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向东过了圌山，被扬中岛迎面一分为二，转折向南，水流急促起来。
我的故乡是座普普通通的江南小村，北面东面十余里外，皆是浩浩江水。村口一条长河，水声冉冉带着远方的江声，日日夜夜挨家挨户穿过木制花雕的细窗格，擦拭锈迹斑斑的铁犁，晃动村中祠堂列祖列宗身影模糊，交叠无数岁月动荡不安。而祭祀已久远，青烟飘散，林立的牌位焚烧成瓦楞和窗棂上无家可归的灰尘。母亲擦亮火柴点燃油灯，融化房间里凝固的月光和父亲臂弯中一个婴儿的梦境。他还分不清现实和梦幻，他的记忆、他的时间一片黑暗，但黑暗开始融化，缓缓流动起来，眼看就要接近昏黄的灯光。
窗外月光漫天流溢，从幽蓝的星空垂下一条条汇入大江的河流，许多灰暗陈旧的驳舟蓬船飘在芦苇荡里，仿佛一只只世代相传的摇篮。无数简朴得近乎褴褛的村落连绵起伏，轻声哼唱催眠婴儿的歌谣，吹灭江风，洒落渔火，一道道光痕跟随江声起伏，荡漾时间的万千条褶皱。
群星睡眼惺忪，钻入厚厚的云被。月亮打着哈欠，卧倒树林的床榻，光芒微弱下去，仿佛隔着纸窗的一盏油灯。圌山脚下那白发苍苍的灯塔合上独眼，江水枕着无边江岸，鼾声一片。野渡无人，野草遍地，仿佛遗失的苍黄书卷上那些繁体文字，跫吟是逝者秉着月烛夤夜诵读，昏瞑莫辨星星点点，野花枯荣，野藤盛衰，光阴循环往复，在黑夜怀中宛若熟睡的婴儿。
而熹微拨开眼睑，旭日如瞳孔，望见童年的天空万里无云，田野无边无际，团团围住小村里一座座散乱低矮的房屋和院落。阳光钢汁般倾泻下来，村里村外所有的植物都像鼹鼠一样吱吱叫着向上生长拔节。螳螂挥舞两把大砍刀，在麦苗的绿色森林里气势汹汹地追杀仓惶逃窜的促织、蝼蛄、瓢虫和蚂蚁；一大群黄蜂扇动银色机翼，发动机嗡嗡作响，昂然巡视一片片金黄的油菜地；蝴蝶五彩斑斓，在野花精致的舞台中央，长歌日月袖动山河；紫燕、黄莺、翠鸟、乌雀从杨柳枝头竹林深处一起飞翔，化作蓝空一串串节奏明快的音符；鲫鱼、鲢鱼、草鱼、青鱼从河流、池塘、沟渠里纷纷跃出水面，掀起大江入海之处一排排战舰边缘洁白的浪花。
我童年时代的故乡，贫穷而美丽，温暖又荒凉，蕴积着江水一样雄浑、苏南平原一样葱郁辽阔的生命力，悄然降临到我身上。我的生命不知仅有一次，还是已经历了千遍万遍，从朝生夕死的蜉蝣到喜爱思考永恒的人类，都在亿万年来灿烂阳光或潇潇暮雨中啸聚奔腾，自在徜徉于各自拥有的时间和空间，直到苍然老去，不知起始无论终极。当我回首生命之初，总是依稀听见远方传来的江声，持续不断澎湃充盈，扶持我依靠土墙木凳站立起来，思维从混沌幽暗里衍生秩序和清晰，一瞬间云雾消散，一切近在眼前。我好奇又兴奋，努力观察每张光阴精心镂刻的亲切面孔，仔细分辨屋里屋外错综复杂、短促高亢的人声。
那时我们一大家子四世同堂十一口，住在两间半截土坯半截青砖、芦苇草泥木椽黑瓦封顶的房子里，时时人声鼎沸，川流不息。四月江南阴雨连绵，奶奶率领三个姑妈搬出家里的坛坛罐罐锅碗瓢盆，对准从房顶空隙里飞身下坠的雨水。那一串串水滴清亮如珠，打在容器里铮铮作响，又紧又密，仿佛半个多世纪前曾祖母出嫁那日的锣鼓喇叭，一路吹吹又打打。曾祖母的娘家在我们村东南十余里外的古镇儒里，建于明末清初，远近闻名的一是最正宗的东乡羊肉，二是朱熹与张良的后裔修建的古老祠堂。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此镇，见当地人物无论男女老幼，个个知书达礼，遂赐名“儒里”。
六十年代父亲曾在儒里读中学。那所中学是镇江最早创办的现代学校之一，文革之前年年有学生考入清华北大等高校，文革后降为普通高中。生于儒里镇的曾祖母却不曾读过一天私塾，大字不识半箩筐，一辈子没有正式的名字，出嫁前芳名“老大”，出嫁后唤作吴张氏，而后成为吴大嫂、吴大妈，暮年时，我听见村人都尊称她为“瞎奶奶”。
曾祖母嫁到吴家，主要原因是媒人上门跟她的父母说，吴家后院植有二十多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她嫁的那人便做了我的曾祖父。曾祖自小恃勇好斗，专爱打熬筋骨，结交泼皮混混赌徒酒鬼，若是生在北宋，定会刺一脊背团花锦簇青龙螭虎的漂亮纹身，做个史进一般的好汉盘踞乡里，让官府和强盗皆闻风丧胆不敢来犯。他却嗜酒如命，热爱赌钱，输得不名一文，卖光所有的梧桐树。于是曾祖在军阀混战的民国年间，辞妻别子，由朋友引介，与几名村人混迹上海滩，做了一名打手。在一次黑帮火拼中，曾祖手持利斧赤膊上阵，最是卖命，砍死了一个胆敢和他的老大的女人睡觉的黑帮小头目。
村人回来对曾祖母说，曾祖被巡捕房追捕、被打手追杀，只好亡命天涯。他逃到长沙，变作账房先生，几年后打算回乡，忽然一病不起。他的老板托人传信，叫曾祖母前来理丧，取走钱物。因无人陪伴远行，曾祖母出村向镇上走了不到一里就折返回家。以后清明祭祀，家人于荒郊野外的空坟前烧纸，朝着西南方向祷告，希望那转涉江湖客死他乡的孤魂野鬼，拣到随风飘扬的纸钱，如愿以偿在阴间建筑一幢明亮宽敞的房屋，抱着酒坛站在檐前听雨，有使不完的冥币可以掷骰子差麻将。
