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政治上美国没有一个核心组织来统筹和平衡各种矛盾，所以无论是总统州长还是各级议员办事都没有原则。今年正赶上大选年，虽然没有战火和硝烟，“选战”有时也会出现惊心动魄的局面。在这样严峻的挑战面前，候选人要想成功就得去积极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然而，“力量”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财力”，其二是“人气”；今年奥巴马的成功就来自于在这两方面同时占有优势。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一个组织掌握了大量的“财力”或“人气”，无论哪个候选人都得敬畏三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得到这些“强力集团”的支持，候选人必须得投桃报李才行。这样一来，就会反过来加强这些组织的能量。因此，“权势”和“财气”的紧密结合，就是产生“飓风”的最佳条件。
“财力”最雄厚的当然是金融业，所以历届总统和其候选人对金融界都心有余悸。一种过分的说法认为，政客是金融家的打工仔。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中对这两者之间的斗争与合作做了精彩的论述，如果把它当成一部戏剧的话，如今则进入了高潮，至于将来如何收场现在还不得而知。当然，民选的总统不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金融家。但是，鉴于现代金融业的复杂性和在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外行人根本就没有驾驭的能力；所以，最终还是聘请金融业内的人员来进行管理。俗话说：“立场决定观点”，那些“久经沙场”的金融家很难对本行业进行严格规范。其实，如果人们能够不被个人或集团利益所蒙蔽的话，金融界的问题早就十分明显了。例如，在２００４年美国的平均房价就增长了１２.５％，而同时期其它商品的通货膨胀率只有３.１％。此外，金融业本身的过高回报率也是一个突出问题。例如，高盛公司去年平均的个人奖金超过五十万美元。如果我们稍微有点理智，就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其意思就是财富等同于能量。众所周知，在自然界能量是守恒的，所以财富也不可能无中生有。从某一局部来说，财富增加只有两条途径。其一是转化，例如工农业生产活动；其二是流转，例如贸易或掠夺。如果金融业与工农业结合，财富的回报率低而且周期长，所以美国的制造业都大量外包了。如果与贸易或战争结合，赚钱的效率就会提高很多。但是，这些方式都不足以满足金融家的贪婪，在早期他们靠操纵股市来骗取股民的钱财，此后干脆用浮动货币来侵蚀所有国民的资产，后来又靠发行信用卡来制造债务陷阱，随后推出４０１Ｋ来炒作人们的退休金，最近终于发明了“金融产品”来巧取豪夺全世界的财富。如今有些游戏玩过了头，结果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是，此时金融家们还有最后一招险棋：制造战争。
有些人认为，这场金融危机的责任并不全在金融界的运作，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上没有保值的“核心货币”。作为个人来说，如果把钱存到银行，表面上会赚些利息，实际上却是在贬值，因为利率往往低于通货膨胀率。人们迫不得已只好把退休金投资于股市，这就为某些人制造了可乘之机。从整体来看，美国多年来一直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那些滚滚的财源主要是从东亚和中东国家那里借来的。一开始，这些主权基金还是以投资者的身份出现的，因为美国有着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所以在美国投资最有保障。可是，如今的局势已经开始改变了，在美国投资变成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黄世仁轮到该向杨白劳磕头了。如果我们算一下就会明白，平均每个美国人所负担的国债超过三万美元，哪个总统有这个魄力来号召国民勒紧腰带来还国债？从近七十年的历史来看，美国的国债总是只增不减。按照这样的规律发展下去，将来美国每年在做财政预算时，可以给世界各国规定一个国债配额，那时就跟黑社会没什么两样了。中国和日本如今就处在这样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虽然手中握有大量美国国债，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随意抛售的自由。两国领导人虽然都十分清楚那是肉包子打狗，但还是不得不这样做，因为这只狗太难缠。
七十年前美国几乎没有国债，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转折点，此后的二十几年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附近。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是另一个转折点，但是，此后美国国债却一路飘升，直到如今突破了十万亿美元大关。这种现象反映出了美国在近三十年来竞争力的逐步衰落，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就来分析其中的主要几项。最近一段时间举国上下围绕着三大汽车公司的拯救计划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尽管很多人闪烁其词，但是最终还是暴露出了核心问题：汽车工会。早期的工会是技术人员的组织，后来发展到了包括所有工人。在十九世纪，资本家的势力还占有绝对优势。当时，一些资本家也像山西的黑矿主一样，雇佣了一批地痞流氓来监视工人，防止他们形成工会。当出现大规模罢工事件时，政府甚至派军队来胁迫工人复工。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工会开始得到了一些政府部门的支持。