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广东省梅县。1958年我从勤力小学毕业，考上乐育中学。1961年我初中毕业，考上梅州中学。其间的三年多时间，正值大跃进和随后的大饥荒。我的家乡里发生了许许多多荒唐的事情，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六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许多细节。且待我一一道来。
一.剃光头
小学六年级（1957年9月至1958年8月）第二学期，我得了一场感冒，在家里待了几天没上学。感冒好了回到学校上课。嘿，同学们全变样了。男同学都剃了光头，成了和尚的样子，女同学则都剪了男士短发，成了男同学原来的样子（不是剃光头、成为尼姑的样子，否则要和男同学混淆）。这是为什么？听同学说，头发可以当作种地的肥料。把大家的头发剪下来，为农业生产大跃进作贡献。于是，所有学生，不管男女，都在学校里被统一理发，最大限度地剃了剪了，收费每人五分钱。为了和大家一样，我只好立即跑去理发店剃了光头。按照习惯，我每月理一次发。从此之后，每次都是剃光头。记不清延续了多长时间。
强迫大家剪下头发当作肥料，这种事没有再发生过。近日回想起大跃进中的这件事，上网查了一下，真有人说头发可以当作肥料种植蔬菜，还说是美国研究人员的发明。我看到的这条消息发布于2009年，时间上比我们的大跃进发明晚了半个世纪。
二.公共食堂
1958年，人民公社刚成立，记得是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一天早晨，还没有吃早饭。我和祖父在屋前禾坪（晒坪）上玩耍。只见村干部范队长快步走过来，激动地对我们说：公社化了！吃饭不要钱！从今天开始！中午就到丘屋（村里丘姓人家的房屋）吃午饭，只要自带碗筷。范队长说完之后，匆匆离开，去通知下一家。
我和祖父听了这个突如其来的通知，难以置信。到了午饭时间，我和祖父先行去了丘屋。只见许多人，乱哄哄的。菜饭还没有准备好，也没有桌子凳子。根据分配，我们家五口人得到在下堂（下厅）的一小块地方。我和祖父把碗筷放在地上，等待地里收工之后才能来吃午饭的家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乱哄哄的场面，心烦意乱。还没有等到分配的食物，在家里其他人到来之前，我一个人离开，跑回家去了。我在家里待了好一阵子，才见母亲来找我，带我回去丘屋吃午饭。
从此，丘屋成了我们的公共食堂。这是一个印尼华侨建的很大的客家排屋，中轴为二堂屋（上堂（上厅）和下堂（下厅）），左右为横屋，门口有大的禾坪，边上是围墙，旁边有水井。禾坪上临时搭建了公共食堂的厨房，两个堂屋和横屋成了饭厅。从各家各户搬来了桌子凳子。方圆一里、半个村子十五姓、约五十户共用这个大体处于中心位置的公共食堂。
吃饭是八人凑成一桌。定量的几碗菜放在桌上，米饭则是自己去大饭桶里盛，不限量。也有人把饭菜拿回家吃。至于食物材料是从哪里来的，我这个孩子就不知道了。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从水塘里捞了很多鱼，宰杀洗净，放进大锅里沸腾的油中，炸得焦黄，大家随便吃。这种 “吃饭不要钱” 的日子，只过了几个月就无法维持，每况愈下。米饭不限量变成限量，每人一份。再下去是米饭没有了，变成稀粥，限量。丘屋大门旁边的墙上增加了一条耄语录：“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这条用红漆写的语录，在墙上存在了很多年，直到由于风吹日晒而完全褪色。
这个大食堂维持不下去了，又不能解散，于是一分为二。半个村子的一半，我们七姓约三十户在萧屋（萧姓人家的房屋）成立了一个小公共食堂。我经常去萧屋玩，对这个小食堂了解得比较多。
– 高产饭。为了用一定数量的大米生成尽可能多的米饭，把每份米放在一个饭钵里泡很长时间才放到蒸笼里。这样蒸出的米饭很烂，看不见一粒粒的米。这样的米饭很不好吃。试行一段时间后就停止了。
– 新式灶。因为吃饭的人多，必须使用两个煤灶（烧煤的灶）。每个灶上面放口大锅，锅上放一摞蒸笼蒸饭。有人来推广新技术，节省燃料。方法是这样的：只在一个煤灶生火，上面的大锅和蒸笼照旧。同时，从最低层的蒸笼接出一根铁皮圆管，把蒸汽引到另一摞蒸笼的最底层。这样，一个煤灶就可以同时给两摞蒸笼提供蒸汽。听起来挺好。实际效果是，蒸汽分散后温度和热量不够，两摞蒸笼里蒸出来的都是夹生饭，即使加大煤灶的火力和延长蒸饭时间也不能解决问题。几天内新式灶就夭折了。
自从办了公共食堂，收获的粮食全留在生产队，不再分配给各家各户。各家各户也不能自己生火做饭。如果来了亲戚，也是到公共食堂吃饭。为此，公社发行 “饭票”，可以跨公社使用。我的姑姑家在马鞍山公社。有一次，她到我们家（在城北公社）来看望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她就是带着饭票来的。
