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十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会议上，“文化”在中国突然成为了执政党的重要议题。刚刚进入2012年，胡哥又在中共核心刊物《求实》杂志上吹响了在文化战线上发起反击战的号角。然而，一种文化与其所寄存的社会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像DNA与生物体一样。如果要实现文化的大发展，那么就必然要与社会制度的改革相同步，否则就难以深入和持久。近年来，很多中国游客有机会到欧美去旅游，人们普遍认为西方社会的文明程度明显高于中国。要想改变这种文化落后的局面，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其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
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文化可以分为几大类型：部落文化，封建文化，城邦文化和士文化。部落文化是比较原始的，人们往往以一种图腾作为其信仰基础，并且拥有一种特殊的方言。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在美洲生活的印第安人所组成的社会基本上都具有这类文化。其实，犹太人的文化也属于这一类，只是其图腾是无处不在的上帝，因此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犹太民族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曾经在欧洲各国饱受了近两千年的歧视和虐待，居然仍旧对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坚信不疑。此外，在世界上的很多边远落后地区，部落文化的色彩仍旧十分浓重，阿富汗就是其中一例。令人称奇的是，这样一个深处在亚洲中部的一个山地国家，在近代居然招来了英苏美三个超级大国的入侵，结果竟然都没有得手，因此被称为“大国的坟场”。这三个国家其实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想在这片部落文化根深蒂固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将来中国如果介入阿富汗事物，只需在这里建立起一个松散的“邦联”，给各个部落高度的自治权，很多矛盾都会迎刃而解。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知识的积累，由部落文化演化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封建文化和城邦文化。产生封建文化的条件是大平原地区，各个部落之间的战争必然导致一个强者来征服其他各个部落。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制国家；据说，龙图腾就来自一个以蛇为图腾的部落兼并以其他动物为图腾的各个部落。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也曾经出现过长期的地方割据政权时期，但是在人们内心总把“一统天下”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商朝时期，中国还没有完全脱离图腾文化，祭祀和占卜大为盛行。到了周朝，封建制在中国才得到确立，儒家文化就是与之相伴的社会基因。然而，这种经典的封建社会也具有不稳定性，当天子的权威衰落时，就又回到了部落时代，新的一轮兼并战又重新开打。秦统一中国后，封建制变成了中央集权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内部争斗的问题。在汉武帝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儒家文化在社会上获得了统治地位。其实，儒家文化与中央集权制并不完全兼容。例如，《大学》中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在中央集权制下，大夫的“家”和诸侯的“国”都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后世的科举制度，从“修身”一步跳到“平天下”这个层次上了。可是，由于中国的幅员辽阔，平民百姓对“天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感受。当生活勉强能够维持时，人们就任劳任怨地劳动，民间矛盾靠官府来解决。当出现生存危机时，很多人就铤而走险地造反。当外敌入侵时，皇帝不管百姓，百姓也不管皇帝。经过了两千年战火和饥荒的洗礼，中国人的文化核心就是个人和小家庭的生存之道；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历史上中国人给西方人留下了不少负面印象，他们认为中国人普遍缺乏正直和诚信的品格，其见机行事的作风导致了人格的“液态化”。此外，儒家文化把社会秩序建立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之上，因此，中国人往往过分注重面子而缺乏平等的观念。
产生城邦文化的条件是“破碎地形”，也就是在很多适宜人们居住和生活的地区之间存在着一些屏障，因此形成了彼此相对独立的城邦。古希腊就是早期城邦文化的一个代表。由于在城邦之间有频繁的贸易往来，所以城邦文化是十分开放和动态的。此外，城邦的公民具有平等的义务和权力，在外敌入侵时人们同仇敌忾而并肩战斗，在内部事务上公民拥有同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在中世纪中期（1000-1300 AD）随着农业的发展，在欧洲南部开始出现了一些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那时，城市与农村具有截然不同的社会体制。在农村实行的是封建制，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招募一些武士；他们从贵族那里获得一个地区的管辖权，其代价是自己的效忠，在贵族之间发生冲突时，武士们有责任在战场上效力。在这些武士们所管辖的地区主要有两类人：自由农民和农奴。然而，在城市则实行民主制，既没有贵族也没有奴隶，大家都有相同的公民权。有时城市里的公民到农村去做生意时受到当地贵族或武士的攻击，这时城市里的人会倾巢而出去与之战斗。如今，西方国家还保留着这个传统。例如，一些美国人曾经误入伊朗和北朝鲜而被扣留，美国政府则千方百计地去营救。