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假如没有文化革命

1964年我考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大气物理专业），学制为本科6年。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我的学业中断，在大学里只学习了2年的基础课，欠缺2年的专业基础课和2年的专业课。1970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商南县。在“劳动锻炼”2年之后，被分配到县广播站当技术员。靠着大学学习的基础课和长期的自学，特别是自学的英语，1978年我考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专业研究生，而且是出国研究生。1980年我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

以上是我经历的现实。让我想象一下，假如没有文革，事情会是什么样子。想象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根据文革前在学两年的实际情况进行外推。假如没文革，我会按部就班，读完6年本科，与开头两年一样，成绩优秀。参考当时本系高年级学生的毕业分配情况，我毕业后可能经过“基层单位锻炼”一年，从事非专业性工作，然后从事大气物理（包括气象）方面的专业工作，不会改行到射电天文。由于我有“海外关系”，不符合“保密条件”，可能被“限制使用”。我可能考取研究生，但不会是出国研究生，甚至连一般的出国机会也不会有。因此，不会有后来的移民加拿大。单纯从专业学术水平看，假如没有文革，我的学术水平要比现在高。

说说题外话。文革使在学的大学生学业中断，所受的高等教育残缺不全，毕业后不能胜任本行的专业工作。这是坏事。让我们思绪飞扬一下，对某些大学生来说，文革却是好事。可能吗？是可能的。请考虑如下情况。（1）本来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文革前已经留级一次。假如没有文革，再留级一次，会被“劝退”，取消学籍，离开学校，退回原籍。文革中断了正常的学习进程，也就不会发生这种“劝退”的事情。最后，大家一起毕业，毕业分配的去向与学习成绩无关。（2）本来因身体健康原因休学的学生，如果休学一年后仍然因健康原因不能复学，也会被“劝退”，取消学籍，离开学校，退回原籍。由于文革，也就不会发生这种“劝退”的事情。几年之后，可能回到学校，和大家一起毕业。而且，可能以健康原因为由，避免被分配到偏远的“基层单位”。（3）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好、一贯表现好的毕业班学生，眼看就要被分配到“绝密单位”。不过，“绝密单位”地处偏远而且工作危险性很高，比如新疆核武器试验场。这个时候，人的本性就起作用了，不愿意去这样的地方。可是，又不能不服从分配，怎么办？束手无策之际，文革爆发，毕业分配被推迟。灵机一动，赶快找一个文革中家庭成员或社会关系“出问题”的同学为女朋友（或男朋友）。于是，其本人不再符合“绝密条件”，自动与“绝密单位”绝缘。

二．知和行

高中三年的语文课，每两周有一次作文，两节课连在一起上，课堂结束时交卷。规定的文体，或为记叙文，或为议论文。高中二年级时，有一次作文，写议论文，题目是“论知和行”。在开始写作之前，老师介绍“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我不记得具体写了什么，只记得我没有自己明确的观点，因而在作文中没有明确的论点，只是扯什么“知和行的统一”，以回避“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的问题。

老实说，这个题目有点大。现在我只能基于几十年求学的人生经历，以具体的事情为例，阐述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因人而异。而且，对于同一个人，可能改变。对我来说，是“知难行易”，向来如此。我的意思是：要认识到应该做某一件事，很困难；一旦认识到了，我就会去做，而且坚持不懈。

1966年6月文革开始，我和大多数大学生一样，相信耄的理论，参加文革，没有意识到文革对学业的致命影响。直到1968年8月工宣队进校后，我静下心来思考，才省悟过来，认识到：停止学习而整天搞运动是没有前途的，最终吃亏的是学生本人。这个认识就是“知”，是关键。应该说，当时要有这个认识，是困难的。一旦有了这个认识，我就付诸行动，从1968年10月开始自学，不顾工宣队的警告。在困难的条件下，我坚持了10年，自学了许多数学、物理课程，特别是无线电和英语，因而在1978年能与高年级毕业生竞争，考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专业出国研究生。“知”在前，“行”在后。回想起来，感到非常不容易。我庆幸自己有这个“知”，作出自学的决策。在文革中毕业的北大学生中，脑子比我聪明、条件比我好的人有的是。但是，他们中间，能够与我一样比较早就有这个“知”，认识到应该做什么，从而能够长久坚持自学的，并不多。这也证明“知”的难度。应该说，1978年我能脱颖而出，是决策的胜利，而不是先天和后天条件的胜利。

“浪子回头金不换”。浪子回头，当由“知”开始。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困难。有一位郭家千金，文革中1968年，念到初中二年级就下乡插队去了。狂热消退，幻想破灭，意志消沉。突然有一天，省悟过来，回心转意，决心自学中学的数理化。有了这个“知”，立即开始行动。可是，手头连一本数理化的书都没有。于是，她赶紧写信向父亲要自己用过的旧课本，以便从复习功课开始。在大学任教的父亲接到女儿的来信，有如见浪子回头，感慨万分。见女儿豁然醒悟，喜出望外。从此，父亲开始对女儿函授教育。父亲尽心尽力，女儿刻苦努力。1977年，女儿终于脱颖而出，考上大学。

三．天赋和努力

一个人要取得（某中意义上的）成功，有许多必要条件，如：天赋，努力，机会，运气，帮助，等等。同时考虑这些条件，依重要性排列主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所以，我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具备其他必要条件的情况下，天赋和努力，哪个重要？请注意，这里的讨论只限于求学，天赋指脑子聪明。比如，身高对于打蓝球至关重要，在这里却不予考虑。

我的观点是：天赋第一，努力第二。具体说来，在求学过程中，天赋决定一个人成功的上限。一个人越是努力，成功程度就越能逼近这个上限，但不能超越这个上限。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个有很高天赋的人，如果不努力，实际达到的高度，离上限很远。

如何能够知道一个人的天赋高低呢？可以使用外推法，如果一个人的学习成绩一贯优秀，可以推知，这个人的天赋高。“一贯”从什么时候起算？可能是小学，初中或高中。如果读高中时学习成绩仍然不好，可以认为这个人的天赋不高。当然，任何外推都可能不准确。特别是，对于怪才，这种外推方法失效。

确定天赋高低，也可以使用试验法。比如，某人高考N次都没能考上清华大学，可以推知此人的天赋不够高，不是上清华的料。N是多少？我认为，如无特殊情况（比如每次高考都遇上生病），取N=3就足够了。据网上报道，有人考了10次也没能考上清华。后面的若干次考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浪费时间，可以称为“垃圾考试”。

天赋的高低，可以与智商的高低联系起来。所以，可以通过测试智商来确定天赋高低。传统的智商测试法和应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据报道，近年来，有了“现代”智商测试法。具体说来，就是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扫描人的大脑。用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对扫描结果进行分析，得知这个人的智商。通过测试智商来确定天赋高低，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谈论这些，属于“思绪飞扬”。

研究生，按照本意理解，是以从事研究工作为目的的学生。我认为，总体而言，在高校毕业生中，适于从事研究工作的，估计最多为1%。也就是说，绝大多数高校毕业生，通过努力，能够做好本专业的工作，但不是做研究工作的料。做研究工作，要取得成功，天赋和努力，缺一不可。依重要性，仍然是天赋第一，努力第二。据报道，2023年全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1047万。研究生报名人数为474万，占高校毕业生人数的45.3%。研究生录取人数为130万，占高校毕业生人数的12.4%。从这两个奇高（与1%相比）的百分比可以看出：（1）研究生报考者中，绝大多数不是以从事研究为目，而是抱有其他目的（如：推迟就业，从众，镀金，等等）。（2）被录取的研究生中，绝大多数将没有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

四．学习动力

我的学习动力有外部和内部两个来源。首先是外部来源。我的家乡广东省梅县属于丘陵地带，山多田少，人多地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对于普通人家的子女，读书考学几乎是阶层上升的唯一通道。因此，上学读书，蔚然成风。梅县因此而被称为文化之乡。（“解放前”，普通人的另一条出路是去国外谋生，梅县因此而被称为华侨之乡。）整个社会弥漫着这个观念：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将来分配工作，才有出头之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都向我们宣扬这个观念。我是一个农家子弟，生长在贫困的农村，没有其他好的出路。从小耳濡目染，自然认同这个观念。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功利心”，不够“高尚”。So what? 那又怎么样？这是普通民众为改变处境的挣扎，无可厚非。不管怎么说，这种“功利心”成了我的学习动力，从小就有，产生了积极效果。

我的学习动力的另一个来源在于内部，即是对于学习的兴趣。在记忆中，我真正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学习兴趣，是在初中二年级。新开设的课程，如：代数，几何，物理，激发了我的兴趣。特别是，就在这一年，我从安装矿石收音机开始，成为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我开始成为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这些要归功于我的智力发展，老师的教导，家庭的支持。我的学习兴趣，延续一生，至今不衰。

我是幸运的。既有外部动力，又有内部动力。两者合在一起，促成我求学成功，既实现了阶层上升，又满足了个人兴趣。

（全文完）

一．

1978年10月5日我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肖庄原北京林学院校园内）报到，被告知我应该到科学院出国人员英语训练班（位于玉泉路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内）报到。英训班开学在11月，比研究生院晚约一个月。英训班共有大约100人，绝大部分是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出国研究生，加上很少数的代培生。

1979年5月，我接到北京天文台的通知，离开英训班，回到天文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研究生邝振焜访问北京天文台，帮助我们制作密云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数字接收机。邝先生于6月5日到达北京。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我与10多位研究人员一起，参加这项研制工作，同时担任邝先生的课堂翻译。

通过英训班半年的英语学习和两个月的课堂翻译工作，我的英语水平获得显著提高，为日后的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后，我一边办理赴澳大利亚留学的手续，一边在肖庄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旁听研究生课程，直到1980年8月离开北京前往澳大利亚。

1978年北京天文台共录取了17名研究生，其中3名为出国研究生。这些研究生们具有良好的数理基础，但是其中只有少数人学习过天文课程。因此，北京天文台在研究生院专为这些研究生开设“天文与天体物理学”课程，由天文台各个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授课。此外，研究生们按照各自的专业需要选修课程。作为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研究生，我的选修课程如下：信息论，由科学院电子所陈宗騭先生讲授。线性系统论，由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楼格先生讲授。计算机辅助电路设计，由计算所杨乔林先生讲授。计算机语言（ALGOL，FORTRAN），由计算所一位女士讲授。数学物理方程，由中国科技大学一位先生讲授。

二．

1980年8月19日，我从北京乘飞机途径马尼拉前往悉尼。20日清晨到达悉尼，开始长达6年的留学生活。开头半年，我在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实验室与北京天文台派出的两位研究人员一起，研制北京天文台密云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数字接收机的中央控制板。与此同时，为我自己的研究生课题作准备。

大约3个月后，我的导师Robert Frater博士建议我研究最大熵方法，用于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的终端成像。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1980年底、1981年初这段时间里，Frater博士离开悉尼大学，到CSIRO（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任无线电物理部主任。同时，CSIRO 的 Trevor Cole 博士到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任教授和系主任。因此，Cole教授成了我的研究生导师，一直到我毕业。

我原来是北京天文台研究生。根据导师的意见，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认可我的研究生资格，直接注册就行。这类似于本科生的转学。电气工程系的博士研究生分成两类：Ph.D. by Course Work and Research 和 Ph.D. by Research。前者需要学分和研究成果。后者则不需要学分，只需要研究成果，当然研究工作的难度要高一些，成果的份量要重一些。我注册了Ph.D. by Research。我不需要学分，但是我去听研究生课，只做作业，不参加考试。课程主要有几个方面：电脑（包括微电脑），信号处理（包括图像处理），控制论（包括线性系统论）。

研究生必需的训练之一是辅导本科生，分为Tutorial（习题课辅导）和Demonstration（实验课辅导）。在大学的上课期间，系里给我们每个研究生分配辅导的课程。这种辅导本科生的工作是有报酬的。

我在悉尼大学的专业学习和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和最大熵方法。同时，学习英语贯穿始终。

三．

在考取研究生之前，我对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一无所知。考取研究生之后，忙于学习英语，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学习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是从1979年6月参加邝振焜先生主持的制作射电望远镜数字接收机的项目开始的。我的研究生导师王绶琯先生是射电天文学家，为我们写了简明扼要的讲义，讲述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的基本原理。这不是科普文章，而是含有严格数学公式的讲义。虽然篇幅不长，还是让我有了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的基本知识，知道了望远镜是如何工作的。

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有一个Fleurs射电天文台，离悉尼大学主校园约40公里。由38个抛物面天线构成的天线阵，观测某一个天区（Area of sky），其输出信号经过数字接收机处理，得到所谓的“视见函数”（Visibility function），记录在磁带上。这些磁带被送到电气工程系实验室。我的任务是“图像重构” （Image reconstruction），即用电脑读出这些磁带上的数据；经过电脑处理，得到所谓的“射电天图”（Radio map），即一个天区的无线电发射源（射电源）的强度分布。这样的一个完整系统（天线阵，数字接收机和电脑处理软件），构成一个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

悉尼大学Fleurs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作者全家，摄于1986年

电气工程系研究生Bob Sault 正在研发用于Fleurs 射电望远镜数据处理的软件，称为Fleurs Control Program（缩写FCP），在VAX 11/780电脑上运行。FCP具有各种功能，其中之一是望远镜图像重构，采用Regridding and FFT（重新采样和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由我负责。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用电脑语言FORTRAN编写了电脑程序，称为INVERT。接着，我拿了一盘Fleurs望远镜的数据磁带，进行调试。我花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结果总是不对。输出的“天图”中，全是乱七八糟的点和线条，看不到预料中的射电源。我反复检查电脑程序，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别无他法，我只好换用另一盘数据磁带进行调试。结果，天图中立即出现预料中的射电源，30 Doradus（剑鱼座30。又称Tarantula Nebula，蜘蛛星云）。我异常兴奋，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编写的电脑程序，成功地处理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的视见函数，使之变成人类能够理解的射电天图。我永远记住了这个射电源的名称，30 Doradus。第一次调试的失败不是由于我的电脑程序的错误（Bug），而是由于输入数据的错误。我因此而积累了科研经验：在检查失败原因时，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犯（Suspect）。

Fleurs 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生成的天图，30 Doradus。引自悉尼大学B. Mills，A. Turtle，A. Watkinson的论文。皇家天文学会月报，第185卷第2期，1978年11月

此后，我对电脑程序INVERT多次进行改进和优化。就这样，结合Fleurs射电望远镜的实际工作，我终于掌握了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的全面知识，特别是其中的图像重构方法和技术。这些知识，成为我的博士论文中一章的内容。

四．

我在学习热力学和统计物理的时候，知道了熵（Entropy）这个概念和熵增加原理。熵用来描述系统的无序程度。熵增加原理是说，一个孤立系统的熵永远不会减少，即趋于最大。后来学习信息论，也遇到熵这个概念。熵用来量度信源的不确定性。为了明确起见，有时候，前者称为热力学熵而后者称为信息熵。两者的数学形式和物理意义都相近。最大熵方法中的熵，是信息熵。在出国留学之前，我阅读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的英文书籍，其中提到的成像方法之一是最大熵方法，Maximum Entropy Method（MEM），但是没有任何论述。从此，MEM就一直存留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导师Frater博士建议我把最大熵方法及其在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成像中的应用作为研究课题。一听到他的建议，一直存留在我脑海中的MEM记忆立即被激活起来。我满口答应，说道：It’s just what I want to do !（这正是我想要干的！）Cole教授接任我的研究生导师后，我的研究课题不变。

我开始认真学习和研究最大熵方法，与学习和研究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同时进行。资料来源于杂志和书本。我把许多有关章节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得到新的研究成果。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写过许多内部报告和5篇论文，其中3篇在著名的IEEE信号处理专刊上发表。所有这些，为最后写博士论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5篇论文是：

（1）“An explicit solution and data extension in 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最大熵方法中的一个显式解和数据外推）。1982年2月完成手稿，投给IEEE Transaction on ASSP（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声学、语音和信号处理专刊） 编辑部。于1983年4月发表。我因此而被聘请为该期刊的审稿人。

（2）“An iterative algorithm for power spectrum estimation in the MEM”（最大熵方法功率谱估计的一个迭代算法）。1985年10月完成手稿，投给IEEE ASSP期刊编辑部。于1988年2月（在北京天文台做博士后期间）发表。

（3）“Properties of power spectrum estimation in the MEM”（最大熵方法功率谱估计的性质）。1985年11月完成手稿，投给IEEE ASSP期刊编辑部。于1987年9月（在北京天文台做博士后期间）发表。

（4）“Explicit and implicit solutions in the MEM”（最大熵方法中的显式解和隐式解）。国际会议，悉尼，1983年8月30日至9月2日。口头报告，收入会议文集。

（5）“A revised Gull-Daniell algorithm in the MEM”（最大熵方法中一种改进了的G-D算法）。1983年7月完成手稿，投给Astronomy & Astrophysics期刊编辑部。于 1984年10月发表。

这5篇论文中，前4篇有关最大熵方法的基本理论和算法，与射电天文没有直接关系。只有第5篇有关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成像。具体说来，对望远镜产生的天图，最重要的要求是分辨率和动态范围（Dynamic Range。即信噪比）。前者决定望远镜分辨射电源细节的能力，后者决定望远镜探测微弱射电源的能力。用最大熵方法处理天图，属于“图像恢复”（Image restoration）。其优点是可以同时提高分辨率和动态范围。其缺点是，算法和电脑程序很复杂；由于方法的非线性，难以对结果进行定量估计。Gull-Daniell 算法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算法，其缺点之一是迭代收敛速度慢。我改进了这个算法，提高了收敛速度，减少了计算时间。

1984年8月，我向Cole教授汇报研究工作。他认为工作量已经足够，可以开始写作博士论文了。于是，我开始使用电脑编辑软件TeX写作博士论文，于1985年8月完工。论文的标题是“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Radio Astronomy”（最大熵方法及其在射电天文中的应用）。论文长达210页，装订成册，厚厚的一本。这篇博士论文的摘要刊登在1986年10月，IEEE ASSP Magazine 第3卷第4期上。

博士论文

1986年4月，我收到悉尼大学工程学院的正式通知，博士论文获得通过，无需修改。1986年6月14日星期六，在悉尼大学毕业典礼上，我从工程学院院长Glastonbury教授手中接过博士学位证书，受到悉尼大学校长Black爵士接见。Cole教授，还有我的妻子和儿子，出席典礼，见证这个庄严时刻。毕业典礼之后的第二天，6月16日星期一，我举家乘坐飞机离开澳大利亚回国。六年的留学生活，圆满结束。

