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8日，我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加拿大永久居民签证，乘坐全美航空公司（US Airways）的飞机从BWI机场（Baltimor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Airport）出发，经过将近2小时的飞行，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登陆（Landing），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
整整30年过去了。回顾移民加拿大的前因后果，与大家分享，是我的诸多愿望之一。
一．为什么移民加拿大？
1994年6月1日上午10点，我在加拿大驻纽约总领事馆接受移民面谈。移民官的问题之一：你为什么要移民？答：我在西方国家生活多年，已经习惯了。紧接着的问题之二：你曾在澳大利亚多年，为什么不移民澳大利亚而移民加拿大？答：请听我解释，事情是这样的：我在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同事告诉我，加拿大正在大量接收移民，并且对我说：你有澳大利亚的博士学位，申请技术移民，应该很容易。于是，我开始办理加拿大移民申请手续，一步一步走过来，今天到总领事馆来面谈。可是，我没有听到过有关澳大利亚移民的消息。这就是为什么，我申请移民加拿大。移民官听了我的回答，点头称是。
可以说，我的回答相当巧妙，属于灵机一动，脑子里一瞬间蹦出来的答案，简单明了，恰到好处。此后的30年间，我深入思考，对于“为什么要移民？” 和 “为什么移民加拿大？” 的问题，有了更全面的答案。
1978年，我考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专业出国研究生。1980年8月，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留学。1986年6月学成归国。1989年春天，中央电视4台（英语频道）记者采访清华大学博士后，问我：“你为什么要回国呢？” 我的回答是：“我出国的目的是学习，学习完了就回国。如此简单。”
我对记者说的是实话。而且，从澳洲回国后，我多次当众说过，以后我只会短期出国，最多半年。但是，89六四使我改变了想法。89民运期间，我正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做博士后。出于老师对学生的同情，受良心驱使，我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为当局所不容，受到追查和惩罚。六四惨案，震惊世界，也震惊了我，从而产生移民国外的想法。我和妻子商定，如果以后有机会，只要一人出国，先站住脚，然后全家在国外团聚。
后来到了美国，想法变成行动。由于北京天文台台长李启斌的帮助，1991年11月，我得以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Tucson）参加国际天文数据处理会议。会议期间，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Robert Hanisch博士邀请我参加哈勃空间望远镜图像恢复研究工作。于是，我在位于图森市的NOAO（National Optical Astronomy Observatory，国立光学天文台）工作7个月之后，前往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成为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我在美国的正式身份是访问学者，持J-1签证。开头是每半年、后来是每年续签一次，总共逗留时间最多为3年（至1994年12月）。我的护照有效期至1993年4月6日。为了延续签证，我必须延长护照的有效期。
众所周知，89六四之后，老布什总统签发12711号行政命令，保护1990年4月11日之前入境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国大使馆不能用不给他们延长护照有效期的方法控制他们，因而让他们随意延长护照有效期。我在1990年4月11日之后入境美国，不受那个行政命令的保护。因此，我在延长护照有效期的过程中，多次受到中国大使馆的刁难。这种不平等对待本国公民、歧视不受美国总统行政命令保护的访问学者的做法，引起我内心的强烈不满，从而产生摆脱控制的想法。
摆脱控制、不再需要有效的中国护照，方法是取得外国永久居民身份。在美国，一般情况下，对申请绿卡的持J-1签证的访问学者，有“回国服务两年”的限制。要及时取得对这一限制的豁免，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因此，对于申请美国绿卡，我没有认真考虑过。
1993年10月，我前往加拿大B.C.省维多利亚（Victoria），参加国际天文数据处理会议。这次加拿大之行，成为我考虑问题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我本来就知道加拿大正在大量接收移民，包括“独立移民（Independent immigrant）”，即通常所说的“技术移民”。这次旅行，加拿大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开始认真考虑移民加拿大。我上网查阅有关信息，向同事和朋友们咨询。
想法终于变成了行动。从1993年12月写信向加拿大驻华盛顿大使馆询问移民加拿大事宜开始，到1994年8月15日收到加拿大驻纽约总领事馆寄来的加拿大永久居民签证，我总共用了8个月的时间，花费了大约800美元。
