靠“人治”，在短期可能会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是长此以往的话不仅会使很多无辜百姓受到伤害，而且还会导致执法人员的腐败。当年王立军在铁岭时提拔的几位手下最初可能都是一些勇敢而干练的警员，正是这种过度“人治”的腐朽制度使这些人腐化堕落，因此并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王立军身上。我们千万不要低估社会制度对人的影响，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就像一个自然的生态环境，适宜在这种社会中生存的物种就是那些没有健全人格的奴才和欺下瞒上的贪官污吏。
斯坦福大学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在假期里腾出一层宿舍楼将其改装成监狱，然后让一些学生志愿者扮演囚徒在此生活，而另一些学生则扮演狱吏监督这些囚徒。经过几个星期的实验以后这些学生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可是，对这些学生所进行的跟踪实验显示：那些曾经扮演过囚徒的学生出现了被动服从的趋势，而那些扮演狱吏的学生则变得咄咄逼人。这个实验结果报道以后，人们感到十分震惊，仅仅几个星期的生活居然能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我们也可以联想一下，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体制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广大人民群众沦落为囚徒，而统治阶层则成为狱吏。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防止在新中国形成新的“狱吏阶层”，所以他要每过十年八年搞一次全民政治运动来推翻“当权派”。毛泽东虽然看清了封建专制社会的本质，可是却没有跳出这种“囚徒-狱吏”困境，他想做的只不过是定期地交换囚徒和狱吏的角色。当人民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他们对那些由“狱吏”变成了“囚徒”的领导阶层同样采取了残酷无情的镇压手段。与此同时，这些刚刚从“囚徒”转变成“狱吏”的群众彼此还展开了内斗，因为只有把一部分人变成“囚徒”踩在脚下，才能感受到自己当“狱吏”的滋味。解决这一“囚徒-狱吏”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起健全的公民社会，把“人治”的权限置于“法治”之下，在多党制的基础上各党派轮流执政。
薄熙来此次采取“弃车保帅”的策略抛弃了王立军，显得有些薄情寡义。然而，如今在中国的官场上充斥着那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庸官，这些人只能使中国一步步逼近各种矛盾同时爆发的临界点。与之相比，薄熙来倒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才，就工作魄力和能力而言目前还无人能出其右。重庆的“唱红打黑”可以看作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尝试，实践证明这不是一条康庄大道。正像做科学实验一样，即使失败了也还是有价值的，至少使我们认识到“此路不通”。现在，熙来兄应该主动放弃争取在十八大“入常”的努力，可以在全国人大或政协去担任一个闲职，抓时间读读书和反思一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咸鱼翻身的机会不久就会出现。《易经》中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