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被称为社会的基因，也就是说，文化对社会形态有决定性作用，同时，社会实践又会反过来影响文化。例如，如果一个人在意外事故中残疾了，此人在事故以后所生育的后代并不会有先天残疾，因为其基因并没有受到伤害。美国当年打响阿富汗战争的战略目标就是要铲除阿凯达集团在那里生存的土壤，然而，如今八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千亿美元和上千将士的鲜血并没有使阿富汗走上文明的健康发展之路，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对阿富汗社会的基因进行革新。此时，一旦北约军队离开，无论是塔利班还是地方军阀掌权，女孩受教育的权利都会被剥夺，《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事就会不断发生。
关于宗教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佛”这个汉字上得到一些启发，其右侧“弗”的甲骨文来源于栽种树苗。如果我们去商店买棵树苗回家栽种，就会发现有些树苗是绑在一根竹竿上的，这样能够避免被大风折断。所以，“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首先他以身作则，展现给我们一个彻底觉悟和解脱的形象。其次，他告诉我们人生的准则，人们可以借此来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以免招致灾难。所以，各种宗教都有一些戒律，就像“弗”字中的那根缠绕的绳索。然而，随着树苗的成长，如果不及时进行调整的话，这根绳子就会勒进树皮里，影响树苗的正常发育。当树苗已经能够经受大风的考验时，那根竹竿和绳子就都没有用了，此时就应该及时拆除。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过，佛法就像过河用的筏子，过了河就可以抛弃了，否则扛在肩上就变成了负担。然而，其它宗教却没有这样的提示，结果使很多过时的教条变成了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在文化水平很低的时候，戒律最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和实行。然而，随着科学理性时期的到来，人们就开始以怀疑的态度来追究戒律背后的理论基础。很多宗教都宣称人们在死亡的时候要接受审判，根据其一生的表现来决定此后的去向。在以实证为基础的科学面前，这样的假设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因此，人们就开始把目光从“来世”移到了“今生”，在西方出现了“新世纪思潮”（Ｎｅｗ Ａｇ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涌现出一大批如何提升和改进自我的书籍。可是，改变自我的前提是认识自我，结果发现这比认识自然界更加困难和艰巨。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都强调“内修”；例如默罕默德说过，小的圣战是指战胜敌人，大的圣战则是指战胜自我；耶稣说过，一个心如止水的人胜过攻城掠地的英雄。
有一派佛教认为，整个人类其实都已经觉悟了，因为我们有认识自我的能力。当我们面对客观世界时，我们不仅可以对其加以感知，而且还可以感知这种对外界的感知。也就是说，人们可以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或者说，在思维的背后有更高一层的感知，这就是佛性或者圣灵的显现。这个能力是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明显标志，然而，很多人却没有让其发挥作用。正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句话：“请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些人的意识水平还停留在动物的层次。动物是没有罪的，因为它们就像计算机一样按固定的程序运转。人有那么一分自由，因此也就有一分责任，所以就有可能犯罪。当然，观察和审视自己的思想是一件既艰巨又痛苦的事，人们会发现心海中波涛汹涌，各种善良和邪恶的念头此起彼伏，结果罪恶和羞耻的感觉会使人心烦意乱。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当年也许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他觉得人类实在是罪孽深重，根本不可能像罗马天主教当时所宣称的那样，花点钱买张赎罪券就可以轻易地上天堂。不过，天堂并不遥远，这不过我们迈不过从丰富多彩的“五蕴”到空明寂静的佛性这道鸿沟。
《阴符经》中说：“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也”。人在这个物质世界中生存靠的就是“盗”：吃荤就是在盗动物，吃素就是在盗植物，除此之外还要盗石油，盗矿石，盗水和盗空气。所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就体现在“盗”的本领上，当年英美两国起家的第一桶金就是建立在几百万非洲奴隶的悲惨命运之上，也就是靠“盗人”起家。此外，在历史上绝大多数社会都存在着对女性的歧视，也就是身强体壮的男性靠剥夺弱女子的权利来使自己幸福。如今，阿富汗的塔利班依旧没有放弃这种性别歧视，结果还把男人的这种邪恶私念披上了神圣的宗教外衣。如果我们反求诸己，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历史上的丑陋行径，例如让女人缠足裹脚。美国如果希望《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事件不再重演，不仅需要军事打击和经济建设，更重要的是帮助阿富汗人民重塑自己的文化。
刊登在 2010 华夏快递 kd10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