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看来时机已经成熟了。年初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声称要在全球推行民主，前苏联在中亚和东欧的一些加盟共和国纷纷进行了政治变革。台湾的水扁兄也明确地指出，民主问题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从中国大陆的内部事务来说，各种社会矛盾出现了激化的趋势，而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彻底解决。然而，如何进行民主改革才符合我们的国情？中国在二十世纪所进行的天翻地覆式的革命使人民和国家受到了很大损失，因此改良主义的呼声十分高涨。在某些特殊时期和情况下，革命是需要的，它可以高效率地打破旧的体制。然而，“破”与“立”是对立统一和相辅相成的。在“立”的过程中，持续的改良则更为稳妥和扎实。我们人类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不断“破”与“立”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然而，正象建设一项宏伟工程一样，虽然整个工程通常分成几个工期来分段完成，时间会持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但是，在最初阶段需要有一个总体设计和规划。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对外开放，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已经不再陌生。首先，我们应当承认这种体制是十分优秀的，美国二百多年的发展史就是一个明证。然而，把它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则会产生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稳定性”问题，在遇到危机时有可能会转为独裁；二战前的德国就是其中一例。其次是分裂问题，各党派会出现不平衡的地域分布，因政见不和有可能会导致内战；美国南北战争就是其中一例。此外，民主国家的政策容易形成“内聚焦”现象，结果会造成国际社会的紧张局势。最后，民主国家政策容易出现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而不顾子孙后代的福祉。另外，即使在西方国家能够成功的社会体制，照搬到中国也会出现严重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其次，儒家的纲常伦理遭到了破坏，还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伦理体系；最后，中国的人口众多而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因此，即使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成功的社会变革，在中国也未必可行。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前苏联解体后，其巨大的军事力量使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仍旧可以发挥影响，而且其人民纯朴坚强而守法，再加上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可以通过“休克疗法”硬撑过来。然而，到现在俄罗斯也没有恢复元气，普京总统还在寻找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社会主义的所谓“第三条路”。
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一党专制”，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推行“两党竞争”。因此，这第三条路可以是介于这两种体制之间，其中的一个方案是“三党一心，轮转交替”。具体地说，也就是三个政党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在竞争的基础上轮流执政。顾名思义，民主政治当然要以民为本，因此应该有一个“民主党”。当然，幸福的生活应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国民经济，因此应该有一个“国民党”。然而，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先进的文化加以引导，因此也应该有一个“进步党”。这三个党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思想要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都必须有相应的组织形式；所以，如果没有“党代表”的话，所谓的“三个代表”也仅仅是一纸空文。另外，在这三个党之上还有一个起协调和规范作用的组织：“同心会”。用几何图形来描述的话，这三个党就相当于把一个圆划分为三个扇形，象一个车轮。而车轮的中心是一个空的小圆，以便装配车轴。而在这个大圆和小圆之间还有一个同心的中圆（同心会），它与车轴和这三个扇形都有交叠。在这个方案中，同心会的大部分会员属于某一党派，但是也有一小部分无党派的会员。同心会的会员应该继承和发扬共产党在早年革命时期那种舍身取义的高尚情操，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的私利之上。中国如果没有一个这样坚强的组织，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则难免复蹈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悲剧。