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人类具有上天赋予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这三种权利是具有不同层次的，如果人们只能选择一种权利，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也是首要的。 在远古时期人类以捕猎和采集为生，那时只有形成部落才能生存下来，否则就成了各种猛兽的美餐。随着人口的大量繁殖，部落之间因对自然资源的争夺而导致了战争。为了避免这类冲突的出现，部落之间开始形成联盟，进而逐渐演化为原始的国家。在上古时期人类生产力低下，而且地广人稀，人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如何能够在自然界中生存。所以，那时人心十分淳朴，老子所倡导的那种无为而治的社会可以实现。可是，当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一些以后，社会矛盾就出现了，强势群体开始掠夺弱势群体的劳动成果。此时，国家机器就派上了用场，其基本功能就是解决内部纠纷和抵御外敌侵略。
英国的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信奉“性恶论”，他认为人类具有捕食者的本性。如果没有政府的制约，人们的豺狼本性就会暴露出来，结果就会出现人人自危的局面。霍布斯的这种悲观的观点与其个人经历有关。１５８８年当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逼近英国的时候，很多英国人都认为西班牙人会取得海战胜利，然后就会上岸来烧杀抢掠。当时，他母亲由于恐惧而早产了，提前生下了霍布斯。所以，成年以后他曾经打趣地说，他有一个双胞胎兄弟时刻不离左右，其名字就是恐惧。其实，霍布斯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任何社会都有大量的“捕食者”存在：有的以黑社会的形式进行明火执仗的抢劫，有的以商业的手段来使人们上当受骗。从反面来看，政府就是一个江洋大盗，但是，它可以用来克制这些民间的盗匪。俗话说：“阎王爷好见，而小鬼难缠”。与其整天应付那些地痞流氓的纠缠，还不如通过缴税来供养一个江洋大盗。
其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来统治万民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孔子说过：“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皇帝与平民百姓本没有多大差别，这一点统治者是十分清楚的。况且，在历史上贤明的君主只是极少数，而大部分的皇帝都是昏君。人民一旦揭穿了“皇帝的新衣”，其统治就会因失去合法性而土崩瓦解。所以，古今中外的历代帝王都要借助一些理论来装点门面，中国用儒教，西藏用佛教，阿拉伯国家用伊斯兰教，而欧洲用天主教。与世界三大宗教不同，儒教只有一套伦理观念，并没有引进掌管世界的神灵，所以统治阶级因无所顾忌而更加专制和残暴。在中国唯一在时间上具有超越性的就是祖先崇拜，所以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特别重。
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尽管都含有一些迷信的成分，但是，在人类知识水平十分低下的时代还是有很大实用价值的。首先，宗教可以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慰济，用来世的幸福来缓解人世间的痛苦。其次，它可以规范人们的邪恶思想和行为，以博爱来消除仇恨。萨特说过：“他人即地狱”。实际上，人类的绝大多数痛苦都是“自相残害”造成的。例如，在养鸡场里小鸡刚孵出来以后不久就要把鸡嘴剪秃，否则会因过度拥挤而彼此攻击。一旦一只小鸡开始流血，其他小鸡都会来啄它。如果没有道德和信仰的约束，人和鸡的差别也十分有限。孟子说过：“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所以，中国在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一定要在精神领域有所建树，否则那么拥挤的生存环境一定会使人民内部矛盾在未来激化起来。
当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了以后，人们就开始追求自由了。然而，正像在华盛顿的朝鲜战争纪念碑上说写的那样：“自由是要付代价的”（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ｓ ｎｏｔ ｆｒｅｅ）。在中世纪的欧洲，每一个村落只有两栋像样的房子，一个是教堂，而另一个就是领主的住宅。那时，土地的所有权都掌握在领主的手里，而广大农民都是“雇农”，或者说是“准奴隶”。然而，到了十四世纪中叶在欧洲爆发了黑死病，夺去了三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大难以后，欧洲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为了争夺劳动力资源，领主们开始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使他们在生产活动中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种经济上的自由带来了思想上的解放，最终导致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与欧洲近六百年来的历史有一些相似之处。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虽然在名义上当家作主，而实际上就是“准奴隶”，不仅没有行动自由，而且也没有思想自由。那时一个形象的说法是“七亿人用一个脑袋思考”，绝大多数人都被“红宝书”洗了脑，因此也就变成了“脑残”的奴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叫“军民团结如一人”和“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种社会虽然愚昧，可是战斗力却很强，整个国家就是一架战争机器。如今北朝鲜还停留在这种状态。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通过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来解放了思想，并且在经济上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首先，农民分到了自己的土地，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此举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然后，私有制的工商业也开始得到了发展，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发挥，结果使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三十年的持续腾飞。
