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在探讨“士人”阶层与中国文化的关系［１］。在先秦时期，“士人”有高尚和独立的人格，所以被社会各阶层的人所尊重。在汉唐时期，“士人”的风骨就有所退化了。到了明清时期，经典的“士人”已经荡然无存，代之以写八股文的儒生，成为了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高压政策对“士人”的精神进行了毁灭性打击，比元朝统治者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古典“士人”的消失，正是现代“干士”阶层出现的契机。
现代的“干士”与古代的“士人”有一个本质的差别，那就是“自食其力”。在先秦时期有“养士”的风俗，“士人”成了王公贵族的门客，但是还是有改换门庭的自由。在中央集权制建立以后，“士人”成了统治阶级的雇佣，而且没有其它选择。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一个人一旦在生活上附庸于别人，也就是被“包养”，其思想和情感必然会受到约束，因此也就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士”的标准。此外，封建社会的一个腐朽观念就是上尊下卑的等级意识，而科举制度则把识字读书和舞文弄墨高推到了精神的层次。古人云：“文以载道”；先知默罕默德也说过：“智者的墨水比烈士的鲜血更神圣”；因此，读圣贤书的确是一条灵修之路。但是，古代的知识分子把大量的精力用在追求文章和诗词的精美，这就落入了庸俗的境界。到了现代，由于教育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书的内容包罗万象。如果不加选择地读书，大概只会使人更加堕落。所以，现代的“干士”与知识分子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一个利欲熏心的大学教授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土人”，而一个有精神追求而勤奋工作的清洁工则是一个标准的“干士”。
在古代，平民百姓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士”与“农工商”的主要区别在于“无恒产而有恒心”。在这一点上现代的“干士”与传统是一脉相乘的。但是，与古代不同的是“干士”阶层并不独立于“工农商学兵”之外，而是完全融入社会的各阶层之中。中国人常被描述为一盘散沙，而“干士”就相当于水泥，它与沙子结合起来就变成了坚固的混凝土。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给基督徒制订的行为准则就是：“热爱上帝，随喜而做”。“干士”也有类似的宗旨，内心追求精神的净化和升华，但是，行动落实在自己所擅长的工作上。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干士”。
大乘佛教中的菩萨道要勤修六度万行，这与“干士”的行为准则十分相似。六度中的第一条就是“布施”，对于这一点人们往往有很严重的误解。其实，最基本的布施就是以服务众生的心来干好本职工作，至于捐款和做好人好事都是次要的。苏菲宗（Ｓｕｆｉｓｍ是伊斯兰教的心宗，相当于佛教的禅宗）大师Ｒｕｍｉ曾经说过，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是有使命的，就象国家派一个使节出使他国。因此。最重要就是把这件使命做好，否则即使干了很多其它的事，回国还是无法交差。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社会中每个人都尽心尽职地工作，人们还有必要去做那些“次要”的布施吗？这就象一辆汽车一样，如果其质量精良，则除了定期维护保养以外，在保质期内根本没有修理的必要。反之，如果其质量很差，小修小补也无济于事。当然，生活在这样一个有缺陷的世界，“次要”的布施也是需要的。布施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对于知识分子，其布施主要是“法布施”；而对于战士和执法人员，其布施主要是“无畏布施”。