在目前这一历史时期，军队和国安部只能建立同心会的组织，而不能参与党派之争。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共产党从建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八十四个春秋，它领导全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而强盛的国家。尽管犯过许多错误，但也是功不可没。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面对新的历史时期，它本身已经到了转型期。如果抗拒历史潮流而墨守成规，则会成为国家发展的障碍。当年孙中山先生把同盟会改造为国民党，普遍被认为是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今把共产党转化为同心会，将来也必定会被认为是中国走向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其实，古代预言也正是这么说的；在《铁冠数》中就有一句“二十八宿添羽翼”。
无论是从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来看，“党”都不是光明磊落和公正无私的。在（繁体）汉字中，“党”字的结构上面是“堂字头”，下面是“黑”，其意义是一些人躲在黑屋子里密谋见不得人的事，因此有“结党营私”这一成语。在英语中，“党”有部分和派别的意思，也就是由于对利益的追逐或对观念的执着而形成了排他的偏执政治团体。因此，党派的观点不可能是公正客观的，而往往是采用毛泽东的逻辑：“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美国两党制的运作类似于活塞式发动机，而活塞在两极之间做往返式运动必然会造成很大振动，而且单位重量的输出功率也十分有限。这种发动机用在低功率的汽车上还比较合适，但是用在飞机上则成了问题，因此二战以后逐渐被涡轮式发动机所取代。这种“三党一心，轮转交替”的政体就类似于涡轮式发动机，这三个党派象三个叶片（羽翼）一样围绕着一个轴心来旋转。
尽管每一个党派都有自身的局限，但是，人类历史证明政党轮替是迄今为止最合理的政治体制。首先，多党制可以彼此监督，从而杜绝或有效地抑制腐败。腐败自古以来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痼疾。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腐败程度最低的要首推清朝，其主要原因是采用了满汉彼此监督的吏制。如今，我们反腐败的利器是惩治。这种“治标”的手段是必要的，但是，标本兼治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抑制腐败的根本在于人心和制度，所以才有必要弘扬先进的文化和推进民主政治。历史经验也证明单靠惩治是无法彻底清除腐败的。明太祖朱元璋是穷人出身，他恨透了贪官污吏。一旦发现，就把贪官的皮活活剥下来，然后里面塞进稻草制成一个人体模特，把它立在衙门的大堂上，以警告继任的官吏。即使有如此严厉的刑法，也没有能够铲除贪官，最后反而被贪官污吏搞得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最后让满族人捡了个便宜。由此可见，贪官的生命力和危害绝对不可低估。
一个社会要发展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波动，因此稳定与发展在一党制社会就成为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然而，在多党轮替的政体中这一矛盾可以得到有效的化解。在这里首先要走出“稳定”的误区，实际上动态的社会比静态的社会更稳定。举例来说，有一项很普及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就是用乒乓球拍托着一个乒乓球跑步。一个思维误区是认为由于乒乓球拍没有端平乒乓球才会落地。假如换成一个有轮子的机器人，它能很精确地保证乒乓球拍处于水平位置，但是无论是起动还是停止，或者是因为路面不平和风吹草动，乒乓球都会落地。人们虽然没有机器人的精度，但是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乒乓球。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其奥妙在于动态平衡，乒乓球拍在人们的手上随着乒乓球的运动趋势而前后左右地不断倾斜，实际上相当于把乒乓球放在了一个看不见的碗里面。三个政党的轮替就类似于给乒乓球拍一个活动的自由度，因此表面上看似动荡的政局实际上比一成不变的政局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任何社会在运转过程中难免会犯错误，如何对待这些过失是社会健康程度的一个关键指标。古人云：“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矣。”然而，一党制的社会是很难承认错误的，否则其政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削弱。多党制则不然，执政党犯的错误根本不会导致整个社会体制的危机，而且在国际上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会随着政权的更迭而消失。举例来说，如果凯瑞在去年的美国大选中获胜，国际社会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形像将会彻底改观，尽管凯瑞在内政外交的核心政策方面与小布什不会有什么根本差别，只不过包装得更易于让人接受。相比之下，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六年，中国的领导人也已经换了两届；但是，整个国际社会依旧认为现政府对六四事件负有直接责任。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生两星期前在清华大学讲演时说：“历史应该象一面镜子，而不应该象一条绳子”。