公共食堂后期，粮食严重不足。于是，生产队干部到各家各户搜查粮食，借口是搜查老鼠。我亲眼目睹几个生产队干部到我家里，爬到阁楼上，查看通常用来储存稻谷的大陶缸。因为大家是熟悉的邻居，这种搜查只是走过场。即使发现有些粮食，也会装作没有看见，可以说是互相包庇。办公共食堂后，只要不是特别穷的家庭，都或多或少保存有一些在 “高级社” 时期分得的粮食（稻谷）。一听到将要搜查粮食的风声，纷纷想法把粮食藏起来。我的姨妈是工厂工人，一家人是城镇户口，不会被搜查粮食。因此，在听到风声后，我母亲赶快把家里仅有的一些稻谷转移到我的姨妈家。一天早上，天还没亮，母亲挑一担箩筐，走小路，把稻谷送往我的姨妈家。
最后，公共食堂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下去了，只好散伙。各家各户自行开伙，喝稀粥，或吃烂饭。公共食堂解散的时间，大概是在1960年，我初中二年级（1959年9月至1960年8月）的第二学期。
三.粮食高产
大跃进中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发明和采取很多措施。本地每年种植两季水稻，早稻和晚稻。晚稻的亩产比早稻高一些，都是湿稻谷几百斤。当时的目标是每季亩产湿稻谷一千斤（不是一万斤），算是很保守的，但是也从未达到过。我亲眼见过并且还记得的措施有：
（1）平整和深耕土地。
在 “农业合作化”（成立 “初级社”、“高级社”）之前，农田是私人财产。一块块形状不规则的小面积稻田，以田埂为界，高低错落。每户有几块，互不相邻。“合作化” 之后，这些农田变成公有财产（“集体所有”），但是每块稻田的样子不变。现在成立了 “人民公社”，要把一块块的农田打通，铲除田埂，连成一片，完全抹去私有制的痕迹。那些往日的土地主人，或怀旧，或想变天，现在失去了依据。就这样，“共产” 得以彻底完成。
提高粮食产量的措施之一是深翻耕地（简称 “深耕”），并且规定深度，几尺几寸。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拖拉机，把深层的粘土翻了上来，原来的表层熟土垫了底。因为地势不平坦，连成一大片的几十亩农田，不在一个水平面上，不能种植水稻。于是，公社社员们用锄头、铲子和粪箕，人工搬运泥土，削高填低。由于工程量太大，正所谓 “寸土千担”，无法使几十亩农田处在同一水平面上。于是，只好把农田用许多平行的田埂把大面积农田分割成许多长方形。有的长方形，还必须用垂直方向的田埂再次分割。然后，再平整每块缩小了面积的土地。
（2）密植。
简单说来，农作物的亩产=每亩的植株数x每株的产量。因此，密植（增大每亩的植株数）就成了提高亩产的法宝（农业八字宪法的 “密”）。（至于每株的产量是否减少，不在考虑之列。）简要说来，稻田插秧是这样的：一人（或几人排成一行）站在稻田里，面向（下图中水平方向的）田埂插完第一行，后退，插第二行，等等。两行之间的秧苗对齐，结果如下面左图所示：
每个长方形内部网格点（小黑点）处插有一丛（三至五棵）稻秧。假设行距为25厘米，行内株距（丛与丛之间的距离）为20厘米。显然，每个小长方形顶点之间的距离（对角线长度）大于25厘米。这可以看成秧苗不等距分布，小长方形内部面积被浪费了。把长方形网格变成三角形网格，如上面右图所示。这样一来，行内株距不变（20厘米）而行间株距（斜线段长度）都变成25厘米，行距变成 √（25^2-（20/2）^2）=22.91（厘米）。因此，种植密度提高，亩产也会随之提高。提高的系数为：25/22.91=1.09，即每亩的植株数大约增加10%。具体操作是：插完一行之后，后退再插下一行，行距为22.91厘米。两行之间的秧苗不对齐，而是把下一行秧苗的起始位置挪动半个株距（10厘米）。为了保证精确度，插秧时稻田里拉绳子。
这里需要说明，以上的密植方法（以及以下的立体种植）是我亲眼所见，不是我的发明。很可能，当年的数学家早就论证过。我只是在这里为当年的发明提供一种理论解释和图示，独立完成。
（3）立体种植。
既然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二维平面面积，那当然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三维体积，因而有 “立体种植” 之说。具体做法是：在稻田里竖起许多木杆，杆上挂上蓝子；在稻田四周架起离地的木板，木板上放蓝子。蓝子里放土，种上番薯（红薯）。
（4）增加光照和通风。
平面密植和立体种植，影响日照和通风。于是，有市电的地方，用鼓风机向稻田里吹风，晚上用电灯照射。没有市电的地方，用（手摇式）客家风车吹风，晚上用气灯（燃烧煤油，需要打气）照射。这些方法太复杂，成本太高，只能用于几块试验田。
（5）肥料。