博士证书

毕业典礼上悉尼大学校长Black爵士接见

（未完待续）

整整30年过去了。回顾移民加拿大的前因后果，与大家分享，是我的诸多愿望之一。

一．为什么移民加拿大？

1994年6月1日上午10点，我在加拿大驻纽约总领事馆接受移民面谈。移民官的问题之一：你为什么要移民？答：我在西方国家生活多年，已经习惯了。紧接着的问题之二：你曾在澳大利亚多年，为什么不移民澳大利亚而移民加拿大？答：请听我解释，事情是这样的：我在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同事告诉我，加拿大正在大量接收移民，并且对我说：你有澳大利亚的博士学位，申请技术移民，应该很容易。于是，我开始办理加拿大移民申请手续，一步一步走过来，今天到总领事馆来面谈。可是，我没有听到过有关澳大利亚移民的消息。这就是为什么，我申请移民加拿大。移民官听了我的回答，点头称是。

可以说，我的回答相当巧妙，属于灵机一动，脑子里一瞬间蹦出来的答案，简单明了，恰到好处。此后的30年间，我深入思考，对于“为什么要移民？” 和 “为什么移民加拿大？” 的问题，有了更全面的答案。

1978年，我考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专业出国研究生，从穷乡僻壤回到北京，重新开始学习。1980年8月，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留学。1986年6月学成归国。1989年春天，中央电视4台（英语频道）记者采访清华大学博士后，问我：“你为什么要回国呢？” 我的回答是：“我出国的目的是学习，学习完了就回国。如此简单。”

我对记者说的是实话。而且，从澳洲回国后，我多次当众说过，以后我只会短期出国，最多半年。但是，89六四使我改变了想法。89民运期间，我正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做博士后。出于老师对学生的同情，受良心驱使，我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为当局所不容，受到追查和惩罚。六四惨案，震惊世界，也震惊了我，从而产生移民国外的想法。我和妻子商定，如果以后有机会，只要一人出国，先站住脚，然后全家在国外团聚。

后来到了美国，想法变成行动。由于北京天文台台长李启斌的帮助，1991年11月，我得以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Tucson）参加国际天文数据处理会议。会议期间，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Robert Hanisch博士邀请我参加哈勃空间望远镜图像恢复研究工作。于是，我在位于图森市的NOAO（National Optical Astronomy Observatory，国立光学天文台）工作7个月之后，前往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成为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我在美国的正式身份是访问学者，持J-1签证。开头是每半年、后来是每年续签一次，总共逗留时间最多为3年（至1994年12月）。我的护照有效期至1993年4月6日。为了延续签证，我必须延长护照的有效期。

众所周知，89六四之后，老布什总统签发12711号行政命令，保护1990年4月11日之前入境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国大使馆不能用不给他们延长护照有效期的方法控制他们，因而让他们随意延长护照有效期。我在1990年4月11日之后入境美国，不受那个行政命令的保护。因此，我在延长护照有效期的过程中，多次受到中国大使馆的刁难。这种不平等对待本国公民、歧视不受美国总统行政命令保护的访问学者的做法，引起我内心的强烈不满，从而产生摆脱控制的想法。

摆脱控制、不再需要有效的中国护照，方法是取得外国永久居民身份。在美国，一般情况下，对申请绿卡的持J-1签证的访问学者，有“回国服务两年”的限制。要及时取得对这一限制的豁免，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因此，对于申请美国绿卡，我没有认真考虑过。

1993年10月，我前往加拿大B.C.省维多利亚（Victoria），参加国际天文数据处理会议。这次加拿大之行，成为我考虑问题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我本来就知道加拿大正在大量接收移民，包括“独立移民（Independent immigrant）”，即通常所说的“技术移民”。这次旅行，加拿大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开始认真考虑移民加拿大。我上网查阅有关信息，向同事和朋友们咨询。

想法终于变成了行动。从1993年12月写信向加拿大驻华盛顿大使馆询问移民加拿大事宜开始，到1994年8月15日收到加拿大驻纽约总领事馆寄来的加拿大永久居民签证，我总共用了8个月的时间，花费了大约800美元。

二．扎根加拿大

移民加拿大之后，获得了自由，不再受护照有效期和签证有效期困扰，我要作在加拿大长期生活的打算。我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工作。同时，我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我在离开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之前，收到德国Springer（施普林格）出版社的通知，同意出版我的英文专著（Monograph），“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最大熵方法），并提出两条要求：（1）更新（Update）书稿的内容。（2）根据Springer 的出版要求，用LaTeX 排版（Typesetting），提交Camera ready（照像制版用的）书稿。我必须找到能够让我开展这项工作的大学或研究所。（二）我在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属于光学天文。在这期间，我没有放弃原来从事的射电天文研究。我仍然在思考提高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分辨率的问题。有一天，灵感突现，我赶快在笔记本上写下来。这一天是1994年2月24日。此后，我反复思考，逐渐理出头绪，并写下零星的笔记。现在，离开了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我需要系统整理这些笔记，写出一篇论文的初稿。这也需要一个合适的环境，最好是在大学或研究所。

（一）奔波一年

我在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研究室任副研究员期间，是研究生朱江的导师。1991年11月我离开北京后，我的同事张喜镇副研究员接任，成为朱江的导师。朱江同学在北京天文台获得硕士学位后，已经移民加拿大，正在滑铁卢（Waterloo）大学电气与电脑工程系读研究生。在她的帮助下，我在滑铁卢大学研究生宿舍暫时安顿下来。她告诉我，张喜镇先生正在位于B.C.省Penticton市的Dominion 射电天文台短期工作。这个射电天文台拥有加拿大唯一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其相关的研究工作正是我的本行。于是，我通过张先生，向天文台台长提出到天文台工作的请求。说来也巧，台长Tom Landecker 博士，早年毕业于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是我的校友和学长。我们很快达成协议，要点是：（1）我不是天文台的职工，没有薪酬。（2）预计半年后天文台会招聘研究人员。我到时可以申请，平等对待。（3）一方面，我帮助天文台做数据处理工作；另一方面，我可以使用天文台的设备，包括电脑等，开展自己的研究项目。对我来说，只要有最后一点就够了，我立即签了这个协议。

1995年1月16日，我从多伦多飞往Penticton。在Dominion 射电天文台大约半年的时间里，我用了大量的时间，用电脑编辑我的英文书稿，专著已经初步成形。同时，我还完成了一篇论文的初稿，“Proposed High Order Harmonic Interferometer for Aperture Synthesis Radio Telescope”（建议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高次谐波干涉仪）。6月，台长通知我，以前所说的招聘，只有一个名额，已经被某大学占用。我已经完成预定的两项任务，也不感到遗憾。相反，我感谢台长给我提供机会和帮助。6月24日，我坐长途汽车，早上6点从Penticton出发，大约下午4点到达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Calgary）。我在朋友家里暂时安顿下来，继续找工作。

机会终于来了。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把求职简历寄给了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和公司，其中一个是位于多伦多的约克大学物理与天文系。我有一位北大地球物理系同学在该系做研究工作，她告诉我，系里有的教授看了我的简历，很想接受我的申请，但是没有足够的经费和合适的职位。1995年7月，我正在卡尔加里，突然接到她的电子邮件，说系里的John Caldwell教授有一个职位空缺，要我立即与教授联系。我赶快照办。Caldwell教授迅速给了我Offer（提供职位），连Telephone interview（电话面试）都免了。究其原因，Caldwell教授是哈勃空间望远镜一个研究项目的PI（Principal Investigator，项目负责人），认为我原是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图像恢复小组成员，当然是项目的合适人选。到了约克大学，我才了解到，华新民博士 – 没错，就是华夏文摘的编辑和作者华新民先生 – 离开Caldwell教授的研究项目，去美国工作，因而留下这个职位空缺。

（二）约克大学

1995年10月1日，我从卡尔加里飞往多伦多，到约克大学物理与天文系任Research Associate（大体相当于副研究员）。至此，我结束了在加拿大头一年的“流浪生活”，在多伦多安顿下来。

万事起头难。这个成语，对于加拿大的新移民，有特殊的含义。在加拿大找某行业的工作，雇主通常会提出对该行业“加拿大工作经验”的要求。可是，新移民通常缺乏这个经验，因而不被雇用。这就陷入一个死循环：缺乏加拿大工作经验的新移民，不能找到工作，因而不能获得加拿大工作经验，因而找不到工作…… 这个貌似合理又近似荒唐的要求，被许多人诟病。建议的各种积累加拿大工作经验的方法，如参加志愿服务，效果也不尽人意。作为新移民，我是幸运的。澳大利亚的学位和美国的工作经验，都获得加拿大方面的认可。

Caldwell教授是行星天文学家，专门研究行星的卫星和大气层，以及太阳系外行星。他为人友善，待人大方（Generous）。他让我自己安排时间，只要完成既定项目的研究工作，尽可干自己的事。他特别支持我写作最大熵方法英文专著。

在约克大学工作的2年又2个月的时间里，我参与了Caldwell教授的研究项目，利用哈勃空间望远镜的图像，研究土星的卫星泰坦（Titan）的季节性变化和计算大气层的风速。我带着写成的学术论文，到美国和德国参加过3次国际天文数据处理年会。其中第一次，在1995年10月，我提交了前面提到过的关于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高次谐波干涉仪的论文。我还参加了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Alfred Schultz博士领导的搜索太阳系外行星的研究项目。除上述的研究工作外，我还辅导Caldwell教授的研究生。在教授出差期间，我替他讲授系里三年级的Statistical Physics（统计物理学）课。课程结束时，替他主持考试。我能胜任这些工作，是得益于良好的英语，以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期间给本科生上辅导课和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任兼职教师讲授最大熵方法课程的经历。

在约克大学工作期间，我用了大量的时间，修改和编辑我的英文书稿。写作英文书，包括三个方面：学术内容，语言（英语）要求和编辑排版。工作量十分巨大。我没有任何帮手，全凭一己之力。工作日（Weekday）5天，不用说了。周末（Weekend）2天，除星期天上午处理日常事务如购物之类，我都会去办公室工作。最终，Springer 出版了我的英文专著，“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1997年4月，出版社用国际快递给我寄来一本样书。看着这本漂亮的精装硬皮书，我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了却我的一大心愿。

1997年11月，Caldwell教授通知我，现有的课题经费只能维持到明年3月。他给我留下充裕的时间去找新的工作。于是，我把一份求职简历投送到约克大学附近的一家研发合成孔径雷达软件的高技术公司，Array Systems Computing Inc.。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公司打来电话，约我去Interview（面试）。11月13日上午，在公司人事处接待室里，合成孔径雷达算法Principal Scientist（首席科学家）Alan Thompson博士对我进行面试。我如实相告，我在这方面只有理论知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我把刚出版的新书给他看，他连声称赞：Very impressive !（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面试很快结束。当天下午，Thompson博士给我打来电话，说公司已经决定录用我，明天上午就会给我发送正式文件。这样的快速反应，出乎我的预料。第二天我拿着公司的文件给Caldwell教授看，他也感到出乎意料。公司要求我在12月1日去上班，有工作等着我做。在大学只剩下两星期的时间，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包括结束对研究生的辅导工作，向Caldwell教授交代有关事宜。我比平时更加忙碌，只好放弃当年剩余的一星期带薪假期。

（三）高技术公司

（1）1997年12月1日星期一，我开始在Array上班。我的职称是合成孔径雷达Project Scientist（项目科学家），负责合成孔径雷达算法。在公司工作的3年时间里，我参加了2个项目：（1）加拿大环境部（卫）星载合成孔径雷达，Stripmap 模式。（2）英国海军（飞）机载合成孔径雷达，包括3个模式：Stripmap，Spotlight 和 ISAR。基本上，这些项目采用成熟的算法。我所采用的新算法有：（1）用查表插值法补偿传感器的非线性。（2）用匹配滤波器（Matched filter）提高天线束多普勒中心计算的精确度。

当年我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做博士后，研究课题就是合成孔径雷达，从1988年10月到清华时开始。1989年4月我在系里做了第一次开题报告。后来，第二次开题报告被取消，研究工作被迫中断，直到1990年10月我离开清华回北京天文台。想不到，8年后在加拿大，才满足我的心愿，对合成孔径雷达算法进行深入研究，最终成为合成孔径雷达图像处理专家。

合成孔径雷达第二个项目接近完成，没有新的项目，有关研发人员开始离开Array，另谋高就，连Thompson博士都走了。我也跟着行动。2000年7、8月间，我向一些高技术公司寄出求职信。一家位于Mississauga（密西沙加市，与多伦多市邻接，属于大多伦多地区）的公司，Cedara Software Corp.，约我面试。8月31日，面试进行了一整天。上午是考试，2小时。一台电脑，用于编程序，內容是一部电梯的升降控制。由于我原来的工作是使用电脑用于计算而非用于控制，毫无这方面的经验，编程完全失败。午餐过后，下午是两位技术负责人进行面试。我如实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解释为什么编程失败。我向他们介绍三年前出版的英文专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星期之后，我收到Cedara 寄来的信，给我Offer，要求我1个月后到公司上班，开始工作。我相信，考试失败而求职仍然成功，我的英文专著起来决定性作用。我立即回复，接受他们的Offer。同时，我向Array 人事处递交辞职信，随后交接工作，办理离职手续。

（2）2000年10月10日，星期二，刚过完加拿大的感恩节（星期一），我开始在Cedara上班。这是一家医疗软件开发公司，主要从事医疗图像的Volume data visualization（体数据视觉化/三维数据视觉化），包括各种成像模态（Modality）如CT，MRI（核磁）。系统的核心是图像视觉化与处理服务器，由图像视觉化与处理小组负责维护和发展。这个小组约有15名成员，我成为其中之一。我的职称是Software Developer（软件开发人员）。开头3个月，是Assimilation（同化）期，目的是使新来的成员融入这个集体，重点是学习那个服务器。我的Mentor（师傅）是印度移民，知识丰富，细致耐心。我的本科是物理，研究生是电气工程，不是电脑工程。以前我一直在大学和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在公司当“科学家”。现在，变成软件开发人员。这个角色转变，并不容易。这3个月的培训非常重要，开了一个好头。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掌握了软件开发的各种方法和技术。我自己也当上了Mentor，先后带过两个Mentee（徒弟），一个是中国移民，另一个是哥伦比亚移民。

2005年1月，一家位于威斯康星州的从事医疗软件开发的美国公司收购了（Acquired）Cedara。后来发生的事情，为高技术公司“Buy and kill”（收购然后搞垮）策略作了完美的诠释。我们的公司仍然称为Cedara。被收购后，股价上升，职工的福利提高，公司里洋溢着乐观的氛围。大概一年之后，美国公司开始露出凶相。Cedara开始缩小业务范围。公司技术的核心，图像视觉化与处理服务器，不再更新升级。裁员开始，规模由小到大。2006年11月16日，一次裁了68人，包括我在内。在离开Cedara后，我陆续听到更多的同事被裁员的消息。就这样，那家美国公司，从Cedara获取了对他们有用的技术，搞垮了Cedara，一个同行的竞争对手。

我又开始找工作。凭着兴趣，我根据自己研发的、在英文专著中详细陈述的最大熵图像恢复算法，前后用了3个月的时间，用C++编写电脑程序。运行这个程序，我可以一步一步地演示，从输入的模糊图像，逐渐变成清晰的图像。在以后的求职面试时，我出示英文专著，接着做这个演示。

我向多伦多的几家公司申请过工作，有过面试，都不成功。2007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在一个求职网站上，看见一家美国公司的招聘广告。我提交了申请，几天后收到面试通知。这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叫做InfiMed Inc.，位于纽约州中部的利物浦市（Liverpool。与雪城，Syracuse 相邻），离多伦多400公里。面试定于8月6日星期一。我提前一天，开车到利物浦住下。面试进行了一整天。上午由人事处主持，约10位技术人员参加。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最大熵英文专著，做了上述的最大熵图像恢复演示，在大屏幕上展示图像。下午是几位技术负责人与我面谈。我当天开车回到多伦多。

第二天，我收到公司人事处负责人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录用的消息，说会把所有文件立即用快信寄给我。两天后，我收到文件，并用FAX 回复，表示接受Offer。

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公民可以办理在美国工作的TN签证，手续很简单。8月17日，我带着公司的Offer文件，我的加拿大护照以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博士证书，和妻子一起，开车到Niagara Falls（尼亚加拉瀑布）附近的过境点。在美国移民局的大楼里，花了一个多小时，我获得TN工作签证，妻子获得家属的TD签证。

（3）8月24日星期五，我和妻子一起，开车前往利物浦，在一个公寓安顿下来。8月27日星期一，我开始在公司上班。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大约是每两个星期一次，开车往返于多伦多和利物浦之间。

InfiMed的产品是用于处理医用X光图像的工作站（包括硬件和软件）。工作站从X光机输入数字图像信号，处理后用于诊断。从X光机平板检测器输入的原始图像的尺寸非常大，给储存和传输造成困难。但是，图像的有用部分往往只占整个图像的若干分之一。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手指的图像，图像的大部分都是空白。因此，应该把图像的有用部分切割出来，用于储存和传输。这个技术称为Shutter（快门）。当成批处理图像时，用人工方法，工作量非常大。因此，需要一种自动的方法。这种方法称为AutoShutter（自动快门）。

我的职称是Senior Medical Imaging Specialist（高级医学成像专家）。我刚上任，就接受了自动快门的任务。当时在医学应用软件市场上，只有一家公司出售自动快门，要价很高，条件苛刻。每安装在一台机器上，需付款800美元，而且有“最低消费”限制。技术主管问我：你能不能研发这种软件？我爽快地答应：能！于是，我开始专心做这项工作。第一步是选定算法。第二步是用MATLAB编程，验证算法。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两步，心中有了底儿。第三步是用C++写出子程序，交给工作站的软件工程师。第四步是协助软件工程师，整合（Integrate）到工作站。

这个项目做得非常成功。软件市场上出售的自动快门，正确率是85%，也就是说，用一批图像做实验，自动切割出来的有用部分正确的图像，占所有图像的85%，其余15%图像的切割，必须人工操作。我把这个正确率提高到了92%。这个提高，是由于我采用了“Multi-pass edge detection”（多重边缘检测）算法，减小了犯第一类错误（检测中漏掉真正的边缘）的概率。由于自动快门性能优秀，公司帮助我申请了专利。专利发明人是我，专利拥有者也是我。这是一个“职位发明专利”。依照惯例，专利转让给公司，转让费是1美元。作为报酬，公司给我发了一笔奖金。后来，InfiMed被别的公司收购，转手多次，专利拥有者随之变更。但是专利发明人（Inventor）一直保持不变，仍然是我的名字。这个专利的编号是：US8781182B2。名称是：Multi-pass edge detection of collimator blades in digital radiography images。可以用 Google Patent搜索到。

