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分工明确，但是，绝大部分工作可以概括为“工农商学兵”。在封建社会，“学”这一行业与仕途直接相连，“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时，农业是经济的主体，所以“农”这一行也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社会阶层的序列是“士农工商”。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工”这一阶层成为了领导阶级。可是，毛泽东信奉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新中国“军”这一行一直享有特权。所以，古往今来，唯一没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的就是“商”这一阶层。以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从事商业的人有很多缺点，例如“唯利是图”和“见利忘义”，等等。但是，商人也有突出的优点，这就是善于妥协。我们这些商业的外行人看到一件商品首先想到的是其“价值”，也就是含金量。与之相反，在商人的眼里首先出现的是“价格”，也就是市场的供求。“价值”是有标准可言的，大家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拳脚相向。但是，“价格”却没有标准可言，彼此满意就行，所以商人可以心平气和地讨价还价。有趣的是胡哥就出身于商业家庭，所以在做事上有妥协的灵活性；在青少年时代又受到了共产主义教育，所以又有坚定的信仰；所学的专业是水利工程，所以有因势利导的技巧。
在工作中同事之间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希望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彼此之间的妥协就必不可少。人们的性格千差万别，在心理学中有很多分类方法。不同类型的人在价值观和行为习惯上有很大差别，如果不能彼此妥协，在工作中就难免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古人云：“静坐当思己过，闲谈休论人非”。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偏才”，只有大家取长补短通力合作，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反之，如果以自己狭隘的价值观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标准，并且以此来评判别人的是非，那就会给自己和社会带来很多伤害。
很多家庭内部的矛盾是由“代沟”造成的，其实社会上的“代沟”也会造成很多冲突。一个明显的“代沟”是身体年龄造成的，反传统而图发展的年青人和守传统而求稳定的老年人之间在观点上必然会大相竞庭。在发展与稳定之间必须要进行妥协，失去了发展就变成了死水一潭，失去了稳定则会天下大乱。在此之外，还有一个隐含的“代沟”。按照佛教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长的“历史”，前世的经历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周围有很多“老玩童”和“小大人”，这些人的心理状态和他（她）们的身体年龄十分不符。在佛教中我们的地球被称为“娑婆世界”，或者称为“堪忍世界”，人生注定会有很多苦难。如果一个人的前几世都在这里生活，这种人的心态就比较平和，因为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环境。如果一个人的前世在动物界出现的频率较高，在人世间生活就比较快乐，但是在事业上往往并不很成功。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他（她）们“食和色”的欲望比较重，智力不很发达，工作比较懒散。如果一个人的前世是在“天道”上度过的，如今坠落到了人道就会觉得生活相当痛苦。这种人的智力比较发达，心理能量很高；他（她）们往往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要么是杰出人才，要么就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失常。人世间也称为“五趣杂居地”，不同“身世”的芸芸众生挤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如果不能彼此理解和妥协，人间必定会成为地狱。
由于大家的“出身”不同，所以在社会上就会有人成功，有人失落，从而形成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按照阴阳的原理，社会阶层可以简单地分为统治阶级（阳）和被统治阶级（阴）。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两种最基本的社会形态：对立型（否卦）和交互型（泰卦）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是典型的对立型社会，而民主社会就属于交互型社会。在对立型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剥削被统治阶级而获取能量，然后再利用其能量来控制被统治阶级。