前面说过，我们被统一剃头剪头，弄下头发当肥料。另一个做法是挖大灶（底部的）土当肥料。这种大灶，就是在地面上用砖土砌成的锅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燃料是稻草、麦秆或其他干草，有时也烧木柴。挖大灶土当肥料的根据是，长期被火烧的灶土有 “火气”，有如补药。于是，家家户户的大灶都被拆了，刨地三尺。反正是上公共食堂吃饭，可以不用大灶了。（专门用于烧柴的小炉子和煤炉得以保留。）
（6）消灭麻雀。
麻雀被认定为害鸟，理由是麻雀吃粮食（稻谷）。我参与的活动有：捕捉麻雀。方法是用一根木棍支撑一个用竹篾編制而成的 “米筛”（或 “拜箕”，两者都类似浅的萝筐）的一头；把一根细长绳子系在木棍上；在米筛下放一些稻谷引诱麻雀来吃；人牵着长绳子的另一头躲起来。等到麻雀到米筛下面吃稻谷的时候，拉动绳子，将木棍抽出，放倒米筛，把麻雀罩在米筛下面。用这种方法，我们从来没有捉到过麻雀。可见，麻雀并非像人类想象的那样愚蠢。另外一个活动是毒杀麻雀。方法是把有毒的中药马钱子拌到稻谷上或米饭里，撒到麻雀可能去的空地上。由于找不到马钱子，这种方法从来没有实施过。
四.机械化，电气化
（1）车子化，消灭肩挑。
“农业机械化”，是一个响亮的口号。除了偶尔开来一辆拖拉机深翻耕地，还土法上马，改进运输方法。本地流行 “鸡公车”（一种独轮车），可以运载二、三百斤或更多的货物。在农村则主要靠人力肩挑粪箕、尿桶、粪桶。推广鸡公车，也成了机械化的一种。喊的口号是：奋战十天实现车子化！消灭肩挑！但是，买正规的鸡公车需要钱。公社社员们就自己制造。最搞笑的是，社员们拿一个小木头柜子当车斗，把两根长木棍固定在柜子两侧当车把。拿一个圆形砧板当车轮，安装在柜子底下。你别说，这样造出来的鸡公车真的能被推动。不过，用于载重，当然不可能。这没关系，这辆鸡公车被上报为车子化的成果。过后就没人管了。我把两根长木棍拆下来，各钉上一个小木块，做成一副高跷，踩着玩。
（2）水电站。
还有一个响亮的口号 “电气化”。村子离市电电源比较远，于是生产队修建水电站。刷在村子里墙上的大标语是：先安水轮机 后安发电机。在一条水渠的旁边修建一间只有柱子和屋顶的大屋。在大屋地里挖一口井。井里竖直安装一个水轮机，井的底部通向水渠，用于排水。修一条长水渠，穿过几十亩农田，从一条地势高的小河引水。放水试验，水轮机真的能被水流推动而旋转。但是，从来没有安装发电机，更没有架设输电线。“电气化” 热潮过后，水轮机被废置。小孩子们设法卸下水轮机轴（不是滚珠轴承）的合金转轴套（当时称为 “贝氏”，是英文Base的音译），当废金属卖了。从来没人追究。后来，那间大屋成了生产队堆放稻草的保管间。再后来，改革开放了，1980年代，一拨拨从安徽来的讨饭大军，把大屋当成免费住处。那些稻草，被用作铺垫。最后，大屋被卖给从外地来的县级干部。买主在水电站原址上修建了一座两层楼。
五.教育革命
1958年我考上初中，学校名为 “乐育中学”。据学校的网页介绍，学校由中外人士合作于1902年创办，曾经由教会管理。为了和过去的 “不光彩” 历史划清界限，学校在1960年改名。学校所在地为黄塘镇，学校就改名为 “黄塘中学”。记得是时任校长叶树莲在全校大会上宣布的。会后我们议论，觉得 “乐育中学” 这个名字挺好，为什么要改掉？“黄塘中学” 这个新名字太土气了。后来 “改革开放”，又把名字改回乐育中学，而且反复宣扬过去的历史，炫耀与外国的关系，给学校增添光彩。
我们教室旁边的墙上写着两幅大标语：“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和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总的来说，学校还是重视教学的，老师们认真，学生们努力。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升学是唯一出路。但是，劳动时间很多，不但要参加校内劳动，还要参加校外劳动。劳动算是一门课，和其他学科一样，有学期和学年评分。
增加乡土教材。所谓 “乡土教材”，就是由地方（县）教育部门编写的教材，用于补充由教育部编写的全国统一教材。记得其中有一篇课文，赞扬公共食堂。说的是云南省某地麻姑人民公社办的公共食堂如何如何的好，最后连最顽固地抵制的农户也加入了。这本书还在我们手中，公共食堂就陷入困境，最后不得不解散。很有讽刺意味。学校还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编写乡土教材。此事并没有结果。梅县是客家之都，学校里的所有教学（包括语文课）都用客家话。大跃进了，强行推行普通话。学校里到处张贴标语：请讲普通话，否则不回答。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在客家话中夹杂不标准的普通话，听起来很滑稽，连意思都很难搞清楚。这个推行普通话的运动，无疾而终。