二．扎根加拿大
移民加拿大之后，获得了自由，不再受护照有效期和签证有效期困扰，我要作在加拿大长期生活的打算。我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工作。同时，我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我在离开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之前，收到德国Springer（施普林格）出版社的通知，同意出版我的英文专著（Monograph），“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最大熵方法），并提出两条要求：（1）更新（Update）书稿的内容。（2）根据Springer 的出版要求，用LaTeX 排版（Typesetting），提交Camera ready（照像制版用的）书稿。我必须找到能够让我开展这项工作的大学或研究所。（二）我在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属于光学天文。在这期间，我没有放弃原来从事的射电天文研究。我仍然在思考提高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分辨率的问题。有一天，灵感突现，我赶快在笔记本上写下来。这一天是1994年2月24日。此后，我反复思考，逐渐理出头绪，并写下零星的笔记。现在，离开了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我需要系统整理这些笔记，写出一篇论文的初稿。这也需要一个合适的环境，最好是在大学或研究所。
（一）奔波一年
我在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研究室任副研究员期间，是研究生朱江的导师。1991年11月我离开北京后，我的同事张喜镇副研究员接任，成为朱江的导师。朱江同学在北京天文台获得硕士学位后，已经移民加拿大，正在滑铁卢（Waterloo）大学电气与电脑工程系读研究生。在她的帮助下，我在滑铁卢大学研究生宿舍暫时安顿下来。她告诉我，张喜镇先生正在位于B.C.省Penticton市的Dominion 射电天文台短期工作。这个射电天文台拥有加拿大唯一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其相关的研究工作正是我的本行。于是，我通过张先生，向天文台台长提出到天文台工作的请求。说来也巧，台长Tom Landecker 博士，早年毕业于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是我的校友和学长。我们很快达成协议，要点是：（1）我不是天文台的职工，没有薪酬。（2）预计半年后天文台会招聘研究人员。我到时可以申请，平等对待。（3）一方面，我帮助天文台做数据处理工作；另一方面，我可以使用天文台的设备，包括电脑等，开展自己的研究项目。对我来说，只要有最后一点就够了，我立即签了这个协议。
1995年1月16日，我从多伦多飞往Penticton。在Dominion 射电天文台大约半年的时间里，我用了大量的时间，用电脑编辑我的英文书稿，专著已经初步成形。同时，我还完成了一篇论文的初稿，“Proposed High Order Harmonic Interferometer for Aperture Synthesis Radio Telescope”（建议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高次谐波干涉仪）。6月，台长通知我，以前所说的招聘，只有一个名额，已经被某大学占用。我已经完成预定的两项任务，也不感到遗憾。相反，我感谢台长给我提供机会和帮助。6月24日，我坐长途汽车，早上6点从Penticton出发，大约下午4点到达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Calgary）。我在朋友家里暂时安顿下来，继续找工作。
机会终于来了。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把求职简历寄给了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和公司，其中一个是位于多伦多的约克大学物理与天文系。我有一位北大地球物理系同学在该系做研究工作，她告诉我，系里有的教授看了我的简历，很想接受我的申请，但是没有足够的经费和合适的职位。1995年7月，我正在卡尔加里，突然接到她的电子邮件，说系里的John Caldwell教授有一个职位空缺，要我立即与教授联系。我赶快照办。Caldwell教授迅速给了我Offer（提供职位），连Telephone interview（电话面试）都免了。究其原因，Caldwell教授是哈勃空间望远镜一个研究项目的PI（Principal Investigator，项目负责人），认为我原是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图像恢复小组成员，当然是项目的合适人选。到了约克大学，我才了解到，华新民博士 – 没错，就是华夏文摘的编辑和作者华新民先生 – 离开Caldwell教授的研究项目，去美国工作，因而留下这个职位空缺。
（二）约克大学
1995年10月1日，我从卡尔加里飞往多伦多，到约克大学物理与天文系任Research Associate（大体相当于副研究员）。至此，我结束了在加拿大头一年的“流浪生活”，在多伦多安顿下来。
