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也结束了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那时的知识分子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共和体制能够使中国摆脱当时那种积贫积弱的状态，在不久的将来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然而，在封建意识浓厚的社会里，一下子失去了王权，必然会出现短期的混乱。接下来日本趁机入侵，倘若没有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介入，中国早已亡国了。当处在亡国灭种的边缘时，人们才认识到康梁当年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可能更为稳妥，可是历史却早已错过了这个机会。如今，中国又走到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中国政府也像晚清朝廷那样顽固不化，拒绝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久的将来也同样会出现内忧外患的局面。
辛亥革命时期，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不是共和制就是君主立宪制。由于存在民族矛盾，中国选择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共和制成了唯一选择。到了1917年，前苏联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此时，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变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从孙中山先生后来所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来看，他对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欣赏的。其实，社会主义制度与封建君主制更为接近，这也就是中俄这两个最专制而落后国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
二十年前，苏联解体了，这标志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如今，欧美各国普遍出现了债务危机，资本主义道路也走入歧途。此时，中国何去何从？古人云：“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由此可见，国家与人体有一些类似之处。与中央集权制所对应的是工作狂类型的人，身体是大脑的奴隶，这类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外部事物上，对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置若罔闻。长此以往，身体必然出现健康问题，最近去世的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就是其中一例。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新中国，在建国初期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所以都是以忽视人民生活为代价来发展国防工业。例如，在新中国成立仅仅七年以后，在国家还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时，中国就制定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此后，虽然受到“大跃进”所带来的大饥荒的干扰，仍旧在六十年代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并且在1970年发射了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当然，“两弹一星”项目的成功，为中华民族奠定了一个强国的基础，它是国家安全的有效保障。
与西方民主国家相对应的则是及时行乐的懒汉。当前苏联解体以后，北约阵营失去了外部威胁，西方各国就开始了恣情纵欲的生活。那些国家的政客们为了讨好选民而信口开河地许诺高福利，金融系统不负责任地制造经济泡沫，工业界也生产出五花八门的娱乐产品，传媒界更是投其所好地刺激人们的欲望，结果就形成了如今难以化解的社会危机。除此之外，西方国家这种奢靡的文化与伊斯兰教那种戒律森严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反恐战争还处在相持不下的状态。
如今，中国需要的是走出一条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独特发展之路。与西方那种黑白分明的文化不同，中华文化的精华在于“中庸”，也就是对立统一和避免极端。在政治体制上，可以同时兼顾集权和民主两方面的优势。在经济体制上，可以统筹计划与市场这两种机制。在文化上，可以综合精神提升与信仰自由。政治体制改革自然是艰难而有风险的，然而，拒绝变革则死路一条。例如，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于1896年，当时上榜的三十家大公司中一百年后只有通用电器公司一家还榜上有名。这印证了这家公司前总裁Jack Welch的一句名言：“当外部世界的变化速度高于内部转变的速度时，灭亡就为期不远了。”(If the rate of change on the outside exceeds the rate of change on the inside, the end is n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