学校大炼钢铁，办工厂。我被分配到竹工厂，就是用竹子编生产和生活用具。只活动了几次就停办了。学校搞军事体育，初中二年级时，我和同班的杨同学被教体育的黄老师选中，送去县城里的一所中学学习无线电收发报。学习结束后，我和杨同学参观这所中学的电工厂。这激发了我们的兴趣，开始玩无线电。从此，我成为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一直到大学毕业。这个经历对我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对无线电的爱好，至今不衰。
教育大跃进，梅县也办大学。1958年，省立梅州中学，改名为梅州学校，取消初中部，设立大学部。因此，后续的几年，梅州中学（学校）都没有初中毕业生。学校新开辟的校园，称为 “北岗”。北岗靠近马路的拱形校门上写着大字：“梅州学校大学部”。大饥荒到来，这个大学部被取消，却没有恢复初中部。1961年，黄塘中学（原乐育中学）取消高中部。因此，这年的黄塘中学初中毕业生，正好代替梅州中学缺少的初中毕业生。梅州中学招收的高中一年级200名新生中，超过四分之一来自黄塘中学。所以，我有许多初中和高中都同校的同学，其中有一些还是初中和高中都同班的同学。
教育大跃进，科学也大跃进。只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关于数学公式中的英文字母。报纸上进行讨论，应该按英语发音还是应该按汉语拼音发音。大部分意见，包括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意见，都说应该按汉语拼音发音。不记得有没有人说公式中的字母符号，应该按汉语拼音而不是按英文书写。（例如，圆的半径，依英文 “radius” 写成 r，而依汉语拼音 “ban jing” 则写成 b。）第二件事是，为了1959年的 “国庆十周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 “我和祖国”。内容基本上是忆苦思甜，就是一些名人，讲述自己的生活条件在 “旧中国” 如何如何不好，在 “新中国” 如何如何好，今非昔比。记得一些很著名的科学家，回忆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住处狭小，晚上点煤油灯；讲述自己现在得到国家的照顾，过着优裕的生活。五、六十年后的今天，有人却在宣传当年在艰苦条件下出了许多 “大师”，而现在出不了 “大师” 了。这不是在宣扬 “今不如昔” 吗？真是讽刺。
六.大炼钢铁（一）
我刚考入乐育中学后，1958年秋天和冬天，正赶上大炼钢铁（又称大闹钢铁）运动。几座二、三米高的小高炉建在学校的菜地里。高中学生日夜守着高炉，负责操作（旁边有大块木板作床用于轮流睡觉）。我们初中一年级新生只有旁观的份。我只看见他们从炉顶倒进废旧金属和木炭、煤等燃料，拉风箱向炉内鼓风，从炉底捅口子放铁水。我听见一人说：我们的高炉温度不够高，只能炼铁，不能炼钢。我仔细看了他们制造风箱的过程，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怎样做活塞。风箱用木材制成。活塞在截面为长方形的箱体内作直线往复运动压缩空气，如何保证活塞和箱体之间不漏气？方法是：在活塞的两面，把鸡毛（大公鸡油亮的羽毛）硬的根部沿活塞的四周均匀、密集地固定，使柔软的鸡毛上部盖住活塞与箱体之间的间隙，鸡毛的尾部（尖）贴紧箱体内壁。这样，在压缩空气压力的作用下，总有一面的鸡毛覆盖间隙，防止漏气。
为了炼钢铁，搜刮原料到了疯狂的地步。首先是废钢铁。家家户户必需上交 “废铁”（实际上是各种 “废金属”），包括做饭用的铁锅铁铲（反正是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能以要做饭为理由不交出），窗户铁条，门锁搭扣，等等。听说只有银行可以例外。我每天走路上学，从一个黄姓海外华侨的大屋前经过。大屋有两道大门。靠外的一道是铁栅栏防盗门，比人头高得多。一排铁栅栏的顶部是朝外的弯钩，尖端朝下，非常锋利。铁栅栏两边嵌入墙内，中间还有两根水泥柱子，非常坚固。这个防盗门也被用强力拆掉，在墙上和柱子上留下丑陋的坑坑洼洼，非常难看。
其次是搜刮燃料。大量砍树，造成许多光秃秃的荒山、荒地，多年之后也难于复原。最丧心病狂的是，以 “破除封建迷信” 为借口，推倒和砸烂每姓人家的神龛、祖宗牌位和 “卷桌”（客家话，即是供桌），把木头当作燃料。根据客家人传统，每姓的若干户人家住在一座大屋（排屋，围屋，土楼）里。屋的中心是正堂（正厅），厅里有个神龛，里面供奉着祖宗牌位。神龛前面放一张长条形卷桌，在祭祀时用于摆放香炉、蜡烛和供品。我上初中时，我们的排屋年龄超过100年。神龛里的牌位，一代人一排，好像有五、六排。最后一排位置最高，放置最高辈的牌位。每个牌位用硬木制成，大约一尺高，半尺宽。牌位上刻有名字和称号。一天晚上，一群人突然破门而入，大砸我们的神龛、祖宗牌位和卷桌。我们吓得魂不附身，不敢出房间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只见碎木摊了一地，一片狼藉。老祖母和我在一起，看着被砸碎的神龛、祖宗牌位和卷桌，伤心极了。当天，这些碎木被拉走，去填小高炉烧火炼铁。当局操纵各个村子的人互相砸这些物品。一个村子的人，被派去另一个村子，否则在本村下不了手。这些人也知道砸这些物品是罪恶。他们一边砸，一边念叨：任官差使，不干我事。至于幕后如何威逼利诱，我就不知道了。世代相传的族谱，一本线装书，也被收走，借口也是 “破除封建迷信”。
