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境他国，最基本的个人证件是护照和签证，除了一些例外。比如持加拿大护照的人，以访客身份从加拿大入境美国，无需签证，护照里也不留下任何记录。这是最简单的情况。我在1980年8月至1997年9月的17年期间，出境、入境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前后共有3本。除在1994年10月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后入境加拿大之外，入境或过境他国和地区，包括中国的“神圣领土”香港，都需要签证。我的3本护照里，总共有9个国家（地区）的签证。签证不止9个，因为多次入境或过境同一个国家（地区）。大多数情况下，我根据规定，获得签证，旅途顺利。但是，出现过数次意外，陷入困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摆脱困境？让我慢慢道来。也许，您可以借鉴我的经验。
一．
我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读了6年研究生。研究生和教职员工一样，每年有一个月的“带薪（奖学金）”假期。我特地挑选时间，跨年回国探亲，把两年的假期连起来使用，即1982年12月和1983年1月，共两个月。我打算在回澳洲时，绕道泰国曼谷看望36年未曾见面的叔父。为此，我打电话向泰国驻悉尼总领事馆询问签证事宜。得到的答复是：凡是与泰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凭护照可以获得Visa on Arrival（访客落地签证），不需要预先到总领事馆办理过境泰国的签证。
1982年12月1日，我从悉尼出发。途径香港、广州，到达北京。回程时，1983年1月28日，星期五早上，坐火车从广州前往九龙，住到朋友家里。机票是1月30日乘搭飞机前往曼谷，2月6日飞往悉尼。朋友说，持中国护照，过境泰国，真的不需要预先办理签证？最好去泰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确认一下；如果需要，当场办理一个。我听从朋友的建议，当天下午，和朋友一起坐的士从九龙前往香港本岛。
到了泰国总领事馆。大厅里只有我们两人。我从窗口递入护照，说明来意。办事人员说，需要预先办理的签证。我说，那么我现在就办理一个。他翻看我的护照，说道：你的护照里没有中国公安局的“出境许可”，不能给你办理签证。我解释道：我的中国护照和签证是由中国科学院通过中国外交部办理的，不是通过中国公安局办理的，所以没有中国公安局的“出境许可”。他根本不听我的解释，拒绝给我办理过境泰国的签证。
这就使我陷入了困境。从澳洲悉尼出发前，泰国总领事馆明明说不需要预先办理过境签证。现在，泰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却说需要，而且不给办理。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是星期五下午。明天是1月29日星期六，领事馆周末不办公。后天1月30日星期天，我就要从香港飞往曼谷。怎么办？和朋友商量的结果是：按原定计划，走一步算一步。星期天到飞机场。向航空公司说明情况，要求登机飞往曼谷。如果不让登机，只好买一张从香港直飞悉尼的机票。如果让我登机而在曼谷机场不能入境泰国，则只好买一张从曼谷飞往悉尼的机票。至于手中的从香港经由曼谷前往悉尼的机票，等回到悉尼后找航空公司，也许可以全部或部分退票。
第二天星期六，我找到一个附近的电话局，打长途电话给在曼谷的叔父简要说明情况。如果他们在曼谷机场不能接到我，则说明我乘搭飞机回悉尼去了。这是人工接驳的“人对人”国际长途电话。由接线员找到接电人。通话时间从致电人和接电人通话开始计算，以分钟为单位收费。每分钟的费率很高。收费的通话时间起码是3分钟。我好像是花了约港币70元。
1月30日星期天，香港启德机场。我来到泰国航空公司的柜台前。办事人员看了我的护照和机票，一声不哼，转身进了身后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回到柜台后，二话不说，开始给我办理登机手续。就这样，我登机飞往曼谷。在曼谷机场，在入境处得到一个“落地签证”，可以停留2星期，至2月13日。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到达曼谷的第二天上午。两位军人模样的官员来到我叔父家里。我的叔母见状，吃了一惊，赶快泡了两杯茶，端到两人面前。一位官员用英语和我谈话。我告诉他，我是澳洲悉尼大学留学生，在中国探亲后，回学校时顺便到曼谷看望叔父一家。另一位官员则用泰语和我叔父说话。只说了一会儿，改成和我的在泰国出生和长大的堂妹谈话。我当然听不懂他们的谈话内容。最后，我在一个谈话记录上签名，堂妹也在一个谈话记录上签名。官员和我握手告别，态度友好。官员始终未动那两杯茶。整个过程大约30分钟。