为了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我们也不愿意在历史的是非恩怨上过度纠缠，但是教训是一定要汲取的。古往今来，能够改过积善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健康成长的基本条件。出现六四事件的根源在于国家的政治体制有缺陷，也就是缺乏一个产生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机制。结果，内部的权力斗争转化为群众运动，最后又由军队来解决政权之争。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长，国内的社会矛盾和国际间的摩擦都会与日俱增，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体制中国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
在国家的层次上政党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总统和议会议员的竞选；然而，目前西方国家的政体中普遍存在着许多弊端。在美国从总统竞选揭晓到新总统就职只有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这就造成了美国国家政策的波动性。美国的新任总统主要来自于副总统，议员和州长。一般来说，副总统“转正”的政权更迭过程最平稳，因为其幕僚大部分是原班人马；但是，缺点是其内政外交政策往往了无新意。州长变总统在其执政初期常会把外交搞得乌烟瘴气，可是在内政方面上往往能够有一些建树。由议员而当选总统相当不容易，由于他们既没有州长独当一面的政绩，也没有副总统多年实习的经历，能够胜出的人往往有比较强的个人魅力。因此，这种“议员型”的总统在外交上常会有一些突破，但是在内政上往往不尽人意。布什父子的总统经历就是这一体制的精彩写照。老布什总统一接任就遇上了很多麻烦事，例如中国的六四事件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但是，因为有八年的实习经历，他对这些十分棘手的问题都能从容应付，尽管做得有些过于保守。相比之下，小布什总统的白宫生涯则过于坎坷，所以他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德州牧场度过的。一个前内阁成员写了一本书，形容小布什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是“一个瞎子面对一群聋子”。随后发生的９．１１事件本身对美国所造成的打击其实是十分有限的，然而，美国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反恐”行动却使美国的根基受到了严重损害。这就象萨斯病毒一样，其对人体的伤害并不十分严重，而大部分人是死于自身免疫系统的过激反应。不过，尽管小布什有一些自身的局限性，但是我们也应该设身处地想象一下，一个州长三个月之后就要领导一个超级大国，这也未免有点强人之所难了吧。
一个解决这种弊端的方法是“延时选举”，也就是在一届政府开始执政后的初期就进行下一轮选举，而利用其间的这段时间对当选总统和主要内阁成员进行全方位培训，并且最后通过实习而逐渐进入角色。在选举中执政党组织和监督其竞选活动，但是不参加竞选。因此，三党制的政体中每次只有两个在野党进行角逐。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其中一个较弱的政党长期得不到执政的机会，因此当一个政党连续输掉三次竞选以后应该自动接管下一届政府，以避免其受到其他两党的过度排挤而边缘化。多党制的一个陷阱就是执政党利用手中的职权操纵选举，“水门事件”就是其中一例。这种延时选举的方式既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现象，同时还可以自动地保证每一个政党只能执政一届，而不能连任。从美国的历史来看，总统在第二个任期内往往少有建树，而问题却很多。
西方社会的参众两院制源于前工业时代，当时农业还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因此，参众议员都是按照地域来选举产生的。到了后工业时代，工商业成为了国民经济的主体，但是这些行业在国会却没有所对应的代表，因此各种游说团体相应而生。另外，在前工业时代竞选人没有大众媒介与群众交流，所以只好到各地周游与选民见面。可以想象，这种竞选过程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而那些游说团体往往在此时慷慨解囊。这是什么？权钱交易！虽然竞选人周游列国有助于了解民情，但是，完全没有必要为造势而搞得那么浮华而铺张。从另一方面看，在如今这个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时代，选民根本没有必要通过握手来了解竞选人的观点。这种表面上的亲民姿态实际上为黑金政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如果不严加限制政治腐败就很难改变。从大禹治水的经验来看，仅仅靠围堵是很难奏效的，疏导才是上策。因此，众议院可以由地区来选举产生，参议院可以由各行业的代表入围。在这两院之上，还有一个起协调统筹作用的枢密院，否则参众两院的矛盾很难调和。在政治转型期，众院相当于全国人大，参院则相当于全国政协，而这个枢密院就相当于中央政治局。
