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旧约中的约伯书似乎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此书开篇就告诉大家约伯是个大好人，简直好得无懈可击；他过着十分幸福的生活，对上帝充满敬畏。可是撒旦和上帝打赌，要考验约伯对上帝的忠诚。上帝居然恩准了，结果撒旦先让约伯家破人亡，然后又让他恶疾缠身。面对如此逆境，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都无法解释。最后，上帝还来责怪他：试图以凡人的价值观来评价上帝的作为就是亵渎神灵。如果我们扮演一回上帝，可能也会有此观点。例如，假如我们参与了一项新抗生素的临床试验，结果肠子里的细菌就怨气冲天：“我们每天安分守己地生活，还尽心尽力地为你服务，凭什么你对我们这么无情？”这不免使人联想起老子的话：“天地无情，以万物为刍狗；圣人无情，以百姓为刍狗。”约伯书对犹太民族肯定有深刻的影响力，尽管他们在历史上屡遭劫难，却丝毫没有动摇对上帝的信心。这在其他民族眼里似乎有些荒唐，全知全能的上帝怎么可能让他老人家的选民受那么多苦？可是，正是靠着这种执着的信念，犹太民族至今依旧生机勃勃，而历史上很多强盛一时的民族都早已消失了。到了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大师加缪重新拾起了约伯书的精神，描绘了一幅荒诞的世界图像。其实，任何有些人生阅历的人都会觉得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有几分荒诞。例如，很多先人后己的“好人”英年早逝，而有些自私自利的“坏人”却寿比南山。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不合理”的事，除了“荒诞”以外还真无法解释。如果我们能够承认，这个世界上的事并不都是合情合理的，内心反而变得轻松多了。
犹太教的思想在印度教里也有共鸣，史诗Mahabharata中就有戏剧性地描写。先介绍一下故事的背景：一个国王有两个儿子，长子是个盲人，他有一百个儿子；次子六根健全，他只有五个儿子，却个个精明强干。国王的直接继承人当然是次子，可是此后又该由谁来继承呢？两家的孩子协商以后确立了轮流执政机制，第一次由抽签来决定，结果长子的孩子们获得了执政权。当然，权利是有诱惑力的，一旦拥有就会上瘾，所以到了权力交接的时候，长子家族拒绝交权，双方只有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矛盾，Bhagavad Gita所描述的就是战场上的情况。次子家族军队的统帅是英勇善战的Arjuna，可是，当他看到与其对垒的堂兄弟时，心中斗志顿消，连弓箭都无力拿起。幸亏他有天神Krishna作为他的驭手；首先，他就告诫Arjuna，既然你属于武士种姓，在战场上搏杀就是你的天职，这是无法逃避的。看到Arjuna还是打不起精神来，Krishna就现了原形，展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Krishna告诉Arjuna一个无情的事实，这些人早已注定今天是要死的，你的职责就是替天行道。Arjuna这才消除了心理障碍，指挥军队战胜了对手。这个故事说明，我们凡人奉为神圣的很多价值观，在神灵面前都一钱不值。如果美国人能够读一下Bhagavad Gita，大概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高喊愚不可及的Pro-Life口号。当然，Mahabharata并不仅仅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它还有更深的含义。那个国王就代表着“上帝”，这个无形的上帝产生了有形的世界：最初是无生命的物质（长子），随后又演化出了动物（次子）。无生命的物质形态千奇百怪（一百个儿子），而生命只有五种感官（五个儿子）。最初，动物的感官完全被外面的世界所操纵（长子家族执政）；当人类出现以后，开始觉悟到要避免过度的感官刺激，从而可以反观自心。此时就出现了“心随境转”还是“境随心转”的矛盾，也就是内心的交战。最后，在古圣先贤的启示下，人们战胜了外界的诱惑，开始主宰自己的生命。老子对此也有精彩的论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和希腊文化基础之上的，然而，这两个文化源泉却大相径庭。基督教要求人们放弃理性而坚定信心，而希腊文化则放射着理性的光芒。在古希腊时期雅典是其文化中心，吸引了周围地区很多学者来教学和辩论，那里有着自由和开放的文化氛围。而位于雅典南方的斯巴达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那里的国民从小就开始接受严格的军事化训练，培养一种轻视财富和享受以及视死如归的精神。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了持续二十七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实力对比上来看，雅典占有明显的优势，而且也的确在战争初阶获胜。然而，雅典对外过度扩张，而内部政权又不稳定，最终以战败投降而告终。一个国家在繁荣昌盛的时候一般会容忍言论自由，但是，在处于危机四伏的状态时往往会大兴文字狱。苏格拉底一辈子在雅典到处找人对话，结果让很多充满自信的人都发生了信仰危机。当然，无论是信仰的丧失还是发现自己无知都是一件十分窘迫而痛苦的事，所以苏格拉底在雅典结下了很多怨恨。此时，雅典人把战败与苏格拉底的言行联系起来了，控告他腐化雅典青年，判处了他死刑。当然，苏格拉底门徒众多，在人民中间威望也很高，他当时可以很轻易地逃出雅典。但是，苏格拉底拒绝这样做；其一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其二是因为他视死如归。在与雅典人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号称自己无知，他手中唯一的武器就是逻辑。在面对死亡时，苏格拉底也同样借助于逻辑思维。死亡的结果无外乎两种：存在与不存在。如果死后有灵，那么他就可以和古圣先贤们去对话；如果死后自己不复存在，那就像酣眠一样。因此，苏格拉底得出结论，无论哪种结局都十分理想，所以他坦然地拿起毒酒一饮而尽。