七.大炼钢铁（二）
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1958年冬天，我们被派到外地参加大炼钢铁运动。一天下午，在家吃完晚饭，黄昏时节，我随着大队人马从学校出发，挑一担粪箕，里面放着一些生活用品，走路约4个小时，去一个叫做白沙坪的地方，属于丙村镇。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我们班男生住在一座大屋的正堂里。大屋的大门上方悬挂着一个横匾，上书四个大字 “堂之止知”，从右到左。
我们的任务是挑煤。每天吃完早饭出发，去一个矿山，把煤块放到粪箕里，挑到炼铁的工地，每天几趟。中午路过住地，回去吃午饭。收工很晚，天黑才能回到住地。只有早上晚上洗脸，没有其他清洁卫生。炼铁的工地有好几处，其中一处的炼铁方法叫做 “焖铁”。这可是新发明，比建小高炉更简单。南方有焖饭，北方有焖面。现在大跃进，有了焖铁。焖铁用窑子。窑子的构造是这样的：在平地上挖一个大坑，分层摞上木柴、煤块、铁矿石，层层交错，形成一个大堆，高出地面。在堆外面糊上一层厚厚的粘土。窑子的底部开一个口，用于点火。窑子的顶部也开一个口，用于排烟。窑子一个挨着一个。一眼望去，像一座座坟包，冒着黑烟。到了晚上，还能看见从窑顶窜出的火苗。“焖” 了几天之后，窑火熄灭。自然冷却之后，清除灰烬和杂物，窑子底部留下一块疙瘩，这就是焖成的所谓铁块。（您看过电影 “活着” 吗？人民公社社员抬着铁块，镇长说要送到县里报喜。窑子里焖成的铁块，看起来还不如那小高炉炼出的铁块呢！）
劳动一个星期后，我们动身回家。吃完早饭后，我们带着扁担和粪箕在屋前的禾坪上集合，站队成几排。一位领队的叶姓高中同学对我们说：大家可以回家，也可以留下来继续劳动。自愿。自愿留下来的站着不要动，要回家的从队里站出去。我迫不及待要回家，站了出去。结果是，大多数同学都站了出去。叶同学把自愿留下的同学表扬一番，然后宣布可以动身回家了。我随着一群要回家的同学，走了大概半小时的路。我回头一看，咦，那些自愿留下继续劳动的同学，怎么跟在我们后面？等他们赶上来后，我问一位同学。他嘿嘿一笑，告诉我，他早就知道，屋里的稻草铺拆掉了，所有同学今天都必须回家，不会有人留下来劳动的。在出发之前让大家表态，是要借此分辨出谁是积极分子。他是 “假积极” 了一回，得到了表扬。听了他的解释，我恍然大悟。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人可以说假话，成为“积极分子”，得到表扬。
十年之后，文革期间，1968年在北京大学。系里全年级90多位同学在学生第三食堂开会。工宣队师傅宣布，举行背诵老三篇比赛，选拔积极分子。比赛开始，工宣队师傅叫大家背《为人民服务》。开头声音整齐而宏亮，随后稀稀拉拉，勉强背完。然后，工宣队师傅宣布，还能够背诵《纪念白求恩》的同学，站到左边去。同学们开始走动。一阵混乱之后，全都站到左边了。接着，工宣队师傅叫大家背《纪念白求恩》。与第一次相比，这次情况更差，因为《纪念白求恩》更难背，没有背完就结束。最后，工宣队师傅宣布，还能够背诵《愚公移山》的同学，站到右边去。同学们又开始走动。一阵混乱之后，全都站到右边了。接着，工宣队师傅叫大家背《愚公移山》。与第二次相比，这次情况更差，因为《愚公移山》最难背。不管怎样，最后所有同学都站到了右边，都成为能把老三篇都背下来的积极分子。全都是积极分子，等于选拔无果。同学们一阵哄笑，工宣队师傅无可奈何。对我来说，别说三篇，连一篇都背不下来。可是，我知道，没有哪位同学能把三篇都背下来。于是，我见机行事。每次都继续往前混，最后站到右边去了，混进积极分子行列。想必其他同学也是如此。十年，二十年，……，人们从亲身经历中学会作假，或自保，或谋利。世风日下，无可挽回。
现在言归正传。回到家里，大人一看，立即叫我脱下衣服洗澡。老祖母亲自动手，让我坐在一大木盆水里，给我打肥皂搓身子，然后让我站起来用水冲身子，从头到脚。一股漆黑的水，流到天井地面上。接着再搓再冲。第二遍，第三遍，直到冲过身子的水清洁如常。
八.大饥荒（一）
大跃进还没有结束，大饥荒就已经开始。公共食堂里，从米饭不限量变成米饭限量，再变成稀粥限量。最后，实在维持不下去，公共食堂只好散伙。各家各户自行开伙，或喝稀粥，或吃烂饭。此外，我现在还记得许多事情。
（1）各种票证。
发行票证、凭票供应是从早就实行的统购统销开始的。随着经济形势变坏，票证种类越来越多。对我们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种。