在城邦文化里没有世袭的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因此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城市，法律就是其大街小巷；因此，城邦文化的社会秩序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在很多早期的封建社会里都有“士”这一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在贵族与平民之间。与贵族相比，士没有世袭的领地。与平民相比，士不从事生产劳动。这样的社会地位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士文化”。首先，士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无论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士还是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他们都把荣誉看得比生命更重；俗话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其次，士都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他们精湛的技艺是其生存的本钱。士文化在群雄并立的时代很受推崇，一旦建立起了大一统的政权，士文化就会受到无情打压。例如，毛泽东对鲁迅先生的风骨推崇备至；然而，一旦坐稳了江山，他就再也容不得出现新的鲁迅。从群雄割据过度到国家统一的初期，残存的士文化使得这些新兴国家的战斗力非常强，同时也会具有侵略性。例如，汉朝把强悍的匈奴人赶到了中亚，德国和日本在重新整合以后都开始侵略扩张。“士文化”的一大弱点就是傲慢，往往会无限地夸大自身的精神力量而忽视物质条件上的约束；否则，德日绝对不应该挑战比自身更强大的苏美。从某种角度来看，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看作是“士文化”与“城邦文化”的冲突。在战争初期，“士文化”国家的军队训练有素，在战场上占据明显的优势。然而，随着战争的延续，那一批优秀的职业军人损失殆尽，而其物质资源的供应又出现短缺，结果“士文化”国家必然会走向失败。相比之下，拥有“城邦文化”的国家则更具有持久战的能力。首先，其军队都是从平民中招募的，尽管训练水平较低，兵源却十分丰富。其次，为了弥补士兵水平的差距，他们往往更注重情报收集工作，从而可以用自己的优势兵力来打击敌人的软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两国都破解了德日海军的通信密码，从而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这就像在打牌时把对方手上的牌了解得一清二楚一样，那在浩瀚的海洋上作战还不胜券在握？二战以后，德日两国的军事发展受到了限制，结果就把这种追求完美的“士文化”投射到了工业领域，其产品质量无人能望其项背。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拥有不同文化的社会开始接触和碰撞，各种文化的优势和弊端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在人们面前。首先，部落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是，因为其缺乏包容性和自我更新机制，其发展空间将有很大的局限性。“士文化”的社会往往过于保守，而且其刻板的国民形象以及其侵略历史都使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变得十分有限。传统的封建文化已是昨日黄花，不可避免地会被世界人民所抛弃；去年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兴起的“茉莉花革命”就是一种“政治体制大跃进”的现象。然而，如果其文化不能进行同步更新，仅仅进行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难以奏效的。例如，去年在埃及举行的选举中，伊斯兰教团体大获全胜，其结局很可能不是社会进步而是退回到更加保守的状态。从民主走向专制是不乏先例的，德国就曾经通过民主选举把希特勒送上了总理宝座。如今，在很多人心里“民主”都被神圣化了；其实，过度民主的社会是有很多弊端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走一条中间道路：基层民主和中央集权并存的社会体制。胡哥想在国际上争夺话语权，那就不要忘记清华的校训：“行胜于言”。一个国家只有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超越了其他国家，其社会制度和文化理念才能得到世人的青睐。否则，无论在公关方面花费多少投资，其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国人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就像很多工程设计一样，最优化的状态往往存在于两种对立的极端状态之间。如果把民主-集权和法治-人治看作一个二维设计空间，那么最佳化的方案就是在其中选择一个平衡点。过度民主会导致“全民腐败”的堕落，过度法治会形成“作茧自缚”的羁绊。美国社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尽管国家所存在的问题是家喻户晓的：过高的社会福利和失败的教育体制，可就是无法接受痛苦的解决方案。如今，中美两国就像两个恶疾缠身的巨人，未来必定属于那个有能力浴火重生的。达尔文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能够生生不息的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物种，也不是那些最狡黠的，而是那些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 (It is not the strongest of the species that survives, nor the most intelligent that survives. It is the one that is the most adaptable to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