曾祖去世那年，爷爷只有九岁，兄弟三人中他排行老二。曾祖母因这三个异常调皮捣蛋、从来不服管教的孩子，没有改嫁。她出不起彩礼，三兄弟全被招赘。爷爷颇有曾祖遗风，不过两年光景，他丈人便让他自立门户。奶奶抱着出生不久的父亲，跟着爷爷来到一贫如洗徒有四壁的吴家。吴家当时只剩两名寡妇，高祖母和曾祖母，高祖父死于一次两个村子之间的大规模械斗。她俩都早年守寡老来眼瞎，粗手大脚身健力泼，虽然一辈子没有饱餐过几顿，却都活到八十多岁无疾而终。奶奶今年九十有三，依然精神抖擞，思维敏捷，高起兴来喜欢打上几圈儿麻将。
奶奶生有七个子女，夭折一个，父亲居长，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高中毕业生。奶奶曾说大叔叔和二姑妈十分聪明，只因家庭贫困无法完成学业。大叔叔小学毕业考上一所农校，不小心弄丢了爷爷给他的两块钱学费，便提早三年做了农民。二姑妈生下来只有四斤重，两个多月后一称，竟然还是四斤。但这并不妨碍她成年后身材高挑人面桃花，媒婆踩烂了门槛，她却嫁给了常来我们村打家具造犁耙、能将一口板斧使唤得斫垩如风的木匠。
那年我的大姑妈中学刚毕业，二姑妈、小姑妈分别就读初中和小学，两个叔叔在家务农还未婚娶，四代人十来口挤在两间土房里，绵绵春雨将他们四面围困，屋里屋外雨声越来越大，逐渐连成一片，淹没了村里村外所有的道路。
母亲跟我多次提起的1969年1月那个冬日早晨，也是这般雨声滂沱，天地苍茫，她离开南京下放农村。车站里欢送知青的锣鼓喧天口号震地，站台上绕着红色围脖顶着大红鸡冠的火车头一声长鸣，拽着长长的身躯头也不回轰隆隆撞入雨幕。母亲隔着两层厚玻璃，来不及与外公、外婆、姨妈以及两个舅舅挥手，他们已不见踪影，眼前唯有哀愁一样密集强劲的雨点，噼噼啪啪猛烈击打收割之后遍地荒芜的田野和叶落净尽的大片树林。大雨遮蔽了车窗外的人迹人声，却遮不住车厢里无比聒噪的高音喇叭：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外公与母亲那些年通信，总在信的开头或信封背面加上这句语录。他的字迹苍劲工整，一笔一划力透纸背，仿佛春秋时代的史官一丝不苟地书写竹简。母亲下放农村之前，外公在菜市场当会计，外婆在家照顾一大摊儿女，一家人勉强能够温饱，从无半分钱节余。母亲是长女，早早肩挑家庭重担，小学三年级时为看护在那年出生的小舅而休学一年。她勤奋聪慧，却迟至18岁文革爆发那年才读完初中。就读南京第五女子中学期间，母亲每日傍晚和清晨接送她的奶奶跨江做点小生意糊口，在江风扑面的码头就着落日余晖，打开课本读语文，背英语单词。
母亲中学毕业后，偷偷摸摸在街头摆地摊卖小商品，被同学撞见。她们雄赳赳气昂昂，脚蹬绿军鞋身穿绿军装，腰扎黄皮带膊套红袖章，胸前悬着几十枚金光灿灿的伟人，将她当场打成投机倒把的走资派，索要毕业前夕互赠的照片。外公担心母亲下放到南京郊区的知青点被人欺负，便让她回农村老家照顾日渐体弱多病、不再能做生意的老婆婆。
我的老公公早在五十年代便已病世，老婆婆住在一间小小的木板阁楼的第二层，旁边和楼下住着与她同宗的几户，紧邻数间堆放粮食柴草的储藏室。夏日她的房间热得好似蒸笼；冬天北风毫无阻碍地透过薄薄一层窗纸，老婆婆身穿厚厚的棉袄棉裤，臃肿得像五花大绑的粽子，兀自手脚冰凉、瑟瑟发抖。
1969年一月，一天傍晚，母亲拎着一只小黑包来到我们村里插队落户，与她的奶奶相依为命，靠生产队分配的粮食，靠不到一分（66.7平方米）自留地，野草般顽强地生存下来。她自小在城市长大，四体虽勤但五谷不分，常把好端端的麦子当做稗草锄得寸苗不留，于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辨识乌槎与黍稷、芣苢与茼蒿，学习十八般农具，件件俱有奥妙。母亲手脚麻利做事果断，割麦插秧挑粪施肥总是冲在生产队社员们的前头，只为多挣一个工分，多分几斤米面。
我们村有四个生产队，以姓氏划分，社员多是五伏之内的亲戚或五伏之外的本家。一个生产队仿佛原始社会的一个小部落，全队社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却不肯放过他们，耕作之余需早请示晚汇报、读红宝书、狠斗资本主义、批判私自一闪的各种念头。他们过着半军事化生活，清晨队长敲钟召集全体社员，安排活计，率领他们扛着钉耙锄头唱着气吞山河的革命歌曲，到田野上工，只有雨天和假日才能休息。他们每天听家里的小广播时，最关心天气预报，一心巴望阴雨好不上工。傍晚队长一声哨子，社员们集合汇报，会计记录工分。生产队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实行公有制，一切收成包括沟里的鱼虾、树上的花果、田埂的蚕豆、竹林的春笋，皆按工分和人头换算的比例分配。
一天队里砍树分柴禾，每户一捆。母亲不知哪捆是她家的，但见一位瘦削高大、年纪与她相仿的青年负责分配，于是上前询问。那人却正好是我的父亲，转头一看随即殷勤地提了老大一捆递过去。母亲身材偏小，这堆柴禾不好扛也不好抱，正犯愁间，父亲道：“我给你送家里去吧？”母亲点头答应，走在前面，父亲伸出蒲扇般大手，轻舒猿臂不费吹灯灰点烛蜡之力，将那一大捆木柴高高举起扛在肩头，跟着母亲进了老婆婆家。老婆婆见了二人同来，十分欢喜，忙叫母亲烧火，她在灶上做了一锅黄灿灿香喷喷的面饼招待父亲。