我在曼谷停留了一星期，跟着叔父一家到处游玩，没有任何人检查我的身份证件。2月6日，我乘搭飞机前往悉尼，在曼谷机场出境时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1986年6月，我从悉尼大学毕业。我打算在回国时，偕同妻子和儿子，绕道曼谷，看望叔父一家。我又提前给泰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打电话，询问签证事宜。这次不同了，得到的答复是：必须预先办理过境泰国的签证。办这事很容易，前后几天就办好了。去泰国总领事馆办手续时，拿了一份有关签证问题的小册子（Pamphlet）。里面写着：凡是共产主义国家及其卫星国的公民，进入泰国都必须持有预先办理的签证。“Communist states”，“Satellite states”这几个英文单词，非常刺眼。
这时，我终于悟出对1983年1月签证困境的一种解释：泰国改变签证政策。原有政策包含条款：凡是与泰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公民，可以获得访客落地签证。新政策包含条款：凡是共产主义国家及其卫星国的公民，进入泰国都必须持有预先办理的签证。两者的时间界限为1983年1月1日。我第一次向泰国驻悉尼总领事馆询问签证事宜，发生在此界限的几个月前，总领事馆按照当时的（原有）政策回答我。而我第二次向泰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询问签证事宜，发生在新政策生效的当月。泰国政府预计将会发生混乱，对访客给予在1983年1月1日之后一段时间的宽限期（Grace period）。作为补充措施，派人检查这些访客入境泰国后的情况。
二．
我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Space Telescope Science Institute, 缩写 STScI，口头简称 ST）工作过约2年半（1992年7月至1994年10月）。我所在的部门叫做STSDAS（Space Telescope Science Data Analysis System），负责处理和分析哈勃空间望远镜的天文数据。我在这个部门的图像恢复（Image Restoration）小组工作。这个部门的研究人员Zolt专门负责图像视觉化（Image Visualization）。那些绚丽多彩的星系图像，就出自Zolt 之手。
1993年6月，研究所通知，天文数据分析软件及系统第三次国际会议将于10月13日至15日在加拿大B.C.省维多利亚（Victoria）举行。STSDAS部门的全体研究人员都可以参加。为此，在9月15日，我前往华盛顿，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得到的签证，有效期至10月30日。
我手中的美国签证，有效期至1994年1月31日。我将在1993年10月离开美国进入加拿大，会后返回美国。是否需要一个新的入境美国的签证？我不知道。询问周围的人，也说不知道。于是，一天上午，我带上钉着美国I-94入出境登记卡的中国护照，去巴尔的摩市内的美国移民局询问。接待我的是一位黑人女士。她很肯定地告诉我，从加拿大回美国时，需要一个新的、预先办理的入境签证。因此，我在离开巴尔的摩之前，到研究所人事处，请他们在我的J-1签证申请表IAP-66上写明，在会后将返回研究所继续原来的工作。我作好了准备，在会后到美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申请回美国的签证。我知道，这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10月12日，我和本部门的研究人员一起，前往BWI机场（Baltimore–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Airport），准备乘搭飞机前往加拿大温哥华，然后坐渡轮或乘搭飞机，前往维多利亚。在机场出境时，我跟在图像恢复小组成员、巴西籍同事Ivo的后面。当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要收走他的I-94卡时，Ivo说道：我还要返回美国，然后回巴西。于是，他的I-94卡保留在护照里，没有被收走。看到这个情况，我想：我和Ivo一样，也是持J-1签证，我可以照办。轮到我时，我说道：我还要返回美国，继续工作。听了我的请求之后，工作人员拿着我的护照，转身进了身后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她回到柜台后，把护照连同钉在里面的I-94卡还给了我。这时，我相信，返回美国，我不需要新的签证。
飞机上，本部门的研究人员十几二十人坐在一起，占了两、三排座位。这时，一位同事扫视了一遍，说道：唔。万一飞机失事，STSDAS全军覆没，关门大吉。ST的数据处理怎么办？大家听了，哈哈一笑。