万事起头难。这个成语，对于加拿大的新移民，有特殊的含义。在加拿大找某行业的工作，雇主通常会提出对该行业“加拿大工作经验”的要求。可是，新移民通常缺乏这个经验，因而不被雇用。这就陷入一个死循环：缺乏加拿大工作经验的新移民，不能找到工作，因而不能获得加拿大工作经验，因而找不到工作…… 这个貌似合理又近似荒唐的要求，被许多人诟病。建议的各种积累加拿大工作经验的方法，如参加志愿服务，效果也不尽人意。作为新移民，我是幸运的。澳大利亚的学位和美国的工作经验，都获得加拿大方面的认可。
Caldwell教授是行星天文学家，专门研究行星的卫星和大气层，以及太阳系外行星。他为人友善，待人大方（Generous）。他让我自己安排时间，只要完成既定项目的研究工作，尽可干自己的事。他特别支持我写作最大熵方法英文专著。
在约克大学工作的2年又2个月的时间里，我参与了Caldwell教授的研究项目，利用哈勃空间望远镜的图像，研究土星的卫星泰坦（Titan）的季节性变化和计算大气层的风速。我带着写成的学术论文，到美国和德国参加过3次国际天文数据处理年会。其中第一次，在1995年10月，我提交了前面提到过的关于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高次谐波干涉仪的论文。我还参加了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Alfred Schultz博士领导的搜索太阳系外行星的研究项目。除上述的研究工作外，我还辅导Caldwell教授的研究生。在教授出差期间，我替他讲授系里三年级的Statistical Physics（统计物理学）课。课程结束时，替他主持考试。我能胜任这些工作，是得益于良好的英语，以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期间给本科生上辅导课和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任兼职教师讲授最大熵方法课程的经历。
在约克大学工作期间，我用了大量的时间，修改和编辑我的英文书稿。写作英文书，包括三个方面：学术内容，语言（英语）要求和编辑排版。工作量十分巨大。我没有任何帮手，全凭一己之力。工作日（Weekday）5天，不用说了。周末（Weekend）2天，除星期天上午处理日常事务如购物之类，我都会去办公室工作。最终，Springer 出版了我的英文专著，“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1997年4月，出版社用国际快递给我寄来一本样书。看着这本漂亮的精装硬皮书，我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了却我的一大心愿。
1997年11月，Caldwell教授通知我，现有的课题经费只能维持到明年3月。他给我留下充裕的时间去找新的工作。于是，我把一份求职简历投送到约克大学附近的一家研发合成孔径雷达软件的高技术公司，Array Systems Computing Inc.。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公司打来电话，约我去Interview（面试）。11月13日上午，在公司人事处接待室里，合成孔径雷达算法Principal Scientist（首席科学家）Alan Thompson博士对我进行面试。我如实相告，我在这方面只有理论知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我把刚出版的新书给他看，他连声称赞：Very impressive !（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面试很快结束。当天下午，Thompson博士给我打来电话，说公司已经决定录用我，明天上午就会给我发送正式文件。这样的快速反应，出乎我的预料。第二天我拿着公司的文件给Caldwell教授看，他也感到出乎意料。公司要求我在12月1日去上班，有工作等着我做。在大学只剩下两星期的时间，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包括结束对研究生的辅导工作，向Caldwell教授交代有关事宜。我比平时更加忙碌，只好放弃当年剩余的一星期带薪假期。
（三）高技术公司
（1）1997年12月1日星期一，我开始在Array上班。我的职称是合成孔径雷达Project Scientist（项目科学家），负责合成孔径雷达算法。在公司工作的3年时间里，我参加了2个项目：（1）加拿大环境部（卫）星载合成孔径雷达，Stripmap 模式。（2）英国海军（飞）机载合成孔径雷达，包括3个模式：Stripmap，Spotlight 和 ISAR。基本上，这些项目采用成熟的算法。我所采用的新算法有：（1）用查表插值法补偿传感器的非线性。（2）用匹配滤波器（Matched filter）提高天线束多普勒中心计算的精确度。
当年我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做博士后，研究课题就是合成孔径雷达，从1988年10月到清华时开始。1989年4月我在系里做了第一次开题报告。后来，第二次开题报告被取消，研究工作被迫中断，直到1990年10月我离开清华回北京天文台。想不到，8年后在加拿大，才满足我的心愿，对合成孔径雷达算法进行深入研究，最终成为合成孔径雷达图像处理专家。