父亲在村里身材最高，自然非常饭桶，年轻时一顿能饕餮两斤白饭一斤白酒。奶奶说父亲读了十二年书，也就是挨了整整十二年饿，除了逢年过节，几乎没有一天吃饱饭，不然还要高出半个头。父亲不仅能吃，也爱学习，成绩好。小学时他常一边放牛一边看书，有一次竟弄丢了耕牛，队长发动整个生产队四处搜索。我们生产队有读书的传统，五十、六十年代都有人考上名牌大学，但父亲高二升高三时适逢文革，毕业后只得回家做农民。他整天扛着农具到田地锄草翻地、插秧割麦，时时需要面对和解决家庭、村里的各种错综复杂、越理越乱的纠纷，这些矛盾大多是极端贫穷所致，为了半块山芋一粒米大动干戈。父亲心情沮丧近乎绝望，那些日子经常几天不肯多说一句话，每饮必醉，直到和母亲认识。
父亲说他曾见母亲悄悄进村，听人讲起母亲的家世，却还不曾跟她说过话，那天傍晚总算逮着一次机会。之后他便厚着脸皮有事没事常去找她，帮她做农活。那个年代村里几乎没有自由恋爱，二人老在一起，引起村人议论。爷爷、奶奶跑去找母亲的奶奶商议，先将母亲收作干女儿。父亲比母亲大一个月，在简单的认亲仪式上母亲却不肯叫他哥，直呼其大名。此后他们便名正言顺地常在一起，交谈读过的书籍和家族的经历，倾诉内心的苦闷和彷徨，不知出路在何方。
那个时代的江南农村，极度凋敝，村民们一年苦到头挣的工分，扣除勉强糊口的粮食外，只能换回一身过年的新衣，家家蓬门草舍，个个衣衫褴褛，因此十分烦恼无比焦躁，一丁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能爆发一场规模宏大的流血战争，两个家族挥舞长柄锄头短柄镰刀放对，快意恩仇，新账宿怨一股脑儿总清算，引来千百人围观，比看八个样板戏还热闹。
我记得年幼时，夏夜跟随父母不远十数里去看露天电影《林海雪原》、《沙家浜》；记得小叔叔时常常哼着“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地在村里生产队的水泥场翻晒稻谷；记得小姑妈扎着羊角辫儿背着奶奶缝制的粗布书包，唱着“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蹦蹦跳跳地和同伴们上学去；记得大姑妈参加生产队劳动，带着我去吃一碗他们那日搭伙做的山芋白菜炖胡萝卜；记得二姑妈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摘下门前细长的柳枝，为我编织一个电影里侦察兵戴的柳叶帽。
那年春天，我快四岁了，坐在靠近门槛的小木凳上，长时间望着门外绵绵细雨。细雨中柳色浮起轻烟，桃红飘若燃霞，几只乌雀蹲在枝头，合拢的羽翅饱蘸雨水。我一心盼望父亲从学校教完书早点归家，他跟我说要在黄明日子（清明节的后一天），带我爬圌山。“圌”音垂，相传始皇帝巡游至此，望见这座耸峙大江之滨的秀美山峦，形如巨龙，瑞气升腾，心中大悦，为留住这份瑞气而赐名圌山。“黄明”大概是亡灵的委婉说法，我们县东乡人在清明祭祖之后，有“黄明踏青”的习俗，那天家家户户折下柳枝插于檐前，亲朋好友相约登圌山，沾瑞气，祈福安。圌山山巅高耸一座七层报恩塔，是明代一位吏部尚书为报亲恩出资所建。父亲曾多次带着年幼、年少的我，站在山顶塔边巨岩，眺望大江东去，给我讲述韩世忠屯兵圌山抗击金兵，近代圌山炮台与入侵的英舰和日寇血战。
那时父亲没有自行车，我们步行十余里（大部分时间我骑在父亲的肩膀上）去登圌山，而阴雨连绵的日子，他总是冒雨走去学校，上完课再冒雨走回来。父亲差点一辈子做农民，他们高中班上的同学大半终身务农，再聪明、再勤奋也无济于事。父亲的机遇来自和母亲恋爱期间，被一位高他一级的校友招去参加“工作队”。由于文笔流畅，父亲专门负责起草文书。工作队解散后，父亲跟学长大哥说能不能给他找份工作，好养家糊口，实在不想做个农民。学长一口答应，随即推荐父亲到中学代课。
父亲先后就职于三所中学，语文数学化学政治都教过，历史地理体育绘画也凑合。那时学校没有升学压力，除了几个幸运儿被保送读大学（成绩无关紧要），学生中学毕业后统统回家做农民，他们的课后作业几乎没有，考试题目简单得一塌糊涂，经常参加各种劳动和多项运动（不是体育运动）。
一年后，父亲转成民办教师，在校教书育人，回家躬耕田亩，直到我读高中时，他才转成公办教师。村里、镇上很多人是父亲的学生，甚至有祖孙三代。父亲退休后住在镇上，无论走在哪条大街，总有人迎面朝他高呼一声道：“吴老师好！”
母亲那年开始在一所县办厂上班，离家十公里交通不便，早上天不亮她就起床，飞速料理完家务赶去上班。父母结婚时，几乎一无所有，他们今天买只瓷碗，明天添把筷子，日积月累才有了一个大家庭中的小家庭，也就是隔开的半间屋子里，一灶一桌一个小碗厨一口小水缸，一张木床两条木凳。母亲总把房间拾掇得有条不紊，家具灶台一尘不染。我小时候调皮，不时弄脏衣裤，没有几件可以替换，母亲早晚披星戴月跑到村里池塘搓洗。七十年代的冬天异常寒冷，破晓前的水面冻得像枝头悬挂的月球表层，母亲用粗壮的木槌砸冰取水，顾不得池水沾在衣上手上，很快结成细碎的冰碴。她将洗净后冻得硬邦邦的衣物迎风挂在檐前，胡乱吃上几口早饭，一溜儿小跑来到镇上赶车上班。
父亲将照出人影的米粥，倒在大碗里喝米汤，剩下的米粒是我的早餐。他晃荡一肚子汤水走到学校，还没上课就饿得发慌，上午的最后一节课他要撑着讲台才能讲完。父亲走后不久，小姑妈、二姑妈上学，爷爷奶奶、大姑妈和两个叔叔上工，家里随即安静下来，只剩瞎了双眼的曾祖母看护我。那一年曾祖母七十来岁，鬓发如银略显佝偻，满脸皱纹好似斧削刀刻，比村口老槐树的树皮纹路还深许多，无论春夏秋冬，身上总是罩着一件缀满补丁的蓝色粗布褂子，忙里忙外不得闲。