参众两院的议员是由选举产生的，而这个枢密院成员则来自于任期结束以后退役下来的政府内阁成员。在西方民主国家这些内阁成员卸任以后主要是在大学任教和在私营企业任职，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任职以前，国家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培训，在执政期间这些人对国家的整体状况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卸任以后也应该给他们一个继续为国效力的机会。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他们的经历被用来牟取私利，对国家将有严重危害。为了避免消极的党派之争，枢密院的成员应该脱离其自身的党派，而只保留同心会的身份。卸任的国家正副总统则进入由六个人组成的同心会领导核心，每个人轮流担任主席两年，这样副总统也有一个出头的机会。在这三对正副总统中，最早的一对年事已高，最新的一对需要一段实习期，因此由中间一对担任主席比较合适。现在中央有九名常委，其中的六名可以进入同心会的核心，而其他三名分别领导这三个党派。此项政治改革在二零零七年的中共十七大上应该确定下来，并且在二零零八年开始实施，否则到了二零零九年可能会出一些变故。
西方式民主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全民竞选。基督教认为人人都有原罪，佛教认为众生都处在迷惑颠倒的状态，因此经过全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和议会也必然脱离不了贪婪，短视和堕落的本性。美国的上一届选举真是让世界人民大开眼界，连其铁杆的盟友英国都感到莫名惊诧。从表面上看，一人一票的选举有着最广泛的民主基础，所以应该最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可是从深一层来看，这种制度充其量只能满足群众的短期利益，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反而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举例来说，很多人认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是被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所瓦解的，其实其民主制度才是首要原因。举例来说，在二十世纪初期英国的汽车业也十分发达，当时福特公司也在英国开了分厂。大家知道老福特对职工福利是十分重视的，经常到工人家里去调查职工的生活水平，因此工人的收入增长十分迅速。可是，当时由于英国的工会运动蓬勃发展，连福特公司的分厂都招架不住，最终只好关门大吉。到了现在英国汽车业在人们的记忆中只剩下手工制造的Ｒｏｌｌｓ Ｒｏｙｃｅ豪华轿车，前几年还被德国大众公司所收购。在政治上，与工会关系密切的工党势力也异常强大；尽管布莱尔首相紧密追随小布什而不得人心，但是他还是照样能够成功地第三次当选。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英国一旦与美国脱钩，它就必然会沦落为二流国家，对全球的影响力则十分有限。中国的人均资源十分贫乏，而且封建落后的思想观念又十分牢固，如果没有优秀的文化进行引导而盲目去迎合人们的庸俗追求，国家的前景则十分令人担忧。因此，在中国推行民主必须对选民的素质有适当的要求。假如中国也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那么国家的前途就会由农民来决定了。本人小时候生长来农村，既了解农民的贫困与辛劳，也深知他们的觉悟与见识。改善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准是国家富强的基本指标，但是，我们不能让他们被那些花言巧语的政客们所蒙骗。
仿照美国的政体，中国也应该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只能建立在地区（地级市）这一级。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忧患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官吏腐败导致农民起义，边关外患，内部争权和藩镇割据。从汉朝到清朝，打下江山以后为了收拾烂摊子都要封王分治，而藩王坐大以后就会形成割据势力，而朝廷只有削藩以后国家才能走上富强之路。如果把地方政府建在省这一级，将来中国必然会被分裂趋势所困扰。我们可以看看加拿大，其魁北克省因为讲法语的人口占多数，因此就要求从加拿大独立出去。中国的情况大家心里都明白，在此无需赘述。借此民主化之时，我们也可以取消自治区的名号，而与其他省统一行政体制。在地区民主化以后，省这一级就转化为一个介于中央和地方的协调机构。此外，处在边界上的地区应该定为“边疆区”，由中央直接辖制。如果把一个国家与人体相对比的话，边疆区就相当于人的皮肤，而在胎儿早期发育阶段它是与中枢神经系统处在同一层次上的。以静电学问题做一个比喻，封闭导体壳内的电势分布主要是由电荷和边界条件来决定的。因此，只要中央和边疆区保持稳定，内部的地区不会出现大的扰动。在地方政府这一级可以利用完全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介进行监督，因此可以从根上彻底铲除腐败。为了减小因地方选举造成的波动，每年只有四分之一的地区进行选举。大家知道，六缸发动机比四缸发动机运转起来要平稳许多，而四缸发动机与单缸发动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地方政府选举中，选民资格的要求可以相对降低，但是也应该有一个起码的水准。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与中央政府类似，也可采用三院制。