– 粮票。农民自产粮食，是不发给粮票的。但是，买某些食品要粮票，在饭馆里吃饭要粮票。因此，我们从亲戚朋友（城镇居民）那里获得一些粮票，偶尔使用。按规定，粮票（以及其他票证）是不准买卖的。“黑市” 上的粮票价格，约等于黑市上的大米价格减去粮店里凭粮票供应的大米价格。两个价格，前者约为后者的两倍。因此，黑市上的粮票价格，约等于粮店里的粮食价格。
– 布票。城镇居民和农村人口都发给布票，按人头，每年发一次。每人的定量年年不同，记得最多的时候是一丈几尺。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农村人口的定量比城镇居民的定量少几尺。我的一位廖姓邻居，60多岁，经常说：毛主席英明。可是，发给我们农民的布票比（城镇）居民少。这点不好。农民下地干活，费衣服。毛主席不知道吗？ 这位邻居家庭成分贫农，没人找他的麻烦。当时的口号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穿的衣服，几乎每件都带有补钉。其他家在农村的同学，和我差不多。买毛巾也要布票。有一年，布票的定量很少。我的祖父，向来不管家务，这时也动脑筋出主意，把他洗脸的毛巾剪成两半。祖母亲自动手，把剪的边缝好。就这样，一条长毛巾变成两条短毛巾。
– 油票。农民也发给油票，定量是每人每月3两花生油，实行了很多年。自从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我们就收不到油票了。可能改为发到公共食堂，由食堂统一购买。公共食堂解散后，每户原有的油票，不再发给，被永远取消。
说到食油供应，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1957年 “反右运动”，我上小学五年级。老师把我们叫到学校前面的大树下，学唱歌 “社会主义好”。一天，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六年级上课讲地理，老师讲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突然，一位同学站起来问：社会主义好，为什么每月只有三两油？老师无言以对。这位丘姓同学，是少先队大队长，三道杠，学校最高级别的少先队干部，名闻全校。同学们议论纷纷，觉得大队长在课堂上当场站起来说这 “反动话”，不可思议。不过，我没有听到过此事的后续发展，也没有感觉到他有何异常。估计此事是不了了之。丘同学是我的村邻，我和他熟悉。丘同学中学毕业后，参军当兵。转业到广州市，当了一个派出所的所长。这是后话。
（2）购货本。
农民每户有一个购货本，是购买定量供应物品的凭证。本子封面上写明该户的户主姓名和人口数。供应的物品时有变动，主要有：食糖，肥皂，煤油，火柴，等等。每次购物时由商店售货员在本子里填写购买的数量。每样物品的购买总数不能超过该户的总定量。
说到购货本，想起一件事。购物定量，有的物品按户，即每户可以购买一定的数量，与该户的人口数无关。有的物品按人，即每人可以购买一定的数量，该户的人口越多，可以购买的总定量越多。因此，增加购货本封面上写的人口数，可以增加总定量。怎样增加写的人口数呢？涂改不行，很容易被发现。一位邻居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方法。他自己家庭有5口人。父母另立一户，2口人。在用父母的购货本购物之前，把它的封面换成自己家购货本的封面，人口数由2增加到5。具体做法是：购货本的几页纸（封面、封底和内页），是在本子的背脊上用订书机的两枚钉子钉在一起的（用书籍装订术语，称为Saddle Stitch），很松散。小心拆下两个购货本的钉子。把父母购货本的封面换成自己家购货本的封面（与封面连在一起的空白封底同时更换），用手小心地重新安上两枚钉子，恢复原状。在使用父母购货本购物之后，把其上自己家购货本的封面取下，重新与自己家购货本的内页订在一起，恢复自己家购货本的原状。购货本每年更新。对新的购货本重施故技。商店的售货员压根就想不到天下有这样的聪明人，钻购货本的这个空子。售货员只注意人口数，计算总定量，在内页写上每次的购物数量，不会注意户主姓名。所以，邻居次次得逞。邻居给我演示之后，叮嘱我要绝对保密。我信守诺言，严守秘密，直到60多年后的今天才公布于众。
（3）抢购食品。
附近小镇上有几家餐馆，有时出售少量平价食品，不收票证，每位顾客只能买一份。数量有限，排队购买，卖完为止。因此，大家很留意。一听到有关消息，立即奔到餐馆去，但是常常落空。有一次，听说一家餐馆卖焖猪肉，两角五分钱一份。于是许多人都跑去了。人多肉少，很快就卖光。一位60多岁的村民，刚轮到她时，肉正好没了。看着前面的人手里端着一小碗买来的肉，怒上心头，立即凑上前去，朝碗里吐口水。那人无法，只好把这碗肉转让给她。这事在村里传开，成为大家的谈资。不过，我没有听到第二个例子。可见，人饿急了，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但是，这种要吃不要脸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4）代用食品。
