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无产阶级的极度贫困就曾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当时，资产阶级提出了一个“宿命论”：贫困现象是无法消除的。根据市场经济法则，如果资本家给工人提高工资的话，工人们就会多生孩子，结果就会出现劳动力过剩，最终导致工资下降而出现贫困。如果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临界状态。例如，地震也是地质层次的一种临界现象。由于地球的自转而导致的内部岩浆运动，漂浮其上的地质板块就会出现缓慢的漂移。这样，在两个板块接触的地方就会逐渐积聚起巨大的应力，地震也就是这种应力达到极限时的释放过程。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发生了大萧条以后，罗斯福在任期内提出了“四大自由”的口号。在严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不虞贫困的自由”对美国人是最有吸引力的，从此美国进入了福利社会阶段。一晃八十年过去了，贫困被消灭了吗？如果我们到美国各大城市的东南地区开车走一圈，就会得出否定的结论。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在冬天也主要是靠烧煤来取暖的。在冬天主要以刮西北风为主，所以城市的东南方向污染最厉害。因此，富人往往选择住在处于上风的西北郊区，而穷人只能住在东南城区。如今，一些民权主义者依旧把贫困问题归咎于政府对贫困阶层扶助不足，其实，问题的症结所在恰恰在于贫困阶层自身。从表面上看贫困似乎是一个经济层次上的问题，而实质上这是一个文化层次上的问题。
关于“自由”这个观念上西方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分为两大阵营：以英国为代表的个人自由优先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和民族意志优先。如果用我们东方人的观点来看，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自由”应该处在个人和集体之间的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上。当欧洲逐渐从神权专制的黑暗中世纪走出来时，英国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展现出了巨大的活力。然而，如今在进入了高度信息化社会以后，英美式自由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了，在欧洲只有德国的经济一枝独秀。在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卢梭曾经提出过“逼民自由”的观点。同样，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地方官员也提出过“逼民致富”的口号。“自由”和“致富”本是人民求之不得的事，为什么还需要政府来强制执行呢？这就反映出了传统观念的威力，中国人将之总结为一个成语：“习以为常”。“失常”既是很痛苦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无常”是人们所普遍恐惧的。所以，人类历史的演化轨迹可以这样来描述：旧常-失常-无常-多常-新常。由此可以看出，从打破“旧常”到建立起“新常”的过程必定要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
爱因斯坦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民众在思想和感觉上总是迟钝的，因此需要杰出的个人来引领。如今，“自由”和“民主”这些概念在西方国家中已经被神圣化而做过了头，逐渐由“良药”变成了“毒药”，也就是变成了社会发展的枷锁。美国若想彻底摆脱债务危机和解决贫困问题，那就只有对个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一些限制。如果一个社会的公民不能承担起个人的基本责任，而政府又不加以强制执行，这个社会迟早是要崩溃的。社会学家普遍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三种势力的平衡：君权，智权和民权。君权并不一定是皇家的特权，它也可以由一个从民间产生的组织来执行。智权来自社会精英阶层，而民权则直接来自选民。如果其中任何一方的权利过度膨胀，都会出现腐败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腐败也是一种临界现象。因为在权利竞争中，强势的一方会逐渐积聚起更大的权力，直到扼杀了社会的生机而导致革命。在美国建国之初时，这三种权利是比较平衡的，总统代表君权，参议院代表智权，众议院代表民权。可是，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逐渐发达，君权和智权都变成了民权的傀儡。
如今，在中国出现的是官僚腐败，而在美国出现的则是大众腐败。如果比较这两种腐败的话，美国比中国病得更厉害。首先，中国的腐败是尽人皆知的，因此存在着反腐败的斗争。而西方国家的腐败却被贴上了“民主自由”的亮丽标签，结果病态反而被当成了常态。此外，任何国家都是以民为本的；官僚腐败可以通过革命来改朝换代，而在民主国家里大众腐败则无药可治。俗话说：“成于斯，败于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靠民族和历史因素而建立的，而美国则是建立在一个“观念”上，这也就是在《独立宣言》中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都具有不可剥夺的一些基本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这样的观念在独立战争中曾经唤起了美国人民的斗志豪情，也曾经在南北战争中激励了北方将士进行废除奴隶制的浴血奋战，还催生了美国活力四射的百年兴旺。然而，正是由于缺乏计划生育政策，给青少年太多的自由，以及追求感觉良好的世俗文化正在使美国一步步地走向衰落。
刊登在 2011 华夏快递 kd11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