政治体制问题解决以后经济问题就成为了主要矛盾。经济危机的出现往往被认为是最严重的问题，其实也许并非如此，比经济危机更有破坏力的是金融系统的危机。从某一方面来看，经济危机就象龙卷风一样，其破坏力固然很大，但它也是调节气象状态的最有效方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点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危机，也就是供销不平衡造成的。经济危机出现时，经济活动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停滞，但是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基本要素不会受到很大损失。一旦市场需求开始恢复，经济就会重新起步。但是，金融系统则不同，其运作是建立在虚拟的数字上；因此，金融系统的弊病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产生严峻和长期的影响。几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还历历在目，而日本已经被这种“慢性病”折磨了二十多年。眼下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与美元的汇率问题；看来美元走低是不可避免的，人民币的汇率迟早要调整，可是又出现了投机的问题。从本人这个外行的观点看，在此危机时刻与其在汇率上与美国进行长期的争执，不如进行革命性的改革。展望未来，中国必将与美国和欧洲并驾齐驱，因此我们也不妨仿照欧洲而推出一种新的货币：“华币”。其币值介于美元和欧元之间，而且可以自由兑换。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一种倒退，因为它恢复了货币双轨制。但是，有时候在前进的过程中做一些技术性的撤退也是一种权宜之计。这种双轨制的优点是多方面的，其一是避免了投机行为，其二为人民币市场化提供了一个平稳的过渡手段，其三是增加了调控的自由度。第一个自由度是在美元和欧元之间的位置；比如说首先可以采用美元和欧元的平均值，以后可以向任何一方滑动。第二个自由度是人民币与华币的比值。第三个自由度是人民币和华币在整个货币之中的比例，华币的比例将会逐渐增大而最终代替人民币。第四个自由度是人民币和华币各自的存储和短期贷款利率。与之相比，美国的金融体制尽管在立法和管理上比较完善，但是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只有调整短期贷款利率这一个手段，因此在调控的力度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老子云：“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用在金融系统上也很合适。因为系统本身过于庞大，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和状态下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会有天壤之别，过度的干预有时会导致系统失稳。这种双轨制应该是一个十分稳定的系统，在工程和生物系统中被广泛运用。核反应堆的能量交换系统就是一种“双轨制”，它内部有一套流体循环系统，把反应堆产生的热量首先转移到内层流体中；然后，它与外层流体再进行一次热交换，其能量最后通过外层流体转化为电能。从生物体来看，胎儿与母体有两套不同的血液循环系统，它们之间通过胎盘来进行物质交换。由此看来这是一个很优化的系统，但是，是否与ＷＴＯ的规则相冲突？
政治与经济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在民主化的过程中税收是一个比较严峻的挑战。自古以来苛捐杂税就是引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因素；但是，彻底取消了税收各级政府就无法运转。西方国家的税收制度相当完善，但是也有一些弱点。其一是税法过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所需缴纳的税额应该能够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或软件来计算，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借助会计事务所来帮忙。其二是被政客利用；国家和地方的税率应该由经济学家来决定，而不能让政客来哄骗百姓。“没钱办不了事”这是硬道理，减税表面上是利民的举措，实际上是走邪门歪道。中国解放以后，由于实行了公有制，对个人的税收变相地转嫁到了企业。经过几十年的潜移默化，人们心里已经没有了纳税意识。如今，大部分企业都已经私有化，政府无法再把个人的所得税摊到企业头上，因此税收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耶稣说：一个人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他（她）的心就放在什么地方。因此，税收也是人们在思想认识上转型的一个工具。如果能够做一个统计的话就会发现，一个人的绝大多数思维活动都是以其自身为核心的，其次是亲属，然后是朋友和同事，而很少想到生活在同一社区，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陌生人。其实，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都是如此，其差别只是程度上的问题。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这种程度上的差别却是很关键的。比如说，金刚石和石墨都是由碳原子组成的，其差别仅仅在于相邻原子之间价电子关联的紧密程度。从人类的起源来看，当初在非洲的茫茫草原有各种猛兽出没，而早期人类并没有什么武器，能够生存和繁衍主要靠的就是集体协作的力量。这一点中国人也有清醒的认识，古人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人类力不如牛，走不如马，然而却可驾驭牛马。究其原因在于人能够群体合作，而牛马不能。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国人的集体主要是以家庭为核心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象一盘散沙一样毫无凝聚力，十万外国军队就能征服几亿人口的中国。当年日本人入侵中国时，管与中国军队打仗叫“赶羊”。在以国家为单位的侵略者看来，我们按一家一户组成的社会实际上就相当于一群羊。其实，在本国的帝王和统治阶层的眼中我们也是一群羊，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为所欲为地鱼肉百姓。所以，这些统治者总是把中国文化中那些束缚人们自由的思想观念假借圣人之名而大力弘扬。他们否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力，甚至连是非标准都可以因人而异，结果把中国人的性格都液体化了。要想彻底改变这种恶俗，一方面要从思想认识上改，另一方面就要从社会体制上改。