特别是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工会的力量开始成长壮大。由于工会具有大量的“人气”资源，结果获得了民主党的大力支持，在罗斯福的“新政”中就有些专门帮助工会的条款。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会组织进入了全盛期。其中汽车行业的工会具有很强大的实力，在当时这个行业的利润十分丰厚，所以工人的待遇也是异常优惠，以至于人们把通用汽车公司称为美国的共产主义。如今，奥巴马也获得了汽车工会的大力支持，所以他积极主张救助三大汽车厂，工会领导人在他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之光。但是，眼下在布什政府的领导下救助法案在国会就是无法通过。其中的一股势力来自北方州的议员，他们希望三大汽车公司破产，从而可以摆脱工人福利的沉重负担，然后再进行重组。另一股势力来自南方的几个州，在那里日本和德国的汽车公司投资创建了一大批汽车厂。因此那些州的议员也希望三大汽车公司尽早破产，从此他们可以取而代之。
从某种程度上说，汽车工会导致美国车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最终将毁了美国的汽车业。然而，另一个工会对美国的影响要比这深远得多：教师工会。如果美国产的车没有竞争力，可以干脆放弃这个行业，美国还有强大的航空和电子产业。可是，如果美国人失去了竞争力，那可怎么办呢？美国在二十年前就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是历届政府尽管做过一些努力，却没有解决任何根本问题。那么，原因出在什么地方？主要是保持“政治正确”所带来的束缚，最终根源还是由于缺乏领导核心。教育界的问题不仅仅牵涉到教师工会的利益，而且还涉及到人民的自我感觉，直面这样惨痛的现实会触动人们敏感的神经。在这种情况下，政客们只好高喊一些空洞而诱人的口号和采用一些无关痛痒的政策。例如，小布什总统抛出了一个法案：一个孩子也不能落伍（Ｎｏ Ｃｈｉｌｄ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结果是所有孩子都落后了（Ａｌｌ Ｃｈｉｌｄ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此外，随着电子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人们的娱乐方式变得十分丰富多彩。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教育领域的挑战就更加严峻了。孩子们的感官已经习惯了五光十色的强烈刺激，相比之下学校的功课则显得十分枯燥乏味。如果没有亲身接触的话，中国人是无法想象出普通美国高中毕业生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是多么的糟糕。
频临倒闭的制造业和不学无术的学生群体似乎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而昂贵的医疗保健系统更使得美国的财政问题雪上加霜。据统计资料表明，在２００７年美国医疗系统的总支出为两万三千亿美元，也就是大约平均每人７６００美元。这个数字在中国人看来是十分荒唐的，因为中国大陆的人均ＧＤＰ都不足２５００美元。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看出，这些钱大部分是用在治疗不治之症上。在这种情况下，病人被治愈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其作用只不过是在病人的痛苦中把寿命延长一段时间而已。记得刚到美国来时，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就主张把安乐死合法化，他说把省下来的钱用于儿童健康保险更合理。如果我们用理性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绝大多数人都会赞同这种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它既违背了教会的宗旨，也损失了制药公司的利益。前者拥有最雄厚的“人气”资源，而后者握有大量财力。所以，如今在美国只有俄勒冈州安乐死合法，华盛顿州不久后也许会通过立法。目前，在如此严峻的金融危机面前，奥巴马的医保改革很可能被搁浅。如果美国有一个权力核心，在此危机时刻强力推出安乐死法案，则至少可以给全国儿童免费实行全面的医疗保险。
如果我们放眼未来，对美国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于西班牙语在美国的逐渐实用化和合法化。这话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当然在政治上更是大错特错。在美国民选的官员一般只有二到六年的任期，十年以后的事已经就是遥远的未来了，所以没有政客对此过于认真。但是，未来自然会做出判断，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这里可以稍微讨论一个“大”和“小”的问题，有趣的是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就论及此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三十二年前理论生物学家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ｙ曾经提出把非线性理论纳入到基础课程当中去，因为世界上非线性系统俯拾皆是，而纯粹的线性系统则是凤毛麟角。然而，由于线性系统的数学处理方法比较简单，所以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容易以线性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从物理上来看，线性系统只能用来处理在平衡点附近的微小扰动，而世间万物却是在天翻地覆般地不断成住坏空和生老病死。在非线性系统中，状态变量值的“大小”并没有多大意义，关键是看它演化的趋势。有些现在看来很严峻的问题，随着时过境迁自然会得到解决。与之相反，一些不疼不痒的小毛病将来则有可能会要了命。