2008年6月的一天，我收到多伦多一家公司人事处负责人发来的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问我是否愿意到他的公司工作，并且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我随即用手机给他打电话，问他怎么知道我现在的工作和地址。听了他的解释，我才明白，在被Cedara解雇之后，我向一些公司发送求职简历，他收到过一份。当时他的公司没有职位空缺，但是他一直保存着我的简历。现在有了职位空缺，他便根据简历上的电子邮件地址给我发送邮件询问。其实，他不知道我现在的状况。我本来就有意回多伦多，于是，我给他肯定的答复。随后，我们商定面试日期，7月14日。

这也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叫做Traxtal Inc.，位于多伦多市区。面试期间，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最大熵英文专著，在电脑上做了最大熵图像恢复演示。面试一结束，人事处负责人立即让我填写各种表格，办理给予Offer和接受Offer的手续。

回到利物浦后，我向InfiMed人事处解释了原因，递交了辞职信，办理了离职手续。公司还特地为我举办了一个送别Party。8月7日，是我在InfiMed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第二天，我和妻子一起，开车回多伦多。

（4）2008年8月11日星期一，我开始在Traxtal上班。这家公司的主要产品是超声波图像引导下微创诊断和治疗器械。我的职称是Senior Software Engineer（高级软件工程师），在图像引导手术研发小组工作。具体的研究领域是超声波图像引导下前列腺穿刺，用于肿瘤活检。穿刺时，前列腺和活检穿刺针的实时超声波图像显示在电脑屏幕上，医生操纵穿刺针对准怀疑的肿瘤，进行穿刺。超声波图像的分辨率不高。因此，肿瘤定位的精确度也不高。为了提高定位的精确度，在手术前用MRI扫描得到前列腺的高分辨率清晰图像。穿刺开始时，把实时的低分辨率超声波图像与非实时的高分辨率MRI图像对准（Registration），利用MRI图像提高肿瘤定位的精确度。但是，由于人体和器官（前列腺）的移动，两种图像的对准会遭到破坏。这就需要随时调整它们的相对位置，使它们保持对准的状态。这个技术称为“运动补偿”（Motion compensation），涉及一些图像处理技术和优化算法。

我长期研究最大熵方法和图像处理，熟悉有关技术和算法。首先，根据选定的算法，用MATLAB编程，验证算法。然后，用C++写出子程序，与负责整机的软件工程师一起，完成整合工作。

2009年5月，飞利浦电子公司（加拿大）收购了Traxtal。我的工作照旧，没有变化。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工作地点在多伦多市区而我住在郊区，每天上下班，要自己开车、坐地铁和有轨电车，通勤时间（来回）至少2个半小时。特别是冬季大雪天，非常困难，令我感到体力不支。因此，我决定按照法定年龄（65岁）退休。

在办理各种手续之后，我在2011年11月正式退休。至此，从1991年11月到达美国算起，我在北美生活和工作了20年，其中美国4年，加拿大16年。

三．最后的归宿

三十年前，为了追求自由，我移民加拿大。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在加拿大扎下了根。加拿大会成为我的最后归宿吗？回答是肯定的。

以2011年退休为分界线，前面的17年，我在加拿大工作（期间到美国工作1年）和纳税，自食其力，对社会作出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得到认可。其中最大的成功，是由著名的德国Springer出版了我的英文专著，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在全世界发行。书中陈述的研究成果，至今仍被科技人员引用。后面的13年，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加拿大政府发放的“退休金”，加上自己的积蓄，足够日常开销以及应急之需。加拿大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对耆老有特殊照顾。这个制度虽然不尽人意，但是还算公平。加拿大的环境保护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极大地降低了疾病风险。加拿大严格管理药品和食品，让人放心。我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衣食无忧，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其中之一，是为华夏文摘写稿，满足个人兴趣，与大家分享，并且编辑成书出版。

有些人总是喜欢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意在抹杀事物间的差别。人，作为个体，有缺陷。由人组成的社会，也会有缺陷。但是，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俗语来否定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别，则站不住脚。用逻辑术语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个假命题。天下乌鸦黑，但不是一般黑。加拿大就属于比较不黑的一类。具体说来，在加拿大，没有国家层面的恐怖制度。我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不用担心被人揭发、被安上“恶毒攻击”和“偷听敌台”的罪名。没有人强迫我表态支持某党和拥护政府。“妄议”谁谁，啥事没有。选举之日，我随自己的意愿，爱投票给谁就投票给谁，不会受到追查和惩罚。拥有护照是我的公民权利（Right），不是特权（Privilege），政府机关不能刁难我。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回顾往事，感慨良多。89六四使我产生移民国外的想法。后来到了美国，采取行动，为摆脱中国大使馆的控制而移民加拿大。我已经在加拿大扎根，成为加拿大公民，自动失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为什么还要回去呢？实在没有充分的理由。“长江学者”之类的奖励计划，对我的吸引力为零。

1990年我从清华大学回到北京天文台，成为射电天文研究室的一员。在公用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公用的信箱，每人有一个敞开的小格子。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小格子里放着一叠纸。翻开一看，是时事政治测验试题，对什么风波有什么认识云云。首页的说明是，每人都必须参加测验，可以照抄所附的答案。一种厌恶之感顿时涌上心头，我拿起这叠纸，顺手就扔进旁边的废纸篓。再看一下公用信箱，王绶琯先生的小格子里也有这么一叠纸。我又拿起这叠纸，顺手就扔进废纸篓。旁边的研究生蔡同学见状，对我说道：吴老师，你可以扔掉，我们不行！ 为什么？这是因为当局强迫研究生按照官方口径回答问题，否则不准毕业。后来，这位蔡同学去了美国。不知道蔡同学现在是否还在美国，是否还记得这件事。

我的北京天文台1978级研究生师兄南仁东，曾任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不愿加入中共。他的名言是：入党会损害我的个人名誉。您若不信，请看：南仁东有许多荣誉称号，如：时代楷模，改革先锋，人民科学家，等等，唯独没有“优秀共产党员”。对南仁东的描述，有许多“热爱”，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科学，热爱天文，等等，唯独没有“热爱共产党”。2017年9月15日，南仁东在美国波士顿因病去世。我对师兄心怀敬意，尊重他的选择。他的事业在中国，但是，在病重之际，还是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他最后的岁月。我的事业在加拿大，应该如何选择，不是明摆着的吗？

我读过董乐山先生的译著，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还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小说的结尾处写道，温斯顿终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看到这个变化，我不寒而栗。这是在极权制度下，一个人的最后结局。我庆幸自己，身在加拿大，保持了自我，没有成为温斯顿，没有被迫去热爱老大哥。

二十多年前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报道：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在临终前留下遺言：骨灰不留在中國。董先生的儿子董亦波为《董乐山文集》写了一篇题为“与命运抗争”的序文，告知世人：“１９９９年３月的一天，董乐山的家人将他的骨灰带离祖国。他在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经结束。” 董先生的骨灰被安葬在美国。 这篇报道令我大受震撼。“叶落归根” 这个观念在我脑子里一扫而空。

我的最后归宿，就在加拿大。

（2024年10月完稿于多伦多家中）

一．

1946年我生于广东省梅县。梅县属于丘陵地带，山多田少，所谓“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多地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对于普通人家的子女，读书考学几乎是阶层上升的唯一通道。梅县是文化之乡，上学读书，蔚然成风。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听说每年的梅县财政支出，百分之四十与教育事业有关。梅县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占全省的十分之一。

我是一个普通农家子弟，走过这条读书考学的漫长道路。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6年，研究生8年，总共26年。此外，还有纯属自学的8年半。待到取得博士学位，已届不惑之年。往事历历在目而思绪纷飞，还是按照时间顺序，从小学说起吧。

1952年9月，还不满6周岁，我上小学。这所小学名叫勤力小学，地处县城西郊，靠近城区，从家走路10多分钟。这是一所很普通的小学，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学生。记得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打开书本，第一课，竖排三行繁体字：“開學了。大家來上學。學校裡同學很多。” 不是“耄主席萬歲！”

我最差的科目是音乐和习字，成绩通常是“及格”，鲜有“良好”，更没有“优秀”。每星期一节音乐课，老师领着大家唱歌，有时候还有（脚踏）风琴。我只是跟着大家，扯大嗓子喊。一节音乐课过后，嗓子要沙哑一、两天。每星期一节习字课，用毛笔写字，自带毛笔、墨盘和墨条。我写的字，笔画齐全但是不工整，结构完整但是凌乱。（这些不是错别字。依照拓扑学观点，我写的字完全正确。）一节习字课下来，双手沾上许多墨汁，使劲也洗不干净。长大后回忆，认为主要是由于先天的原因，缺乏音乐和书法细胞。也有后天的原因，不认真学习和练习。

我在小学的强项是数学（那时称为算术），觉得数学很有趣，学起来也不难。五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发出智力火花。学校举行五年级数学比赛，只取第一名。按照交卷顺序，第一个全对的同学就是第一名。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全年级两个班，每班大约三、四十人。在两班教室之间的地方，放置一张书桌和一条长凳子。为公平起见，这个地方与两个班的教室门的距离相等。六年级的丘同学和其他同学坐在凳子上收试卷和给试卷编号。两班的考试同时开始。我做完试题，立即起身去交卷。只见书桌上已经有了一张试卷，是同班同学陈菊霞交的，编号为“1”，即卷头上画了一个大圆圈，里面写着很大的“1”字。丘同学接过我的试卷，标上编号“2”。随后，同学们陆续交卷，而我交完卷后，立即跑开了。

老师按照编号，顺序判卷，遇到第一个全对的试卷，就决定第一名，忽略其后的试卷。第二天公布比赛结果。我得了第一名。陈菊霞同学的解答有错误，第一个交卷，也是白搭。比赛的奖品是一个“盾牌”乒乓球，价值2角钱。这是一个名牌乒乓球，令我高兴了好几天。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数学比赛的情景，以及打乒乓球的高兴劲儿。

二．

1958年我小学毕业，考上乐育中学，也是离家10多分钟的路程。这所学校由中外人士合作于1902年创办，曾经由教会管理，当年是一所不错的学校。初中一年级，过得很平淡。初中二年级开学时，我自己去学校报名。结果，办理学生注册手续的老师不让我报名，要家长带我去见将来的二年级班主任罗老师。罗老师当着我母亲的面，把我训了一通。显然，这是因为一年级班主任林老师对我的表现不满的结果。“罪状”是不听老师的话，不守纪律，调皮捣蛋。罗老师举了一个例子：老师坐藤椅，我也要求坐藤椅。其实这是冤枉我了。我也不敢申辩。训完之后，罗老师说了关键的一句话：好了，可以去报名了。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的智力开始发功。那些拖累我的副科，如音乐，图画，都没有了。新的科目，如代数（初二开始），几何（初二开始），物理（初二开始），化学（初三开始），激发了我的兴趣。各科的学期和学年评分，大部分科目5分（优秀），少数科目4分（良好），即所谓的“全红”。稳居班上的第二名，令老师刮目相看。第一名杨同学，是我的好朋友。那时要搞军事体育。因为我们的学习成绩好，和教体育的黄老师熟悉，黄老师送杨同学和我去县城里的一所中学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我们参观了这所中学的校办电工厂，亲眼看了电容器和变压器的制作，从而激发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开始安装矿石收音机，一步一步地成为资深无线电爱好者。这个爱好，影响了我的一生。总而言之，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不再是某些老师眼中的“调皮捣蛋”分子，而是学习成绩优秀的好学生。

乐育中学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我借阅过这些古典小说：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榜，四游记。此外还有：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等等。

三．

1961年初中毕业，杨同学和我一起考上梅州中学，离我家约20分钟的路程。我们同校不同班，成为各自班上的第一名。1964年高中毕业，杨同学考上清华大学，我考上北京大学。我们经常来往，至今还保持着联系。这是后话。

当年的省立梅州中学，与省立东山中学齐名，而且在数理方面还略胜一筹。梅州中学有许多优秀教师和各种教学仪器，科学馆里有用于证明电磁波存在的赫兹谐振子，用于教学的短波发射机、接收机和录音机，用于观察微观粒子运动轨迹的威尔逊云室和放射源，用于天文观察的牛顿望远镜。我在上物理课时看过这些仪器的演示。

我在梅州中学受到良好的教育，智力继续发功。我喜欢注重理解的数学和物理。我不喜欢注重记忆的化学（说来奇怪，我却是化学科代表），更不喜欢那些近乎死记硬背的科目，唯一例外是外语（俄语），因为我觉得，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很有意思。不过，任何一门功课，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我都努力学好。我的高中毕业成绩（百分制。高中三年的综合评分，不仅仅是高三年级的成绩）如下：代数100，几何100，物理100，化学94，语文89，俄语99，体育85，政治99。

我在梅州中学，最幸运的是得到黄开民老师的教育和培养。开民老师是梅县最优秀的数学教师，没有之一。开民老师教我们班的三角和立体几何，还给我们课外辅导。在他的教导下，我在高中二年级时获得1963年梅县中学生数学比赛第一名，为梅州中学争了光。今年4月29日，是梅州中学120周年校庆。在开民老师退休44年、我毕业60年后，梅州中学没有忘记我们这对师生，在校史展览中晒出1986年7月我从澳大利亚学成回国、归宁母校时开民老师和我的合影；在《梅州中学建校120周年纪念特刊》上刊登我纪念开民老师的回忆文章“我的数学老师黄开民”。

梅州中学也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我经常去，每月必看杂志《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画报》。那时提倡革命传统教育，于是赶潮流，借阅过这些红色小说：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迎春花，敌后武工队。同时，我也借阅过诸如邹滔奋《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中央情报局内幕》（中文译本）的书。

四．

1964年我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主科数学和物理，都是我的至爱。这使我异常兴奋。我甚至写下“永别了，化学！” 上了一个学期的数学分析和普通物理课，我根据感觉得出结论：高等数学不高等，普通物理不普通。意思是：不要被“高等”两个字吓倒，高等数学并不难。不要被“普通”两个字误导，普通物理并不容易。

9月份开学。第一个星期是“新生入学教育”，最后一个项目是写自传。期间，我拿出了带在身边的梅县中学生数学比赛一等奖的奖状。班上一位北京四中毕业的C同学见了，用手指着我的奖状，不屑地说道：你这个奖状还不如一张马粪纸！ 听了这话，我心里难受。我没有和他争辩，只是心想：你有多厉害？不见得，咱们走着瞧！果然，直到文革开始，我每个学期和学年的数学、物理和外语（俄语）课程评分，都是优秀（5分），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两位同学之一。这位C同学，不再小觑本人，改变态度而成为我的好朋友。在文革后期，毕业之前，我们一同学习数学。1978年，我们都考取了研究生，从穷乡僻壤回到北京，重新开始学习。这是后话。

对于北大的学习，我从一开始就充满信心。理由是：广东省和梅县属于教育发达地区。我从省立梅州中学毕业，成绩优秀，是梅县中学生数学比赛第一名，能力和知识应该在北大新生平均水平之上。北大课程的难度和进度，是为学生的平均水平设置的。主科数学、物理和俄语是我的爱好和特长，我一定能在正常的时间内，不需要开夜车加班加点，就能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文革前两年的学习成绩，证明我的自信并非虚妄。

从一年级开始，我就是班上的数学科代表，经常与教数学分析小课的刘老师来往。从刘老师口中得知，我的数学高考成绩是90多分。我还知道我的俄语高考成绩至少是88分。根据是：开学上课前，系里举行俄语考试，参加者主要是刚从二年级升三年级的学习俄语的学生（可能是补考生）。考试及格者可以结束第一外语（俄语）学习，开始学习第二外语（英语）。俄语高考成绩88分或以上的新生，也可以参加这个考试。成绩合格者可以不学俄语，直接去学习英语（第二外语）。包括我在内，本班有3位同学收到系里的通知，参加了这个考试。我们的考试成绩都是不及格，因而继续学习俄语。我不知道其他各科的高考成绩，不知道6科的总分和平均分。

我们的主课（评分的课程）有：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物理实验，外语（俄语），政治。我们没有名叫“高等数学”的课程，而是分成：解析几何，数学分析，线性代数，常微分方程。理科的政治课，一年级是中共党史，三年级是哲学，五年级是政治经济学。其他年级没有政治课。1965年之前，高中的全国统一教材中，没有解析几何课程，高考的数学考题中没有解析几何内容。只有从某些省市来的新生学过解析几何。因此，在开始上数学分析课之前，系里通知这些新生，参加解析几何考试，凭成绩决定全部或部分免修解析几何。

对于物理系科的学生，物理实验课特别重要。如果这门功课的学年评分不及格，不得补考。只要这一门功课不及格，必定留级。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推而广之，对力学、热学，电学和光学实验，很有兴趣而不感到困难。我的物理实验课，学期和学年评分都是5分（优秀）。值得一提的是帕尔帖-塞贝克效应（热电效应）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两种金属的两个交界面的不同温度，即温差，产生电势差。根据温差和电势差，计算出塞贝克系数，即电势差与温差的比值。为了形成温差，一个交界面在一个温度可控的装置内，用一个温度计精确测量其温度。另一个交界面则放入冰水混合物中，其温度被认为是0度（摄氏）。首先是凭直观感觉，我对这个认定产生了疑问。冰水混合物盛在敞口方箱里，放置在桌面上，周围物体的温度是室温。这个混合物，温度怎么会是0度？再仔细想，温度为0度的“理想”冰水混合物，处于平衡状态，没有冰融化成水，也没有水凝结成冰。可是，现在的冰水混合物，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冰会逐渐融化成水，虽然很慢很慢。结论是：现在的冰水混合物，温度高于0度，数值很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师。在实验中多测量了一些数据，推算出冰水混合物的实际温度。我已经记不得具体的数值了，大概是零点零几度。我把基本思路、测量数据和计算结果写入了实验报告。过了几个星期，另一个班的陈同学告诉我，他们的物理实验课老师（也是我们的物理实验课老师）在帕尔帖-塞贝克效应实验课上，向他们介绍和称赞了我与众不同的想法。

物理实验课上还有其他颇为意外的事情。有一个实验是用自由落体音叉测量重力加速度。邻桌的王同学，实验结果明显不正确。他重复了若干遍，结果一样，都不正确。王同学找老师帮助。老师亲自把实验做了一遍，也是一样的结果，也不正确。于是，老师把实验器材检查了一遍，终于发现，实验用的木制米尺，长度不是100厘米而只有99厘米。没错，刻度的每格是1厘米。但是，整条米尺只有99格（最后一个10厘米段，只有9格）。实验中，测量高度不超过2米。在超过1米时，得到的高度值有1厘米的误差。更换米尺后，实验结果就正确了。哈，谁也没有想到，米尺的长度居然只有99厘米。