会议在10月15日结束。第二天，我们三位同事租了一辆汽车，在维多利亚所在的温哥华岛上游玩了半天，然后坐渡轮回到温哥华，歇宿了一夜。17日上午，我们三人前往温哥华机场。在办理“预通关”时，美国官员看了一下我的护照和里面的I-94卡，二话不说，就让我过去了。（“预通关”制度的意思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加拿大机场设立办公室。前往美国的旅客在这里办理通关手续。旅客在美国机场下飞机后，等同于国内旅客。）17日当天，我回到巴尔的摩。
回到巴尔的摩后，我才搞清楚：在签证有效期内，外国人凭护照和I-94卡，前往加拿大和墨西哥，在30天内，返回美国，无需新的签证。那位巴尔的摩市美国移民局的官员，竟然连这个政策都不知道，实在是差劲。幸运的是，我跟在同事Ivo的后面，按照他的方法出境。否则，我必须在会后独自一人前往美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办理新的签证，麻烦多多，而且难以预料最后的结果。
三．
我在加拿大约克大学工作过2年零2个月（1995年10月至1997年11月）。1997年9月，我前往德国参加天文数据分析软件及系统第七次国际会议。会议地点是德国最南部的城镇、巴伐利亚州的Sonthofen，会期是9月14日至17日。为此，8月我在德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办理了入境德国的签证。
我行程是：多伦多-慕尼黑-Sonthofen-波恩-法兰克福-多伦多。我买了英国航空公司的机票，要在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转机，前往慕尼黑，再坐火车前往Sonthofen。9月13日，我从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出发。在航空公司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工作人员问我：你有签证吗？我即刻回答：有。她没有进一步追问，开始给我办理登机手续。
到了希思罗机场。我在大厅里找到英国航空公司中转服务柜台，办理前往慕尼黑的手续。整个过程在转机大厅里，不需要入境英国伦敦。大厅里有个很大的吸烟室，里面很多人吸烟，烟雾缭绕。吸烟室大门敞开，隔离措施形同虚设。烟雾从吸烟室飘出，烟味充满大厅，令人窒息。这种情景，在加拿大、美国的机场是看不到的。
会议期间，有一个晚宴（Banquet）,主菜是著名的巴伐利亚烤猪肘（Bavarian roasted pork knuckle）。一大块猪肘，骨头占三、四成。剩下的部分，只有皮好吃。肉半生不熟，咬不动嚼不烂。刀叉并用，费了牛劲，也只能吃一点。相比之下，加拿大安大略省圣•雅各布斯（St. Jacobs，离多伦多110多公里）附近有一家很有名气的德国猪蹄餐馆。所供应的德国烤猪蹄（Smoked pork hock），皮烂肉烂，入口即化。“烤猪肘”，“烤猪蹄”，二者吃起来，根本不同。名字听起来，二者却是差不多。加拿大的所谓德国烤猪蹄，有傍名牌之嫌。不过，“冒牌”胜过“原装”，得到“外国人”的青睐。如果不根据“外国人”的爱好彻底改造烹饪方法，迎合“外国人”的口味，这个“德国猪蹄餐馆”，从开张到倒闭，只要一天。
会后我坐火车前往波恩，访问了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射电天文研究所，作了一个最大熵方法学术报告。时任所长是澳洲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的博士，是我的校友和学长。所长驾车领我去参观著名的直径100米全方位可操纵（Fully steerable）埃费尔斯贝格（Effelsberg）射电望远镜，车程约40公里。汽车飞驰在不限速的高速公路上。所长评论：德国汽车，质量上乘；美国汽车，Primitive。到了目的地，雄伟的望远镜，令人震撼。我们戴上安全帽，沿着维修用的通道爬到望远镜的最高处。瞭望四周，心曠神怡。抬头仰望天空，遥想隐藏在苍穹的奥秘。今天能登上这个举世闻名的射电望远镜，何其有幸！
现在言归正传。9月28日，星期天。我一早坐火车，从波恩到达法兰克福机场。在英国航空公司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工作人员翻看我的护照。他对我说：你没有英国签证，不能登机。然后，他把护照还给我。这时我才知道，持中国护照，在英国机场转机，即使不出转机大厅，不入境英国，也需要预先办理的英国签证。我问他该怎么办。他说：你可以回法兰克福市内，到英国总领事馆办理签证。我心想：今天是星期天，英国总领事馆不开门办公。最快也要明天才能获得签证，再回到机场。住宿呢？机票呢？我已经办清手续，离开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也不能再回波恩。麻烦多多。我只好对工作人员说：我是多伦多居民，需要按时赶回去上班。
