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个月中华民国即将庆祝百年华诞，然而，回顾中国在这一个世纪中所走过的艰难历程，不免使人心情十分沉重。正如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的，历史只不过是由一件接一件倒霉的事连缀而成。至于这种现象的根源，系统学家Senge做了圆满的解释：昨天的解决方案导致了今天出现的问题。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袁世凯和黎元洪的起义推翻了满清王朝；可是，中国不仅没有走上共和之路，反而出现了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的北伐战争结束了这种无政府状态，却导致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清洗和屠杀，形成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抗日，可是抗战刚刚结束双方就开始逐鹿中原。
在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维稳”。首先，为了彻底铲除了资产阶级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在农村把农民的土地收为集体所有，在城市进行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次，为了早日实现“超英赶美”的梦想，五八年开始了违背科学规律的“大跃进”，结果导致了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人。此后，为了从文化上与封建思想彻底决裂，毛泽东在六六年又发动了文革，全国上下一片混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看到闭关锁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邓小平复出后对内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始逐步开放。“摸着石头过河”是这一探索时期的形象描述，当时所欠缺的是坚实的理论基础，结果同时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挑战。八六年的学潮导致了左派势力的回潮，结果胡耀邦被罢黜。八九年的学潮与如今的“茉莉花革命”十分相似，但是却以悲剧收场。
虽然二十二年过去了，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其实，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就像在凉爽的秋天不可能突然出现龙卷风一样。历史证明，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状态的社会在刚刚开始对外开放时是十分危险的，年初在突尼斯和埃及所发生的革命就是其中一例。当人们突然看到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巨大差距时，这种极度不满的情绪首先就会指向导致落后局面的政府。与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不同，八九年时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把矛头指向政治体制，而广大人民群众只是借助学潮来派遣一下压抑的情绪，呼吸几口自由的空气。例如，当年我们在大街上游行高喊“民主！自由！”的口号时，街道两旁的一些青工则以“老婆！啤酒！”的口号相呼应；其实，这些青工的口号反映出了人们的更基本需要。在那个年代住房十分紧张，本人结婚时分到一个六平方米的狭长房间，连一张双人床都放不下，只能放一张大学宿舍里的上下铺，并且与其他两户人家在一个单元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能有这么一个安身之处还算是幸运的，有很多人结婚以后只能与父母挤在一起住。那时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两三百块钱，仅仅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开销。九一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以后我们从报纸上得知，美军给伊拉克战俘每天还发放几美元的工资；经过换算以后大吃一惊，发现我们的工资竟然低于伊拉克战俘。
六四事件以后，邓小平为了平息人民的不满而采取了以“金钱换支持”的策略，随后演化为经济压倒一切的GDP至上政策，在民间也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狂热。在这样一种社会形势下，政府官员与工商业的利益高度吻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集权资本主义”模式。在政府官员的庇护和支持下，工商业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同时将一部分收入回馈到官员们的私囊中。这种官商勾结的发展模式效率奇高，自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GDP就已经取代了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预计十年内能赶上美国。如今我们当年在国内工作时的同事都有车有房，其生活条件与二十年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副作用也十分严峻：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环，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食品安全毫无保障，人民精神生活极端空虚。如果用一句比较极端的说法来形容：中国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
面对右倾政策所导致的这一系列问题，近来在中国政坛上刮起一股左倾旋风，“唱红打黑”似乎成了治理社会的灵丹妙药。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过，中国现在有两股势力：一是封建残余，二是文革遗毒。前者是高度集权的社会，后者则是暴民专制的无政府社会；所以，无论哪种势力掌权，都会形成灾难。然而，中国的下一届领导阶层都是“红旗下的蛋”，他们的青少年时代，也就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期，都是在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度过的，所以在中国出现短期的左派回潮似乎已经不可避免。由于中国政府的压制，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学术界的禁区，所以至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适合于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总体规划。西方民主政治体制这副“西药”显然难以医治中国社会的顽症，现在急需的是在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剂适合中国国情的“中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一个体系中所产生的固有问题只能用超越这个体系之外的方法才能解决；所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革新。
刊登在 2011 华夏快递 kd11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