六度中的第二条是“持戒”，对于“干士”来说这里的戒律主要是“职业道德”。在现代化社会中，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人们总需要别人的“服务”。然而，在很多“服务行业”人们的诚信很成问题。例如，在美国买车和修车就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事，卖车行和修车铺是最具欺诈性的行业。即使是买房子申请贷款，很多贷款员也都是想方设法从顾客身上捞钱。随着近年来房地产的兴旺，一些贷款机构故意贷款给一些低收入家庭。由于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不高，难以识别贷款合同中的陷阱，所以就上了这些贷款机构的圈套，几年以后因无法支付高额利息，结果房子就被没收。此外，一旦出现法律纠纷，就给有些卑劣律师带来了发财的绝好机会。在中国的情况可能更糟，连某些白衣天使的心都被钱给熏黑了。俗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象买车和买房，以及住院和打官司，普通百姓一辈子也就经历有限的那么几次，即使花很多时间进行研究，顶多也就是一个业余水平。而他们所面对的则是吃这碗饭的专业行家，而且他们有数目众多的“猎取”对象；在这种极为不对称的状态下，普通百姓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保护消费者利益一是靠法，二是靠人。美国的法制是相当成熟和完善的，但是其致命的弱点是过于复杂。西方文化崇尚细致和完备，结果导致了令人不堪忍受的繁文缛节，同时也给那些善于钻营的人大开了方便之门。具ＣＮＮ报导，在美国的成年人中“功能性文盲”占五分之一，他们尽管有高中毕业文凭，但是并没有从文章中提取有用信息的能力。而美国的很多商业合同（贷款或信用卡申请等）都写得十分晦涩难懂，而这些人往往也没有“三思而后行”的习惯，结果就使他们陷入了债务危机。无论如何，法律既是由人来制定的，也是靠人来执行的，不妨借用一下佛教的一句名言：“邪人用正法，正法亦成邪；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成正”。如果没有“干士”的参与，仅仅靠立法是不够的。一旦法律和“干士”形成了诚信的大气候，那些“土人”的行为也会有所收敛。
六度中的第三条是“忍辱”，对于“干士”来说这主要体现在“平常心”。一般人认为“耻辱”来自外界，也就是别人贬低自己的言行。“干士”对这些并不在乎，他（她）们注重的是内心的修养。“干士”的耻辱是心随境转，也就是住色生心，失去了心灵的自由。在几年前的一次电视采访中，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提到人生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动模式，而另一种是被动模式。前者有内心的目标和驱动力，而不被外界的影响所左右。而后者是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他（她）们的行动主要是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在心理学领域，狗的条件反射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其实，人也有很多类似的条件反射；例如，别人对我好，我就对他（她）好。耶稣说过，如果以这种态度生活，进天堂就没门了。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在这个娑婆世界中生活，各种纷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事事都计较，样样都挂在心上，这辈子肯定一事无成了。人生的一个境界就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其实，能够在大事上聪明的人，在小事上也糊涂不到哪里去，只不过他们不把自己的注意力浪费在无足轻重的事情上。那么，人生什么事最大？其实莫过于生死，在被别人羞辱时火冒三丈就是对自己的生命最不负责的表现。
“忍辱”的初步境界是防止情绪冲动，而高级的境界是无辱可忍。所谓的荣辱只是人们假立的一些名相和一些规范，如果超越了这些，荣辱也就毫无意义了。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耶稣说这话的时代背景是犹太人被强大的罗马帝国所统治和剥削，在那种情况下进行暴力反抗只会导致更深的灾难，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今，时代完全不同了，如果大家都按照耶稣的这句话去做，社会上就会恶人当道，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了。但是，耶稣的话告诉了我们另一件事，人生在世应该有超越钱财和荣辱的追求。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我们身上到底有什么是上帝的？那就是我们的灵性，在圣经的创世纪篇里被形象地比喻为在造人的时候上帝吹了一口气。佛教里不用上帝这个假名，而代之以“母光”，人们自心的佛性被称为“子光”，而明心见性的时候也就是“母光”和“子光”相遇而融为一体，道家称为“天人合一”。可以想一想，我们是与上帝一体的，人人都是未来佛，我们何辱之有？