在我幼年记忆里，曾祖母大半时间坐在土灶后面的木撴，给灶膛烧火。烟雨如织的春秋，雨雪交加的冬季，土灶后面是家里最暖和的地方，曾祖母坐在黑暗中心抖动的火光中，一手娴熟地使用灶铁，一手搂着我，跟我说话，给我讲故事。除了父亲母亲，风烛残年的曾祖母给了我最多的疼爱。每年除夕，她都要给我两角压岁钱；每回节日儿孙孝敬她的一点食品，大都进了我的嘴里；每次我因为调皮捣蛋要被父亲修理，瞎眼的曾祖母总是第一个摸过来呵护我。父亲只得先将房门关好，随即听见曾祖母在外面冰雹似的擂鼓声——我一见父亲沉下脸将我拖进房间，马上声嘶力竭地大声哭喊：“太太！太太！救命啊！”
父亲和曾祖母都爱给我讲故事。父亲给我讲桃园三结义、野猪林、大闹天宫。不识字的曾祖母讲鬼怪狐妖，阴阳世界，让我既害怕又十分入迷，只要跟老祖宗在一起，我总是缠着她给我说妖怪道魔鬼，他们有的凶神恶煞，吃人不吐骨头；有的善良多情，为薄情寡义之徒，断送一生憔悴与千年修行。高中时我读到《聊斋志异》，发现曾祖母讲的故事，不少来自这本书。
曾祖母说她们村上有个走江湖的白胡子私塾先生，游荡了大辈子，老了落脚在她们村里教书。夏天晚上纳凉，老先生摇着纸扇翘着腿儿晃荡着小辫子，仰在藤椅上，扑哧扑哧地抽水烟，被十几圈人团团围住，央求他讲故事。她听老先生讲了好几年故事，从来没有重复。
爷爷也擅长讲故事，在月光如银的夏夜，村中水泥场飘着晒干稻谷麦粒的清香，四下里水田池塘蛙声悠扬，柳树槐树蝉音挺拔清秀。村里的孩子们围住抽水烟的爷爷，有的给他打扇，有的给他捶背捶腿，有的给他卷烟，有的给他点火，火光中岳元帅大破金兀术，却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殒命风波亭；青烟里大隋唐十八条好汉，个个英雄末路。
爷爷讲的故事是从镇上、小广播和收音机里的说书人那儿听来的。我觉得曾祖母村里的那位私塾先生，也可以做个说书人，他的不少故事可能是原创，大概是他讲完了全部《聊斋》后，自己编的故事。那年秋天，屋外黄叶飘零阴云蔽日，屋内寒冷空寂，一片昏暗。我依在曾祖母的怀中，望见她苍老慈祥的面颊，被灶膛里的火光照亮，听她给我讲一个能使唤七星宝剑的书生和一个被人害死的女鬼的故事。
那时像我这么大的男孩，都爱跑出去疯玩，他们或上房揭瓦上树掏鸟窝，或下河捉鳖捞虾，或到田里偷吃瓜果蔬菜，或滚铁环抽陀螺打玻璃弹子，或斗鸡摔跤、与邻村的孩子们打群架。我却很少出门，喜欢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陪着曾祖母，只是偶尔到村里池塘边跟小伙伴们扔石子打水漂，一出村我就不认得回家的路，急得哇哇大哭。我和同伴们发生冲突，或被他们戏弄、欺负时，即使那孩子比我小一两岁，我也不敢跟他吵架或打架，而是哭着跑回家找曾祖母。曾祖母一听大怒，叫我搀着她出门，高声痛骂。
那天我听完曾祖母讲的故事，问道：“那个女鬼后来死了吗？”
“人死了变成鬼，鬼不会再死了，他们到阴间去投胎。”
“太太，人死了都会变成鬼啊？”
“是啊。人死了，不变成鬼，又会变成什么呢？肯定是变成鬼了。”
“哦。那……那到处都是鬼了。”
我很害怕，瞥见墙上晃动的模糊黑影，全变成张牙舞爪的怪物，便紧紧搂住曾祖母的脖子，感觉她手里烧红的灶铁，就是她常说的那柄七星剑，能降服各种妖魔鬼怪。
“鬼怕太阳，太阳一照他们就没有魂了，所以他们都到阴间投胎。在阳间的鬼，都是人编的故事，阳间是没有鬼的。”
“哦……”我放心多了，不然我再也不敢跟随父母到村外的坟堆去烧纸。曾祖母跟我说阴间有个地狱，非常可怕，专门惩罚死了的坏人，所以一个人不要做坏事，不然死了会下地狱，来生做牛做马。
“太太，太太，你也会死，变成鬼到阴间去吗？”
“嗯。今后我变成鬼到了阴间，保佑你们。”
“太太，你不会死的，你就是老得淌水，也不会死的。”
曾祖母浑浊的双眼里涌出好多泪水。她说人哪有不死的，再说她已经活了75（虚）岁了，可以死了。我的老婆婆那年也是75岁，但身体不好，常年卧床不起，第二年冬天过世。
“就是活过一百岁又能怎么样呢？多活多受罪啊，哎，早死早了，早死早好……”
曾祖母长长叹息一声，许久恍惚出神自言自语，说了些我不太懂的言语。我打断曾祖母，要她再讲一个故事，她却说起她的家族、她的往事。她说她也曾经是个像我这么大的小孩子，伏在她奶奶的怀里看她奶奶烧火、听她奶奶讲故事。我一点也不相信，觉得这太不可能了。曾祖母笑着说，即使她的爷爷、奶奶、她的曾祖父、曾祖母，也还都有跟我一样大的小时候呢。她说她小时候很想读书，家里也不穷，除了田亩房屋，还有一爿小店。但她的父母重男轻女，让她从小做家务，不准读书；而她读了不少书的弟弟，吸大烟败光了家产。曾祖母回忆起六十多年前，她和她的弟弟常在一起玩耍，有一天他们到河里捞螃蟹掏螺丝，回家她煮了给他吃。
“太太，你的弟弟现在在哪里？你还跟他玩吗？”
“他早就死了，骨头大概都烂光了。”