粮食不够，大家都寻找代用品。我吃过的有：
– 花生渣饼。就是用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渣，成圆形大饼状。有时候在学校里，有的同学分给其他同学，每人一小块。花生渣饼非常坚硬，带香味，在当时属于上等食品。
– 米糠。就是碾（稻）米时得到的細粒。米糠本来是喂猪喂鸡的，现在磨成粉，加水做成饼，蒸熟了吃。米糠饼（客家话称为 “糠板”）很粗糙，略带苦味。
– 香蕉树根。就是取香蕉 “树根” 以及与之相连的 “树干” 的部分。把这部分洗净，粉碎，加水，搅拌，静置沉淀，舀去水，凉干，得到少许淀粉。这些淀粉不能单独食用，必须掺到其他粉状食品中。
– 树番薯，又称木薯。种在旱地里的一种植物，取其块根，洗净，切片，用水浸泡数天，每天换一次水。捞出煮了吃，或晒干后磨成粉。木薯块根含有氰化物，必须用浸泡方法除去，否则，人食用后会中毒。我家里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因此而中过一次毒，感觉是昏昏沉沉，浑身没有力气。幸好不严重，一、两天就过去了。我的一位翁姓同学，全家人严重中毒，只好到医院洗胃灌肠排毒。木薯的英文是 Cassava。出国后在超市里看见像木薯块根一样的东西出售，我立刻联想到吃过的木薯。那东西能直接煮了吃？不会中毒？
（5）拿生产队的东西。
生产队的东西是公家（集体）的，只能暗中拿，说 “偷” 太难听，就称为 “拿” 吧，听起来中性。在稻谷脱粒的日子里，有人故意穿肥大的裤子，在裤子最下端挽裤腿，开口向上，形成一个环形兜，有一、二寸深。有意或无意，让谷粒掉进兜里。回家一趟，把谷粒倒出。找藉口多回家几趟，一天可以积累不少的谷粒，用于喂鸡喂鸭。生产队收获番薯、花生时，大家大吃一通。这是 “合法” 的。但是，花生播种时，吃种子是 “不合法” 的。为了防止被偷吃，拌上六六六粉。但是，仍然有人偷吃。如果附近有水源，比如水沟，则暗中拿些花生种子洗一洗，偷偷吃了。即使没有水可以洗，也有人把花生种子搓一搓，偷吃粘有六六六粉的花生种子。真的是要吃不要命。回想起来，令人心酸。
（6）开荒种地。
生产队号召社员们开荒种地，谁种谁收。原来房屋之间的大片荒地（草地），由生产队统一开垦，归集体所有。房前屋后的小块荒地，各家各户自行开垦。因此，相邻农户之间的争执，时有发生。开荒的一个后果是水土流失。每逢下大雨，从这些地里流出浑浊的水。大饥荒过后，这些开垦成的耕地继续种植。后来改革开放，这些耕地大部分变成宅基地。
九.大饥荒（二）
（1）广东省毗邻香港，许多家庭都有亲戚在香港。大饥荒期间，许多家庭收到香港亲戚寄来的食品，最常见的是猪油。我的一位叔父在香港。我家里大概每两个月一次，每次收到一盒猪油。这是一个白铁皮长方体盒子，内装两磅猪油。到邮局领取，要交一块钱的税。听说这种邮寄猪油是有限量的，每两个月一次，每次一盒。如何执行这个限制？我就不知道了。大饥荒期间，广东的灾情相对较轻，香港亲戚的接济可能是一个原因。当时只听说紫金县饿死很多人，县长被抓起来了。
（2）我的村子里，有些人因为营养不良患 “水肿病” 而随后病故。其中一位钟姓邻居，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位邻居七十岁上下，我们叫他 “桃伯”。桃伯早年侨居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属于见多识广之辈。桃伯在家闲住，每天到我家里找我祖父聊天。我经常旁听，听过他讲许多故事和新闻。他讲过朝鲜战争，说战争开始时，北朝鲜军队向南快速推进。县城西区菜市场旁边的大楼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地图，用来描述战争形势。地图由汕头日报提供，天天更新。有一天，地图突然不见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桃伯据此推断，北朝鲜打了败仗，从此一直输下去。桃伯讲过反右运动，反复引用 “党天下” 的说法。说他看了反右运动的电影，电影中只见右派分子的嘴动，听不见右派分子的话音。他评论说，肯定是害怕大家知道右派分子说什么。说到大跃进，桃伯引用外国报纸的说法，称为 “大跃退”。说到人民公社，桃伯引用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话，称 “人民公社是大规模奴役制度”。有一天，桃伯上街回来，告诉我们，他在电影院附近看见一座房子门边上新挂出一个 “致公党” 的牌子。他接着说，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致公党，由此可见致公党是受共产党控制的。桃伯还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说，他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自称不迷信，不相信有鬼。其他朋友问这位朋友，某某旅店有鬼，你敢不敢去住？这位朋友说，当然敢。于是，到了晚上，这位朋友住进旅店一个房间里。到了半夜，床铺上挂着的蚊帐突然动了起来，蚊帐前部的蚊帐门慢慢地自动打开，又慢慢地自动合上。蚊帐门的开合越来越快，这位朋有终于恐慌起来，以为鬼真的来了，吓得赶快逃出房间。桃伯说，原来是大家捉弄这位朋友，提前在左、右两边的蚊帐门上系上细线，把每条线的另一端拉到两边相邻的房间里。（房间用木板隔开，木板之间有空隙。）到了半夜，相邻房间里的人拉紧细线，使蚊帐门打开；放松细线，使蚊帐门合上。