中国人多灾多难的主要原因是过分注重人的“附加值”，如相貌财富知识和地位，等等，而根本忽视人的“原始值”。在中国“面子”是天大的事，可是，正象其字面上的意思那样，它只不过是涂在脸上的化妆品。如果我们不重视其下面的本来面目，过多的化妆品不仅给人一种矫揉造作的印象，而且还会损伤皮肤。老布什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不珍惜生命的国家。在这个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任何人都会珍惜宝贵的东西，中国人看不到生命本身的价值，因此中国人也就没有最基本的权力和尊严。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在一个人口过剩的国家要想建立起人权的观念只有靠宗教了。释迦牟尼佛开悟时说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本具”两个字，它是与生俱来的。就象我们生下来就继承了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可是被我们弄脏了（多生多劫积累的污垢），结果只把它当成一块鹅卵石来玩。人们不能开悟的原因不是因为缺少了什么，而是多了一些妄想和执着。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人如果把妄想和执着都消除了，如来智慧就被开发出来了，此时“无为，无所不为”。例如，六祖慧能本不识字，更没有学过佛法；可是，开悟以后一切佛经就都通了。孔夫子也对曾参说过：“吾道一以贯之”。大宗师之所以能开辟一门学说和宗教，都是靠本具的如来智慧，而不是靠后天的学问。可是，孔家店的问题是不鼓励大家都去实现“一以贯之”，而是在大力推销孔孟的“二手货”。当然，明心见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法在社会上大规模推广。实用而有效的方式是读几本书，学点做人的规则，然后依教奉行。但是，如果把这些“二手货”高推到了神圣的地位，并且以此来划分社会阶层，那就失之偏颇了。
六度中的第四条是“精进”，对于“干士”来说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工作中的精益求精和锐意进取，其二是努力在内心修养上的提升，伊斯兰教中“圣战”的本意即如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弱点就是重理论而轻实践。此外，古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过于安逸，所以有闲情逸致来欣赏风花雪月。其实，这既是一种剥削阶级思想，也是一种农民意识，那种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无形中受到这种流毒的影响，总觉得自己的生活意境达不到古人的标准。如果我们内心的“信仰系统”不能与时俱进，则一生都会活在抑郁的阴影中。在这一点，美国人就没有这样的心理负担，大家踏踏实实地勤奋工作和享受物质生活。他（她）们象牧民一样，在天涯海角随处安身，有工作的地方就是家园。什么时候好莱坞开始拍风花雪月的电影，美国人开始捧着《红楼梦》掉眼泪，美国的发展期就结束了。因此，在中国的学校里要通过教育使学生树立起现代的人生观，把心安在事业上的奋斗之中，而不能让他（她）们受那些古代的文人骚客们的毒害。古人云：“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世，小隐隐于寺”。能够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内心的宁静，那才真叫英雄本色。净空法师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人生应该象一个车轮，心应该静，而身则要动。而现代人则正好相反，身体很少运动，而心却片刻不得安宁，长此以往则肯定会得各种身心疾病。
六度中的第五条是“禅定”，它是一个“从有到无”的过程。我们常人的脑海里总是妄念纷飞，只有把它们全部消除以后才能进入禅定的境界。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实非易事。举一个光电子的例子，量子发光器件（如激光器和发光二极管）的最简单模型是二能级系统。如果电子都集中在下能级上，这个状态就是昏沉，在易经中对应于否卦；尽管此时也没有妄念，但是它跟砖石瓦块没有什么区别。如果电子被不断地输运到上能级，它们就会自发地越迁下来，同时发出光；这就是常人的思维状态，在打坐时称为散乱。禅定的状态是把电子输运到上能级，但是并不发生自发越迁，从而实现了粒子数反转，在易经中对应于泰卦；这种“负温度系统”就可以起大机大用。