老子当年看到了这种丑陋的社会现象就感慨地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对立型社会是不稳定的，当被统治阶级被剥削到一定极限时就会奋起反抗，而统治阶级为了镇压反抗就必须从被统治阶级身上榨取更多能量，此举则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如今，封建社会虽然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这种剥削思想及其影响却远没有被根除，它还体现在社会的很多方方面面。交互型社会也可以简单地分为管理阶层（阳）和被管理阶层（阴），但是管理阶层是从被管理阶层中产生出来的，而且也是为其服务的，所以社会阶层的“高”与“低”就失去了绝对的意义。这两种社会类型的界限有时也是很模糊的，其关键的不同在于两大社会阶层之间是否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交互型社会里中产阶级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因此任何人都可以经过奋斗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社会制度相对比较稳定。
这两种社会形态都可以在自然界的生物链中找到依据，只不过前者看到的是局部，而后者看到的是全局。其实，在以能量为核心的生物链之外，还同时存在着以信息为核心的“众生网”。在地球的生物链中人的位置在最顶端，而在“众生网”中，人的位置则在中间的十字路口处，由此可以走向四面八方。如果只看到生物链而忽视了“众生网”，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就会出现偏差，从而使自身陷入困境。例如，人类把自然界和其它生物都当作满足自己私欲的资源，这种“独裁”的心态造成了地球生态的严重恶化，最终会威胁人类的生存。要根本扭转这种趋势，人类首先就要“降卑”，把自身看成是“众生网”中的一个成员，而不是主宰。建立起了这种心态，人类就能与生物界以及自然环境之间进行妥协，从而谋求和谐发展。
要实现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其前提在于个人的自身和谐。古人云：“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如果没有自身的和谐，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和谐，人们总是会持续不断地制造出各种事端。一般人做事的出发点都是“趋利避害”，可是，由于对自身缺乏认识，行动的后果往往会导致在苦难的泥潭里越陷越深。那么，构成“自身”的因素是哪些呢？佛教总结出五个成分，按照“由表及里”的顺序划分为“色受想行识”。它们也被称为“五蕴”，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从真如本性中一点一滴地凝聚和积累出来的。
在《西游记》中，这五蕴被形象化为五个“代表人物”：白马，沙僧，孙悟空，猪八戒和唐僧。从广义来看，“色”的含义是有形的物质。具体到人来说，就是我们的肉身；现代医学对这个物质层面的身体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和认识。“受”简单地说就是探测和感觉，人有五种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不过，在这五种“硬件”中都嵌入了“驱动软件”，在佛教中称为五种“识”。当这些“识”在死亡过程中消失以后，尽管那些“硬件”完好无损，它们的功能却完全失去了。“想”就是人的思维能力，在佛教中被称为第六识。有时候，人们把它和前五识合并起来，只不过这一识所探测和处理的对象是没有特定物质结构的信息。人与其它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第六识的功能非常强，而世界上的很多生物根本就没有这一识。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本事最大，他造起恶来会搅得天翻地覆，行起善来也是功效非凡。所以，对第六识的把握乃是人生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关键所在。
“行”是生理上的条件反射和“下意识”的行为习惯，它主要对应于神经细胞所形成的网络结构。“行”的形成过程受先天和后天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相对来说，先天的因素较强，而后天的因素较弱。这是因为人的大脑发育的初级阶段主要是在相对稳定的子宫中形成的，此时外界的因素十分微弱。人在出生以后，大脑发育还未完全成熟，所以婴幼儿的生活环境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不同的是，动物在出生时大脑发育已经基本成熟，所以后天的影响就十分微弱。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里的“禀性”就是“行”。尽管人们的“禀性”很难改变，但是它的确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大家下一番“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苦功夫，“禀性”一改，人的命运就变了。现代医学也证明，即使是成年人的大脑也有一定的“可塑性”。如果一个人持之以恒地做一件事，神经细胞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新的连接方式。如果一个人始终不渝地避免做一件事（持戒），神经细胞之间已经形成的连接方式也会逐渐消失。由于在大多数人的“行”当中有很多不良习气，所以在修行中“持戒”是很重要的，也许这就是“猪八戒”这个名字的来源。