一想到人人都会死，然后变成鬼，去那暗无天日、妖魔横行的阴间，我不由恐惧起来，连问曾祖母有没有办法不死。曾祖母摇摇头，说没有，“只有神仙才长生不老，我们又变不了神仙。”我很失望和不解——人活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死？我看见满墙爬着扭曲变形的鬼怪，像在笑话我的愚蠢和懦弱，陡然间他们面目狰狞，就要向我扑来。我搂着曾祖母的脖子更紧了，想要再问问她，阳间是不是真的像她说的那样没有鬼？即使有鬼，灶膛的火和她手里的灶铁是不是可以吓走他们？
曾祖母忽道：“你有一个妹妹，你晓得不晓得？”
妹妹？我哪来的妹妹？我非常惊讶，“我不晓得。太太，你又要跟我讲什么故事？”
曾祖母却说这是真的，不是故事，“你的妹妹就比你小一岁，你们天天在一起18个月呢。那个辰光，她哭的时候，你跟她说话；她开心的时候，你跟她玩。”
“真的？我怎么不晓得？”
曾祖母说我那时太小，还不记事。她说有一次父亲左手给我倒水，右手抱着妹妹，妹妹咿咿呀呀叫着，兴奋地手舞足蹈，将一杯热水踢翻了，洒在我身上，“你的胸口，还有开水烫伤结的疤呢。”
这时我想起来了，父亲母亲似乎跟我说过不少次，我有一个妹妹。但我那时肯定没有在意，也不太清楚妹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现在我忽然明白了：妹妹是个人，不是小鸡小鸭小羊小狗那样的小动物，她跟我有同样的父亲和母亲，就像曾祖母和她的弟弟那样。可是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也不问问我想不想要，就给我生了一个妹妹？
我不喜欢有个妹妹。我怕有个妹妹，但“妹妹在哪里呢？”我问。
“她在苏北，你的外公家里。”
曾祖母说我的父亲母亲不想要第二个孩子，至少不想要在我出生的第二年便有的那个孩子。那时一大家子十几口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父亲那点工资大部分交给爷爷，每年青黄不接之际，家里需要靠借米借面、采野菜摘野果，才能勉强度过难关，养活一个孩子已经十分不易。他们到镇上的卫生院打胎，不想那天医生不在。过了几天再去，那个医生当天却忙，约好两天后来，吃药堕胎。那天一大早，父亲带着母亲刚想走，被两位老祖宗——曾祖母和老婆婆，拦住了。她俩异口同声地说，两个小孩又不多，再说她们身体还好，能帮着带，好歹也能养大。
我的妹妹像条漏网之鱼，侥幸存活下来。母亲生下妹妹后，见那女婴一头乌发，眉清目秀，开心地说幸亏两个老人留下了她。不过一年光景，老婆婆百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全靠母亲照料。而曾祖母由于长期营养严重不良得了青光眼。自从十九岁嫁到吴家来，曾祖母吃饱饭的顿数屈指可数，经常饿着肚子睡觉，手脚饿得发抖去田里劳作，却威风凛凛地站在灶前看守尺八大铁锅里的米粥和菜叶，见我两个未成年的姑妈吃完一碗还来盛，便厉声呵斥她们整天就知道馋嘴贪吃，不晓得到队里去挣工分。她俩还不到半饱，只好望着热气腾腾的米粥流口水。在我两岁多一点的时候，一天曾祖母忽然看见整个世界变成红彤彤一片，就像九年前那个红彤彤的初夏。不久她只能模模糊糊地感受人影晃动，依靠光亮和黑暗的微弱区别辨识方向。
白天在家的成年人只有曾祖母，即使没瞎之前，她也难以照料两个孩子。母亲说每天早上她把妹妹放进站桶里，然后赶到队里上工。站桶是借来的，一米来高，上面开口小下面底宽，里面一块木板可以调节高度，供大约半岁到两岁左右的小孩两手扶着木桶边缘站立，却不能从桶里爬出来。妹妹一见那可怕的刑具，哇哇大哭，双腿尽力撑开最大的角度，母亲用力将她的两腿并拢，强行塞进桶里，转身就走。妹妹除了大哭，唯一的娱乐就是把小拳头塞进嘴里当馒头吃，吃着吃着猛然间嚎啕大哭。曾祖母说我听见妹妹哭，立刻蹒跚着摸着墙和板凳慢慢挪过去，含混其词地安慰她；但她只要爸爸、妈妈，我怎么跟她说也没有用。中午母亲放工回来，妹妹嘴唇干裂，已经哭不动了。于是断奶后妹妹被送到苏北，让外公外婆照看。
外公外婆在母亲下放农村的当年，也从南京下放。外公外婆在六十年代的南京属于城市底层贫民，但他们两个家族的近亲里不乏地主、右派、坏分子、反革命，外公还做过几天“伪警察”，比母亲年长四岁的大舅在六十年代初，因为“投机倒把”，被抓去坐牢，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放出来。外公的祖辈父辈有做生意的传统，开店挣了不少钱，在农村买田，从外地迁入南京。外公年轻时是个标准的赌徒，梭哈牌九麻将样样精通，年纪大了和儿子、女婿赌钱玩，两个舅舅和父亲很快输得一干二净。外婆祖上曾显赫一时，到了祖辈父辈已十分破落，只剩一些房产，靠出租生活。五十年代房改，外婆家沦为无产阶级，外公家的店铺也早都关门或被没收。
1969年年底，外公外婆与二舅、小舅以及姨妈，带着几箱衣服、几件家具，和第一批下放户一起，乘坐运煤船从秦淮河出发流放苏北。运煤船穿过大桥进入长江时，很多人望着古城金陵失声痛哭，认为这辈子再也回不了家，有人在绝望中跳江自杀。那些船舱乌黑的巨大木船，一字排开沿江向东，在镇江转入大运河北上，缓缓航行十来天才到淮安。