还有一件可笑的事情。一天晚上，我们在暗室里做光学实验。杨同学提前做完实验后，用几个透镜组成一个投影仪，把“老师好！”三个字写在一个镜片上，投影到墙上。墙上出现一个光亮的大圆面，上有三个大字“老师好！” 这当然是违反实验室规则的。老师看了，哭笑不得，只是让杨同学把投影仪拆掉，仅此而已。

五．

1966年6月2日，学校停课，文化革命正式开始，正常的学习进程中断。二年级下学期各科的教学已经基本结束，计划中的学年考试则被取消。我们的大学学习被“冻结”在二年级。因此，在北大文革中和文革后，“二年级”成了我们的标签。“二年级”成了“64级”的代称。与此类似，“一年级”成了“65级”的代称，“三年级”成了“63级”的代称，等等。简单说来，我们学习了2年的基础课，欠缺2年的专业基础课和2年的专业课。因此，毕业之后，我们没有从事专业工作的能力。另一方面，正是这2年的基础课学习，使我们有别于高中毕业生，有了进一步学习大学课程的知识和能力。

从1966年6月开始，我随大流，参加文化革命。文革后期，1968年8月工宣队进校。这时我才醒悟过来，认识到：停止学习而整天搞运动是没有前途的，最终吃亏的是学生本人。于是，我不理睬工宣队的警告，暗地里自学无线电和数学。我预感自己会被毕业分配到偏远的地方，找不到人求教，只能依靠书本。于是，我开始去旧书店（“中国书店”）淘书。从1968年10月算起，我坚持不懈，走过10年漫长的自学道路，直到1978年考取研究生。

1970年3月大学毕业，我和女朋友，与其他3位北大同学一起，被分配到陕西省商南县。我们毕业分配携带的行李中有250本书，包括许多外文书，分开放在三个箱子的底层，沉甸甸的。这些书籍，寄托着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当年最宝贵的财产。商南是个偏远的山区小县。开头半年，我们被县革委会借用，搞“一打三反”专案。闲得无聊，我读数学书解闷，M.费史（波兰）《概率论及数理统计》（中文译本），等等。由于被高中同学揭发文革中“恶毒攻击”和“偷听敌台”，“材料”从北大转到商南县，8月，我被迫去离县城10公里的试马公社插队劳动。10月，去公社的试马水库建设工地劳动，管理一个柴油机发电站和广播室。我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在简陋和杂乱的环境中，无法阅读数学物理教科书。我带着试马水库工程指挥部的介绍信，到乡村邮电所订了两份杂志：“国外科技动态”（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国外科技动态》编辑部）和“电测与仪表”（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编辑出版）。这些所谓“内部刊物”，需要凭单位介绍信订阅。两者都是月刊，月费前者一元，后者大概是六、七角。每个月，乡邮员把两份杂志送到水库工地。我把它们从头到尾，仔细阅读，反复阅读。两份杂志加上一本《农村电工手册》，陪我度过在农村的空余时间。

由于我的无线电一技之长，在1972年2月被再分配到县广播站当技术员，主要工作是维修县广播站以及全县有线广播系统的扩音机。这些工作，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有了富余的时间、精力和比较安定的环境，我又开始自学由于学业中断欠缺的大学课程。广播站的张师（张姓师傅的简称）原是县电影站的放映和维修人员。我刚到广播站不久，他对我说：我可以领你去电影站免费看电影，任何时候都可以。听了他的话，我在空闲的时候，有时跟着他去电影站看电影。有一天晚上，我跟着他到了看电影的大厅。大厅里已经坐满了观众。于是，他领着我，上了在二楼的放映室，透过小窗户，观看电影。屏幕上，一群孩子又唱又跳。听着电影放映机发出的沙沙声，看着从放映机射向屏幕的几束光线，我突然感到，那屏幕上的景象是多么虚假！那些孩子是多么可怜！我在屏幕上看他们的表演是多么无聊，纯属浪费时间！我立即下楼，离开电影院，回到广播站宿舍。从此，别做无聊的事，别浪费时间，成了我的信条。据此，我给自己立下规矩：不看电影，不下象棋，不打扑克。一有空余时间，就看书学习。无论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有一年夏天，大概是在1973年，天气闷热。一天晚上，我关在房间里看书。为了防止蚊虫飞进屋里，我紧闭门窗。从商洛地区广播事业管理站到商南县广播站出差的吕联亨先生，是文革前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来找我。看见我的小屋门窗紧闭，猜我是在看书学习。他不想打扰我，只是在离开之前，在门外大声说道：小吴又在用功啦！精神可嘉！球函数，柱函数，我也学过，有什么用？！ 吕先生是受我尊敬的学长，说这话并无恶意，而是出于对我的同情心。他只是对知识分子的处境不满，看不到前途，很是失望。是的，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只有极少数的大学毕业生能坚持学习，梦想着有朝一日，跳出山沟，干一番事业。

在那偏远的地方，人们认为最没用的科目，恐怕要数外语了。我庆幸自己有与众不同的想法。除自学大学专业课程外，我决定自学英语。在北大图书馆学系研究生毕业的侯汉清同学的帮助下，我在1973年春节期间开始自学英语，并坚持下来。这是我在1978年能够考取中国科学院出国研究生的决定性因素。

1973年“右倾回潮”，北大搞试点，招收研究生，我做好了准备。但是，随之而来的“反击右倾回潮”运动，使我的第一次研究生梦成为泡影。我重新考虑离开商南县、寻找前途的策略。我利用出差的机会，经熟人介绍或自荐，去找过不少可能的用人单位：位于陕西省蒲城县的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位于西安市的陕西省地震队、陕西省气象局、西北大学物理系，位于咸阳市的西北轻工业学院。这些努力，都是无果而终。

经过这些挫折后，我认识到，学习大学课程，属于“长期计划”，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并不能在可预见的将来起作用。改善处境，包括工作条件和学习条件，是我的当务之急。于是，我想到“短期计划”。具体说来，就是进行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发表文章，搞出一些名堂来，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也许，只是也许，有的单位会去“人事部门”活动，实现“函调”（上级单位发函到下级单位调动）。我也认识到，知识是逐渐积累的，能力是逐步培养的；由于文革的影响，我受到的教育残缺不全，不能奢望有重大突破。确立项目或者选题，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太难，以免拖的时间太长或最终不能成功。也不能太容易，以免被人认为微不足道，投稿后被出版社退稿。

我定下的策略是：战略上一鸣惊人，战术上瞎猫碰死耗子。具体做法是：确定若干颇有分量的无线电项目，都试一试（瞎猫碰死耗子）。完成后写成文章发表（一鸣惊人）。我确信自己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和动手能力。1975年，我确定了5个项目，进行了初步试验，确定了优先次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2个项目，写了2篇文章。1976年，我把题为“音圈位置检测器”的文章寄给《无线电》杂志编辑部。这篇文章刊登在《无线电》杂志1978年第5期（月刊）上。还是在1976年，我把题为“录音机录放磁头垂直度对高频特性的影响”的文章寄给陕西省广播事业局，被退稿。于是我又把文章寄给中央广播事业局，被采用。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出版的《广播与电视技术》杂志1977年第4期（季刊）上。

其实，当年我有一个不打算公开的“秘密”项目，只是开了个头，远未完成，也没有成功的把握。50年过去了，当局的防范对象由“偷听敌台”变成了“偷上外网”。现在把当年的“研究”说出来也无妨。这个项目叫做“广播电台收听检测器”。这种检测器用来确定一台收音机正在用来收听哪个广播电台。当年给人定罪的一条叫做“偷听敌台”，其“证据”是收音机发出的播音。我被人揭发过“偷听敌台”，“证据”是我在文革时期在学校做了一台收音机，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不但自己听，而且把声音放得很大，在整个宿舍楼道都能听得见。出于个人兴趣，这个遭遇促使我研究不依赖收音机发出的播音而在一定距离之外收集“偷听敌台”证据的侦察技术。我的研究目的，不是研究成功后把侦察技术向当局（公安局）报告，为虎作伥，而是进而研究“反侦察”技术，用于保护自己和其他人。

这种检测器的基本原理，过于专业，见本文后面的附录。

1977年，由于得到招收研究生的确切消息，我没有继续“研究”项目和写文章，而是开始复习功课，准备研究生考试。所发表的2篇文章，由县招生办公室寄往报考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算是我的“著作”。

1978年5月，我在商南县参加了研究生初试。7月，在北京参加了复试，被录取为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专业研究生。8月，在西安参加了“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预备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英语考试”。10月，到科学院出国人员英语训练班报到。在中断12年后，我重新开始正规的学习。

【附录】广播电台收听检测器的基本原理

普通的中、短波收音机，是超外差式接收机。输入电路选出的某个广播电台的信号，通过变频电路而成为465千周（千赫）的中频信号，再由中频放大器放大。变频电路由本机振荡器和混频器组成。设广播电台（调幅）信号的载频频率为Fc，本机振荡（正弦波）频率为Fo，则中频频率为Fi=Fo-Fc，式中Fi=465千赫，为固定值。

在一定距离之外确定收音机接收的广播电台，有两种可能的方法：

（1）本机振荡器产生的高频信号，会通过收音机的接收天线泄漏出去，虽然很微弱。对于没有前置高频放大器的超外差式接收机，这个泄漏问题比较严重。用一个高灵敏度接收机检测这个高频信号，确定其频率Fo，就能计算出广播电台的频率，Fc=Fo-Fi，从而知道是哪个广播电台。当目的是检测某个频率为Fc的特定电台时，操作尤为简单，只要检测频率为Fo=Fc+Fi的高频信号。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待检测的高频信号为正弦波（没有被调制）。

（2）中频信号也可能泄漏出去，虽然更加微弱。这是频率固定的调幅信号，所包含的信息（播音）与输入信号相同。因此，只要有一个接收频率为Fi的高灵敏度接收机（调幅收音机），凭播音内容可以确定是哪个广播电台。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待检测的高频信号有固定的频率（465千赫）。

无论用哪种方法，在确定周围存在正在收听某个广播电台的收音机后，再用其他方法确定收音机的位置。

当年我只是用第一种方法进行过简单易行的初步实验。使用非常靠近的两台短波收音机。把第一台调谐到频率为Fc的某个电台，再把第二台的接收频率调到Fo。逐渐增加两台收音机的距离，直到第二台收音机不能接收到频率Fo的信号。实验结果表明，最大检测距离为一米多。我还考虑过改进检测正弦波的技术，如采用锁相电路，但是没有实行。至于第二种方法，我没有实验过。

（未完待续）

一．

我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读了6年研究生。研究生和教职员工一样，每年有一个月的“带薪（奖学金）”假期。我特地挑选时间，跨年回国探亲，把两年的假期连起来使用，即1982年12月和1983年1月，共两个月。我打算在回澳洲时，绕道泰国曼谷看望36年未曾见面的叔父。为此，我打电话向泰国驻悉尼总领事馆询问签证事宜。得到的答复是：凡是与泰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凭护照可以获得Visa on Arrival（访客落地签证），不需要预先到总领事馆办理过境泰国的签证。

1982年12月1日，我从悉尼出发。途径香港、广州，到达北京。回程时，1983年1月28日，星期五早上，坐火车从广州前往九龙，住到朋友家里。机票是1月30日乘搭飞机前往曼谷，2月6日飞往悉尼。朋友说，持中国护照，过境泰国，真的不需要预先办理签证？最好去泰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确认一下；如果需要，当场办理一个。我听从朋友的建议，当天下午，和朋友一起坐的士从九龙前往香港本岛。

到了泰国总领事馆。大厅里只有我们两人。我从窗口递入护照，说明来意。办事人员说，需要预先办理的签证。我说，那么我现在就办理一个。他翻看我的护照，说道：你的护照里没有中国公安局的“出境许可”，不能给你办理签证。我解释道：我的中国护照和签证是由中国科学院通过中国外交部办理的，不是通过中国公安局办理的，所以没有中国公安局的“出境许可”。他根本不听我的解释，拒绝给我办理过境泰国的签证。

这就使我陷入了困境。从澳洲悉尼出发前，泰国总领事馆明明说不需要预先办理过境签证。现在，泰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却说需要，而且不给办理。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是星期五下午。明天是1月29日星期六，领事馆周末不办公。后天1月30日星期天，我就要从香港飞往曼谷。怎么办？和朋友商量的结果是：按原定计划，走一步算一步。星期天到飞机场。向航空公司说明情况，要求登机飞往曼谷。如果不让登机，只好买一张从香港直飞悉尼的机票。如果让我登机而在曼谷机场不能入境泰国，则只好买一张从曼谷飞往悉尼的机票。至于手中的从香港经由曼谷前往悉尼的机票，等回到悉尼后找航空公司，也许可以全部或部分退票。

第二天星期六，我找到一个附近的电话局，打长途电话给在曼谷的叔父简要说明情况。如果他们在曼谷机场不能接到我，则说明我乘搭飞机回悉尼去了。这是人工接驳的“人对人”国际长途电话。由接线员找到接电人。通话时间从致电人和接电人通话开始计算，以分钟为单位收费。每分钟的费率很高。收费的通话时间起码是3分钟。我好像是花了约港币70元。

1月30日星期天，香港启德机场。我来到泰国航空公司的柜台前。办事人员看了我的护照和机票，一声不哼，转身进了身后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回到柜台后，二话不说，开始给我办理登机手续。就这样，我登机飞往曼谷。在曼谷机场，在入境处得到一个“落地签证”，可以停留2星期，至2月13日。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到达曼谷的第二天上午。两位军人模样的官员来到我叔父家里。我的叔母见状，吃了一惊，赶快泡了两杯茶，端到两人面前。一位官员用英语和我谈话。我告诉他，我是澳洲悉尼大学留学生，在中国探亲后，回学校时顺便到曼谷看望叔父一家。另一位官员则用泰语和我叔父说话。只说了一会儿，改成和我的在泰国出生和长大的堂妹谈话。我当然听不懂他们的谈话内容。最后，我在一个谈话记录上签名，堂妹也在一个谈话记录上签名。官员和我握手告别，态度友好。官员始终未动那两杯茶。整个过程大约30分钟。

我在曼谷停留了一星期，跟着叔父一家到处游玩，没有任何人检查我的身份证件。2月6日，我乘搭飞机前往悉尼，在曼谷机场出境时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1986年6月，我从悉尼大学毕业。我打算在回国时，偕同妻子和儿子，绕道曼谷，看望叔父一家。我又提前给泰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打电话，询问签证事宜。这次不同了，得到的答复是：必须预先办理过境泰国的签证。办这事很容易，前后几天就办好了。去泰国总领事馆办手续时，拿了一份有关签证问题的小册子（Pamphlet）。里面写着：凡是共产主义国家及其卫星国的公民，进入泰国都必须持有预先办理的签证。“Communist states”，“Satellite states”这几个英文单词，非常刺眼。

这时，我终于悟出对1983年1月签证困境的一种解释：泰国改变签证政策。原有政策包含条款：凡是与泰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公民，可以获得访客落地签证。新政策包含条款：凡是共产主义国家及其卫星国的公民，进入泰国都必须持有预先办理的签证。两者的时间界限为1983年1月1日。我第一次向泰国驻悉尼总领事馆询问签证事宜，发生在此界限的几个月前，总领事馆按照当时的（原有）政策回答我。而我第二次向泰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询问签证事宜，发生在新政策生效的当月。泰国政府预计将会发生混乱，对访客给予在1983年1月1日之后一段时间的宽限期（Grace period）。作为补充措施，派人检查这些访客入境泰国后的情况。

二．

我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Space Telescope Science Institute, 缩写 STScI，口头简称 ST）工作过约2年半（1992年7月至1994年10月）。我所在的部门叫做STSDAS（Space Telescope Science Data Analysis System），负责处理和分析哈勃空间望远镜的天文数据。我在这个部门的图像恢复（Image Restoration）小组工作。这个部门的研究人员Zolt专门负责图像视觉化（Image Visualization）。那些绚丽多彩的星系图像，就出自Zolt 之手。

1993年6月，研究所通知，天文数据分析软件及系统第三次国际会议将于10月13日至15日在加拿大B.C.省维多利亚（Victoria）举行。STSDAS部门的全体研究人员都可以参加。为此，在9月15日，我前往华盛顿，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得到的签证，有效期至10月30日。

我手中的美国签证，有效期至1994年1月31日。我将在1993年10月离开美国进入加拿大，会后返回美国。是否需要一个新的入境美国的签证？我不知道。询问周围的人，也说不知道。于是，一天上午，我带上钉着美国I-94入出境登记卡的中国护照，去巴尔的摩市内的美国移民局询问。接待我的是一位黑人女士。她很肯定地告诉我，从加拿大回美国时，需要一个新的、预先办理的入境签证。因此，我在离开巴尔的摩之前，到研究所人事处，请他们在我的J-1签证申请表IAP-66上写明，在会后将返回研究所继续原来的工作。我作好了准备，在会后到美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申请回美国的签证。我知道，这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10月12日，我和本部门的研究人员一起，前往BWI机场（Baltimore–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Airport），准备乘搭飞机前往加拿大温哥华，然后坐渡轮或乘搭飞机，前往维多利亚。在机场出境时，我跟在图像恢复小组成员、巴西籍同事Ivo的后面。当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要收走他的I-94卡时，Ivo说道：我还要返回美国，然后回巴西。于是，他的I-94卡保留在护照里，没有被收走。看到这个情况，我想：我和Ivo一样，也是持J-1签证，我可以照办。轮到我时，我说道：我还要返回美国，继续工作。听了我的请求之后，工作人员拿着我的护照，转身进了身后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她回到柜台后，把护照连同钉在里面的I-94卡还给了我。这时，我相信，返回美国，我不需要新的签证。

飞机上，本部门的研究人员十几二十人坐在一起，占了两、三排座位。这时，一位同事扫视了一遍，说道：唔。万一飞机失事，STSDAS全军覆没，关门大吉。ST的数据处理怎么办？大家听了，哈哈一笑。

会议在10月15日结束。第二天，我们三位同事租了一辆汽车，在维多利亚所在的温哥华岛上游玩了半天，然后坐渡轮回到温哥华，歇宿了一夜。17日上午，我们三人前往温哥华机场。在办理“预通关”时，美国官员看了一下我的护照和里面的I-94卡，二话不说，就让我过去了。（“预通关”制度的意思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加拿大机场设立办公室。前往美国的旅客在这里办理通关手续。旅客在美国机场下飞机后，等同于国内旅客。）17日当天，我回到巴尔的摩。

回到巴尔的摩后，我才搞清楚：在签证有效期内，外国人凭护照和I-94卡，前往加拿大和墨西哥，在30天内，返回美国，无需新的签证。那位巴尔的摩市美国移民局的官员，竟然连这个政策都不知道，实在是差劲。幸运的是，我跟在同事Ivo的后面，按照他的方法出境。否则，我必须在会后独自一人前往美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办理新的签证，麻烦多多，而且难以预料最后的结果。

