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维基百科：王绶琯（1923年1月15日－2021年1月28日），男，福建福州人。早年求学于重庆市马尾海军学校。毕业后于1945年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学习造船。1950年转攻天文，并以助理天文学家的身份在伦敦大学天文台从事研究工作。1953年回国。中国天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历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研究员，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授时工作主持人，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台长、名誉台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主任、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国家科委天文学科组副组长等职。2021年1月28日晚上21时37分因病在北京逝世。】
一. 缘分
1977年10月，陕西省商南县。在得到招收研究生的确切消息后，我已经开始复习功课。往哪里投考呢？正在踌躇之中，我收到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北大同班同学王书仁的来信。信中说，在正在举行的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上，乔国俊（我大学二年级的班主任，研究射电天文）和邢骏（北大地球物理系天文教研室主任）两位老师，向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学家王绶琯先生推荐了我，建议我报考王先生的研究生。信中还转达王先生的话，要我给他写一封信，说明学了哪些课程，做了哪些工作，由乔老师转交给他。于是，我用了几天的时间，先打草稿，再誊写一遍，写了满满的三页信纸，赶快用航空信把给王先生的信寄给王同学。
四十五年前的这封信，成为我和恩师王绶琯先生缘分的开端。
信寄出大概两个星期后，我收到王书仁同学的回信。信中转述乔国俊老师的话：王绶琯先生看了信，表示对我的情况很满意，鼓励我好好准备考试，并且建议我报考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以发挥无线电方面的优势，如果以后想转学射电天文理论也可以。
从此，我的努力有了方向。
二. 鼓励和保荐
1978年1月，我出差到北京为商南县广播站采购电视机，见到王书仁同学和乔国俊老师。大家一致认为，我应该去看望正在广安门医院住院的王绶琯先生。于是我去了广安门医院，找到王先生，致意问候。王先生早就从以前的信中了解我的情况，不必多谈了。我只是表示，由于文化革命的耽误，年龄比较大了，不利于学习。王先生立即要我放下这个顾虑，说：那么困难的年月都过来了，只要努力，以后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通过北京天文台研究生初试和复试，以及 “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预备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英语考试”，我被录取为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研究生，导师为王绶琯先生和吴怀玮先生，准备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习射电天文。1978年10月到科学院研究生院（位于北京肖庄原北京林学院校园内）报到时，我被告知应该到科学院出国人员英语训练班（设在玉泉路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内）报到。我了解到，我的出国人员英语考试，笔试成绩合格，但是口试成绩很差。这是因为我的英语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完全靠自学的。根据科学院规定，如果原定的出国研究生，笔试合格而口试不合格，需要导师保荐，才可以到英训班学习，以后的去向由导师决定；否则，转入位于肖庄的 “国内班” 学习。王先生保荐了我，解释说，口试不及格是因为原有环境太差而不是由于本人能力不行或不努力，经过训练一定会行的。衷心感谢恩师，在这关键的时刻拉了我一把。而我也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最终获得了成功。
三. 无微不至的关照
我去悉尼大学留学，完全是王绶琯先生的安排。我在办理悉尼大学留学手续的过程中，得到王先生无微不至的关照。王先生时任天文台代理台长，工作繁忙。我有事找他，总能得到及时帮助。当时我的英文水平不高，也不认识悉尼大学的有关人员。王先生亲自为我起草英文信件，写推荐信，联系奖学金事宜。到达悉尼大学之后，有些表格仍然需要寄回北京天文台，由王先生填写和签名。王先生办事认真、注意细节，成为我永远的榜样。
1986年2月，王绶琯先生到澳大利亚访问。我开车偕同妻子和儿子到王先生的住处问候。为王先生的旅途健康，带去蜂蜜和水果。王先生告诉我，根据李政道教授的建议，国内决定试行博士后制度；北京天文台将建立博士后流动站，欢迎出国留学生归国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我当时就对王先生表示，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天文台。4月，我们全家陪同王先生和夫人到堪培拉郊区的农场拜访已经退休的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教授。
1986年6月16日，星期一，在获得博士学位2天之后，我们全家乘飞机离开悉尼，途经泰国曼谷和香港回国，7月到达北京。我立即到王先生家中，送上从澳洲带回的纪念品；奉上我的博士论文，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Radio Astronomy，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达对恩师的敬意和感谢恩师长期以来对自己的培养和关照。10月，我正式成为北京天文台博士后研究人员。1988年10月，我转到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做第二期博士后，为期两年。期满之后，根据王先生的建议，我在1990年10月回到北京天文台工作，任副研究员。
1991年11月，我前往美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离开北京之前，王先生给我写了一封给美国NRAO（国立射电天文台）台长的亲笔信。信中说，如果有可能的话，请他安排我在NRAO工作一段时间。最终的结果是，我在NOAO（国立光学天文台）和STScI（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工作三年之后，于1994年10月技术移民加拿大。
四. 师生情谊
移居加拿大后，我一直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与王绶琯先生保持联系。每次回到北京探亲，我都会到王先生家中，看望恩师和师母，受到热情招待。
1995年8月，我在回北京探亲期间，偕同妻子和儿子，到王先生家中看望恩师和师母。恩师和师母用丰盛的火锅招待我们。席间谈起1994年 “北京（雷达）科学天才少年奖” 竞赛。我们的儿子获得二等奖。获奖证书由竞赛评委、科学家王大珩和王绶琯签发。王先生原来只知道我们儿子的英文名字，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王先生这时才明白，原来他签发的这张获奖证书，颁发给了我们的儿子。
2004年11月，我回北京探亲。到达北京后，我立即给王绶琯先生打电话。王先生告诉我，几天之后他就要去福建出差，要我一定尽快到他家去。第二天我到中关村王先生家中看望恩师和师母，给他们带去一包加拿大安大略省出产的西洋参，略表心意；同时奉上我写的一本英文学术专著，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签上自己的名字，以此再次表达对恩师的敬意和感谢恩师长期以来对自己的培养和关照。师母和师妹领着我到科学院计算所的金白领餐厅聚餐，王先生则留在家中准备福建之行。邢骏老师的女儿也赶来凑热闹。席间我用她的手机与邢老师通话，致意问候并感谢他对我的帮助。王先生从福建回来之后，又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到他家里聚会。聚会之后，恩师和师母领着我到附近的餐馆 “郭林家常菜” 聚餐。
2017年6月，我们全家在回北京探亲期间，到王先生家中看望恩师和师母。大家在相隔22年之后再次在恩师家里相聚，分外高兴。恩师已经94岁高龄，仍然头脑清醒，与我们长谈。
作者全家看望恩师和师母（2017年6月）
五. 感念恩师
2021年1月29日，从居住在美国的朋友那里传来王绶琯先生仙逝的噩耗，我深感悲痛。我立即向王先生的夫人和女儿发去电子邮件，代表全家悼念王先生。随后，我向北京天文台王绶琯先生治丧委员会发去电子邮件，悼念恩师。
值此纪念王绶琯先生诞辰百年之际，回顾往事，感慨良多。1970年我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偏远的陕西商洛山区劳动和工作，处境困难。我没有放弃理想，一直在想法摆脱困境，做梦都在想着回到北京重新学习。不断努力，均没有结果，直到1978年幸运地考取王先生的研究生，从而实现梦想，改变命运。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40多年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一直得到恩师的多方照顾，心存无限的感激。恩师传授知识，引导我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同时，从恩师身上，我学到做人做事的原则，受益终生。恩师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恩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成稿于2022年12月，多伦多。原载：王绶琯先生逝世两周年诞辰百年，国家天文台汇编 “王绶琯院士纪念文集”，202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