外公一家在苏北农村生活了将近十年，住在临时搭建的土房，务农为生，能说几句当地硬朗豪迈的苏北方言。我们村虽在江南，但当地口语一点也没有苏州、无锡一代吴语的绵软，而是短促凌厉，两个脾气不好的村民吵起架来，就像抱着两挺机关枪对射。外公一家才到淮安农村那天，外婆看见村口流过一条清冽的小河，乐天地说：“只要有水就好办了。”然而在苏北的农村生活不仅仅只需清冽可口的河水。他们下地做完全陌生的农活，比母亲还要不在行，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获。他们经常被征调，参加挑河泥、挖水库等重体力劳动，饥肠辘辘累死累活，吃着难以下咽的小米和粗馍，连烧的柴草也不够，苦不堪言。为改善生活，外婆养鸡养鸭，外公冒着危险，偷偷贩鸡卖鸭。
那时不少下放户因为生活艰难，悄悄溜回南京找原单位或原居委会弄点零钱和粮票，或为自己或子女谋得一份临时工，弄点钱、买点东西带回苏北。那些年在苏北与南京之间的火车、汽车上，常有一群穿着破衣烂衫说着南京话的“老下”，买不起车票混上车，列车员怎么赶也赶不走，遇到脾气不好的还被臭骂一顿，后来列车员便不管这些人了。外公不肯逃票去南京麻烦别人，他们一家人在苏北的生活更为艰辛。
母亲得知家人下放苏北，想去探亲，一次借遍全村的熟人，也未凑够路费，只能和外公通信联系，1972年春，她告知家人已和父亲订婚。不久父亲所在的工作队调查一桩案子，涉及苏北宿迁某地的一位公社党委书记，被举报贪污。父亲跟随同事前去核实，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能是报复诬陷。他回程特地路过淮安，拜见准岳父、准岳母。
父亲进村首先见到外婆。外婆喜欢父亲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带着父亲回家，逢人便大声嚷嚷道：“瞧，这就是我的大女婿！”外公最是好客。一次有个远亲到苏北来找他，他欢喜得将一只打水的井桶弄丢了。当时一家人杀鸡宰鸭，买烈酒购劣烟，热情款待。第二天一大早，父亲辞别外公、外婆，踏上归途，在村外大路上，遇见等候多时的小舅。小舅正读初中，他的相貌、性格、人品、甚至字迹都酷似外公，那天天不亮就被外公叫起来拾粪。他背着箩筐，站在父亲必经的路口，二人迎着草尖上无边朝露托起的晨曦，一路交谈走到车站，依依不舍挥手作别。
1976年春节，父亲第二次去苏北，带着我的妹妹。妹妹之前从来没有坐过汽车，在父亲的怀中兴奋不已，睁着大眼睛四处观瞧，嘴里噢噢欢叫，肯定以为父亲带她观光旅游。到了苏北，妹妹有点警觉，时时刻刻盯住父亲，生怕他忽然丢下她跑了。有天晚上，父亲跟外公出门赴宴，妹妹哭闹得沸反盈天，姨妈只好把她抱到邻居家，妹妹紧紧搂住父亲的脖子再也不肯放。
动身那天，父亲趁着妹妹沉睡，天不亮悄悄溜走。妹妹醒来，跟往常一样，第一件事是到处找父亲，寻不见便一边大哭，一边以极高的频率连声高呼：“爸爸！爸爸！”她到处搜寻，鸡窝、鸭窝、灶膛、草堆，连抽屉都不放过，一个个打开来翻找。外婆把她抱在怀里说：“你爸爸那么大的个子，又不是会法术的道士，怎么能藏得进抽屉？”
妹妹在苏北得到外公一家人悉心爱护和照料，长高、长胖了不少，很快不再闹着要回家。她特别管事，每天晚上都要检查鸡窝鸭窝有没有关严，然后揪着外婆的耳朵睡觉。有天晚上雷声大作，妹妹忽然惊醒，大声叫道：“鸭子窝没有关！”她霍地跳下床，也被雷声惊醒的姨妈跟着她跑到外面一看，鸭子窝果然没关，那几只惊恐万状的扁嘴禽物，忽闪着翅膀嘎嘎乱叫。
第二年年底，外公写信给父亲和母亲，邀请他们来过年，看看女儿，同时他和外婆也很想念他们的外孙。我出生那年的冬天，外公和二舅特地从苏北赶来看我，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只有半岁，一脸婴儿肥，穿得像个棉墩子，瞪大眼珠子看着镜头，好像被闪光灯吓了一跳似的。父亲母亲风华正茂，头戴皮帽的二舅还是个懵懂少年。而五十二岁的外公，清癯苍老，满面沧桑，看上去至少有七十岁。
妹妹看见外公端坐餐桌前写字，走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好奇地问他在做什么。
外公道：“给你爸爸写信。”
“那你可不能跟他要钱啊，他没有钱！”妹妹着急地说。
父亲、母亲收到信后，立即回信说过年带我去苏北。自从那天从曾祖母那里得知有个妹妹，我有点不开心，却也没太在意，妹妹对我来说，就像曾祖母故事里的妖精，因为见不到而不真实，就像传说一样虚无缥缈，逐渐被我淡忘，直到那年年底，母亲给我看了那张外公随信寄来的照片——小舅带着妹妹在马陵公园的合影。小舅那年17岁，青春焕发英姿勃勃，妹妹胖乎乎的圆脸上两只杏眼，一对梨涡。小舅说拍照时，照相馆的摄影师正想按下快门，妹妹忽然非常认真地说：“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有笑好呢。”
这下妹妹的存在可不仅仅是故事或传说了。我一连几天很郁闷，无精打采不愿多说话。父母忙忙碌碌，没有在意，瞎眼的曾祖母却看穿了我的内心，安慰我说，有个妹妹多好啊，可以跟她一起玩。我说爸爸妈妈会喜欢她，不喜欢我了。曾祖母笑了，把我搂在怀里，说我的爸爸妈妈还会像以前一样喜欢我。我摇摇头，心里希望曾祖母的话是真的，但感觉酸溜溜的很不好受，认为妹妹回来后至少会分走一半、甚至一大半父母对我的关注和疼爱。
“你想想看，他们为什么没有把你送到苏北，而是把你妹妹送走了？”
