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认为人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种：“上人”和“群人”。“上人”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他（她）们的言行基本上不受环境的影响。例如，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位“上人”，他完全可以享受优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可是却出生入死地闹革命。一个日本友人曾经问过他：“你到底是喜欢女人，还是喜欢闹革命？” 中山先生坦率地回答：“我还是更喜欢女人”。那个日本友人听了以后不禁肃然起敬。已故的前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命运就是命运！”这句话也为其九死一生的奋斗经历做了圆满的注解。其实，两千多年的孔老夫子也是一样，不辞劳苦地周游列国，妄图违背历史潮流来恢复周礼。庄子看他既可怜也无奈，觉得他老人家是戴着“天枷”活在这个世上。
有人对“上人”有这样的描述：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河里一样，无论河水向什么方向流，石头总要沉入水底。与之相反，“群人”没有内在的追求，他（她）们的奋斗目标基本上被社会潮流所控制。所以，“群人”就像漂浮在水面的树叶一样，其运动完全受河水的流动所左右。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任何社会都是“群人”的乐园和“上人”的炼狱。例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为了逃避纳粹分子的迫害，从德国流亡到了美国，最初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结果他们惊奇地发现，正像德国纳粹政府的宣传机器一样，美国的大众媒介也在不断地强化美国的价值观，在这一方面前苏联和新中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中，大家都会受到一股无形但巨大的社会潮流裹挟着向前走，只有那些少数“上人”能够成为坚韧不拔的中流砥柱，但是在精神上感到压力和痛苦是难免的。
有人对尼采的思想进行了“量化”：“上人”对应于数字１，其观点的不同可以用正负号来表示；“群人”对应于数字０，因为其没有主见，所以正负号也就没有意义。如果几个“上人”聚在一起，会有一番有趣的争论，还可能写出一篇妙文，但结果必定一事无成。古人说过：“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种现象可以用数学来解释，那些＋１和－１组合起来往往彼此抵消，结果没有多少活动能量。如果很多“群人”聚在一起，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突发事件。但是，这类事件往往是一哄而起，一哄而乱，最后一哄而散，不会形成持久的社会运动。用数学来解释也十分简单，无论多少０在一起，结果还是０。最可怕的是几个志同道合的“上人”和大量“群人”的组合，其结果就相当于在１后面加上很多０，这就会造成持久的社会动荡，既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也可能导致社会变革。由于共产党就是这么起家的，所以对“上人”与“群人”的组合一直严加防范。一旦发现了有不同政见的“上人”，其对策主要就是设法将其与“群人”隔离开，要么将其投入监狱，要么驱逐出境。
本人十分钦佩刘晓波等人百折不挠的坚毅品格，然而，至于“全盘西化”这种主张则不敢苟同。正如丘吉尔曾经说过的那样，现存的民主制度只不过是一个相对来说“最不坏”的社会体制。也就是说西方的民主体制存在很多弊端，只不过更优秀的社会体制还有待于人们去探索和实践。中国目前的国情无法平稳过度到西方的社会体制，所以只有进行体制创新这一条出路。然而，即使进行这样的社会演变也不会一帆风顺，必须有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在生物界这种现象俯拾皆是，无论是金蝉脱壳还是蝴蝶羽化都要经历一个最脆弱的阶段。可是，一旦完成了这样一种转变，就可以在三维空间中自由地翱翔了，生命也就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的经济主要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发展，所以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现在中国要进行发展模式的转型，结果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就由互补转为竞争了。况且，在很多西方政客的心里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阴影，因此，在中日争端中很难直接得到这些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借助尼采“超人哲学”的分类，我们也可以绕开那些政客直接获得民众的支持。由社会精英组成的政府高层所关注的是整体和长远的国家利益，因此，他们毫无疑问会看到中国的崛起是对西方的威胁。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任何能够阻止或延缓中国持续高速发展的事件都会受到西方政客们的青睐。所以，尽管中国政府为了取悦于西方国家做了很多努力，但结果都不很理想。那些西方的政客尽管整天唱高调，但真正让他们动心的只有两件事：利益和选票。如果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超过了美国，可以对任何国家的利益乃至安全进行威胁，那些西方国家一个个就会都变得俯首帖耳了。既然没有那样的实力，就只好寄希望于“选民”。最能打动“群人”的莫过于“煽情”，而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暴行恰恰提供了好素材。其实，不仅中国人是受害者，英美和苏联人都受到过日本人的虐待和迫害。俗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佛教也说：“因缘果报，如影随形”。中国如果制作出一套日本暴行的英文纪录片，放在世界各地的镜像网站上供人们免费观看和下载，然后再做一些公关方面的努力，用不了多长时间日本就会被世界人民所唾弃。一旦日本失去了民心，对其进行军事打击并不困难，日本自卫队那几艘军舰在中国近海只不过是一些活动靶标而已。
这场仗打完，再经过一个短暂的顿挫，中国就可以偃武修文了，也就是进行彻底的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然而，正像一项宏伟工程一样，在开工之前应该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设计蓝图。如果关于政改的一切讨论都被设为禁区，到了时机成熟时中国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本月初温家宝总理在接受ＣＮＮ采访时，主持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严格的信息管制会妨碍人们创造力的发挥，中国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办法很简单，中国可以模仿德国早期的做法，也就是“政校分离”。简单地说，政府不干涉校园内部的学术问题，同时，校园内的知识分子也不在大众媒介中妄议国政。这样１和０就分开了，知识分子获得了学术自由，同时政府也不必担心造成社会动荡。有人说过这样一个笑话：任何社会都是容不得精英的；要么把他（她）们关进监狱，要么把他（她）们关进校园。
刊登在 2010 华夏快递 kd10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