合成孔径雷达第二个项目接近完成，没有新的项目，有关研发人员开始离开Array，另谋高就，连Thompson博士都走了。我也跟着行动。2000年7、8月间，我向一些高技术公司寄出求职信。一家位于Mississauga（密西沙加市，与多伦多市邻接，属于大多伦多地区）的公司，Cedara Software Corp.，约我面试。8月31日，面试进行了一整天。上午是考试，2小时。一台电脑，用于编程序，內容是一部电梯的升降控制。由于我原来的工作是使用电脑用于计算而非用于控制，毫无这方面的经验，编程完全失败。午餐过后，下午是两位技术负责人进行面试。我如实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解释为什么编程失败。我向他们介绍三年前出版的英文专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星期之后，我收到Cedara 寄来的信，给我Offer，要求我1个月后到公司上班，开始工作。我相信，考试失败而求职仍然成功，我的英文专著起来决定性作用。我立即回复，接受他们的Offer。同时，我向Array 人事处递交辞职信，随后交接工作，办理离职手续。
（2）2000年10月10日，星期二，刚过完加拿大的感恩节（星期一），我开始在Cedara上班。这是一家医疗软件开发公司，主要从事医疗图像的Volume data visualization（体数据视觉化/三维数据视觉化），包括各种成像模态（Modality）如CT，MRI（核磁）。系统的核心是图像视觉化与处理服务器，由图像视觉化与处理小组负责维护和发展。这个小组约有15名成员，我成为其中之一。我的职称是Software Developer（软件开发人员）。开头3个月，是Assimilation（同化）期，目的是使新来的成员融入这个集体，重点是学习那个服务器。我的Mentor（师傅）是印度移民，知识丰富，细致耐心。我的本科是物理，研究生是电气工程，不是电脑工程。以前我一直在大学和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在公司当“科学家”。现在，变成软件开发人员。这个角色转变，并不容易。这3个月的培训非常重要，开了一个好头。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掌握了软件开发的各种方法和技术。我自己也当上了Mentor，先后带过两个Mentee（徒弟），一个是中国移民，另一个是哥伦比亚移民。
2005年1月，一家位于威斯康星州的从事医疗软件开发的美国公司收购了（Acquired）Cedara。后来发生的事情，为高技术公司“Buy and kill”（收购然后搞垮）策略作了完美的诠释。我们的公司仍然称为Cedara。被收购后，股价上升，职工的福利提高，公司里洋溢着乐观的氛围。大概一年之后，美国公司开始露出凶相。Cedara开始缩小业务范围。公司技术的核心，图像视觉化与处理服务器，不再更新升级。裁员开始，规模由小到大。2006年11月16日，一次裁了68人，包括我在内。在离开Cedara后，我陆续听到更多的同事被裁员的消息。就这样，那家美国公司，从Cedara获取了对他们有用的技术，搞垮了Cedara，一个同行的竞争对手。
我又开始找工作。凭着兴趣，我根据自己研发的、在英文专著中详细陈述的最大熵图像恢复算法，前后用了3个月的时间，用C++编写电脑程序。运行这个程序，我可以一步一步地演示，从输入的模糊图像，逐渐变成清晰的图像。在以后的求职面试时，我出示英文专著，接着做这个演示。
我向多伦多的几家公司申请过工作，有过面试，都不成功。2007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在一个求职网站上，看见一家美国公司的招聘广告。我提交了申请，几天后收到面试通知。这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叫做InfiMed Inc.，位于纽约州中部的利物浦市（Liverpool。与雪城，Syracuse 相邻），离多伦多400公里。面试定于8月6日星期一。我提前一天，开车到利物浦住下。面试进行了一整天。上午由人事处主持，约10位技术人员参加。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最大熵英文专著，做了上述的最大熵图像恢复演示，在大屏幕上展示图像。下午是几位技术负责人与我面谈。我当天开车回到多伦多。
第二天，我收到公司人事处负责人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录用的消息，说会把所有文件立即用快信寄给我。两天后，我收到文件，并用FAX 回复，表示接受Offer。
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公民可以办理在美国工作的TN签证，手续很简单。8月17日，我带着公司的Offer文件，我的加拿大护照以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博士证书，和妻子一起，开车到Niagara Falls（尼亚加拉瀑布）附近的过境点。在美国移民局的大楼里，花了一个多小时，我获得TN工作签证，妻子获得家属的TD签证。
（3）8月24日星期五，我和妻子一起，开车前往利物浦，在一个公寓安顿下来。8月27日星期一，我开始在公司上班。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大约是每两个星期一次，开车往返于多伦多和利物浦之间。
InfiMed的产品是用于处理医用X光图像的工作站（包括硬件和软件）。工作站从X光机输入数字图像信号，处理后用于诊断。从X光机平板检测器输入的原始图像的尺寸非常大，给储存和传输造成困难。但是，图像的有用部分往往只占整个图像的若干分之一。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手指的图像，图像的大部分都是空白。因此，应该把图像的有用部分切割出来，用于储存和传输。这个技术称为Shutter（快门）。当成批处理图像时，用人工方法，工作量非常大。因此，需要一种自动的方法。这种方法称为AutoShutter（自动快门）。