五蕴的最后一条是“识”，有时也称为“业”，所以我们姑且叫它“业识”。它没有所对应的生理结构，人们认为它以“卷起来”的形式藏在心脏里。在佛教理论中，“识”比“色”更基本，因为有很多生命只有“识”而没有“色”，例如鬼神之类。这个业识是第八识（阿赖耶识）的一个子集，它有收藏和存储信息的功能。但是，它没有分别和判断的能力，对一切信息兼收并蓄，所以在《西游记》里唐僧看起来十分愚蠢。但是，这个笨家伙却是师傅，因为在一期生命中它是最早出现和最晚离开的。如果把第六识比做ＣＰＵ，那么，业识就相当于硬盘。尽管ＣＰＵ的功能十分强大，但是它只不过在执行和处理存在硬盘上的指令和信息；在《西游记》中不管孙猴子怎么折腾，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人生是由三条信息链来控制的：第一条就是业识，它记录着我们前世的各种意识活动；第二条是ＤＮＡ，它记录着来自祖先的遗传密码；第三条是一生中从外界获得的信息。在世界上很多宗教中都有这种说法：人死后要受到审判。其中的一个情节就是把一个人的案卷展开，这里的案卷就是业识。在《西游记》中，各种妖魔鬼怪都想吃唐僧肉。因为一旦把这个业识消除了，人就彻底解脱了生死轮回。
人生旅途就象唐僧师徒的西天之行，不仅要经常面对外界的威胁和诱惑，而且内部的矛盾也是此起彼伏。只有保持内心的和谐，才能够保持健康的身体和清醒的头脑，以便更有效地应付外界的挑战。和谐的前提是妥协，而现代人的主要问题是“孙猴子”的“独裁”。从某方面来看，这也是教育理念的问题。从小学到大学，乃至博士生阶段，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孙猴子”身上，所以它才能妄自尊大。这种状态的一个牺牲品就是“色身”，大脑的思维活动往往会对身体的自动调节功能造成很大干扰，日久天长就会造成各种疾病。人实际上有两个“脑子”：一个在头部，另一个在腹部；前者主外（阳），后者主内（阴）。两者之间本来是相互支持的平衡关系，如果出现了阳盛阴衰，这个平衡就会被打破。要避免“想”对身体造成过度伤害，练太极会很有帮助。对于初学者来说，那些姿势并不十分重要，关键是叫“孙猴子”暂时让位，把注意力集中到丹田和双手的“气感”上。
现代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思想过于僵化，硬要把丰富多彩和纷纭变幻的大千世界纳入简单的教条。道家常说：“顺其自然”。其实这有多方面的含义：其一是随顺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其二是随顺社会的大趋势，其三是随顺自己的天命，其四是随顺周围众生（包括父母，夫妻，子女，朋友和同事）的天性。前面提到，“行”或“命”是可以改的，这就类似于风可以导致子弹偏离目标一样，这种修正是十分有限的。人们在青少年时期对“行”的力量还不太敏感，只有到了中年以后才会感受到“力有余而心不足”的痛苦。如果我们用心读一些各个行业顶尖高手的传记，就会发现他（她）们在工作时“想”和“行”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可以轻松自在地把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如果我们的“想”和“行”不一致，工作时大脑就会经常“开小差”。“行”就象地上的纵横交错而深浅不同的沟，“想”就象地上滚的球；一不留神，球就会滚到沟里去。人活一世在精神和事业上还是应该有所追求的，否则这个“球”必然会滚进“财色名食睡”的深渊。但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激烈竟争的时代，在职业的选择上我们必须要随顺自己的“行”，否则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绝大多数人辛勤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报酬，正象农民种庄稼的目的是为了收获其种子一样。人生百年，匆匆而过，又有什么收获呢？“业识”就象一个种子的仓库，人一生的思维活动就在不断为那些相应的种子浇水施肥。到了一期生命终结的时候，那个最活跃的种子就决定了下一世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和敏感的时期，死者此时最需要的就是宁静。如果生前修净土宗，此时别人可以助念。对这个过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索甲仁波切写的《西藏生死书》。不过，绝大多数人还是对死亡充满了恐惧，认为死了就一切都没了。其实，那是涅磐的状态，我们这些俗人是不可能达不到的。古人云：“两脚长伸眠一觉，醒来天地还依旧”。
如今，中国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急速变革期，举国上下很多人都生活在焦虑与亢奋之中。如果不能保持内心的和谐，就会造成很多健康问题，接下来就会演化成社会问题。例如，在美国一家人一年的医疗保险要一万美元左右，如果工作单位不承担这笔费用，很多家庭根本无力乘受。从宏观上来看，美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来源也出在迅速增长的医疗开支上。中国近三十年的急速发展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人民的健康也被严重透支。如果全民健康问题长期得不到足够重视，将来也会酿成大祸。近年来身边已经有不少同学和朋友身患绝症，甚至英年早逝，大家在扼腕痛惜之时，也要引以为戒。下面的一首偈也许对有些朋友会有所帮助：
一不怕死，二不要脸； 得失随缘，心无增减。 与时俱进，顺其自然； 积功累德，曙光在前。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kd07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