尽管美国问题成堆，但是国家的整体状况还是要比中国健康和强壮得多。例如，尽管中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国内的群体抗争事件却年年增长。相比之下，美国即使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也几乎没有过冲击政府的事件发生。今天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三十周年的纪念日，回顾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的确走过了一段异常艰险的道路。这似乎印证了《推背图》第四十三象的谶语：“始艰难，终克定”。然而，正像邓小平本人所说过的那样，国家富裕了以后问题并不会减少。我们不妨先追溯一下历史，在古代中国人是以小家庭为单位，过着“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一盘散沙就是对这种社会状态的形象描述，所以，只需要十万外国军队就能征服几亿人口的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形态跳跃式地进入了社会主义，人们由散沙凝结成了沙岩，结果在三十年间东南西北四处用兵。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砂岩又溶解了，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泥浆的状态。与前两种状态相比，目前正处在一个比较浑浊的阶段，因此社会矛盾自然会比较突出。要想处理好这些矛盾，靠“人治”的方法不仅行不通，而且会使矛盾日趋激化。所以中国的问题与美国正好相反，它是由于只有轴心而没有车轮造成的。所以，解决国内矛盾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建立多党轮替的政治制度和健全的司法体系。反过来说，一党制和法治是自相矛盾的，这就像在十字路口既有红绿灯又有交通警。如果我们开车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服从交通警而忽视红绿灯。而且，一旦出现了交通混乱，那责任当然也全在交通警身上。所以，交通警的上策是让红绿灯来指挥交通，而把自己转化为交通规则的维护者。
随着社会财富的进一步增长，民主与法制也不足以维持社会的稳定，此时就只有借助精神的力量。一提到精神领域，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宗教，然后就是迷信。况且，现在世界上的很多冲突都有宗教的因素，因此人们似乎“谈教色变”。其实，目前混乱局面的根源在于没有建立起“精神核心”的地位。尽管世界上各种宗教在表面上千差万别，但是在核心都是完全一致的。在任何宗教里几乎都有一个不依赖文字记载而直接与道相合的“心宗”，例如：佛教的禅宗，基督教的神秘教派和伊斯兰教的苏菲教派。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其一，在有形世界之外（之内之间或之上之下）存在着一个无形的本体。其实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就像天空中的云彩和整个大气层的关系一样。用佛教的语言来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同的宗教只不过给它起了不同的名字，例如：道，真如，上帝，真主和Ｂｒａｈｍａｎ，等等。其二，在每一个含灵众生中都有一个意识结构存在，而其最底层是与道（真如，等等）相通的。古人云：“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然而，人们习惯于依赖上层意识结构来进行信息处理，而往往忽视了道的作用，“百姓日用而不知”。其三，人们可以通过很多修炼方法来与道建立起紧密联系，从而返璞归真，找回真实的自我。五祖弘忍对六祖慧能说过：“不识本心，学法无益”。修行人如果不向这个方向努力，最终就达不到彻底解脱的目的。这个地球只不过是我们暂且栖身的一个客栈，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道”才是我们共同的归宿。俗话说：“条条大道通罗马”。回家的路，也就是说具体的修炼方法，则是多种多样的，如祈祷，念佛和参禅等等。但是，其最初的切入点都是一个：避免身体感官（前五识）和逻辑思维（第六识）的影响。三祖僧璨说过：“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如果一个人死抱住一本经典不放，并且以此来作为真理的判据，那就顶多只能被称为宗教家，而不是一名精神领域的修道人。
人们对这个共同的“精神核心”的认同，最终还要靠科学的发展。Ｆｒｉｔｊｏｆ Ｃａｐｒａ写过一本畅销书《物理之道》（Ｔｈｅ Ｔａｏ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书中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做了有机的结合。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终究会揭开这一奥秘。在众多宗教流派中与科学最接近的莫过于中国的气功，严新大师二十多年来与科学家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科学实验。在不接触样品的情况下，严新大师通过发放外气可以改变蛋白质和核酸的分子形态，而且可以有选择性地杀灭多种癌细胞。然而，由于气功实验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可重复性，很多传统的科学家对这类实验一直持保留态度。其实，问题的实质在于人们没有看到这些实验的潜在价值，钱学森院士对其曾经做出过高度评价，认为它将引发下一场科技革命。
刊登在 2008 华夏快递 kd08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