我的职称是Senior Medical Imaging Specialist（高级医学成像专家）。我刚上任，就接受了自动快门的任务。当时在医学应用软件市场上，只有一家公司出售自动快门，要价很高，条件苛刻。每安装在一台机器上，需付款800美元，而且有“最低消费”限制。技术主管问我：你能不能研发这种软件？我爽快地答应：能！于是，我开始专心做这项工作。第一步是选定算法。第二步是用MATLAB编程，验证算法。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两步，心中有了底儿。第三步是用C++写出子程序，交给工作站的软件工程师。第四步是协助软件工程师，整合（Integrate）到工作站。
这个项目做得非常成功。软件市场上出售的自动快门，正确率是85%，也就是说，用一批图像做实验，自动切割出来的有用部分正确的图像，占所有图像的85%，其余15%图像的切割，必须人工操作。我把这个正确率提高到了92%。这个提高，是由于我采用了“Multi-pass edge detection”（多重边缘检测）算法，减小了犯第一类错误（检测中漏掉真正的边缘）的概率。由于自动快门性能优秀，公司帮助我申请了专利。专利发明人是我，专利拥有者也是我。这是一个“职位发明专利”。依照惯例，专利转让给公司，转让费是1美元。作为报酬，公司给我发了一笔奖金。后来，InfiMed被别的公司收购，转手多次，专利拥有者随之变更。但是专利发明人（Inventor）一直保持不变，仍然是我的名字。这个专利的编号是：US8781182B2。名称是：Multi-pass edge detection of collimator blades in digital radiography images。可以用 Google Patent搜索到。
2008年6月的一天，我收到多伦多一家公司人事处负责人发来的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问我是否愿意到他的公司工作，并且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我随即用手机给他打电话，问他怎么知道我现在的工作和地址。听了他的解释，我才明白，在被Cedara解雇之后，我向一些公司发送求职简历，他收到过一份。当时他的公司没有职位空缺，但是他一直保存着我的简历。现在有了职位空缺，他便根据简历上的电子邮件地址给我发送邮件询问。其实，他不知道我现在的状况。我本来就有意回多伦多，于是，我给他肯定的答复。随后，我们商定面试日期，7月14日。
这也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叫做Traxtal Inc.，位于多伦多市区。面试期间，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最大熵英文专著，在电脑上做了最大熵图像恢复演示。面试一结束，人事处负责人立即让我填写各种表格，办理给予Offer和接受Offer的手续。
回到利物浦后，我向InfiMed人事处解释了原因，递交了辞职信，办理了离职手续。公司还特地为我举办了一个送别Party。8月7日，是我在InfiMed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第二天，我和妻子一起，开车回多伦多。
（4）2008年8月11日星期一，我开始在Traxtal上班。这家公司的主要产品是超声波图像引导下微创诊断和治疗器械。我的职称是Senior Software Engineer（高级软件工程师），在图像引导手术研发小组工作。具体的研究领域是超声波图像引导下前列腺穿刺，用于肿瘤活检。穿刺时，前列腺和活检穿刺针的实时超声波图像显示在电脑屏幕上，医生操纵穿刺针对准怀疑的肿瘤，进行穿刺。超声波图像的分辨率不高。因此，肿瘤定位的精确度也不高。为了提高定位的精确度，在手术前用MRI扫描得到前列腺的高分辨率清晰图像。穿刺开始时，把实时的低分辨率超声波图像与非实时的高分辨率MRI图像对准（Registration），利用MRI图像提高肿瘤定位的精确度。但是，由于人体和器官（前列腺）的移动，两种图像的对准会遭到破坏。这就需要随时调整它们的相对位置，使它们保持对准的状态。这个技术称为“运动补偿”（Motion compensation），涉及一些图像处理技术和优化算法。
我长期研究最大熵方法和图像处理，熟悉有关技术和算法。首先，根据选定的算法，用MATLAB编程，验证算法。然后，用C++写出子程序，与负责整机的软件工程师一起，完成整合工作。
2009年5月，飞利浦电子公司（加拿大）收购了Traxtal。我的工作照旧，没有变化。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工作地点在多伦多市区而我住在郊区，每天上下班，要自己开车、坐地铁和有轨电车，通勤时间（来回）至少2个半小时。特别是冬季大雪天，非常困难，令我感到体力不支。因此，我决定按照法定年龄（65岁）退休。
在办理各种手续之后，我在2011年11月正式退休。至此，从1991年11月到达美国算起，我在北美生活和工作了20年，其中美国4年，加拿大16年。
三．最后的归宿
三十年前，为了追求自由，我移民加拿大。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在加拿大扎下了根。加拿大会成为我的最后归宿吗？回答是肯定的。