三．

我在加拿大约克大学工作过2年零2个月（1995年10月至1997年11月）。1997年9月，我前往德国参加天文数据分析软件及系统第七次国际会议。会议地点是德国最南部的城镇、巴伐利亚州的Sonthofen，会期是9月14日至17日。为此，8月我在德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办理了入境德国的签证。

我行程是：多伦多-慕尼黑-Sonthofen-波恩-法兰克福-多伦多。我买了英国航空公司的机票，要在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转机，前往慕尼黑，再坐火车前往Sonthofen。9月13日，我从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出发。在航空公司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工作人员问我：你有签证吗？我即刻回答：有。她没有进一步追问，开始给我办理登机手续。

到了希思罗机场。我在大厅里找到英国航空公司中转服务柜台，办理前往慕尼黑的手续。整个过程在转机大厅里，不需要入境英国伦敦。大厅里有个很大的吸烟室，里面很多人吸烟，烟雾缭绕。吸烟室大门敞开，隔离措施形同虚设。烟雾从吸烟室飘出，烟味充满大厅，令人窒息。这种情景，在加拿大、美国的机场是看不到的。

会议期间，有一个晚宴（Banquet）,主菜是著名的巴伐利亚烤猪肘（Bavarian roasted pork knuckle）。一大块猪肘，骨头占三、四成。剩下的部分，只有皮好吃。肉半生不熟，咬不动嚼不烂。刀叉并用，费了牛劲，也只能吃一点。相比之下，加拿大安大略省圣•雅各布斯（St. Jacobs，离多伦多110多公里）附近有一家很有名气的德国猪蹄餐馆。所供应的德国烤猪蹄（Smoked pork hock），皮烂肉烂，入口即化。“烤猪肘”，“烤猪蹄”，二者吃起来，根本不同。名字听起来，二者却是差不多。加拿大的所谓德国烤猪蹄，有傍名牌之嫌。不过，“冒牌”胜过“原装”，得到“外国人”的青睐。如果不根据“外国人”的爱好彻底改造烹饪方法，迎合“外国人”的口味，这个“德国猪蹄餐馆”，从开张到倒闭，只要一天。

会后我坐火车前往波恩，访问了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射电天文研究所，作了一个最大熵方法学术报告。时任所长是澳洲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的博士，是我的校友和学长。所长驾车领我去参观著名的直径100米全方位可操纵（Fully steerable）埃费尔斯贝格（Effelsberg）射电望远镜，车程约40公里。汽车飞驰在不限速的高速公路上。所长评论：德国汽车，质量上乘；美国汽车，Primitive。到了目的地，雄伟的望远镜，令人震撼。我们戴上安全帽，沿着维修用的通道爬到望远镜的最高处。瞭望四周，心曠神怡。抬头仰望天空，遥想隐藏在苍穹的奥秘。今天能登上这个举世闻名的射电望远镜，何其有幸！

现在言归正传。9月28日，星期天。我一早坐火车，从波恩到达法兰克福机场。在英国航空公司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工作人员翻看我的护照。他对我说：你没有英国签证，不能登机。然后，他把护照还给我。这时我才知道，持中国护照，在英国机场转机，即使不出转机大厅，不入境英国，也需要预先办理的英国签证。我问他该怎么办。他说：你可以回法兰克福市内，到英国总领事馆办理签证。我心想：今天是星期天，英国总领事馆不开门办公。最快也要明天才能获得签证，再回到机场。住宿呢？机票呢？我已经办清手续，离开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也不能再回波恩。麻烦多多。我只好对工作人员说：我是多伦多居民，需要按时赶回去上班。

听我这么一说，工作人员又把我的护照拿了过去。当他翻阅护照，发现钉在里面的加拿大移民纸时，立即转身，到身后的办公室去。过了一会儿，他回到柜台后，对我说：你去找加拿大航空公司。我们已经给他们打了电话，让你改搭加航的飞机。我接过他还给我的护照，立即前往加航柜台。听我说明情况后，加航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从法兰克福飞往多伦多的航班，将在3个多小时后才起飞，到时候才能办理登机手续。至此，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我坐在附近的椅子上耐心等候。听到加航的登机广播后，我去加航柜台，用手中的英国航空公司机票办理了登机手续。旅途一路顺利。回到多伦多家中，妻子开门一看，觉得奇怪，问道：你怎么提前这么多时间回来了？我答道：我从法兰克福直飞多伦多，没有绕道英国伦敦。随后，我把在法兰克福机场的故事讲了一遍。

当年，约克大学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有个互联网网站，大家可以用英文发帖，交换信息。我发帖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有几位回复说，这种事发生过多起，我不是遇到这种情况的第一人。中国和英国双方对等，一国的公民途径另一国，即使是转机不出机场，也需要预先办理另一国的过境签证。对于没有预先办理签证的旅客，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改成直飞目的地，避免转机。

我终于明白。根据经验，我以为途径英国，转机不出机场，不需要预先办理英国的过境签证。所以，启程之前，我在多伦多只办理了德国签证，没有办理英国签证。在多伦多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工作人员问我有没有签证，是问我有没有英国签证。我以为是问我有没有德国签证，就很干脆地回答：有。这就糊弄过去了。如果她进一步追问，我很可能在多伦多机场不能按预定行程登机。这就会耽误去德国参加会议的事情。

在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转机，根本就用不着英国的过境签证。这说明，当时1997年，中、英双方在较劲，搞了一些本来不必要的规定。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英国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认真执行有关规定，把我拦了下来。幸好我说了一句，我是多伦多居民，而该工作人员在核查后，给我这个加拿大永久居民解决了问题，换成加航直飞多伦多，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很可能，这是由于英国航空公司和加拿大航空公司之间的协议。假如我不是加拿大永久居民，这个协议很可能就不适用。至少，要收取更改机票的费用。

四．

最后说说香港签证。我的中国护照里共有4个香港过境签证，其中2个是为了从中国前往澳大利亚（1980年8月第一次出国和1983年1月回国探亲后返回澳大利亚），都是预先在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办理的。另外2个是为了从澳大利亚回中国（1982年12月回国探亲和1986年6月学成归国），都是预先在英国驻堪培拉大使馆办理的。所有过境签证在香港的逗留时间都是7天。所有过境都发生在香港英治时期。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堪培拉，向英国大使馆申请香港过境签证都很容易，也很快捷。

在北京天文台工作期间，为了参加1991年11月6日至8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Tucson）举行的天文数据分析软件及系统第一次国际会议，我提前两个月，在9月初通过中国科学院外事局申请美国签证和香港过境签证。大约一个月后，10月初，美国的B-1签证就办好了。至于香港过境签证，迟迟没有消息。科学院外事局告诉我，现在申请香港过境签证，必须先向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申请，获批准后才能向英国大使馆申请。港澳办公室能不能批准，什么时候批准？不知道。

面对这个情况，为了不耽误赴美行程，我决定从北京飞往洛杉矶，撤回香港过境签证申请。我到科学院外事局取回只有美国签证的护照。

1986年6月，我从悉尼大学学成归国。途径香港时，在香港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系作了一个最大熵方法学术报告。这次赴美国，我计划在香港停留几天，到该系作一次最大熵方法研究新进展学术报告。为此，我向该系系主任写了一封信。系主任很快回信，欢迎我去作报告。现在，因为签证问题，不能成行。我赶紧又向系主任写了一封信，致歉并解释取消此行的原因。

以上5次申请香港过境签证，都发生在香港英治时期，都需要向英国大使馆申请，本来都是容易办理的事。但是，最后一次，必须首先向中方港澳办公室申请，获得批准。这个政策，不知道卡住了多少人。“中国人卡中国人”，此事何时了？

签证的故事讲完了。不幸陷入困境，而困境终被克服。这里用得着沙士比亚剧本中的诗句：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

李其琛　1934-1968

一.

李其琛是广东省梅州中学1952届毕业生，当年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成为北大地球物理系大气物理专业讲师。他是位物理天才，对大气物理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文革期间，工宣队进校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桥牌俱乐部”成员，遭到残酷殴打，于1968年12月8日跳楼自杀身亡。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获得“平反”。

我是梅州中学1964届毕业生，考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是大气物理专业本科生。因此，李其琛是我的“双料”（中学、大学）校友（学长）和老师。今年12月8日，是李老师受难55周年忌日。写文章以资纪念，我责无旁贷。

二.

我在梅州中学读了三年高中。老师们经常提及历年来考上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作为我们的榜样。考上北京大学的李其琛就是其中之一。1964年我高中毕业，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可以填写三个系。我喜欢数学和物理，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高考前填志愿表的时候，学校礼堂的墙上贴满各个大学的招生简章。我注意到，北京大学地球物理学系有一个大气物理学专业，其中的大气光、声、电和无线电气象学吸引了我。于是，我填了地球物理学系。我如愿考上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只写地球物理学系，不写专业。9月份新生入学，我被分配到大气物理学专业。

由于文化革命，学业中断，1966年6月2日开始停课。我只上过两年基础课，没有上过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李老师讲授大气物理学专业课。我没有听过李老师的课，与他也没有私人交往。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文革初期。那是在北大的“6.18”事件（一些学生“自发”揪斗“黑帮”）之后。工作组把这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让学生们成天坐在宿舍里开会讨论。封闭校园，本校人员凭北大证件进入，把校外人员拒之门外。一些学生被派去把守各个校门。有一天，轮到地球物理系学生把守东门，我也去了。只见两扇木制大门紧紧关上。靠北边的一扇门上开了一个两米多高一米多宽的洞供人出入。洞的底部距离地面约30厘米，形成一个很高的门槛。这个东门通往物理大楼和中关园。早晨七、八点钟上班时间，许多北大教师在门外排成长队，一个个依次通过这个门洞进入校园。一位青年教师推着26吋自行车，用手把自行车提起，让前轮越过门槛。他伸手把工作证交给我。我把工作证打开一看，姓名“李其琛”。嘿，真想不到，在这里遇见这位梅州中学校友！我把工作证合上，伸手还给了他。接着，他双脚跨过门槛，把自行车提起，让后轮也越过门槛，然后骑车离开东门。这次偶遇之后，李老师的形象就定格在我记忆中：身材单薄，高约1米65；脸庞清秀，佩戴眼镜。

三.

1968年8月，工宣队（“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控制了局势，开始搞恐怖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当时我在学校的广播台机务组（由原两派广播台的技术人员组成），每天在校园里架设电线安装喇叭，不住在班里的宿舍，不參加班级活动。12月的一天，听同学说李其琛老师跳楼自杀了。根据当时老师和同学的讲述以及后来的回忆，我才了解到有关情况。

工宣队进校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泡制了一个地球物理系“桥牌俱乐部”反革命小集团案。罪名是几位老师在打桥牌时，恶毒攻击中央首长。这些老师被关在学生宿舍39楼的房间里，每天上午被迫在监管人员的监督下打扫楼道卫生。工宣队队员和某些学生（专案组人员和非专案组人员），对这些老师采取拷打、逼供、诱供等手段。李老师态度最硬，最不肯“交代”，因而遭到最残酷的毒打。李老师脸被打肿，发青发黑，嘴角流血，连走路都有困难。特别是，12月7日晚上，工宣队队员和个别学生，再次残酷殴打李老师。第二天上午，趁监管人员疏忽的当口，李老师跑到与39楼联通的43楼，从该楼第5层西头的文娱室（一个供该层学生集会用的公用大房间）的阳台上跳下。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李老师 “头颅撞在一楼外面的坚硬的水泥地上”；“头朝下俯伏在坚硬冰冷的水泥地面，鲜血从头颅喷涌而出，在水泥地上漫流开来，在冬日的阳光下冒着热气。他的腿抽动了几下，停止了生命的最后挣扎”；“63军军宣队的头头带着几个军人赶来，板着脸……”；“手下的一个军人……把死者翻过来。……死者半边脸着地被撞扁，头颅破裂，鲜血与脑浆仍在不断涌出。……现场没有人指认，不久一辆小卡车载走了他，……” 惨烈的场景令人不忍卒睹，这段记录令人不忍卒读。

李老师含恨而死，时年34岁。当天下午，地球物理系军宣队、工宣队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宣布李其琛为“死不悔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李老师在广州的妻子和女儿成了“反革命分子家属”，受尽屈辱。

四.

那些当年殴打李老师的凶手，没有一个受到追查和惩罚。打人最凶的工宣队队员，离开北大，消失得无影无踪。参与殴打李老师的学生，都是地球物理系低年级学生，也就是1964级（文革开始1966年的二年级）和1965级（一年级）学生。他们没有上过专业课，很可能都不认识李老师，更谈不上个人恩怨。他们为什么下狠心下重手毒打李老师？究其原因，一是长期接受“阶级斗争”仇恨教育，人性中的恶被唤出来。以“革命”的名义，可以做任何坏事。在文革这场浩劫中，人性之恶被发挥到极致。二是私心作祟。为了个人前途，往上爬，不择手段表现自己，以期得到工宣队的赏识，从而可以入党，毕业分配到好地方。这不是凭空猜测。其人其事，实实在在地存在。

五.

李其琛在梅州中学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是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的榜样。我还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杨冕兴对我讲述他的事迹。1952年全国高考，他以优异的成绩（数理化均满分，为原中南地区六省即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江西总分第二名）考取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地球物理系讲师。李老师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从1956年到1966年，完成了8篇优秀的大气物理学术论文。其中3篇，李老师是唯一作者，4篇是第一作者，1篇是第二作者。李老师对大气物理学特别是雷达气象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作为唯一作者，在1962年第2期《气象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云和雨的相干散射与雷达气象方程”。这篇论文的英文版发表在《中国科学》英文版1963年第5期上。在这篇论文中，李老师首次将相干散射引入雷达气象方程从而得到该方程的普遍表达式，在国际上赢得巨大的声誉。我还记得我们大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张铮老师讲述李老师的故事：有一年教师们到北京郊区下乡劳动支援夏收，李老师被分配看麦场。李老师闲来无事，趁机开动脑筋，突发奇想，推导气象雷达的最优波长。

文革后恢复研究生制度。1978年，在文革中被打倒、身陷牢狱之灾的原地球物理系主任苏士文复出，担任北京市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他要地球物理系老师联系和动员原来学习好的毕业生报考地球物理系研究生。我本来也有报考北大地球物理系研究生的打算，并且看过地球物理系的研究生招生简章。由于系里乔国俊和邢骏两位老师的推荐，我最终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王绶琯先生的研究生，被录取为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专业出国研究生。我有时候想，假如李老师在文革中幸存下来，我很可能报考他的研究生，从事无线电气象学的学习和研究。

我每天打开电脑，第一件事是上互联网看当地的天气预报。其中有一个栏目是 Weather Radar（天气雷达），可以观看 Weather Radar Imagery（天气雷达图像）。每天晚上看的电视新闻节目中，都会有 Meteorologist（气象工作者）讲解 Satellite & Radar Imagery（卫星和雷达图像），作天气预报。每当看到这些天气雷达图像，我就会想起李其琛学长，想起他对雷达气象作出的杰出贡献和文革中遭受的残酷迫害。

李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完稿于 2023年12月2日）

参考资料：

李其琛纪念馆

https://cn.netor.net/m/box201204/m110455.asp

俞小平：纪念李其琛。《记忆》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七），2016年1月15日第147期，75-81

一. 缘分

1977年10月，陕西省商南县。在得到招收研究生的确切消息后，我已经开始复习功课。往哪里投考呢？正在踌躇之中，我收到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北大同班同学王书仁的来信。信中说，在正在举行的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上，乔国俊（我大学二年级的班主任，研究射电天文）和邢骏（北大地球物理系天文教研室主任）两位老师，向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学家王绶琯先生推荐了我，建议我报考王先生的研究生。信中还转达王先生的话，要我给他写一封信，说明学了哪些课程，做了哪些工作，由乔老师转交给他。于是，我用了几天的时间，先打草稿，再誊写一遍，写了满满的三页信纸，赶快用航空信把给王先生的信寄给王同学。

四十五年前的这封信，成为我和恩师王绶琯先生缘分的开端。

信寄出大概两个星期后，我收到王书仁同学的回信。信中转述乔国俊老师的话：王绶琯先生看了信，表示对我的情况很满意，鼓励我好好准备考试，并且建议我报考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以发挥无线电方面的优势，如果以后想转学射电天文理论也可以。

从此，我的努力有了方向。

二. 鼓励和保荐

1978年1月，我出差到北京为商南县广播站采购电视机，见到王书仁同学和乔国俊老师。大家一致认为，我应该去看望正在广安门医院住院的王绶琯先生。于是我去了广安门医院，找到王先生，致意问候。王先生早就从以前的信中了解我的情况，不必多谈了。我只是表示，由于文化革命的耽误，年龄比较大了，不利于学习。王先生立即要我放下这个顾虑，说：那么困难的年月都过来了，只要努力，以后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通过北京天文台研究生初试和复试，以及 “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预备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英语考试”，我被录取为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研究生，导师为王绶琯先生和吴怀玮先生，准备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习射电天文。1978年10月到科学院研究生院（位于北京肖庄原北京林学院校园内）报到时，我被告知应该到科学院出国人员英语训练班（设在玉泉路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内）报到。我了解到，我的出国人员英语考试，笔试成绩合格，但是口试成绩很差。这是因为我的英语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完全靠自学的。根据科学院规定，如果原定的出国研究生，笔试合格而口试不合格，需要导师保荐，才可以到英训班学习，以后的去向由导师决定；否则，转入位于肖庄的 “国内班” 学习。王先生保荐了我，解释说，口试不及格是因为原有环境太差而不是由于本人能力不行或不努力，经过训练一定会行的。衷心感谢恩师，在这关键的时刻拉了我一把。而我也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最终获得了成功。

三. 无微不至的关照

我去悉尼大学留学，完全是王绶琯先生的安排。我在办理悉尼大学留学手续的过程中，得到王先生无微不至的关照。王先生时任天文台代理台长，工作繁忙。我有事找他，总能得到及时帮助。当时我的英文水平不高，也不认识悉尼大学的有关人员。王先生亲自为我起草英文信件，写推荐信，联系奖学金事宜。到达悉尼大学之后，有些表格仍然需要寄回北京天文台，由王先生填写和签名。王先生办事认真、注意细节，成为我永远的榜样。

1986年2月，王绶琯先生到澳大利亚访问。我开车偕同妻子和儿子到王先生的住处问候。为王先生的旅途健康，带去蜂蜜和水果。王先生告诉我，根据李政道教授的建议，国内决定试行博士后制度；北京天文台将建立博士后流动站，欢迎出国留学生归国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我当时就对王先生表示，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天文台。4月，我们全家陪同王先生和夫人到堪培拉郊区的农场拜访已经退休的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教授。