听我这么一说，工作人员又把我的护照拿了过去。当他翻阅护照，发现钉在里面的加拿大移民纸时，立即转身，到身后的办公室去。过了一会儿，他回到柜台后，对我说：你去找加拿大航空公司。我们已经给他们打了电话，让你改搭加航的飞机。我接过他还给我的护照，立即前往加航柜台。听我说明情况后，加航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从法兰克福飞往多伦多的航班，将在3个多小时后才起飞，到时候才能办理登机手续。至此，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我坐在附近的椅子上耐心等候。听到加航的登机广播后，我去加航柜台，用手中的英国航空公司机票办理了登机手续。旅途一路顺利。回到多伦多家中，妻子开门一看，觉得奇怪，问道：你怎么提前这么多时间回来了？我答道：我从法兰克福直飞多伦多，没有绕道英国伦敦。随后，我把在法兰克福机场的故事讲了一遍。
当年，约克大学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有个互联网网站，大家可以用英文发帖，交换信息。我发帖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有几位回复说，这种事发生过多起，我不是遇到这种情况的第一人。中国和英国双方对等，一国的公民途径另一国，即使是转机不出机场，也需要预先办理另一国的过境签证。对于没有预先办理签证的旅客，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改成直飞目的地，避免转机。
我终于明白。根据经验，我以为途径英国，转机不出机场，不需要预先办理英国的过境签证。所以，启程之前，我在多伦多只办理了德国签证，没有办理英国签证。在多伦多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工作人员问我有没有签证，是问我有没有英国签证。我以为是问我有没有德国签证，就很干脆地回答：有。这就糊弄过去了。如果她进一步追问，我很可能在多伦多机场不能按预定行程登机。这就会耽误去德国参加会议的事情。
在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转机，根本就用不着英国的过境签证。这说明，当时1997年，中、英双方在较劲，搞了一些本来不必要的规定。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英国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认真执行有关规定，把我拦了下来。幸好我说了一句，我是多伦多居民，而该工作人员在核查后，给我这个加拿大永久居民解决了问题，换成加航直飞多伦多，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很可能，这是由于英国航空公司和加拿大航空公司之间的协议。假如我不是加拿大永久居民，这个协议很可能就不适用。至少，要收取更改机票的费用。
四．
最后说说香港签证。我的中国护照里共有4个香港过境签证，其中2个是为了从中国前往澳大利亚（1980年8月第一次出国和1983年1月回国探亲后返回澳大利亚），都是预先在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办理的。另外2个是为了从澳大利亚回中国（1982年12月回国探亲和1986年6月学成归国），都是预先在英国驻堪培拉大使馆办理的。所有过境签证在香港的逗留时间都是7天。所有过境都发生在香港英治时期。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堪培拉，向英国大使馆申请香港过境签证都很容易，也很快捷。
在北京天文台工作期间，为了参加1991年11月6日至8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Tucson）举行的天文数据分析软件及系统第一次国际会议，我提前两个月，在9月初通过中国科学院外事局申请美国签证和香港过境签证。大约一个月后，10月初，美国的B-1签证就办好了。至于香港过境签证，迟迟没有消息。科学院外事局告诉我，现在申请香港过境签证，必须先向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申请，获批准后才能向英国大使馆申请。港澳办公室能不能批准，什么时候批准？不知道。
面对这个情况，为了不耽误赴美行程，我决定从北京飞往洛杉矶，撤回香港过境签证申请。我到科学院外事局取回只有美国签证的护照。
1986年6月，我从悉尼大学学成归国。途径香港时，在香港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系作了一个最大熵方法学术报告。这次赴美国，我计划在香港停留几天，到该系作一次最大熵方法研究新进展学术报告。为此，我向该系系主任写了一封信。系主任很快回信，欢迎我去作报告。现在，因为签证问题，不能成行。我赶紧又向系主任写了一封信，致歉并解释取消此行的原因。
以上5次申请香港过境签证，都发生在香港英治时期，都需要向英国大使馆申请，本来都是容易办理的事。但是，最后一次，必须首先向中方港澳办公室申请，获得批准。这个政策，不知道卡住了多少人。“中国人卡中国人”，此事何时了？
签证的故事讲完了。不幸陷入困境，而困境终被克服。这里用得着沙士比亚剧本中的诗句：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