“干士”可以先修炼一个辅助的法门：专注。如果我们把普通人和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比较一下，就会看出其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工作中的专注程度。普通人工作的目的是谋生，所以，工作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在星期五美国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上帝，终于到了星期五”；而很多美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挣足了钱，然后提前退休。“干士”应该有不同的人生观，对于他（她）们来说工作是修行的一部分。其实，人们一旦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工作就会成为一种禅定的修炼，不仅毫无压力，而且妙趣横生［２］。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最容易进入这种境界，而最困难的是脑力劳动者。今年的高考刚刚结束，不少家长一定为孩子读什么专业而费尽心机。其实，关键还是看孩子的兴趣在什么方面，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从事自己所喜欢的工作。至于收入高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都是次要的，问题是我们敢不敢对自己诚实？如果仅仅为了高工资和好名声而去干自己丝毫没有兴趣的工作，那只不过是自欺欺人，最终绝对不会有好的结局。
六度中的第六条是“般若”，也就是“如来智慧”，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阶段。“无”这个字是不应该简化的，繁体字的“无”表达了一个“象”：也就是森林被大火烧尽，一切有为法都没有了。人们一般认为森林大火是一种灾难，其实，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大自然自我更新的一种方式。在茂密的森林中，落叶在地上形成了厚厚的一层“地毯”，结果使落下的种子无法接触土壤而生根发芽，结果大片的树林就会逐渐消失。森林大火可以把地面上的枯枝败叶烧个精光，从而万象更新的景象才有可能出现。有一种宇宙学观点认为［３］，宇宙产生于大爆炸，最终还会回归于“大收缩”，浩瀚的宇宙终将“回炉”，剩下的只是能量和信息。然后再经过大爆炸，产生一个新天地。“有”字就表达了这个含义，这里的“一”表示“无为”的道体，“一撇”表示对称破缺，“月”表示有形的物质。佛教传给我们一个“大福音”，这个福音太大了，也许人们不容易接受。耶稣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呢”。另外，我们注意到耶稣说话只用“一般现在时”；例如：“Ｂｅｆｏｒｅ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ｗａｓ，Ｉ ａｍ．“这句话如果拿给英语老师看，一定认为有语法错误。耶稣说这句话时，是站在真如本性（法身）的立场上，正如六祖慧能所描述的，它既不生灭也不动摇，因此也就没有时间的概念。与之相反，有形的宇宙则有“成住坏空”的演化过程。但是，尽管宇宙在那里天翻地覆般折腾，我们的佛性（圣灵）却丝毫无损。如果我们皈依佛性（法身），就找到了生命的根基。耶稣做过一个比喻，要把房子（人生）建立在岩石（圣灵）上，而不能建立在沙子（五蕴）上。对于“般若”的认识可以使“干士”摆脱各种“教条”的束缚，而直接在自己的真如本性中去寻找创造力的源泉。同时，它可以打破“有无”之间的界限，既不住有，也不落空。正如佛法所说，“实际理地，不染一尘；佛事门中，不舍一法”。
从某种意义上看，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象一场森林大火，它毁灭了中国的所有传统文化。问题是火灾之后什么种子会脱颖而出，这是影响中国未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在美国有一种松树，它的种子特别坚固，森林大火在一般情况下伤害不到它的内核，而且外壳的损伤使它发芽更容易，所以大火之后它就会抢占先机。在中国世袭的封建制早已经寿终正寝了，但是以“序本位”为核心的专制制度却一直延续着，这是未来发展的陷阱之一。森林大火如果烧毁了当地的全部种子，此时从别处随风飘来的种子就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灰烬中最容易生长的往往是灌木，这就相当于人们自私的本性，大家“各私其私，各子其子”，小康社会因此形成。在夏天时灌木丛也呈现出一片生机，但是，到了秋天这些灌木就会枯萎凋零。如今，小康社会的危机已经十分明显了，上有贪官，下有黑工头，中国仿佛回到了解放前的旧社会。最近在山西发生的黑砖窑事件就是这两种黑暗势力合流的结果，如此发展下去多少英烈的鲜血看来是要付诸东流了。中国目前的出路只有把小康社会转型到中兴社会，而这一转变的实现只有靠“干士”阶层才能完成。