对于绝大多数希腊人来说，短暂的人生的确是个十分苦恼的问题，因此产生了希腊神话加以派遣。实际上也就是把人间的生活投影到了天上，众神与人们有着同样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死亡的威胁。接下来，又把众神与人间联系起来，俗人可以在神灵的庇护下完成丰功伟绩。柏拉图把这一思想加以拓展，他认为世间万物只不过是一些“原型”（form 或 idea）的投影，而人类语言中的名词就是这些“原型”的表达。例如，“恐龙”这个词可以代表六千五百万年前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一大类动物，即使这些具体的恐龙早就灭绝了，可是恐龙的“原型”依然存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恐龙”这个词比真恐龙更真实。中国的古人也有类似的观点：“一字之坚，坚如磐石”。柏拉图进一步指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实际上也是一种幻境，我们每个人就像牵线木偶一样。柏拉图的思想启发了公元三世纪的普罗丁纳斯（Plotinus），他认为人们的肉眼只能看到实物表象，而“心眼”则可以看到“原型”。此后的圣奥古斯丁继承了这一学说，认为只有用“心眼”向内观察才能进入圣境。经过几位哲人的努力，人们逐渐建立起了一个宇宙模型，它由三个层次组成：上帝，原型和物质世界。如果用现代科学来解释，全知全能的上帝就是一种临界的势能；而“原型”则表示一种广义的对称性；能量加上信息则产生有形的宇宙万物。人如果用“心眼”内视，首先就会看到“原型”，继续深入则就可以看到“上帝”，也就是白茫茫的一个屏幕或镜子，什么东西都会在此显现出来。耶稣也说过：“上帝的国既不在这里也不再那里，它在你们心里。”
中国人熟知的“勾股定理”在世界上其他地区都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出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年轻时曾经“周游列国”去考察。在埃及他看到建筑师用一种奇特的方法来确定垂直线：在一根绳子上等距离地打十一个结，然后再把两端结起来形成一个闭合的绳圈，这样绳子就被分成十二个等距离的线段。当需要确定垂直时，就把绳圈按照三四五的比例形成一个三角形，结果边长分别为三和四的两条线段就彼此垂直了。在东方中国人也同样认识到，勾三股四弦五可以构成直角三角形。可是，毕达哥拉斯没有停留在这一数字组合上，他经过反复研究，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三边之间的普遍规律，并且用精确的数学公式加以表达。在普罗丁纳斯看来，中国人和埃及人所发明的方法只不过还停留在肉眼所及的实物表象层次，只有毕达哥拉斯从表象跃迁到了“心眼”所及的“原型”层次，也就是发现了一种隐含的对称性。从某种角度说，中埃两个文明古国都缺“心眼”，所以只有继承了希腊文化的欧洲人最终开创了现代科技文明。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亚里斯多德的一句名言，他十七岁就到柏拉图门下就读，但是两人的哲学观点却大相径庭。出现这种现象反映出了这两位大师非凡的气度，如果柏拉图心胸狭窄的话，早就把亚里斯多德逐出了山门。亚里斯多德的这种执着的求知精神，为西方文化奠定了学术争鸣和推陈出新的传统。文艺复兴时期拉菲尔画了一幅十分传神的油画：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并肩而行，柏拉图用手指天，似乎在说：“形而上的原型才是关键”；亚里斯多德则用手指向前方，似乎在争辩：“世间的问题也不能忽视”。亚里斯多德的父亲是医生，所以他对生物学十分感兴趣。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在生物界似乎不太适用，因为生物总是生生不息的，这与固定不变的“原型”很难吻合。为了解释生物的发育过程，亚里斯多德注意到“终极目标”(Telos)的意义，因为他觉得这就像盖房子的过程一样，在未开工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建成以后的图像。亚里斯多德从植物和动物又联想到了人，那么人生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亚里斯多德认为是eudaimonea，杰斐逊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将其翻译为“幸福”，其实这是十分不准确的，其本意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健康地生长发育。如果用汉语来翻译的话，应该是敬业乐群和乐天知命；当然，幸福也包含在其中。首先，人们应该积累知识和技能，然后应该掌握灵活运用的能力，此外还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至于一个人向什么方向发展，这主要看个人的爱好，就像不同种类的植物适合不同的土壤和气候环境一样。满足了这些条件，一个人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幸福。如果当初杰斐逊将其翻译得更贴切一些的话，如今美国的青少年就会更加奋发有为。