以2011年退休为分界线，前面的17年，我在加拿大工作（期间到美国工作1年）和纳税，自食其力，对社会作出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得到认可。其中最大的成功，是由著名的德国Springer出版了我的英文专著，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在全世界发行。书中陈述的研究成果，至今仍被科技人员引用。后面的13年，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加拿大政府发放的“退休金”，加上自己的积蓄，足够日常开销以及应急之需。加拿大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对耆老有特殊照顾。这个制度虽然不尽人意，但是还算公平。加拿大的环境保护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极大地降低了疾病风险。加拿大严格管理药品和食品，让人放心。我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衣食无忧，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其中之一，是为华夏文摘写稿，满足个人兴趣，与大家分享，并且编辑成书出版。
有些人总是喜欢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意在抹杀事物间的差别。人，作为个体，有缺陷。由人组成的社会，也会有缺陷。但是，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俗语来否定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别，则站不住脚。用逻辑术语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个假命题。天下乌鸦黑，但不是一般黑。加拿大就属于比较不黑的一类。具体说来，在加拿大，没有国家层面的恐怖制度。我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不用担心被人揭发、被安上“恶毒攻击”和“偷听敌台”的罪名。没有人强迫我表态支持某党和拥护政府。“妄议”谁谁，啥事没有。选举之日，我随自己的意愿，爱投票给谁就投票给谁，不会受到追查和惩罚。拥有护照是我的公民权利（Right），不是特权（Privilege），政府机关不能刁难我。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回顾往事，感慨良多。89六四使我产生移民国外的想法。后来到了美国，采取行动，为摆脱中国大使馆的控制而移民加拿大。我已经在加拿大扎根，成为加拿大公民，自动失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为什么还要回去呢？实在没有充分的理由。“长江学者”之类的奖励计划，对我的吸引力为零。
1990年我从清华大学回到北京天文台，成为射电天文研究室的一员。在公用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公用的信箱，每人有一个敞开的小格子。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小格子里放着一叠纸。翻开一看，是时事政治测验试题，对什么风波有什么认识云云。首页的说明是，每人都必须参加测验，可以照抄所附的答案。一种厌恶之感顿时涌上心头，我拿起这叠纸，顺手就扔进旁边的废纸篓。再看一下公用信箱，王绶琯先生的小格子里也有这么一叠纸。我又拿起这叠纸，顺手就扔进废纸篓。旁边的研究生蔡同学见状，对我说道：吴老师，你可以扔掉，我们不行！ 为什么？这是因为当局强迫研究生按照官方口径回答问题，否则不准毕业。后来，这位蔡同学去了美国。不知道蔡同学现在是否还在美国，是否还记得这件事。
我的北京天文台1978级研究生师兄南仁东，曾任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不愿加入中共。他的名言是：入党会损害我的个人名誉。您若不信，请看：南仁东有许多荣誉称号，如：时代楷模，改革先锋，人民科学家，等等，唯独没有“优秀共产党员”。对南仁东的描述，有许多“热爱”，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科学，热爱天文，等等，唯独没有“热爱共产党”。2017年9月15日，南仁东在美国波士顿因病去世。我对师兄心怀敬意，尊重他的选择。他的事业在中国，但是，在病重之际，还是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他最后的岁月。我的事业在加拿大，应该如何选择，不是明摆着的吗？
我读过董乐山先生的译著，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还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小说的结尾处写道，温斯顿终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看到这个变化，我不寒而栗。这是在极权制度下，一个人的最后结局。我庆幸自己，身在加拿大，保持了自我，没有成为温斯顿，没有被迫去热爱老大哥。
二十多年前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报道：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在临终前留下遺言：骨灰不留在中國。董先生的儿子董亦波为《董乐山文集》写了一篇题为“与命运抗争”的序文，告知世人：“１９９９年３月的一天，董乐山的家人将他的骨灰带离祖国。他在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经结束。” 董先生的骨灰被安葬在美国。 这篇报道令我大受震撼。“叶落归根” 这个观念在我脑子里一扫而空。
我的最后归宿，就在加拿大。
（2024年10月完稿于多伦多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