我有些儿明白了，放心不少，可是想到几天前父亲喝醉了，流着眼泪一遍遍说醉话：“我明天要把小燕接回来……我明天要把小燕接回来……”，又很让我担心。临去苏北的那天晚上，父亲母亲说起妹妹，说起我在不记事的幼年发生的不少事情。我心里有事，听得恍惚走神。妈妈问我在想什么，我迟疑地小声问道：“你们什么时候接妹妹回来？”
“最早也要一年之后。”父亲说。
我听了一阵窃喜。我原以为他们这次会把妹妹接回来，原来还有一年呢，一年对我来说简直太漫长了，仿佛永远也不会过完。这让妹妹对我的威胁立即消失了一大半，另外一小半我睡了一觉就全忘了，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地哼着歌儿，跟着父亲母亲，坐汽车长途跋涉，一路观望沿途与江南农村迥异的风景，来至苏北淮安。
二舅和小舅早等在车站，见到我们大声叫着“姐姐、姐夫！”二舅帮忙拿父亲母亲带来的东西，主要是些粮食包括大米和红枣。小舅一把将我抱过头顶，扛在肩头逗我玩。四人带着我，迎着冬日暖阳，一路说说笑笑，转眼来到村里。外公站在门口，见到我们，满面笑容，大声呼喊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外婆和姨妈正在准备晚饭，妹妹身穿外婆缝制的绣花棉袄，躲在她俩身后，好奇地望着我们。她很快意识到我们是谁了，扑进父亲的怀里叫爸爸，转头喊妈妈，然后睁着两只亮晶晶的大眼睛盯着我。
“那是你哥哥！”外婆笑道。
妹妹随即高声喊我“哥哥，哥哥！”
我见父亲抱起妹妹，在她的圆脸上亲了好几下，抬手擦拭眼角好大的泪珠，心里非常不高兴；我发现妹妹又漂亮又可爱，小嘴巴叽叽喳喳能说会道，一口南京话悦耳动听，更加郁闷。我躲在妈妈身后，不睬妹妹叫我，不肯喊外公，也不肯喊外婆。姨妈以为我生病了不舒服，摸摸我的额头，发现没有什么异常。
妹妹伏在父亲肩上兴奋地说个不停。外公、外婆、舅舅和姨妈，跟父亲母亲说起妹妹这两年来的好多趣事，都夸妹妹听话、聪明。妹妹立时成为一家人的大明星，取代了我在家里的至尊地位，我心酸得快要哭了。外公好像明白了我的心思，将我抱起来，吩咐二舅拿来糖果给我吃。我随手拿了一个，放在嘴里，觉得没有以前外公寄来的糖果甜，但终于小声叫他外公。外公慈爱地望着我，眼角有些湿润，将我的脸靠在他脸上。
一会儿开饭了，一桌子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菜肴，顿时让我忘记了所有的不快。外公外婆不断向我的小碗里夹鸡腿、鸭胗、排骨、鱼肉，我满头大汗满嘴油腻，头也不抬一阵生吞，懒得细嚼。妹妹没吃几口好像就饱了，跳下椅子拉我出去玩。我并不睬他，低头只顾吃。父亲和小舅分了一瓶山芋干酿制的白酒，犹不尽兴。外公霍地站起身，说到领居家问问有没有酒，外婆和母亲赶紧拦住他，说明天到镇上买酒。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在做梦，忽然听见有人叫我“哥哥，哥哥！”我打着哈欠睁开眼睛，见妹妹站在面前，叫我起来跟她玩。我说还要再睡一觉，翻身头朝另一侧。她爬到床的另一边，跟我说她有好多好多特别好玩的东西。我一听来了精神，穿好衣服跳下床，跟着她望外跑，看见一家人都已起床，母亲一边跟外婆、姨妈说话，一边帮着准备早餐，父亲陪着外公抽烟、聊天，两个舅舅正打扫屋子和庭院。
妹妹带我到院子里的鸡窝、鸭窝旁边，跟我介绍她养的一群鸡鸭。她给每只都取了名字，轻声一叫，那有名有姓的禽物便朝我俩咯咯、嘎嘎地叫唤。她说那只叫做“红头”的大公鸡和名为“小花”的母鸭，昨天变成了饭桌上的晚餐。她熟练地抓起一小把糠麸麦皮，几只家雉家雁围拢来，温驯地在她手心啄食。我蹲下身抓了一大把，随手洒在地上，它们瞪大圆溜溜的小眼睛望着我，不敢过来。妹妹拉着我后退两步，朝它们招呼道：“快点来吃吧！”那群禽物一句客套也没有，一拥齐上，咯咯、嘎嘎乱叫着抢食。两只羽毛鲜艳性格凶悍的公鸡争斗起来，都想跳到对方身上啄碎对方系着大红头巾的小脑袋，妹妹连忙走上前劝它们消消气，单独给它们一把食。
妹妹喂完鸡鸭，带我观摩她的玩具。外公、舅舅和姨妈给她做了不少木制、纸制的小玩具，还有一架外公到淮安城里买的小飞机，螺旋桨转动起来呼呼作响，我旋紧发条，妹妹放飞，我俩蹦蹦跳跳欢呼追逐，抬头仰望它一次次离开地面飞向蓝空。
一天午后，我和妹妹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手拿铅笔在纸上乱画。我将胡乱涂抹的一团阴影和线条叫做圌山和长江，她把两个张牙舞爪的妖怪叫做“红头”公鸡和“小花”母鸭。我们都说对方画得太不像了，哈哈大笑，小板凳小桌子被我们的笑声晃得东倒西歪。我注意到坐着的小木凳不稳，趴在地上研究，发现一条腿长，三条腿短。我跟妹妹吹牛说能把小木凳修好，问她能不能找给我把锯子。
妹妹转身跑去把外公的锯子拿来。那把锯子小巧玲珑，正好我能使唤。我目测了一下，吭哧吭哧地使劲锯开了，忙得满头大汗。妹妹大概觉得她的哥哥真有本事，竟能修理家具，钦佩地望着我，眼神简直有点崇拜，我锯得更加欢腾，脱下小棉袄丢在地上，撸起袖子鼓起腮帮子，不一会儿便锯下一小截凳腿，却发现小板凳变成三条腿长，一条腿短。