随着独生子女这一代人进入中年，如果不能把赡养老人这个沉重的负担从他们身上卸掉，中国社会是根本无法和谐而高效地运转的。而这些矛盾都可以借助税收制度来加以解决。简单地说，按照人们收入的高低可以分为三个社会阶层；而税收项目可以分为四类：父母，地区，国家和世界。低收入阶层可以只交纳父母税；中等收入阶层要交纳父母，地区和国家税；高收入阶层要交纳所有这四种税。对于低收入阶层，其父母会收到高于子女所缴纳的金额，而这多余的部分来自高收入阶层。这个父母税看起来似乎是多此一举，但它是家庭与国家连接的纽带。同时，这也是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点，它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与现代的社会化观念联系了起来。此外，建立起这种统一的纳税制度，人们就可以有权力抵御当地贪官污吏的无理盘剥。从另一方面看，通过这一种税年轻人获得了人身和心理的自由。在当今的社会几代人同堂是个很卑劣的恶习；由老年人来控制家庭，整个社会都不会有朝气。把不同世界观的两三代人硬捆在一起，其人际关系很难和谐相处。看看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就会发现，其结果不是老人把年轻人的婚姻拆散，就是年轻人把老人气死。中国的孝道是是一个优良的传统；但是，只局限于自己的小家庭就变成了陋习。儒家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纳税就是实现这一思想的一个有效方法。“少有所教，壮有所用，老有所养”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而以一种社会化的方式来实现它的唯一途径就是靠税收。如今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上解决了“少有所教”的问题，而“老有所养”是我们下一个奋斗目标。中国人胆怯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就是小家庭的牵挂太多，而社会大家庭的意识薄弱。只有以社会化的方式解决了“少有所教，老有所养”的问题，壮年人才能在和平时期高效率地工作，在战争时期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张，与一些国家的矛盾必然会发生激化，战争也在所难免。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一项法案，给每一位阵亡的士兵十五万美元抚恤金，再加上十万美元的军人伤亡保险，其家属总共可以得到二十五万美元。这笔钱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四五年的收入，对于美国平民百姓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我们没有条件达到这么高的标准，但是，整个社会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抚育其子女和赡养其父母的义务。
按照现在的世界形势来估计，如果能够有效地运用好《孙子兵法》中的“伐谋”和“伐交”，采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中国是可以打赢局部战争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现在的高层将领有很高的素质。在十年文革期间，高考制度被废除，青年人的唯一出路就是从军。因此，一大批优秀青年进入部队，如今已经成长为将才。但是，军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世界上民主体制的运作并没有被所有军人所认同，而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封建意识和毛泽东思想仍旧是心中的主旋律。因此，局部战争的胜利很可能会鼓舞了一些军人建功立业和解放全人类的热情，这就会与主张和平崛起的文人政府发生冲突。十六年前的六四事件为军人干政开了先河，如果现在不通过立法来严加防范，将来必有军人之乱。毛泽东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年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以后，如果能够象满清一样接受中国文化，“内用黄老，外示儒学”，积极化解民族矛盾，把首都从东京移到北京，并且大力发展工商业，那么中日联邦肯定会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可是，当时日本的政治形态是“下克上”，文职内阁受到军人的挟制。结果盲目地发动太平洋战争，最终败下阵来只好投降。从战后到如今这六十年来日本一直被美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为美国的利益而出钱出力，将来一旦失去了使用价值就会被美国无情地抛弃。造成日本如此困境的首要原因是其心态不平，盲目地认为大和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如今，我们也要扪心自问，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我们是否也有这种不平的心态？如果这种病态的自恋自大综合症不能够得到根治，中国的未来也是前景堪忧。《易经》中谦卦是最好的一卦，其卦象是地在上而山在下。其意义是实力强大（山），但是却待人以谦卑；做有利于天下的事，但却不图虚名。美国的文化毕竟浅薄，否则绝不会到处张牙舞爪地推行霸权主义；这是违反天道的，必定不能长久。
