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过自新

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就这么结束了。《时代周刊》称这一时期为“地狱十年”,美国从一个傲视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内外交困的病态国家。然而,在东方中国却不露声色地埋头发展,虽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就总体国力而言,已经开始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展望下一个十年,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就在于是否能够不断地悔过自新。

一.罪过

提起“罪”的问题,在西方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圣经》中亚当和夏娃所犯的“原罪”,也就是经不住诱惑而明知故犯。这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人生的一大苦恼:世界充满诱惑,人类的内心也充满了欲望,然而人们却必须靠理智来生活。对于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来说,这种内心的矛盾还不算太大,因为生存问题依旧是主要矛盾。然而,一旦失去了生存压力,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各种诱惑就会纷至沓来,一般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抵抗。所以,西方人说:“金钱是万恶之源”;东方人的说法有些性别歧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前一段时间美国的新闻媒介对高尔夫球手伍兹进行了大量报道,其实世界上的男人与伍兹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如果从物竞天择的角度来看,那些好色的男人繁殖力更强,所以,大家在心里都有这种红杏出墙的欲望。不过,金钱与罪恶是不能画等号的,也许应该这样说:“金钱是万事之可能”。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美国的硬币,就会发现上面有“自由”的字样,也就是说金钱可以带来自由。一旦有了自由,人们既可以干坏事,也可以干好事。反之,如果没有自由,那就只能做金钱的奴隶,整天为生存而奋斗。所以,对穷人来说,最大的诱惑莫过于金钱。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贪官在心理上还停留在穷人的阶段。罗素早就指出过东西方官场上的差别:在西方是富人出来做官,在东方则是穷人通过做官来致富。

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战胜诱惑的最佳手段就是屈服。换句话说,就是以诱惑对付诱惑。如果上帝知道亚当和夏娃会偷吃禁果,那就应该先让他们尝尝,也许他们体会到了禁果的危害以后,从此就失去了吃禁果的欲望。当然,上帝的做法也有他的道理,有些禁果就像毒品一样,一旦上了瘾就很难戒除。用非线性理论的语言来说“成瘾”的现象就类似于“吸引子”,一旦进入了其势力范围就很难逃脱。有两种方法可以战胜“吸引子”,其一是在附近产生一个“排斥子”,其二是产生一个更强的“吸引子”;这样一来,原来的那个“吸引子”就会失去了魔力。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别之一就可以预测未来,所以因缘果报就是人类战胜诱惑的最佳途径。西方社会的基础是法制和宗教,前者规范人们的行为,后者约束人们的内心。基督教认为人生就是一场“考试”,及格了上天堂,不及格下地狱。佛教认为有六道轮回,积善修德的人死后可以有晋升的机会,贪嗔痴慢疑的人死后有可能向下堕落。然而,在中国既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没有普及的宗教,所以,世风日下和贪官辈出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过错

在基督教文明里“罪”与“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然而,中国人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这种概念上的混淆使中国文化显得过于保守,人民形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懦弱性格。“错误”实际上是指因无知或疏忽所做的蠢事,它与明知故犯的“罪”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应试教育可以使学生养成做事谨慎而少犯错误的习惯,同时也使人们对错误产生了“过敏”性的反应,从而缺乏开拓创新的勇气。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在开创一个前人所未曾尝试过的新事业的时候,人们只能靠不断犯错误来在探索中前进。在自然科学上这种方法被称为“试错法”,在社会实践上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当然,在经过一番探索以后,就可以总结出规律,然而以此来指导实践,从而实现“实践-理论-实践”的一个循环。

如果用道家阴阳理论的语言来说,实践是“阳性”的,而理论是“阴性”的。西方有句谚语:“理论总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所以,西方的整个文化和教育体制是重实践而轻理论。如果我们到美国的大学里参观一下,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什么教学楼,学生们只好在自己的宿舍里做作业。而且,西方人对“传道授业”的教师也十分轻视,大学里的“下脚料”才去做高中老师,而中小学教师的水平就更糟。所以,阳盛阴衰的西方文化造就了很多成功的科研工作者;同时,也造成了整体教学质量的低下。与此相反,阴盛阳衰的东方文化重理论而轻实践,结果尽管学生的成绩十分优秀,却没有造就出多少杰出的科学家。

