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革命”的星火终于烧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此举在美国有可能引发一场政治危机，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根本问题：谁是国家的主人？从理论上来说，这本来没有争议。美国宪法一开篇就是以“我们人民”作为其权利的授予者，而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中更明确地提出了“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原则。然而，如今美国社会的现实却并非如此，华尔街的那些金融机构富得流油，工业界的大企业也盈利丰厚，然而中下层美国人民的生活却日益窘迫。美国人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只好揭竿而起，上街抗议。
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来到世界上，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然而，老马也承认，资本主义是发展生产力的最有效形式。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农业社会是一种稳定而停滞不前的社会形态，虽然经过了一两千年的发展，其生产力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在十七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出现了一些工商业机构。到了十九世纪，在西欧一些国家工商业已经取代农业，变成了经济的主体。此时，围绕着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社会上出现了两个彼此密切相关的元素：民众和企业。在商品和服务这一层次，民众是需求者，而企业是供应者。在劳动力这一层次，民众是供应者，而企业是需求者。虽然民众与企业经常发生劳资纠纷，但是，彼此却相互依存。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金融界开始介入其中。在金融这一层次，民众是供应者，企业是需求者。也就是说，民众把钱存进银行，然后，银行再向企业贷款。早期的经典资本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正常运转的。
到了二十世纪初，金融界为了刺激消费，开始向民众提供贷款来购买家庭消费品，出现了分期付款的销售模式。此举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企业规模急剧膨胀，民众也依靠贷款而超前消费。然而，支撑这种发展的唯一支柱就是股市，也就是说，繁荣是建立在泡沫的基础之上。到了1929年，泡沫破裂了，大萧条由此开始。七十年后，大部分亲身经历过大萧条的人都已经去世了，金融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狂欢。此时，中东的石油输出国和东亚的新兴发达国家都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而美国的政府债券则成了这些国家投资的首选。为了扩大投资规模，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房地产泡沫，没有经济偿还能力的家庭也可以申请到所谓的“次优贷款”，人们而且还可以借助房地产来借钱消费。结果，到了2008年这个泡沫又破裂了，一场大萧条重新开始。谁是罪魁祸首？华尔街那些金融家当然难辞其咎，但是，这一行业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收益的最大化。这就像一只狗咬了一个上门来推销产品的推销员，其责任在主人而不在狗身上。问题又回到谁是国家的主人这个话题上来了，从表面来看当然是政府；可是政府是靠选民来选出的，而选民又是很容易被媒体所忽悠的。从历届选举的统计资料来看，谁能募集到最多的竞选经费，谁就能够胜出。金融界的财源当然最丰富，所以，美国政府是在华尔街的操纵下由选民来选出的。
与上个世纪发生的大萧条不同，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也就是说，本国的民众与企业之间已经不再具有那种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如今，产品、劳动力和金融市场都已经全球化，人们必须在国际大舞台上进行竞争。然而，近三十年来美国的初等教育水平江河日下，中小学生沉湎于电视娱乐节目、电子游戏和社交网络，在大学里攻读工程技术专业的比例越来越低。所以，在全球制造业的劳动力市场上，美国人变得质低价高，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企业界纷纷向海外发展，否则就有灭顶之灾。如果欧美发达国家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将有可能步拉美国家的后尘，最终沦落为二流国家。
自欧洲殖民主义者占领了拉美地区以后，一直将其视为原材料供应地。大萧条以后，欧美国家对原材料的需求大为减弱，拉美国家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他认为，欧美等科技发达国家是集中工业生产的“中心”，而拉美等科技落后的国家沦为了提供原材料和消费工业产品的“外围”。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并非平等互利的，而是中心对外围具有很大优势，因此必定会出现两极分化。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拉美国家开始减弱了对“中心”的依赖，逐渐发展起自己的民族工业。然而，到了七十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发达国家的资金开始流向拉美国家。为了快速发展经济，拉美国家转向了“债务经济”模式。然而，低廉的海外资金就像“毒品”一样，一旦开始享用就难以自拔。一开始，借债是为了购买生产设施，可是随后就变成了购买消费品和填补政府赤字。到了九十年代，拉美国家开始流行“新自由主义”，完全照搬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对外进行全方位的开放。然而，拉美国家长期缺乏对教育的重视，其基础设施也相当落后，所以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很强的竞争力。结果在国际贸易上长期存在逆差，为了增强其产品的竞争力只好采取货币贬值，最终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失败，使一批拉美国家转向了高福利的准社会主义模式，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从发展经济变成了对基本生活的保障。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拉美国家在摸索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时，日本则出现了“回归中心”的迅猛发展。从1950年到出现石油危机的1973年，日本的GDP年增长率平均超过10%。此后的十二年间，日本的经济依旧高速发展，日本的产品充斥了全球。在1985年美国拉上其欧洲盟友胁迫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开放了日本的金融市场。在此后的五年中，日元对美元持续走高，房地产价值每年递增15%，股市年增长率达到了30%，日本人都陶醉在一个经济神话中。到了1990年，金融市场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扭曲，日本政府不得不对房地产的投机性交易进行干预，巨大的经济泡沫被一举戳破，导致了日本经济出现了长期的停滞。“广场协议”和此后出现的经济泡沫普遍被认为是美国的一个阴谋，因为日本的发展威胁到了美国经济。相比之下，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规模相对有限，所以才没有受到欧美的“特别关照”。亚洲国家在发展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要素：国民的高储蓄率，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政府参与和推动经济建设，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有限度的对外开放。对比东亚与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
如今，对美国经济的最大外部挑战就是崛起中的金砖四国，而中国则首当其冲。虽然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还是有很多弱点可以加以牵制。其一是内政问题，集权制的一大弊端就是基层政权的腐败和官僚作风。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最近，王丹博士发行了《公共知识分子》杂志，希望能够促进中国政治体制的平稳转型。其二是外交和外贸，由于中国所实行的“韬光养晦”政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熊猫，所以无论是东南亚的邻国还是非洲的那些国家，都把中国当成一个摇钱树。奥巴马上任之初本来希望中国能够分担一些美国的国际义务，可是中国却错过了这个机遇。接下来，嘿乐蕊就开始怂恿南海诸国与中国争夺海域，最近又向非洲派兵。如果中国在内政和外交上没有新的思路，必将被内忧外患所折磨。
即使搞垮了中国，美国的经济问题也不会得到彻底解决。经济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和社会制度的问题。例如，金刚石坚硬异常，这是由于其构成的元素和晶体结构使然。如果把其基元从碳元素变成了硅元素，其硬度就会大为下降。此外，如果其晶体结构发生变化，就有可能变成一钱不值的石墨。美国的核心问题是青少年的堕落和政治体制落后，不在这两个问题上进行革新，其他任何措施都不可能使美国恢复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