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要想真正领导世界，不仅要具备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要让世界人民接受和认同我们的文化。现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一时难以解决，我们有些人误以为他们双方都会对无神论的中国人有好感。其实并非如此。本人接触到一些基督徒，他们认为我们十分可怜，死后要下地狱还不知反悔。本人也接触到了一些穆斯林，他们认为我们十分不可救药，连一点信仰都没有。“文人相轻”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他们经常为一些无聊的问题而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会使用“肢体语言”。但是，文人们很少跟大老粗争论，在他们心里根本没把大老粗放在眼里，反而认为那些与其争论的死对头还是有一定水准的。如今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日趋低下，在这方面的一些世界记录都有望被改写。人们说，世界上有三本最薄的书：《犹太人的商业道德》，《苏格兰人的慈善事业》和《法国妇女的贞操》。在这里本人郑重声明，绝对没有贬低任何民族的意思。形成这种现象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当年犹太人被逐出家园，在欧洲四处流浪，生活毫无保障。古人云：“仓檩实，知荣辱”。一个人贫困到了极点，道德就成了奢侈品。苏格兰人长期受到英格兰人的统治和压迫，而法国曾经有庞大的贵族阶层。如今，假若对这三本书进行重新评估的话，前两本书大概都要有中国人取而代之。据说，前年闹萨斯病毒期间传出中国富豪捐款的情况，其吝啬程度把比尔盖茨都“感动”得哭了。至于在中国市场上的假货，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根本没有任何商业道德可谈。现在，中国号称世界工厂，如果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若干年后就会变成世界垃圾场。假如中国人的形象得不到改善，世人大概就乐于看到世界工厂里毫无道德与灵性的“机器人”全部报废在世界垃圾场中。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领导世界，那不是痴人说梦吗？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的疆土并不很大，但是，盛唐时期依旧被认为是中华史上最辉煌的一页。究其原因，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有博大的襟怀。在对外关系上他曾说，自古以来重汉轻夷，吾不以为然。当时，在首都长安既有犹太人的教堂，又有伊斯兰的清真寺，尽管李世民本人是信奉佛道两家的。毛泽东说过：“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老人家所发动的文革真的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意识变成了一张白纸；当初还有共产主义的信仰，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彻底失去了一切信仰。但是，有了一张白纸并不等于就有了一幅名画，这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条件。从物理学上讲，白光包含了各种颜色的光，所以没有文化的人起码应该能够接纳和包容各种文化。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只有首先接纳了别人的文化，别人才会对我们的文化感兴趣。中国在古代有着灿烂的文化，不过流传下来的大多是一些表面的形式，而其精华的部分到了几乎失传的地步。二零零八年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修复“文化沙漠”形象的机会，今年夏天就要开始征集表演方案了，本人这个外行也在此献一回丑。开幕式应该体现出“历史”和“博大”，闭幕式则要展示出“未来”与“精深”。最初在古希腊举行的奥运会并不仅仅是体育比赛，而且还是一个宗教仪式。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宗教内容搀杂在表演节目中。
回首历史，最初经天体演化而形成了地球，这就反映在“盘古开天地”的传说中，在《圣经》开篇“创世纪”一书中也有类似记载；这第一个节目当然非东道主莫属。然后，经过生物进化而在非洲最早出现了人类；因此，可以邀请一个非洲表演队来演出下一个节目。五千多年前，在埃及，巴比伦和印度古代文明纷纷开始萌芽；因此，可以邀请埃及，伊拉克和印度人来表演这一轮节目。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后六世纪这一千多年中，先后出现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因此，可以邀请东南亚国家，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来演出下一轮节目。在一千年前秘鲁的先民也建造了金字塔，并且把遗体处理成木乃伊，所以下一个节目由南美洲国家演出。五百年前马丁路德引发了宗教改革，所以德国可以演出下一个节目。随后，在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意大利人应该来唱首歌。如今全球化的大趋势改变了工商业运作的模式，对外发包（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ｅ）在工业化国家已经逐渐成为了主流。