三.过失

俗话说:“真理再前进一步就变成了谬误”。世界上的很多事都是处在两种矛盾的对立面之间,所以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技术就是把握“火候”。前面提到的创新(阳性)与学习(阴性)就是一个例子。美国在创新方面十分优秀,如今我们所熟悉的绝大多数高科技产品都是由美国人发明的。然而,美国的整体教育水平却十分低下,进入社会的劳动力缺乏那种做事精益求精的认真精神,结果导致了美国的工业在很多领域都缺乏竞争力。如今,美国的教育体制造成了人民在知识水平方面的两极分化:一小撮知识精英和无知的大众,处于两者之间的“中智阶层”正在逐渐消失。特别是计算机在社会上的普及和应用,软件系统代替了很多“中智阶层”的工作,结果只剩下了写软件和用软件的两类人。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知识与收入是密切相关的,“中智阶层”的消失也就意味着中产阶级的衰落。从产业结构来看,中产阶级与第二产业(制造业)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拯救那些导致这场危机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此举引发了民怨沸腾。其实,那些金融家对美国的伤害远不止于制造房地产泡沫,他们对高利润的贪婪追求,直接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外迁。在金融家眼中,任何行业都只不过是赚钱的机器,所以,投资周期长而且利润低下的制造业是他们所最不喜欢的。然而,与第一和第三产业不同,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最高,因此,一旦出现了制造技术和产业工人的断层,恢复起来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些金融家天真地认为可以把研发机构留在美国,而把制造业外迁到国外,这样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其实,研发机构与制造业是密不可分的,随着制造业的外迁,研发机构也不会久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马克思早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就意识到了“人的异化”这个问题。在手工业时代,手艺人可以在作坊里自己决定工作的节奏。然而,在工业流水线出现以后,人们工作的节奏是由机器来决定的。与此同时,通过精密分工,工人的工作也变得十分简单而机械。因此,每个工人都变成了工厂里的一个配件,随时都可以被其他人所代替。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了尊严和安全感的产业工人只好组织起工会来维护自身权益,结果就形成了无休止的劳资纠纷,最终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的外迁和工作机会的流失。如今奥巴马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持高不下的失业率,在这种金钱至上的工商业文化主导下,根本就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如果我们要想从此次金融危机中吸取点教训的话,那就是要和谐发展,在人,物与钱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四.过程

人的一生要经过胎儿、婴儿、幼儿,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这样一些不同的阶段,因此,人生可以看作是一个旅程。在不同的阶段人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不同的,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及时修正自己的价值体系,人们就会被很多心理障碍所束缚。特别是在婴幼儿时期,大脑还没有发育成熟,结果对外界的反应就直接进入到了深层意识结构,长大成人以后就变成了心理上的暗礁。例如,有的母亲经常把孩子紧紧抱在怀中,结果孩子长大以后就总想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难以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与之相反,有的孩子从小被母亲所疏忽,那种被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结果长大以后就总想得到别人的爱和赞扬,结果就会产生哗众取宠和勾引异性的冲动。此外,在幼年时期人的可塑性还是很强的,家庭与社会的影响都会在内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西方的文化比较开放,家长们会容许孩子按自己的个性发展。相对而言,东方的文化则比较保守,家长们会强求孩子服从管教。因此,在东方社会中“好孩子”的标准是守规矩,而“坏孩子”的特点是任性。然而,到了成年以后,很多“好孩子”往往十分平庸,而有些“坏孩子”反而出类拔萃。

人到中年以后也许需要进行一下“自检”,也就是把自己在前半生所形成的各种认识和习惯都进行一次彻底的考察,然后把那些过时的东西彻底抛弃掉,这样才能轻装上阵。然而,认识自我却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也许需要借助他人的帮助才能实现。现在,美国正在上映Avatar这部电影,有一个与此同名的网站(www.avatarepc.com)朋友们可以浏览一下,也许有助于我们摆脱自己过去经历所造成的阴影。其实,不仅个人会受到早期经历的束缚,国家和民族也一样。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几百年的动乱,结果就形成了极端保守的文化和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最终导致了落后挨打的结局。美国是为了自由才在从英国殖民主义者手中挣脱出来,结果过度的自由导致了美国社会的离散化,如果不对此进行防范将来美国必定会因自由而解体。

刊登在 2010 华夏快递 kd1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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