至于怎样才能既自我实现又能感觉幸福？亚里斯多德认为道德修养是必由之路，人们只有把外在的社会道德内化为自己的后天本能，才能在人类社会中潇洒自然地生活。在这一点亚里斯多德与孔老夫子是息息相通的，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样一种首先通过内在的道德修养来奠定心理基础，然后再向外发展事业的人生设计。可是，道家觉得这种观点既狭隘又迂腐，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达到儒家所宣扬的境界，结果使绝大多数人变成了表里不一的伪君子。自春秋时期开始，儒道之争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绵延不断。如今，中国的教育方式主要还是儒家的体系，强调通过大量的训练来形成一种生活习惯和工作能力。相比之下，美国的教育方式则类似于道家的体系，主张学生们按个人兴趣自由发展。结果，中国成就了大批的人才，而美国成就了少数天才。其实，这两种体制都不十分理想，而是应该彼此取长补短，进行优化组合。
其实，孔子本人也承认：“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既然人的本性是好色贪财的，费那么大精神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去自我折磨，是否有些得不偿失？俗话说，人欲如洪水；与其处处围堵防范，不如顺其自然而加以疏导和利用。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探讨了在承认人人为己的前提下如何形成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二十世纪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那种以先人后己为道德标准的社会是根本行不通的。此外，道家思想还强调“天人合一，因天之序”这些概念，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若要身体健康，就要让注重人体自身的规律和与外界的自然环境相和谐；若要事业发达，就要在充分认识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的基础上把个人的奋斗目标调整到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相一致。
在佛家眼里，道家的观点太消极，儒家的观点太肤浅。人生无论际遇如何，死后全是一场空，然后就随业流转，自己毫无把握。要想做自己生命的主人，那就要明心见性，返本归源。即使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要奔赴净土以避免轮回之苦。可是，人间与净土的差别太大了，为了死后能够成功移民，有生之年就要开始“实习”。例如，世间人的生活离不开“食色性也”，而在净土既不吃饭也没有性别，所以，佛教徒就要求过禁欲和乞食的生活。其实，早期天主教的修道院也和佛教的寺院相仿，修士和修女们也进行刻苦的冥想修炼。例如，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就经历过长期的修炼，但是内心总找不到对上帝的热爱之情。在内心极度痛苦的情况下，抓到了《圣经》中保罗的书信作为救命稻草，认为仅仅依靠基督的恩典就能上天堂。其实，即使上了天堂也不能得到安乐，世间俗人先要进“移民监”里清理污秽。当时，罗马教廷为了建教堂而筹集资金，就号称人们通过捐款可以减少在“移民监”中的刑期。马丁路德抓住了这一破绽，引发了一场宗教改革。其实，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些新教的倡导者自己能否上天堂还是个问题，结果还一盲引众盲。
释迦牟尼佛灭度五百年以后，在印度出现了大乘佛教，其基本宗旨可以概括为缘起性空。其实，“性空”还好理解，这个“缘起”就十分复杂了。现代物理的量子纠缠态理论证明世界上存在超距作用，也就是说在几百亿光年以外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事，在我们地球上都有可能立即产生影响。总之，“缘起”的基本含义就是世间万物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大乘佛教主张走菩萨道，也就是大家一起觉悟，同时逃脱苦海。否则的话，没有社会的支持个人也很难成就，即使躲进深山老林也会感觉到俗世的喧嚣。此外，“性空”虽然好理解，但是，人们却不肯接受。首先，这个“我执”就很难去除，尽管每天念上百遍《金刚经》。从某方面来看，人生就像海上泛起的一朵浪花，它有出现期，上升期，回落期和消亡期，就像一年的四季。在不同时期，人们应该遵循不同的哲学：青少年时期应该有奥林匹克精神奋发向上；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应该遵从儒家思想，敬业乐群；四十岁到六十岁应该转为道家学说，因势利导；六十岁以后应该学佛，缘起性空。其实，古希腊时期的斯多葛（Stoicism）对生命也有独特的理解。既然人生如白驹过隙，那么人们去世以后和未出生之前的状态就不会有多大差别。如果我们不为出生之前的状态烦恼，为什么对死后的归宿那么恐惧呢？
刊登在 2011 华夏快递 kd11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