妹妹见了，有些失望。我说没关系，将另外三条腿锯短一些就好了。我锯来锯去，累得胳膊都举不起来，直把小板凳每条腿锯得全不一样长，最后四条腿都快给锯没了。
“败家肖！败家肖！”
妹妹见我锯坏了她的小板凳，气坏了，高声骂道。我又气又恼特别委屈，丢下锯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父亲母亲和舅舅姨妈听见哭声和骂声，连忙丢下手里的纸牌跑来一看，满地都是木屑和锯断的一截截板凳腿。
过了两天，妹妹早就忘记我是“败家肖”，拉着我跟外婆一起到河边，沿途问我我们的家是什么样子。那日阳光明媚，河水潺潺，两岸未曾消融的薄冰，隐在枯草丛中闪光。外婆舀了半盆河水洗衣服，她在青石板上用木棒槌打衣服的姿态跟母亲几乎一模一样。不久母亲也来了，帮外婆洗衣服，招呼我们不要跑远。
我和妹妹在河边玩泥巴，用芦苇秸秆捅冰块，试图捕捉水里的小鱼和虾米。有一茎干枯的芦苇极为高大粗壮，我掰断了拿在手里当作七星宝剑，一边挥舞一边沿着河岸来回跑，妹妹跟在我身后追。我们轮流当妖怪，被七星芦苇剑轻轻刺中胸膛后，倒在河边的枯草从里装死。正玩得开心，走来一个小男孩，平常老和妹妹玩，拦住我们问她道：
“他是谁啊？”
“他是我哥哥！”
“真的？我看他还没有你高呢。”
尽管那时我又瘦又小，但比妹妹还是要高一些。
“他真是我哥哥。你不知道，他会用锯子修板凳呢，你会修吗？！”妹妹吹牛道。
我一阵脸红，正想问他叫什么名字，男孩问我道：“你会打水漂吗？”
“嗯，”我点点头说。
“那好，我们看谁打的水漂多。”
我们找来一些石子，轮流投掷。石子不平整，我每次最多漂三四下，而他竟能打十来个，洋洋得意。我不服输，蹲下身想找趁手一点的投掷物。妹妹靠近我问找什么，我说要平整一点的瓦片。她跪在地上伸手在河边烂泥里乱翻，终于抠出一块，满手污泥地递给我。
我正要抛出去，妹妹说：“哥哥，给我。”我疑惑地将瓦片递给她，妹妹将它在河水里洗干净再给我，热切盼望我能取胜。
临别那天晚上，外公外婆给了父亲母亲不少东西带回去，一家子聊到半夜才睡。妹妹和父亲睡一头，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爸爸，爸爸，这里好，有吃有喝，你们就留在这里，不走了吧。”
早晨父亲轻轻起身，妹妹立即睁开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他，大概想要父亲带她回家，但没有说。因为外公的一个邻居开玩笑对我说，外公要把我留下，换妹妹回家，吓得我整晚没有睡好，天一亮赶紧起床，不肯吃早饭，跑在村口等。外婆和姨妈将我们三人送到村外的大路，姨妈怀抱妹妹，妹妹眼里全是泪水，但没有哭。
外公和二舅和小舅送我们到镇上汽车站，穿过几座比家乡还要凋敝残破的村庄。路边枯草衰杨，田野空寂荒凉，生出一层薄薄的白霜，而天空云雾浓密，看似雨雪将临。小舅让父亲放心，说妹妹在这里过得很好，大家都疼爱她、喜欢她，她给流落异乡的外公外婆带来无数欢乐和宽慰。母亲跟外公说要保重身体，不要太操劳，关照小舅、二舅多帮外公做点事。我们三人上车，和车下三人挥手告别，隔着车窗点点滴滴，是几行离人泪，是细雨纷飞，渐渐变成了雪。
我们抵达淮安市后，父亲买了船票，打算坐轮船沿着大运河南下，去往镇江。我们在一间路边小面店吃了面条和水饺，临近中午上了船。船上满是旅客，船票比车票便宜。天灰蒙蒙的，时雪时停，风起风落。轮船陈旧斑驳，在呜呜作响的长长汽笛声中，离开码头缓缓启程，沿途望见一座座低矮破败的房屋，宛如乘客衣服上的一个个补丁。
我第一次坐轮船，兴奋地在甲板上和船舱里乱跑，满心好奇四处观望，直到水面暮色苍茫，天光消退，长空一丝丝食尽鱼肚白。运河水黑黝黝地不断向着远方流淌，静止不动的是水边矗立的灯塔。沿岸灯火黯淡渔火缥缈，忽远忽近半明半暗，仿佛冬夜黎明时分惚兮恍兮的星斗，一瞬间全都消失了踪影，只剩无边的、辽阔的黑暗流动，北风吹拂，细雪飘零。
不知过了多久，我在父亲的怀中醒来，见父亲母亲坐在客舱的长凳上，紧紧靠在一起，母亲双手揽着我的双腿。我说不想睡了，要到船舱外面看看。他们带我走到甲板上，靠着栏杆，于稍稍止息的长风中远眺，千年淮扬运河流过扬州直奔润州，天空、四野苍茫一片，一座睡醒的灯塔睁着红肿的眼睛，仿佛隔夜红烛。
我想起方才的梦境，想起梦里妹妹乌黑闪亮的双眼，泪水晶莹明澈，一声声唤我哥哥，忍不住哭了。
父亲将我抱起，母亲擦去我的泪水，问我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还是饿了？
我摇摇头，许久说道：“我们到外公外婆家，把妹妹接回来吧。”
母亲安慰我说，明年接妹妹回来跟我玩。可是，还有一年呢，一年是多么漫长啊！漫长得就像没有尽头的天空，思念飞雪般飘飘洒洒，给沿岸那些清贫而正直的村庄披上银色的奇装。而杨柳疏落参差起舞，芦苇凋残萧萧如歌，空荡荡的苏北平原一望无际，天风驾驭白雪的马群嘶吼奔腾，一个时代即将摆脱羁绊，人间悲欣交集命运纵横。
客船汽笛呜呜长鸣三声，从运河驶入宽阔的江流，水势浩大起来，接纳亿万飞旋的雪花，于江心汹涌澎湃，向着东海呼啸而去的，是浩浩荡荡永无止息的江声。
2013年夏，初稿
2017—2018年冬季，二稿
2018年底，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