我是守规矩的孩子，听大人谈话时从不插嘴，也不传播听到的故事和消息。不像我的村邻，比我高一个年级的钟同学，在大饥荒期间，在学校男厕所的门板上写 “人民公社是地狱”。在威逼利诱之下，自己坦白交代。他在全校大会上做检讨，说自己偷听台湾电台，才有这种反动思想。结果被 “勒令退学”，就是被开除。
今天我在这里讲述桃伯的故事，复述他的言论，是平生第一次。好了，现在言归正传。在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从某一天开始，桃伯不到我家来了。听到的消息是，桃伯病了，水肿病，心脏病。这当然与营养不良有关。不久传来桃伯去世的消息。我们很伤心。
十.大饥荒（三）
大饥荒期间，学校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主课（数学，语文等）内容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是体育课，连正常的项目都难以进行，改成太极拳之类节省能量的活动。每星期六下午是劳动课，在校园里的菜地里，或到离学校约5里、叫做大岌岗的地方开荒种番薯。有时候星期天也要参加学校安排的劳动。
同学们经常感到饥饿，设法找吃的。有些学生有时候在操场上踢足球。操场边上有几棵橄榄树。在结果实的季节，如果没有老师在场，大家都会使劲把足球朝树上踢，然后赶快跑到树下捡橄榄。不管橄榄成熟不成熟，是甜是酸，有吃就高兴。有的同学偷偷从家里拿来花生渣饼，分给要好的同学。还有的同学到附近的药铺买一小包喉片，分给大家含在嘴里解馋。语文课有一篇课文，把见到耄称为 “最幸福的时刻”。同学们则把吃饭称为 “最幸福的时刻”。那些家离学校比较远的同学，中午在学校食堂搭伙。午饭时间就是他们 “最幸福的时刻”。这个说法成为我们的暗号，用来代替说 “吃饭”。
由于营养不良，我晕倒过三次。第一次是上完上午的课，放学回家时间，大家离开了教室。我由于饥饿，头晕而躺倒在教室的椅子上，直到在学校食堂搭伙的班长杨同学吃完午饭回到教室里。杨同学陪我去校医室喝了一些十滴水，我才能提起精神，动身回家吃午饭。第二次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我在椅子上躺了一阵子，挣扎着起来，动身回家吃午饭。第三次是劳动时间，大家一起去离学校四、五公里的称为夏万秋的地方修河堤，肩挑粪箕运送泥土。我体力不支，头晕而瘫坐在地。老师看见后，让我一人回家休息。
大饥荒期间，我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缩小规模，减少学生人数。班主任魏老师要全班同学表态，自愿退学，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按照某些同学的说法，如果你不表态，更有可能被认定为落后分子，被列入退学学生名单。因此，全班同学都违心说假话，从座号第一号的同学开始，站起来发言，说愿意。这是我第二次目睹集体说假话，自己被迫参与其中。这样说假话求自保，多么无助，多么令人伤心！过后，魏老师怕影响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打开天窗说亮话，不会让学习成绩好的人退学，只有学习成绩不好的人才会被退学。可见，魏老师动员大家表态，也是出于无奈。结果，由于我们初三甲是重点班，没有一人被退学。
十一.后记
我生长在贫困的农村，在家乡度过童年和少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荒唐的岁月，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我早就打算把这段亲身经历写下来，今日如愿以偿，如释重负。我的一位比我年长的钟姓邻居常常感叹：我这辈子有许多不幸的遭遇，但是，我没有饿死，没有累死，这就值得欣慰。我应该说，就全中国而言，我的家乡算不上最穷苦之地。那里的大跃进算不上最疯狂，那里的大饥荒算不上最悲惨，我也算不上最不幸之人。但是，无论如何，我要如实写下自己在那个年代的亲身经历，为自己留下记录，为世人作为参考。这就是我写作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