1986年6月16日，星期一，在获得博士学位2天之后，我们全家乘飞机离开悉尼，途经泰国曼谷和香港回国，7月到达北京。我立即到王先生家中，送上从澳洲带回的纪念品；奉上我的博士论文，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Radio Astronomy，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达对恩师的敬意和感谢恩师长期以来对自己的培养和关照。10月，我正式成为北京天文台博士后研究人员。1988年10月，我转到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做第二期博士后，为期两年。期满之后，根据王先生的建议，我在1990年10月回到北京天文台工作，任副研究员。

1991年11月，我前往美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离开北京之前，王先生给我写了一封给美国NRAO（国立射电天文台）台长的亲笔信。信中说，如果有可能的话，请他安排我在NRAO工作一段时间。最终的结果是，我在NOAO（国立光学天文台）和STScI（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工作三年之后，于1994年10月技术移民加拿大。

四. 师生情谊

移居加拿大后，我一直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与王绶琯先生保持联系。每次回到北京探亲，我都会到王先生家中，看望恩师和师母，受到热情招待。

1995年8月，我在回北京探亲期间，偕同妻子和儿子，到王先生家中看望恩师和师母。恩师和师母用丰盛的火锅招待我们。席间谈起1994年 “北京（雷达）科学天才少年奖” 竞赛。我们的儿子获得二等奖。获奖证书由竞赛评委、科学家王大珩和王绶琯签发。王先生原来只知道我们儿子的英文名字，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王先生这时才明白，原来他签发的这张获奖证书，颁发给了我们的儿子。

2004年11月，我回北京探亲。到达北京后，我立即给王绶琯先生打电话。王先生告诉我，几天之后他就要去福建出差，要我一定尽快到他家去。第二天我到中关村王先生家中看望恩师和师母，给他们带去一包加拿大安大略省出产的西洋参，略表心意；同时奉上我写的一本英文学术专著，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签上自己的名字，以此再次表达对恩师的敬意和感谢恩师长期以来对自己的培养和关照。师母和师妹领着我到科学院计算所的金白领餐厅聚餐，王先生则留在家中准备福建之行。邢骏老师的女儿也赶来凑热闹。席间我用她的手机与邢老师通话，致意问候并感谢他对我的帮助。王先生从福建回来之后，又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到他家里聚会。聚会之后，恩师和师母领着我到附近的餐馆 “郭林家常菜” 聚餐。

2017年6月，我们全家在回北京探亲期间，到王先生家中看望恩师和师母。大家在相隔22年之后再次在恩师家里相聚，分外高兴。恩师已经94岁高龄，仍然头脑清醒，与我们长谈。

作者全家看望恩师和师母（2017年6月）

五. 感念恩师

2021年1月29日，从居住在美国的朋友那里传来王绶琯先生仙逝的噩耗，我深感悲痛。我立即向王先生的夫人和女儿发去电子邮件，代表全家悼念王先生。随后，我向北京天文台王绶琯先生治丧委员会发去电子邮件，悼念恩师。

值此纪念王绶琯先生诞辰百年之际，回顾往事，感慨良多。1970年我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偏远的陕西商洛山区劳动和工作，处境困难。我没有放弃理想，一直在想法摆脱困境，做梦都在想着回到北京重新学习。不断努力，均没有结果，直到1978年幸运地考取王先生的研究生，从而实现梦想，改变命运。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40多年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一直得到恩师的多方照顾，心存无限的感激。恩师传授知识，引导我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同时，从恩师身上，我学到做人做事的原则，受益终生。恩师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恩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成稿于2022年12月，多伦多。原载：王绶琯先生逝世两周年诞辰百年，国家天文台汇编 “王绶琯院士纪念文集”，2023年1月。）

一.剃光头

小学六年级（1957年9月至1958年8月）第二学期，我得了一场感冒，在家里待了几天没上学。感冒好了回到学校上课。嘿，同学们全变样了。男同学都剃了光头，成了和尚的样子，女同学则都剪了男士短发，成了男同学原来的样子（不是剃光头、成为尼姑的样子，否则要和男同学混淆）。这是为什么？听同学说，头发可以当作种地的肥料。把大家的头发剪下来，为农业生产大跃进作贡献。于是，所有学生，不管男女，都在学校里被统一理发，最大限度地剃了剪了，收费每人五分钱。为了和大家一样，我只好立即跑去理发店剃了光头。按照习惯，我每月理一次发。从此之后，每次都是剃光头。记不清延续了多长时间。

强迫大家剪下头发当作肥料，这种事没有再发生过。近日回想起大跃进中的这件事，上网查了一下，真有人说头发可以当作肥料种植蔬菜，还说是美国研究人员的发明。我看到的这条消息发布于2009年，时间上比我们的大跃进发明晚了半个世纪。

二.公共食堂

1958年，人民公社刚成立，记得是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一天早晨，还没有吃早饭。我和祖父在屋前禾坪（晒坪）上玩耍。只见村干部范队长快步走过来，激动地对我们说：公社化了！吃饭不要钱！从今天开始！中午就到丘屋（村里丘姓人家的房屋）吃午饭，只要自带碗筷。范队长说完之后，匆匆离开，去通知下一家。

我和祖父听了这个突如其来的通知，难以置信。到了午饭时间，我和祖父先行去了丘屋。只见许多人，乱哄哄的。菜饭还没有准备好，也没有桌子凳子。根据分配，我们家五口人得到在下堂（下厅）的一小块地方。我和祖父把碗筷放在地上，等待地里收工之后才能来吃午饭的家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乱哄哄的场面，心烦意乱。还没有等到分配的食物，在家里其他人到来之前，我一个人离开，跑回家去了。我在家里待了好一阵子，才见母亲来找我，带我回去丘屋吃午饭。

从此，丘屋成了我们的公共食堂。这是一个印尼华侨建的很大的客家排屋，中轴为二堂屋（上堂（上厅）和下堂（下厅）），左右为横屋，门口有大的禾坪，边上是围墙，旁边有水井。禾坪上临时搭建了公共食堂的厨房，两个堂屋和横屋成了饭厅。从各家各户搬来了桌子凳子。方圆一里、半个村子十五姓、约五十户共用这个大体处于中心位置的公共食堂。

吃饭是八人凑成一桌。定量的几碗菜放在桌上，米饭则是自己去大饭桶里盛，不限量。也有人把饭菜拿回家吃。至于食物材料是从哪里来的，我这个孩子就不知道了。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从水塘里捞了很多鱼，宰杀洗净，放进大锅里沸腾的油中，炸得焦黄，大家随便吃。这种 “吃饭不要钱” 的日子，只过了几个月就无法维持，每况愈下。米饭不限量变成限量，每人一份。再下去是米饭没有了，变成稀粥，限量。丘屋大门旁边的墙上增加了一条耄语录：“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这条用红漆写的语录，在墙上存在了很多年，直到由于风吹日晒而完全褪色。

这个大食堂维持不下去了，又不能解散，于是一分为二。半个村子的一半，我们七姓约三十户在萧屋（萧姓人家的房屋）成立了一个小公共食堂。我经常去萧屋玩，对这个小食堂了解得比较多。

– 高产饭。为了用一定数量的大米生成尽可能多的米饭，把每份米放在一个饭钵里泡很长时间才放到蒸笼里。这样蒸出的米饭很烂，看不见一粒粒的米。这样的米饭很不好吃。试行一段时间后就停止了。

– 新式灶。因为吃饭的人多，必须使用两个煤灶（烧煤的灶）。每个灶上面放口大锅，锅上放一摞蒸笼蒸饭。有人来推广新技术，节省燃料。方法是这样的：只在一个煤灶生火，上面的大锅和蒸笼照旧。同时，从最低层的蒸笼接出一根铁皮圆管，把蒸汽引到另一摞蒸笼的最底层。这样，一个煤灶就可以同时给两摞蒸笼提供蒸汽。听起来挺好。实际效果是，蒸汽分散后温度和热量不够，两摞蒸笼里蒸出来的都是夹生饭，即使加大煤灶的火力和延长蒸饭时间也不能解决问题。几天内新式灶就夭折了。

自从办了公共食堂，收获的粮食全留在生产队，不再分配给各家各户。各家各户也不能自己生火做饭。如果来了亲戚，也是到公共食堂吃饭。为此，公社发行 “饭票”，可以跨公社使用。我的姑姑家在马鞍山公社。有一次，她到我们家（在城北公社）来看望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她就是带着饭票来的。

公共食堂后期，粮食严重不足。于是，生产队干部到各家各户搜查粮食，借口是搜查老鼠。我亲眼目睹几个生产队干部到我家里，爬到阁楼上，查看通常用来储存稻谷的大陶缸。因为大家是熟悉的邻居，这种搜查只是走过场。即使发现有些粮食，也会装作没有看见，可以说是互相包庇。办公共食堂后，只要不是特别穷的家庭，都或多或少保存有一些在 “高级社” 时期分得的粮食（稻谷）。一听到将要搜查粮食的风声，纷纷想法把粮食藏起来。我的姨妈是工厂工人，一家人是城镇户口，不会被搜查粮食。因此，在听到风声后，我母亲赶快把家里仅有的一些稻谷转移到我的姨妈家。一天早上，天还没亮，母亲挑一担箩筐，走小路，把稻谷送往我的姨妈家。

最后，公共食堂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下去了，只好散伙。各家各户自行开伙，喝稀粥，或吃烂饭。公共食堂解散的时间，大概是在1960年，我初中二年级（1959年9月至1960年8月）的第二学期。

三.粮食高产

大跃进中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发明和采取很多措施。本地每年种植两季水稻，早稻和晚稻。晚稻的亩产比早稻高一些，都是湿稻谷几百斤。当时的目标是每季亩产湿稻谷一千斤（不是一万斤），算是很保守的，但是也从未达到过。我亲眼见过并且还记得的措施有：

（1）平整和深耕土地。

在 “农业合作化”（成立 “初级社”、“高级社”）之前，农田是私人财产。一块块形状不规则的小面积稻田，以田埂为界，高低错落。每户有几块，互不相邻。“合作化” 之后，这些农田变成公有财产（“集体所有”），但是每块稻田的样子不变。现在成立了 “人民公社”，要把一块块的农田打通，铲除田埂，连成一片，完全抹去私有制的痕迹。那些往日的土地主人，或怀旧，或想变天，现在失去了依据。就这样，“共产” 得以彻底完成。

提高粮食产量的措施之一是深翻耕地（简称 “深耕”），并且规定深度，几尺几寸。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拖拉机，把深层的粘土翻了上来，原来的表层熟土垫了底。因为地势不平坦，连成一大片的几十亩农田，不在一个水平面上，不能种植水稻。于是，公社社员们用锄头、铲子和粪箕，人工搬运泥土，削高填低。由于工程量太大，正所谓 “寸土千担”，无法使几十亩农田处在同一水平面上。于是，只好把农田用许多平行的田埂把大面积农田分割成许多长方形。有的长方形，还必须用垂直方向的田埂再次分割。然后，再平整每块缩小了面积的土地。

（2）密植。

简单说来，农作物的亩产=每亩的植株数x每株的产量。因此，密植（增大每亩的植株数）就成了提高亩产的法宝（农业八字宪法的 “密”）。（至于每株的产量是否减少，不在考虑之列。）简要说来，稻田插秧是这样的：一人（或几人排成一行）站在稻田里，面向（下图中水平方向的）田埂插完第一行，后退，插第二行，等等。两行之间的秧苗对齐，结果如下面左图所示：

每个长方形内部网格点（小黑点）处插有一丛（三至五棵）稻秧。假设行距为25厘米，行内株距（丛与丛之间的距离）为20厘米。显然，每个小长方形顶点之间的距离（对角线长度）大于25厘米。这可以看成秧苗不等距分布，小长方形内部面积被浪费了。把长方形网格变成三角形网格，如上面右图所示。这样一来，行内株距不变（20厘米）而行间株距（斜线段长度）都变成25厘米，行距变成 √（25^2-（20/2）^2）=22.91（厘米）。因此，种植密度提高，亩产也会随之提高。提高的系数为：25/22.91=1.09，即每亩的植株数大约增加10%。具体操作是：插完一行之后，后退再插下一行，行距为22.91厘米。两行之间的秧苗不对齐，而是把下一行秧苗的起始位置挪动半个株距（10厘米）。为了保证精确度，插秧时稻田里拉绳子。

这里需要说明，以上的密植方法（以及以下的立体种植）是我亲眼所见，不是我的发明。很可能，当年的数学家早就论证过。我只是在这里为当年的发明提供一种理论解释和图示，独立完成。

（3）立体种植。

既然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二维平面面积，那当然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三维体积，因而有 “立体种植” 之说。具体做法是：在稻田里竖起许多木杆，杆上挂上蓝子；在稻田四周架起离地的木板，木板上放蓝子。蓝子里放土，种上番薯（红薯）。

（4）增加光照和通风。

平面密植和立体种植，影响日照和通风。于是，有市电的地方，用鼓风机向稻田里吹风，晚上用电灯照射。没有市电的地方，用（手摇式）客家风车吹风，晚上用气灯（燃烧煤油，需要打气）照射。这些方法太复杂，成本太高，只能用于几块试验田。

（5）肥料。

前面说过，我们被统一剃头剪头，弄下头发当肥料。另一个做法是挖大灶（底部的）土当肥料。这种大灶，就是在地面上用砖土砌成的锅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燃料是稻草、麦秆或其他干草，有时也烧木柴。挖大灶土当肥料的根据是，长期被火烧的灶土有 “火气”，有如补药。于是，家家户户的大灶都被拆了，刨地三尺。反正是上公共食堂吃饭，可以不用大灶了。（专门用于烧柴的小炉子和煤炉得以保留。）

（6）消灭麻雀。

麻雀被认定为害鸟，理由是麻雀吃粮食（稻谷）。我参与的活动有：捕捉麻雀。方法是用一根木棍支撑一个用竹篾編制而成的 “米筛”（或 “拜箕”，两者都类似浅的萝筐）的一头；把一根细长绳子系在木棍上；在米筛下放一些稻谷引诱麻雀来吃；人牵着长绳子的另一头躲起来。等到麻雀到米筛下面吃稻谷的时候，拉动绳子，将木棍抽出，放倒米筛，把麻雀罩在米筛下面。用这种方法，我们从来没有捉到过麻雀。可见，麻雀并非像人类想象的那样愚蠢。另外一个活动是毒杀麻雀。方法是把有毒的中药马钱子拌到稻谷上或米饭里，撒到麻雀可能去的空地上。由于找不到马钱子，这种方法从来没有实施过。

四.机械化，电气化

（1）车子化，消灭肩挑。

“农业机械化”，是一个响亮的口号。除了偶尔开来一辆拖拉机深翻耕地，还土法上马，改进运输方法。本地流行 “鸡公车”（一种独轮车），可以运载二、三百斤或更多的货物。在农村则主要靠人力肩挑粪箕、尿桶、粪桶。推广鸡公车，也成了机械化的一种。喊的口号是：奋战十天实现车子化！消灭肩挑！但是，买正规的鸡公车需要钱。公社社员们就自己制造。最搞笑的是，社员们拿一个小木头柜子当车斗，把两根长木棍固定在柜子两侧当车把。拿一个圆形砧板当车轮，安装在柜子底下。你别说，这样造出来的鸡公车真的能被推动。不过，用于载重，当然不可能。这没关系，这辆鸡公车被上报为车子化的成果。过后就没人管了。我把两根长木棍拆下来，各钉上一个小木块，做成一副高跷，踩着玩。

（2）水电站。

还有一个响亮的口号 “电气化”。村子离市电电源比较远，于是生产队修建水电站。刷在村子里墙上的大标语是：先安水轮机 后安发电机。在一条水渠的旁边修建一间只有柱子和屋顶的大屋。在大屋地里挖一口井。井里竖直安装一个水轮机，井的底部通向水渠，用于排水。修一条长水渠，穿过几十亩农田，从一条地势高的小河引水。放水试验，水轮机真的能被水流推动而旋转。但是，从来没有安装发电机，更没有架设输电线。“电气化” 热潮过后，水轮机被废置。小孩子们设法卸下水轮机轴（不是滚珠轴承）的合金转轴套（当时称为 “贝氏”，是英文Base的音译），当废金属卖了。从来没人追究。后来，那间大屋成了生产队堆放稻草的保管间。再后来，改革开放了，1980年代，一拨拨从安徽来的讨饭大军，把大屋当成免费住处。那些稻草，被用作铺垫。最后，大屋被卖给从外地来的县级干部。买主在水电站原址上修建了一座两层楼。

五.教育革命

1958年我考上初中，学校名为 “乐育中学”。据学校的网页介绍，学校由中外人士合作于1902年创办，曾经由教会管理。为了和过去的 “不光彩” 历史划清界限，学校在1960年改名。学校所在地为黄塘镇，学校就改名为 “黄塘中学”。记得是时任校长叶树莲在全校大会上宣布的。会后我们议论，觉得 “乐育中学” 这个名字挺好，为什么要改掉？“黄塘中学” 这个新名字太土气了。后来 “改革开放”，又把名字改回乐育中学，而且反复宣扬过去的历史，炫耀与外国的关系，给学校增添光彩。

我们教室旁边的墙上写着两幅大标语：“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和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总的来说，学校还是重视教学的，老师们认真，学生们努力。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升学是唯一出路。但是，劳动时间很多，不但要参加校内劳动，还要参加校外劳动。劳动算是一门课，和其他学科一样，有学期和学年评分。

增加乡土教材。所谓 “乡土教材”，就是由地方（县）教育部门编写的教材，用于补充由教育部编写的全国统一教材。记得其中有一篇课文，赞扬公共食堂。说的是云南省某地麻姑人民公社办的公共食堂如何如何的好，最后连最顽固地抵制的农户也加入了。这本书还在我们手中，公共食堂就陷入困境，最后不得不解散。很有讽刺意味。学校还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编写乡土教材。此事并没有结果。梅县是客家之都，学校里的所有教学（包括语文课）都用客家话。大跃进了，强行推行普通话。学校里到处张贴标语：请讲普通话，否则不回答。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在客家话中夹杂不标准的普通话，听起来很滑稽，连意思都很难搞清楚。这个推行普通话的运动，无疾而终。

学校大炼钢铁，办工厂。我被分配到竹工厂，就是用竹子编生产和生活用具。只活动了几次就停办了。学校搞军事体育，初中二年级时，我和同班的杨同学被教体育的黄老师选中，送去县城里的一所中学学习无线电收发报。学习结束后，我和杨同学参观这所中学的电工厂。这激发了我们的兴趣，开始玩无线电。从此，我成为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一直到大学毕业。这个经历对我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对无线电的爱好，至今不衰。