因此，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模式来举办奥运会。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方式体现了中国崛起的目标：与世界人民共同繁荣进步。如果世界人民能够与中国人民荣辱与共，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利。反之，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以损害世界人民的利益为基础的，我们则会遇到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即使勉强在某方面获得了成功，也无法长期维持。以游泳为例，游自由泳总是比游蛙泳快。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游自由泳时头部是埋在水里的，因此身体可以保持一条直线，阻力很小。与之相反，游蛙泳时总是不断地“头出头没”，结果阻力就很大。另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民间游泳”，人们能够把头部一直露在水面上。表面上看起来十分逍遥，但是手脚要不停地运动，浪费了很多能量；因此，专业游泳运动员从来不会去采用这种姿势来参加比赛。老子云：“企者不立，跨者不行”。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踮着脚尖站不了多久，强迈大步走不了多远”。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因此要与世界人民“和其光，同其尘”，以这种平等心处世才能够游刃有余。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这部分在闭幕式上展现，工业化国家的艺术家们在此可以大显身手。奥运会是世界人民的一个圣典，我们也应该有“怨亲平等”的襟怀，不能刻意冷落某些有历史问题的国家。最后的压轴戏又轮到了东道主，该是我们显示中华文化魅力的时候了。可我们有什么好展示的呢？中国文化有代表性的不外乎儒释道三家。儒家修行的核心思想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里“平天下”并不是靠武力来扫平天下，而是指让天下人都得到和平，公平和太平。只靠武力而不修文化是绝对达不到这一目标的；但是，只有文治没有武功也行不通。尽管很难找到一个雅俗共赏的文艺节目来表现这一思想，但是整个节目安排实际上已经突出了这一主题。在中国流传的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它强调菩萨行的普度众生，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的“千手观音”就是一个不错的节目。在道家方面倒是有一些节目可以表演，例如武术和太极拳。不过，这些节目外国人并不陌生，所以也起不到震撼人心的作用。现代人只重实证，无意玄谈；因此，要想打动人们的心灵，首先要能够让身体产生感觉。能够达到这一目标的一个选择是请严新医生来做一个带功报告。严新医生在出山前曾经在重庆中医研究所门诊部当过医师，有神医的美誉。出山后在全国各地做过几十场带功报告，其中有些就是在大型体育场馆举行的，很多人通过在会场内外积极配合而治愈了疾病。这些事听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置信，可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一个真正的科技工作者对实验事实是绝对尊重的，不论其是否能够被现有的理论所解释。参加奥运会的很多运动员身上都有因训练而留下的伤病，如果能够在闭幕式上把他们的伤病治好，人们就不得不对中国文化刮目相看。同时，这也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我们很多人都因为技术和市场的竞争而感到巨大的压力，身心经常处于一种应激和疲惫状态。不错，竞争的确带来了优化和繁荣，然而，过度竞争则对人类和环境都会造成损害。而且，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有时还会演变为军事冲突，上一世纪人类就有过惨痛教训。可以预见，我们这种疯狂的工作生活方式也到了该改变的时候，这种转变的发生只有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深入到一个新的境界才会成为可能。沿着西方文化的思路一味地走下去，很难实现这一飞越；因此，东西方文明有机的结合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所以，这些文艺表演也反应了世界的发展过程：最初的“动”来自于“静”，最终也要回归于“静”。老子云：“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
古德云：“治病容易补心难”。办好一次奥运会十分容易，发展经济并不困难，建立起一个民主体制也是水到渠成，最艰难的就是实现人们心灵的升华。佛教云：“正人练邪法，邪法亦成正；邪人练正法，正法亦成邪。”由此可见，决定中国未来的核心因素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当然，如果没有一个稳定而繁荣的社会环境，人们也就没有条件进行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造。在这一宏伟工程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显得如此卑微。但是古人云：“位卑未敢忘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此，本人也鼓足勇气把这些异想天开的幼稚观点提出来与大家讨论，希望得到各位朋友的批评指正。
刊登在 2005 华夏快递 kd05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