小康社会靠人们自私自利的原始动力来发展经济，其结果必然出现两极分化，最终由阶级矛盾导致社会动荡。所以，小康社会的前期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然而，到了后期就会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在中兴社会人们在“利”与“义”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而不再是以急功近利的态度来工作和生活。“利”的本意是收割庄稼，也就是在付出辛苦劳动之后获得回报的意思。“义”这个字也不应该简化，繁体字的义上面是“羊”，下面是“我”。在古代人们经常用羊来祭祀，所以，“义”字的本意是为了大家而做自我牺牲，耶稣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从表面来看，“利”与“义”是彼此对立的；可是，从长远来看“利”与“义”是相通的。我们姑且举一个反面典型来说明这个问题，当赖昌星得势的时候在当地的官员中流传着这么一首打油诗：“世界有个加拿大，昌星有钱大家花；不拿昌星白不拿，拿了昌星拿大家”。在英语中钱也叫ｃｕｒｒｅｎｃｙ，就象流水一样流来流去。赖昌星看透了钱的“水性”和“空性”以及贪官的浅薄，所以他可以用钱来玩贪官，然后再用贪官来挣钱。当然，赖昌星是个违法分子，他挣钱的最终源头还是靠走私而偷漏的关税。不过，“盗亦有道”，在赖昌星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利”与“义”的转化。我们不要认为钱都是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的，实际上那是整个社会乃至世界流通分配的结果。我们每个人就象一个细胞，如果机体健康细胞就会得到充足的养分，而细胞只要完成它的分工就行了。假如有个细胞把别的细胞都当成敌人而无情地掠夺它们的营养，这个细胞就癌变了。这样的癌细胞多起来，机体就无法正常运转；最终，要么把癌细胞杀死，要么被癌细胞杀死。“干士”的人生观在空间上超越了人我之间的界线，在时间上超越了一生一世的短见。“干士”的“义”就是积福在天的“大利”，“干士”的“利”也就是行“大义”的资本。在“利”与“义”的循环中“干士”逐渐解脱了自我，而进入了法性之流。
龙的文化是建立在大道无形基础上的千变万化，而不能拘泥于一种传统，理论，思想或宗教。但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统一思想和协调行动，又必须建立起一套适合当时社会状态的价值观念和规章制度。古代社会的变迁十分缓慢，而人们的知识水平又比较低下，结果往往因循守旧，失去了发展的活力。可是，一旦抛弃了各种条条框框，人心就失去了落脚点，结果社会就会出现无序的混乱局面。在有序与无序之间有一个临界状态，它既相对稳定又能随机应变，动物的大脑就接近这种状态［４］。要维持这种状态需要很高的智慧，所以在操作上难度很大。这种状态在西方民主制度很难实现，因为目前人们的觉悟水平还太低。这种状态在专制制度也很难实现，尽管决策者可能具有很高的智慧，但是整个官僚系统的水平却达不到。从目前的状态过渡到这种临界状态的捷径就是让少部分人先觉悟起来，以这些“干士”作为火种，最终实现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觉悟，那时人类就进入了大同阶段。这也就是大乘佛法的宗旨，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大法船，众生借助它一起脱离苦海而进入自由王国。
参考文献：
［１］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ＩＳＢＮ：７２０８０４２８９６。
［２］Ｍｉｈａｌｙ Ｃｓｉｋｓｚｅｎｔｍｉｈａｌｙｉ，“Ｆｉｎｄｉｎｇ Ｆｌｏｗ：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８.ＩＳＢＮ：０４６５０２４１１４.
［３］Ｒｏｇｅｒ Ｐｅｎｒｏｓｅ，“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Ｎｅｗ Ｍｉｎ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Ｍｉｎｄ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ＩＳＢＮ：０１９２８６１９８０.
［４］Ｗａｌｔｅｒ Ｊ．Ｆｒｅｅｍａｎ，“Ｈｏｗ Ｂｒａｉｎｓ Ｍａｋｅ Ｕｐ Ｔｈｅｉｒ Ｍｉｎｄｓ”，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ＩＳＢＮ：０２３１１２００８７.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kd07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