教育大跃进，梅县也办大学。1958年，省立梅州中学，改名为梅州学校，取消初中部，设立大学部。因此，后续的几年，梅州中学（学校）都没有初中毕业生。学校新开辟的校园，称为 “北岗”。北岗靠近马路的拱形校门上写着大字：“梅州学校大学部”。大饥荒到来，这个大学部被取消，却没有恢复初中部。1961年，黄塘中学（原乐育中学）取消高中部。因此，这年的黄塘中学初中毕业生，正好代替梅州中学缺少的初中毕业生。梅州中学招收的高中一年级200名新生中，超过四分之一来自黄塘中学。所以，我有许多初中和高中都同校的同学，其中有一些还是初中和高中都同班的同学。

教育大跃进，科学也大跃进。只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关于数学公式中的英文字母。报纸上进行讨论，应该按英语发音还是应该按汉语拼音发音。大部分意见，包括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意见，都说应该按汉语拼音发音。不记得有没有人说公式中的字母符号，应该按汉语拼音而不是按英文书写。（例如，圆的半径，依英文 “radius” 写成 r，而依汉语拼音 “ban jing” 则写成 b。）第二件事是，为了1959年的 “国庆十周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 “我和祖国”。内容基本上是忆苦思甜，就是一些名人，讲述自己的生活条件在 “旧中国” 如何如何不好，在 “新中国” 如何如何好，今非昔比。记得一些很著名的科学家，回忆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住处狭小，晚上点煤油灯；讲述自己现在得到国家的照顾，过着优裕的生活。五、六十年后的今天，有人却在宣传当年在艰苦条件下出了许多 “大师”，而现在出不了 “大师” 了。这不是在宣扬 “今不如昔” 吗？真是讽刺。

六.大炼钢铁（一）

我刚考入乐育中学后，1958年秋天和冬天，正赶上大炼钢铁（又称大闹钢铁）运动。几座二、三米高的小高炉建在学校的菜地里。高中学生日夜守着高炉，负责操作（旁边有大块木板作床用于轮流睡觉）。我们初中一年级新生只有旁观的份。我只看见他们从炉顶倒进废旧金属和木炭、煤等燃料，拉风箱向炉内鼓风，从炉底捅口子放铁水。我听见一人说：我们的高炉温度不够高，只能炼铁，不能炼钢。我仔细看了他们制造风箱的过程，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怎样做活塞。风箱用木材制成。活塞在截面为长方形的箱体内作直线往复运动压缩空气，如何保证活塞和箱体之间不漏气？方法是：在活塞的两面，把鸡毛（大公鸡油亮的羽毛）硬的根部沿活塞的四周均匀、密集地固定，使柔软的鸡毛上部盖住活塞与箱体之间的间隙，鸡毛的尾部（尖）贴紧箱体内壁。这样，在压缩空气压力的作用下，总有一面的鸡毛覆盖间隙，防止漏气。

为了炼钢铁，搜刮原料到了疯狂的地步。首先是废钢铁。家家户户必需上交 “废铁”（实际上是各种 “废金属”），包括做饭用的铁锅铁铲（反正是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能以要做饭为理由不交出），窗户铁条，门锁搭扣，等等。听说只有银行可以例外。我每天走路上学，从一个黄姓海外华侨的大屋前经过。大屋有两道大门。靠外的一道是铁栅栏防盗门，比人头高得多。一排铁栅栏的顶部是朝外的弯钩，尖端朝下，非常锋利。铁栅栏两边嵌入墙内，中间还有两根水泥柱子，非常坚固。这个防盗门也被用强力拆掉，在墙上和柱子上留下丑陋的坑坑洼洼，非常难看。

其次是搜刮燃料。大量砍树，造成许多光秃秃的荒山、荒地，多年之后也难于复原。最丧心病狂的是，以 “破除封建迷信” 为借口，推倒和砸烂每姓人家的神龛、祖宗牌位和 “卷桌”（客家话，即是供桌），把木头当作燃料。根据客家人传统，每姓的若干户人家住在一座大屋（排屋，围屋，土楼）里。屋的中心是正堂（正厅），厅里有个神龛，里面供奉着祖宗牌位。神龛前面放一张长条形卷桌，在祭祀时用于摆放香炉、蜡烛和供品。我上初中时，我们的排屋年龄超过100年。神龛里的牌位，一代人一排，好像有五、六排。最后一排位置最高，放置最高辈的牌位。每个牌位用硬木制成，大约一尺高，半尺宽。牌位上刻有名字和称号。一天晚上，一群人突然破门而入，大砸我们的神龛、祖宗牌位和卷桌。我们吓得魂不附身，不敢出房间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只见碎木摊了一地，一片狼藉。老祖母和我在一起，看着被砸碎的神龛、祖宗牌位和卷桌，伤心极了。当天，这些碎木被拉走，去填小高炉烧火炼铁。当局操纵各个村子的人互相砸这些物品。一个村子的人，被派去另一个村子，否则在本村下不了手。这些人也知道砸这些物品是罪恶。他们一边砸，一边念叨：任官差使，不干我事。至于幕后如何威逼利诱，我就不知道了。世代相传的族谱，一本线装书，也被收走，借口也是 “破除封建迷信”。

七.大炼钢铁（二）

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1958年冬天，我们被派到外地参加大炼钢铁运动。一天下午，在家吃完晚饭，黄昏时节，我随着大队人马从学校出发，挑一担粪箕，里面放着一些生活用品，走路约4个小时，去一个叫做白沙坪的地方，属于丙村镇。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我们班男生住在一座大屋的正堂里。大屋的大门上方悬挂着一个横匾，上书四个大字 “堂之止知”，从右到左。

我们的任务是挑煤。每天吃完早饭出发，去一个矿山，把煤块放到粪箕里，挑到炼铁的工地，每天几趟。中午路过住地，回去吃午饭。收工很晚，天黑才能回到住地。只有早上晚上洗脸，没有其他清洁卫生。炼铁的工地有好几处，其中一处的炼铁方法叫做 “焖铁”。这可是新发明，比建小高炉更简单。南方有焖饭，北方有焖面。现在大跃进，有了焖铁。焖铁用窑子。窑子的构造是这样的：在平地上挖一个大坑，分层摞上木柴、煤块、铁矿石，层层交错，形成一个大堆，高出地面。在堆外面糊上一层厚厚的粘土。窑子的底部开一个口，用于点火。窑子的顶部也开一个口，用于排烟。窑子一个挨着一个。一眼望去，像一座座坟包，冒着黑烟。到了晚上，还能看见从窑顶窜出的火苗。“焖” 了几天之后，窑火熄灭。自然冷却之后，清除灰烬和杂物，窑子底部留下一块疙瘩，这就是焖成的所谓铁块。（您看过电影 “活着” 吗？人民公社社员抬着铁块，镇长说要送到县里报喜。窑子里焖成的铁块，看起来还不如那小高炉炼出的铁块呢！）

劳动一个星期后，我们动身回家。吃完早饭后，我们带着扁担和粪箕在屋前的禾坪上集合，站队成几排。一位领队的叶姓高中同学对我们说：大家可以回家，也可以留下来继续劳动。自愿。自愿留下来的站着不要动，要回家的从队里站出去。我迫不及待要回家，站了出去。结果是，大多数同学都站了出去。叶同学把自愿留下的同学表扬一番，然后宣布可以动身回家了。我随着一群要回家的同学，走了大概半小时的路。我回头一看，咦，那些自愿留下继续劳动的同学，怎么跟在我们后面？等他们赶上来后，我问一位同学。他嘿嘿一笑，告诉我，他早就知道，屋里的稻草铺拆掉了，所有同学今天都必须回家，不会有人留下来劳动的。在出发之前让大家表态，是要借此分辨出谁是积极分子。他是 “假积极” 了一回，得到了表扬。听了他的解释，我恍然大悟。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人可以说假话，成为“积极分子”，得到表扬。

十年之后，文革期间，1968年在北京大学。系里全年级90多位同学在学生第三食堂开会。工宣队师傅宣布，举行背诵老三篇比赛，选拔积极分子。比赛开始，工宣队师傅叫大家背《为人民服务》。开头声音整齐而宏亮，随后稀稀拉拉，勉强背完。然后，工宣队师傅宣布，还能够背诵《纪念白求恩》的同学，站到左边去。同学们开始走动。一阵混乱之后，全都站到左边了。接着，工宣队师傅叫大家背《纪念白求恩》。与第一次相比，这次情况更差，因为《纪念白求恩》更难背，没有背完就结束。最后，工宣队师傅宣布，还能够背诵《愚公移山》的同学，站到右边去。同学们又开始走动。一阵混乱之后，全都站到右边了。接着，工宣队师傅叫大家背《愚公移山》。与第二次相比，这次情况更差，因为《愚公移山》最难背。不管怎样，最后所有同学都站到了右边，都成为能把老三篇都背下来的积极分子。全都是积极分子，等于选拔无果。同学们一阵哄笑，工宣队师傅无可奈何。对我来说，别说三篇，连一篇都背不下来。可是，我知道，没有哪位同学能把三篇都背下来。于是，我见机行事。每次都继续往前混，最后站到右边去了，混进积极分子行列。想必其他同学也是如此。十年，二十年，……，人们从亲身经历中学会作假，或自保，或谋利。世风日下，无可挽回。

现在言归正传。回到家里，大人一看，立即叫我脱下衣服洗澡。老祖母亲自动手，让我坐在一大木盆水里，给我打肥皂搓身子，然后让我站起来用水冲身子，从头到脚。一股漆黑的水，流到天井地面上。接着再搓再冲。第二遍，第三遍，直到冲过身子的水清洁如常。

八.大饥荒（一）

大跃进还没有结束，大饥荒就已经开始。公共食堂里，从米饭不限量变成米饭限量，再变成稀粥限量。最后，实在维持不下去，公共食堂只好散伙。各家各户自行开伙，或喝稀粥，或吃烂饭。此外，我现在还记得许多事情。

（1）各种票证。

发行票证、凭票供应是从早就实行的统购统销开始的。随着经济形势变坏，票证种类越来越多。对我们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种。

– 粮票。农民自产粮食，是不发给粮票的。但是，买某些食品要粮票，在饭馆里吃饭要粮票。因此，我们从亲戚朋友（城镇居民）那里获得一些粮票，偶尔使用。按规定，粮票（以及其他票证）是不准买卖的。“黑市” 上的粮票价格，约等于黑市上的大米价格减去粮店里凭粮票供应的大米价格。两个价格，前者约为后者的两倍。因此，黑市上的粮票价格，约等于粮店里的粮食价格。

– 布票。城镇居民和农村人口都发给布票，按人头，每年发一次。每人的定量年年不同，记得最多的时候是一丈几尺。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农村人口的定量比城镇居民的定量少几尺。我的一位廖姓邻居，60多岁，经常说：毛主席英明。可是，发给我们农民的布票比（城镇）居民少。这点不好。农民下地干活，费衣服。毛主席不知道吗？ 这位邻居家庭成分贫农，没人找他的麻烦。当时的口号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穿的衣服，几乎每件都带有补钉。其他家在农村的同学，和我差不多。买毛巾也要布票。有一年，布票的定量很少。我的祖父，向来不管家务，这时也动脑筋出主意，把他洗脸的毛巾剪成两半。祖母亲自动手，把剪的边缝好。就这样，一条长毛巾变成两条短毛巾。

– 油票。农民也发给油票，定量是每人每月3两花生油，实行了很多年。自从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我们就收不到油票了。可能改为发到公共食堂，由食堂统一购买。公共食堂解散后，每户原有的油票，不再发给，被永远取消。

说到食油供应，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1957年 “反右运动”，我上小学五年级。老师把我们叫到学校前面的大树下，学唱歌 “社会主义好”。一天，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六年级上课讲地理，老师讲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突然，一位同学站起来问：社会主义好，为什么每月只有三两油？老师无言以对。这位丘姓同学，是少先队大队长，三道杠，学校最高级别的少先队干部，名闻全校。同学们议论纷纷，觉得大队长在课堂上当场站起来说这 “反动话”，不可思议。不过，我没有听到过此事的后续发展，也没有感觉到他有何异常。估计此事是不了了之。丘同学是我的村邻，我和他熟悉。丘同学中学毕业后，参军当兵。转业到广州市，当了一个派出所的所长。这是后话。

（2）购货本。

农民每户有一个购货本，是购买定量供应物品的凭证。本子封面上写明该户的户主姓名和人口数。供应的物品时有变动，主要有：食糖，肥皂，煤油，火柴，等等。每次购物时由商店售货员在本子里填写购买的数量。每样物品的购买总数不能超过该户的总定量。

说到购货本，想起一件事。购物定量，有的物品按户，即每户可以购买一定的数量，与该户的人口数无关。有的物品按人，即每人可以购买一定的数量，该户的人口越多，可以购买的总定量越多。因此，增加购货本封面上写的人口数，可以增加总定量。怎样增加写的人口数呢？涂改不行，很容易被发现。一位邻居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方法。他自己家庭有5口人。父母另立一户，2口人。在用父母的购货本购物之前，把它的封面换成自己家购货本的封面，人口数由2增加到5。具体做法是：购货本的几页纸（封面、封底和内页），是在本子的背脊上用订书机的两枚钉子钉在一起的（用书籍装订术语，称为Saddle Stitch），很松散。小心拆下两个购货本的钉子。把父母购货本的封面换成自己家购货本的封面（与封面连在一起的空白封底同时更换），用手小心地重新安上两枚钉子，恢复原状。在使用父母购货本购物之后，把其上自己家购货本的封面取下，重新与自己家购货本的内页订在一起，恢复自己家购货本的原状。购货本每年更新。对新的购货本重施故技。商店的售货员压根就想不到天下有这样的聪明人，钻购货本的这个空子。售货员只注意人口数，计算总定量，在内页写上每次的购物数量，不会注意户主姓名。所以，邻居次次得逞。邻居给我演示之后，叮嘱我要绝对保密。我信守诺言，严守秘密，直到60多年后的今天才公布于众。

（3）抢购食品。

附近小镇上有几家餐馆，有时出售少量平价食品，不收票证，每位顾客只能买一份。数量有限，排队购买，卖完为止。因此，大家很留意。一听到有关消息，立即奔到餐馆去，但是常常落空。有一次，听说一家餐馆卖焖猪肉，两角五分钱一份。于是许多人都跑去了。人多肉少，很快就卖光。一位60多岁的村民，刚轮到她时，肉正好没了。看着前面的人手里端着一小碗买来的肉，怒上心头，立即凑上前去，朝碗里吐口水。那人无法，只好把这碗肉转让给她。这事在村里传开，成为大家的谈资。不过，我没有听到第二个例子。可见，人饿急了，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但是，这种要吃不要脸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4）代用食品。

粮食不够，大家都寻找代用品。我吃过的有：

– 花生渣饼。就是用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渣，成圆形大饼状。有时候在学校里，有的同学分给其他同学，每人一小块。花生渣饼非常坚硬，带香味，在当时属于上等食品。
– 米糠。就是碾（稻）米时得到的細粒。米糠本来是喂猪喂鸡的，现在磨成粉，加水做成饼，蒸熟了吃。米糠饼（客家话称为 “糠板”）很粗糙，略带苦味。
– 香蕉树根。就是取香蕉 “树根” 以及与之相连的 “树干” 的部分。把这部分洗净，粉碎，加水，搅拌，静置沉淀，舀去水，凉干，得到少许淀粉。这些淀粉不能单独食用，必须掺到其他粉状食品中。
– 树番薯，又称木薯。种在旱地里的一种植物，取其块根，洗净，切片，用水浸泡数天，每天换一次水。捞出煮了吃，或晒干后磨成粉。木薯块根含有氰化物，必须用浸泡方法除去，否则，人食用后会中毒。我家里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因此而中过一次毒，感觉是昏昏沉沉，浑身没有力气。幸好不严重，一、两天就过去了。我的一位翁姓同学，全家人严重中毒，只好到医院洗胃灌肠排毒。木薯的英文是 Cassava。出国后在超市里看见像木薯块根一样的东西出售，我立刻联想到吃过的木薯。那东西能直接煮了吃？不会中毒？

（5）拿生产队的东西。

生产队的东西是公家（集体）的，只能暗中拿，说 “偷” 太难听，就称为 “拿” 吧，听起来中性。在稻谷脱粒的日子里，有人故意穿肥大的裤子，在裤子最下端挽裤腿，开口向上，形成一个环形兜，有一、二寸深。有意或无意，让谷粒掉进兜里。回家一趟，把谷粒倒出。找藉口多回家几趟，一天可以积累不少的谷粒，用于喂鸡喂鸭。生产队收获番薯、花生时，大家大吃一通。这是 “合法” 的。但是，花生播种时，吃种子是 “不合法” 的。为了防止被偷吃，拌上六六六粉。但是，仍然有人偷吃。如果附近有水源，比如水沟，则暗中拿些花生种子洗一洗，偷偷吃了。即使没有水可以洗，也有人把花生种子搓一搓，偷吃粘有六六六粉的花生种子。真的是要吃不要命。回想起来，令人心酸。

（6）开荒种地。

生产队号召社员们开荒种地，谁种谁收。原来房屋之间的大片荒地（草地），由生产队统一开垦，归集体所有。房前屋后的小块荒地，各家各户自行开垦。因此，相邻农户之间的争执，时有发生。开荒的一个后果是水土流失。每逢下大雨，从这些地里流出浑浊的水。大饥荒过后，这些开垦成的耕地继续种植。后来改革开放，这些耕地大部分变成宅基地。

九.大饥荒（二）

（1）广东省毗邻香港，许多家庭都有亲戚在香港。大饥荒期间，许多家庭收到香港亲戚寄来的食品，最常见的是猪油。我的一位叔父在香港。我家里大概每两个月一次，每次收到一盒猪油。这是一个白铁皮长方体盒子，内装两磅猪油。到邮局领取，要交一块钱的税。听说这种邮寄猪油是有限量的，每两个月一次，每次一盒。如何执行这个限制？我就不知道了。大饥荒期间，广东的灾情相对较轻，香港亲戚的接济可能是一个原因。当时只听说紫金县饿死很多人，县长被抓起来了。

