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朋友在技术部分做官，包括工业部门和教育机构，这些人看起来还是很平易近人的。经过三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内的很多行业都已经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不过，朋友们在一起也谈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有些教育界的朋友谈起在大学城建设过程中有很多浪费的现象，例如，很多中国的大学也模仿美国建了不少体育馆，结果使用率很低。此外，在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帮派”势力：几所大学在同一领域的一些教授形成了一种联盟，在科研项目申请和论文评审过程中党同伐异。其实，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现象，特别是在人数比较少的一些科研领域。例如，在开学术年会的时候，这些“圈内人”就可以把持会议的组织工作，“自己人”的文章很容易被接收，而对“圈外人”的文章则十分挑剔。不过，很多老外还是比较耿直的，遇到十分优秀或过于差劲的文章就不会照顾情面。近年来，国内组织的会议越来越多，这种“帮派”势力的影响在有些会议中就十分明显。幸亏国内的学术期刊级别还不是很高，人们还可以把好的文章投往国外的期刊。
也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为官，这些人看起来就显得城府比较深，活动能量也很大。谈起话来，他们也有很多苦衷倾诉。首先，他们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千块钱，与那些在工商业闯荡的朋友们相比，这点工资实在是少得可怜。听到他们哭穷，不禁会想起十几年前在网上曾经一度十分流行的“官场四项基本原则”：吃饭基本靠蹭，抽烟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夫人基本不用。说句实话，这些在官场上混得不错的人还是很有能力的，如果去经商或开公司，成功的可能性的确很高。在如今这个“拜金主义”盛行的社会里，如何能够让这些官员们拒绝受贿的诱惑同时还保持心理平衡，看来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其次，国内有些政府官员的工作也是相当棘手的，拆迁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国内这种大发展的背景下，因拆迁所出现的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像建设奥运村和世博展这样的国家级工程，拆迁的任务还是相对容易的，绝大多数老百姓会积极配合。然而，一些地区性的市政建设在拆迁过程中阻力就很大，此时政府官员不得不出面解决。“故土难离”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强迫别人放弃自己的家确实不易。本人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后来整个村子全被占了，那时“农转非”是一件难得的喜事，所以村里的乡亲们也都没有什么怨言。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可是本人依旧会时常回想起在那个破旧的农家小院里所度过的童年时光。然而，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个人做出一些牺牲也在所难免。况且，在中国土地是国有的，从法律上来说任何个人也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其实，即使在美国如果公共工程要占用个人的土地，政府也是有权强行赎买（Ｅｍｉｎｅｎｔ Ｄｏｍａｉｎ）。
昨天，ＣＮＮ的ＧＰＳ节目播放了主持人对中国女首富张欣的采访，其中提到了政府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问题。从私人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当然希望能够不受约束地自由发展。然而，任何国家都会对各个行业进行监管，这次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就是政府的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失职所造成的。西方国家的监管主要是以法律形式进行的，而在中国则主要靠政府官员。例如，在朱熔基任总理时，社会上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在中国既无熊市也无牛市，只有猪（朱）市”。在微观经济层次上也同样如此，如果没有政府官员的合作，私营企业则很难生存和发展，因此行贿受贿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然而，在急速发展时期，法治的效率往往会大大低于人治的效率，其代价就是官员腐化和民怨沸腾。例如，像拆迁这类问题，如果没有既成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仅仅靠说服动员是不可能避免矛盾的。所以，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健全法制。
毕业几十年后同学们再次相聚，结果发现“学而优则仕”这句话很成问题，因为当官的都不是当年学习最出色的同学。其实，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状元很少有杰出的政绩。近年来在台湾人们总结出了一个新的规律：功课最好的学生可以当教书匠，往往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杰出成就。在美国有些教授就有比较极端的观点：“学生成绩越好，科研做得越糟”。功课出类拔萃的人往往十分清高而且过于有条理，可是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往往都是在凌乱不堪的实验室里产生的。此外，这种人一般喜欢一个人在那里冥思苦想，而不善于与同学和同事交流与沟通。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所以，这类人一生很难出什么成果。成绩紧随其后的几个学生可以做科研，结果在学术上会有一些不凡的贡献。成绩中等的学生所面临的选择比较宽，既可以从政也可以经商办企业，结果很多人都会十分成功。从事管理工作主要是与人打交道，这与做学问很不一样。此外，成绩较差的这一档中也有很多人最终在各行各业取得了成功。现在正是国内一年一度发布高考成绩的时候，尽管这对迈进大学这个门槛很重要，如果将其与未来事业的成功等同起来则显得失之偏颇。古人说过：“事业看精神，功名看气宇”。事业成功的第一要素是内心的驱动力，而事业的规模就要看心胸多么宽广。其实，人生如梦，所谓的事业成功也只是梦幻泡影，内心的安宁与喜乐才是真实。
刊登在 2010 华夏快递 kd10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