与中国拥挤不堪的状态截然不同，美国独立之时只有将近四百万自由人和七十万奴隶，却拥有十三个州的大片土地。在反抗英国的独立战争中，这些殖民地之间建立起了“邦联”形式的松散联盟。获得独立以后，各州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疏远了。三年以后，美国各州都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首先，各个州发行自己的货币，这使得跨州贸易十分不便。此外，在一些州还出现了政党恶斗和民间暴乱，而另一些州的民选政权滥发货币，人民的财产得不到保护。眼看着美国就要出现混乱而分崩离析，以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为首的联邦党人召集各州的代表在费城花了整整一夏天的时间制定了美国新宪法。为了防止联邦政府拥有过于集中的权利，代表们设计了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
然而，这部宪法在很多州都遭到了反对，在此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联邦党人与反联邦的人士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由于当时欧洲的所有国家都是君主制，辩论的双方都以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共和制作为参照。联邦党人的理想偏向于经典的共和制，因此设计了两个议会，众议院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参议院由各州的代表推荐。前者可以反映民众的诉求，后者可以表达智者的观点。反联邦人士所参照的是孟德斯鸠所提倡的共和制，他认为在小国寡民的情况下，人民可以通过直选的方式建立政府，从而个人的权利不会被政府所剥夺。此外，联邦党人代表了工商业阶层的观点，而反联邦人士则代表了农民的心愿。后者尽管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可是并没有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宪法得到通过，但是附加了保护个人权利的十个宪法修正案。然而，在１９１３年美国通过了宪法第十七修正案，参议员也开始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此举标志着美国政治体制的一次大倒退，从此在议会中失去了理智的声音。由于在参议院需要６０％的选票才能通过议案，而美国的两党制往往在参议院形成势均力敌的两派，结果就会造成“死锁”的局面。正如汉密尔顿当年所抨击的，绝对民主的共和制是很危险的，它有可能导致独裁专制或无政府状态。前者在二战前的德国得到了验证，而后者在美国已经初露端倪。现在，联邦政府中唯一不经民众选举的机构只剩下最高法院，这是抵抗庸俗势力的最后一道防线。
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可是，任何事都会过犹不及。民主过度就会使社会腐朽和堕落，而且往往会因民众的急功近利而牺牲了整个国家的未来。在《独立宣言》中杰斐逊提到了人们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此言源自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在当时的希腊语里“幸福”包括道德和才能的因素。然而，在广大民众心里“幸福”与“快乐”是等同的，结果使追求幸福不再具有道德修养和发展个人才能的意义，反而变成了满足个人无止境的欲望。释迦牟尼佛在“四谛”中说，追求欲望的满足是痛苦的根源。能够防止人们滑向“求乐得苦”这条不归路的最大约束就是生存危机，在现代化社会中也就是谋生的压力，或者说是对财富的追求。例如，杰斐逊本人曾经在弗吉尼亚州当过州长，他曾经主张分给每一个成年白人一块土地，使大家都能够拥有财产。这种观点与古代中国人的想法暗合：“无恒产则无恒心”。如果用存在主义的语言来说：“拥有就是被拥有”。人们一旦拥有了土地，其心思和精力也就被土地所拥有。因此，资产阶级总是有所顾忌和牵挂的，这一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如今，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没有自己的土地了，很多人拥有的只有一栋房子。然而，土地是生产资料，可以产生价值；而房子却是生活资料，人们总要花钱来维护。目前美国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状态，因为无论是富到一定程度还是穷到一定程度都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在美国低收入家庭可以享受免费的食品和医疗保健，如今就有七分之一的美国人靠领食物券来过日子。在这种状态下“民意”是很明显的：减税并且增加福利。政府的唯一出路就是靠借债过富裕的日子，但是，这种寅吃卯粮的游戏并没有可持续性。
所谓社会只不过是很多人的一种组织形式，因此人类历史上所出现过的那些社会制度都是以人们的心理因素作为基础的。弗洛伊德把人们的内心世界分为三个部分：动物本能的“本我”，理智的“自我”和道德的“超我”。其实，柏拉图当年就曾经做过类似的分类，他认为“本我”和“超我”就像马车前面两匹并驾齐驱的马，而理智的“本我”则是驾驭它们的马车夫。弗洛伊德通过对心理病人的观察，发现“自我”是其中最软弱无力的，而“本我”的力量最大，“超我”的力量次之。在不同的社会中，这三个心理单元有着不同的侧重。例如，独裁者可以通过严刑酷法来调动“本我”的力量，也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我们所经历过的文革和现在的北朝鲜政权都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本我”也可以称为“动物精神”，其主要特征就是恐惧和贪婪。马克思认为原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无非是利用了人们对贫困的恐惧和对财富的贪婪来维持其社会运转，这个结论至今依旧还有其合理成分。此外，世界上还有一些政教合一的政权，通过调动起“本我”和“超我”的力量，使得这种社会异常稳定。未来社会的理想应该是柏拉图的那幅图像，让理智的“自我”来驾驭“本我”和“超我”。
从宏观层次上来看，中国的“自我”就相当于政府，“本我”则是社会的经济活动，“超我”对应的是文化领域。目前，表面上似乎“自我”最强而“超我”最弱，而实际上“本我”的力量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中国重新设计政治体制的话，人类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前车之鉴。首先可以深入研究美国在立宪过程中各方所提出的观点，其次可以借鉴世界各国在实施宪政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还要考虑中国社会的传统因素。当然，任何一个崭新的制度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磨合期”，一开始肯定会遇到很多挑战。然而，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像修建越来越高的堤坝来阻挡汹涌的洪水一样，迟早会出现彻底崩溃的灾难。
刊登在 2010 华夏快递 kd10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