（2）我的村子里，有些人因为营养不良患 “水肿病” 而随后病故。其中一位钟姓邻居，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位邻居七十岁上下，我们叫他 “桃伯”。桃伯早年侨居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属于见多识广之辈。桃伯在家闲住，每天到我家里找我祖父聊天。我经常旁听，听过他讲许多故事和新闻。他讲过朝鲜战争，说战争开始时，北朝鲜军队向南快速推进。县城西区菜市场旁边的大楼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地图，用来描述战争形势。地图由汕头日报提供，天天更新。有一天，地图突然不见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桃伯据此推断，北朝鲜打了败仗，从此一直输下去。桃伯讲过反右运动，反复引用 “党天下” 的说法。说他看了反右运动的电影，电影中只见右派分子的嘴动，听不见右派分子的话音。他评论说，肯定是害怕大家知道右派分子说什么。说到大跃进，桃伯引用外国报纸的说法，称为 “大跃退”。说到人民公社，桃伯引用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话，称 “人民公社是大规模奴役制度”。有一天，桃伯上街回来，告诉我们，他在电影院附近看见一座房子门边上新挂出一个 “致公党” 的牌子。他接着说，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致公党，由此可见致公党是受共产党控制的。桃伯还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说，他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自称不迷信，不相信有鬼。其他朋友问这位朋友，某某旅店有鬼，你敢不敢去住？这位朋友说，当然敢。于是，到了晚上，这位朋友住进旅店一个房间里。到了半夜，床铺上挂着的蚊帐突然动了起来，蚊帐前部的蚊帐门慢慢地自动打开，又慢慢地自动合上。蚊帐门的开合越来越快，这位朋有终于恐慌起来，以为鬼真的来了，吓得赶快逃出房间。桃伯说，原来是大家捉弄这位朋友，提前在左、右两边的蚊帐门上系上细线，把每条线的另一端拉到两边相邻的房间里。（房间用木板隔开，木板之间有空隙。）到了半夜，相邻房间里的人拉紧细线，使蚊帐门打开；放松细线，使蚊帐门合上。

我是守规矩的孩子，听大人谈话时从不插嘴，也不传播听到的故事和消息。不像我的村邻，比我高一个年级的钟同学，在大饥荒期间，在学校男厕所的门板上写 “人民公社是地狱”。在威逼利诱之下，自己坦白交代。他在全校大会上做检讨，说自己偷听台湾电台，才有这种反动思想。结果被 “勒令退学”，就是被开除。

今天我在这里讲述桃伯的故事，复述他的言论，是平生第一次。好了，现在言归正传。在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从某一天开始，桃伯不到我家来了。听到的消息是，桃伯病了，水肿病，心脏病。这当然与营养不良有关。不久传来桃伯去世的消息。我们很伤心。

十.大饥荒（三）

大饥荒期间，学校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主课（数学，语文等）内容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是体育课，连正常的项目都难以进行，改成太极拳之类节省能量的活动。每星期六下午是劳动课，在校园里的菜地里，或到离学校约5里、叫做大岌岗的地方开荒种番薯。有时候星期天也要参加学校安排的劳动。

同学们经常感到饥饿，设法找吃的。有些学生有时候在操场上踢足球。操场边上有几棵橄榄树。在结果实的季节，如果没有老师在场，大家都会使劲把足球朝树上踢，然后赶快跑到树下捡橄榄。不管橄榄成熟不成熟，是甜是酸，有吃就高兴。有的同学偷偷从家里拿来花生渣饼，分给要好的同学。还有的同学到附近的药铺买一小包喉片，分给大家含在嘴里解馋。语文课有一篇课文，把见到耄称为 “最幸福的时刻”。同学们则把吃饭称为 “最幸福的时刻”。那些家离学校比较远的同学，中午在学校食堂搭伙。午饭时间就是他们 “最幸福的时刻”。这个说法成为我们的暗号，用来代替说 “吃饭”。

由于营养不良，我晕倒过三次。第一次是上完上午的课，放学回家时间，大家离开了教室。我由于饥饿，头晕而躺倒在教室的椅子上，直到在学校食堂搭伙的班长杨同学吃完午饭回到教室里。杨同学陪我去校医室喝了一些十滴水，我才能提起精神，动身回家吃午饭。第二次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我在椅子上躺了一阵子，挣扎着起来，动身回家吃午饭。第三次是劳动时间，大家一起去离学校四、五公里的称为夏万秋的地方修河堤，肩挑粪箕运送泥土。我体力不支，头晕而瘫坐在地。老师看见后，让我一人回家休息。

大饥荒期间，我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缩小规模，减少学生人数。班主任魏老师要全班同学表态，自愿退学，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按照某些同学的说法，如果你不表态，更有可能被认定为落后分子，被列入退学学生名单。因此，全班同学都违心说假话，从座号第一号的同学开始，站起来发言，说愿意。这是我第二次目睹集体说假话，自己被迫参与其中。这样说假话求自保，多么无助，多么令人伤心！过后，魏老师怕影响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打开天窗说亮话，不会让学习成绩好的人退学，只有学习成绩不好的人才会被退学。可见，魏老师动员大家表态，也是出于无奈。结果，由于我们初三甲是重点班，没有一人被退学。

十一.后记

我生长在贫困的农村，在家乡度过童年和少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荒唐的岁月，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我早就打算把这段亲身经历写下来，今日如愿以偿，如释重负。我的一位比我年长的钟姓邻居常常感叹：我这辈子有许多不幸的遭遇，但是，我没有饿死，没有累死，这就值得欣慰。我应该说，就全中国而言，我的家乡算不上最穷苦之地。那里的大跃进算不上最疯狂，那里的大饥荒算不上最悲惨，我也算不上最不幸之人。但是，无论如何，我要如实写下自己在那个年代的亲身经历，为自己留下记录，为世人作为参考。这就是我写作的初衷。

二十年前，母亲辞世，永远离开了我。二十年来，我常常忆起母亲的音容笑貌，时时感念母亲对我的无限恩德。我早就拟标题写提纲，准备作文表达对母亲的怀念。但是心存顾虑，一怕勾起丧母之痛，二怕词不达意。在尝试数次之后，我下决心写下去，用文字寄托对母亲的怀念之情。

我的老家在客家之都，广东省梅县。我母亲姓熊，生于1924年农历八月二十。我的外祖父是一位私塾先生，给自己的女儿起了一个靓丽的名字：映霞。我母亲是长女，得到特殊照顾，跟随自己的父亲，读了几年私塾，所以，我母亲能够阅读普通书报，写信，简单记账，看戏曲节目时能够看懂字幕、理解剧情。

1943年母亲20虚岁嫁入吴家，于1944年和1946年分别生下姐姐和我。1956年农历二月十五，我父亲病故，家庭重担落到母亲一人身上。当时家里五口人，母亲只有33虚岁，姐姐和我分别只有13和11虚岁，而我的祖父母都已经67虚岁。为了保住这个家庭，母亲坚心守志，吃苦耐劳，参加农业劳动，操持家务，伺候公婆，抚养我们姐弟。母亲对我们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我远在泰国的叔父多次对我说，他这辈子最尊敬最佩服的人就是大嫂。叔父在一封信中写道：当时你父亲去世的时候，你妈上有高堂下有幼儿女。假如你妈畏苦的话，抛弃你们，一走了之，那我们家不是完蛋了吗？最好也不过是你祖父母带着你们去求乞过活。但你母亲走这条路，宁愿在我吴家株守一生，茹苦含辛养大你们姊弟。你妈这丰功伟绩多么感人。这点希望你千万不要忘记。 我牢记叔父的教诲，终生不忘。

二.

我家在县城郊区农村，原有几亩田地，一家人勤俭度日，可以维持温饱。我从小没有零花钱，养成不吃零食的习惯。但是记得，小时候，母亲买回黄糖，打开纸包，把糖往罐子里放。我只要看见了，每次都会站在旁边。母亲会用手指捡起一个小糖块，放到我嘴里。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最甜的糖。三年饥荒时期，我正在乐育中学上初中。母亲千方百计，使我能够完成正常的学业，考上梅州中学高中。1964年我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大学，一家人欢天喜地。为了凑足路费，母亲从箱底搜出保藏多年的10几个银元，找村里的熟人卖了，一元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祖母，也拿出些多年积蓄的防老私房钱。

1970年大学毕业，我和女朋友被分配到偏远的陕西省商南县劳动和工作，处境困难。1976年我们有了孩子，母亲从老家来到这个山区小县，帮助我们照顾孩子，一起度过艰苦的一年半。对此，我们怀着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一家四口团聚，是人间幸事；孩子有亲人照顾，我们可以放心，安心工作。另一方面，这里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母亲已经50多岁，一直生活在温暖的南方，以大米为主食。现在来到寒冷的北方，主食是面粉、玉米和红薯；平均起来，一个星期吃一顿米饭。特别是，母亲大部分时间与我的妻子和孩子住在离县城几公里、建在一个山头上的气象站，连用水都困难，要到山脚下挑水。冬天北风呼啸，大雪漫天飞舞，到处白茫茫一片。因此，我们既感恩又内疚。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母亲从不抱怨，尽心尽力，疼爱孙子，婆媳和睦相处，得到我们同事的称赞。

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没有什么政治观点。但是，由于有一些文化，对于政治运动的严酷性，与那些农村的文盲人口相比，有更多的了解。因此，母亲个性坚强，但是谨言慎行。我被人揭发在文化革命中“恶毒攻击”和“偷听敌台”，受到商南县公安局的调查，后来不了了之。我从未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有一次，气象站站长居然对我妻子提起此事，被我母亲听见。母亲对此极为担忧。有一天，母亲含泪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解释说，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叶某某（我母亲认识他）揭发的，说我攻击江青。现在“四人帮”已经垮台，这已经不算数了。听过我的解释，母亲才略为放心。1977年传来招收研究生和回炉班的确切消息。母亲得知后，热切地希望我们两人都能考试成功，离开商南县，摆脱这个环境。1978年初，为了准备考试，我们把孩子送回妻子在北京的老家，把母亲送回我在梅县的老家。结果，我和妻子分别考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和北京大学回炉班。母亲知道后，特别高兴。在我们看来，这是对母亲最大的安慰，对母亲付出的报答和补偿。

摄于1982年冬天作者从澳洲回北京探亲期间

1980年8月我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1986年6月，在参加悉尼大学毕业典礼之后，我和妻子、孩子前往泰国曼谷和叔父一家团聚。然后，和叔父一起经由香港和广州，回到梅县，看望我母亲。我给母亲带回（境外付款，当地提货）一台大屏幕东芝彩色电视机和夏普555双卡收录机，以及一只梅花牌手表。特别地，母亲喜欢看古装戏剧，这台电视机派上了用场。在梅县停留的一周期间，我们一大家人团聚。叔父在21虚岁时离家前往泰国谋生，四十年来第一次返乡。我从澳洲学成归国。这是母亲最开心的日子。我们以我叔父的名义，摆了五桌筵席，宴请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母亲的娘家自不必说，祖母的娘家也来了人。当天母亲兴致勃勃，亲手点燃爆竹。我拿出镶在镜框里的悉尼大学博士证书和毕业典礼照片，大家争相传看。这是母亲40年的心血浇灌而成。这是儿子的成功，母亲的骄傲。

三.

1987年春节，我回老家探亲。春节过后，我带着母亲回到北京。一家四口住在中关村的两居室套房里。1988年10月我去清华大学做博士后，母亲随我们一起搬家，住进清华园的两居室套房里。十多年前，母亲随我们住在偏远的山区，生活条件很差，我们感到内疚。这次，请母亲到北京居住，算是一种补偿，我们心里好受一些。白天我们上班，儿子上学，母亲料理家务。星期天或假日，全家人有时去购物，有时去公园游览。1989年5月，北京学生绝食期间，有一天母亲外出从中关村回来，兴奋地对我说：我也给学生捐献了两块钱！看到电视上李朋鸟的样子，母亲很生气。此后，在聊天中，一提到李朋鸟，如果没有外人，她就会说：该打靶！（客家话，该枪毙的意思）。1990年1月春节前，母亲与科学院计算所同乡的母亲搭伴回老家。

1991年11月，我前往美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会后留在美国参加哈勃空间望远镜图像处理研究工作。1994年10月，我技术移民加拿大。1995年8月，在我回北京探亲期间，母亲随同我的表弟从老家来到北京。一家人在分别5年之后团聚，分外高兴。特别是，我们的儿子在高中三年级时获得1995年全国化学比赛一等奖，因而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免试录取。母亲看了孙子收到的北京大学提前发放的新生录取通知书，更是高兴。我们趁机把老母亲夸奖一番，说：你去陕西带孙子，又到北京带孙子，这里有你的一份功劳！

2000年1月底春节前，我从加拿大动身回老家探亲，看望母亲。看到老母亲身体还健康，我心里高兴。回到加拿大后，我托表弟转交一万元给母亲，作为修缮房屋和安装电话之用。完工之后，我每星期一次，定时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告诉我，她买了一架TCL牌直角平面彩色电视机，体重增加了两斤。

2002年3月，春节过后不久，我照例给母亲打电话，照例向母亲问安。母亲在电话中说，近来身体不好，晕倒几次。我一听就觉得事情严重，因为母亲从来不跟我说这类事情，生病都瞒着我。我立即向公司请一个月的假，订好飞机票。4月4日，我从多伦多出发，途经香港，赶回梅县。我和家人一起陪同母亲到当地最好的医院，附近的梅州市人民医院（又称黄塘医院）就诊。接着又请主任医师罗医生到家里出诊。在医生的帮助下，住入医院最好的病房。在全面检查之后，罗医生悄悄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检查和诊断结果是癌症晚期，只能保守治疗。得知这个结果，我感到浑身冰凉，脑子麻木，说不出话来。原来以为是心脏病，根本没有料到是癌症，而且是晚期，心里难以接受。在母亲接受治疗的12天住院期间，白天由我陪护，晚上由我姐姐陪护，有时孙子辈的到病房临时替换我们。出院那天，在姐姐和我的陪同下，母亲坐人力三轮车回到家里。

假期临近结束，我只好托咐姐姐和外甥，照顾母亲。5月4日，我含着眼泪告别母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坐火车到深圳，然后途经香港，返回多伦多。

四.

回到多伦多后，我每天或每隔一天给老家打电话，询问母亲的情况，天天提心吊胆。6月初，家人告诉我，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恐怕来日无多。我赶紧又向公司请一个月的假，请旅行社的朋友买到日期最近的飞机票。6月8日，我再次动身回老家。先从多伦多飞往芝加哥，再登上飞往香港的长途飞机。几小时匆忙过后，靠着飞机舷窗坐下。机舱里安静下来。想到这次是回家给母亲送终，我不禁眼泪直流。6月10日到家，立即奔到母亲床前。母亲身体极度虚弱，但是仍然神志清醒。一星期后，母亲在服用吗啡止痛片后，进入昏迷状态。全家人日夜守护。姐姐和我轮流，孙子辈有时白天来替换我们。眼看着至爱的亲人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束手无策，心中无限的悲伤。

又过一星期后，农历五月十三上午9时，不幸降临，母亲寿终内寢，享年七十九寿。姐姐和我强忍悲痛，连忙用准备好的大椅子把母亲的遗体抬到正堂安放（客家人称为“出厅厦”）。随后，按照客家人风俗，请地理先生选择“做好事”（客家话，办理丧事的婉称。包括举行葬礼和做佛事超度亡灵）的日期和时辰（客家人称为“看日子”），写成“门訃”张贴在大门旁边的墙上，上书：……于农历本月十七日上午巳時 不孝男乃龍等随侍在側 親視合殮 遵禮成服 出柩送火化 下午延尼修斋連宵。在这些仪式上，我披麻戴孝，跪拜敬香，向母亲作最后的告别。第二天早晨，佛事完毕，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孑然一身。失去了母亲，心里空空荡荡。正如贴在正堂两边的丧事对联写的：昔日承欢今抱痛，人皆有母我何無。我情不自禁，放声痛哭。

五.

2005年6月14日，我途经上海、广州回到梅县。此行的目的是回家乡安葬母亲。按照母亲的遗愿，把骨灰安葬在离家约15公里的“南榕仙莊”公墓。按照客家人风俗，请地理先生选定良辰吉日，举行安葬仪式。当时连日阴雨，我们都担心对于仪式有所妨碍。农历五月廿二傍晚，天快黑的时候，我们乘汽车从家里出发前往公墓。就在这时，天气突然转晴。在墓碑前面的空地上，约15位亲属在地理先生的指导下，举行安葬仪式，其中最重要的是晚10时15分把从殡仪馆取出的骨灰瓮放入预先修好的墓地。安葬仪式结束后，我们回到家中，将近午夜12点。就在这时，突然下起雨来。事后回想起来，这四、五个钟头的晴朗天气，有如卫星发射的时间窗口，挑选的良辰吉日多么准确。纯属巧合？不是的。我宁愿相信，这是母亲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万事顺利。

2017年7月，我从北京返回梅县，为期一周。目的之一是给母亲扫墓。农历六月十四上午，我和姐姐一家人前往母亲长眠的南榕仙莊，在母亲墓前摆上三牲祭奠，手持香火行鞠躬礼。

二十年前，母亲离我而去。二十年来，每逢母亲的忌日，农历五月十三，我都会跪在母亲的遗像前三叩头，用客家话和天堂里的母亲沟通，感谢母亲给了我生命，茹苦含辛把我抚养成人。遥祝天堂里的母亲一切安好，祈求母亲保佑我们全家平安健康。

根据客家人风俗，人离世后会获得一个谥号，用两个字概括其生平事迹，写在牌位上。在丧礼主事人要和我商量拟定谥号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母亲生前已经自定谥号“贞耐”，含贞节耐劳之意。在场的人听了，无不称赞是准确无误。是的，这个谥号是我母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完稿于2022年农历五月）

感谢CND，长期给我提供一个写作平台。

内容介绍　作者是一位农家子弟，凭着天赋和努力，考上北京大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偏远的山区劳动和工作，处境困难。作者坚信读书有用，自学十年，终于在1978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出国研究生，到澳大利亚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旋即海归。作者追求自由，从海归到归海，奔赴美国，最终定居加拿大。

本书中的内容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 往事追忆；第二部分 故事与小说。第一部分回忆作者的平生，特别是出国留学-海归-归海的独特经历。这些经历提供素材和引发作者的灵感，从而写下第二部分中的故事和小说。作者用平实的语言，详细讲述曲折的平生经历，感人至深。书中栩栩如生地再现那些年代的许多事件，具有参考价值。

About This Book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The author provides support for this saying by his experience. Based on talent and through hard work, as a peasant boy, he passed examinations and was admitted to Peking University a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 1964, and to Beijing Observa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s a graduate student in 1978. Being awarded a scholarship in 1980, he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to carry out his studies for a Ph.D. degree. Upon completion of his studies in 1986, he returned to Beijing and worked there. In pursuing freedom, he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1991, and immigrated to Canada in 1994.

The author has come a long way. It was a very difficult way. Using plain language,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tells his moving story, and vividly reproduces many events of those years, including the period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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