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归到归海 – 我的心路历程（一）

1978年我考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出国研究生。1980年8月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留学。1986年6月，在澳洲完成学业之后，我立即携妻带子，回国工作。

1991年11月，我在北京天文台任副研究员期间，赴美国参加天文数据处理国际会议。会后参加哈勃空间望远镜图像处理的研究工作。1994年10月，在美国完成研究工作之后，我独自一人，技术移民加拿大。直到1997年6月，妻儿才得以根据家庭团聚的理由来到加拿大。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在这两次长期出国后作出不同的决定，先海归，后归海？经过长期的回忆和思考，我终于动笔，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出来。

I.澳洲六年 – 海归

一.

1989年春天，记得是在3月，柳树开始发芽的时候。清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的金老师通知我们几位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后，接受中央电视4台（英语频道）采访。一天上午，我们来到流动站办公室，与电视台女记者见面。随后，我们跟着记者和她的两位助手，来到校园里一个安静的大水塘旁边。在一棵大柳树下，助手们架起摄像机。记者站在摄像机后面。轮到我了。我站在摄像机前数公尺处。记者用英语问了我的姓名之类的问题，接着问我的简历。我用英语回答说，我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留学，回国后先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做了一期博士后，现在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做第二期博士后。记者没有听懂“北京天文台”的英语，要我重复。我再说了一遍，她还是没有听懂，于是让我用中文说出来。（我用英文说过无数遍“北京天文台”，可以保证发音准确。“天文台”的英文不常用，许多人不知道。）短暂停顿之后，正题来了。

问：关于研究条件，你认为是国内好还是国外好？
答：我认为国外好。
问：那你为什么要回国呢？
答：我出国的目的是学习，学习完了就回国。如此简单。

问答终止。

大柳树下的采访结束后，我们来到西校门内竖立着的校园大地图前面。记者在这里采访一位从英国回来的无线电系（电子工程系）博士后。采访完毕，我们几位博士后自行回家。

过了几天，我在无线电系办公楼门口遇到一位研究生。他对我说：我昨天晚上在电视上看见你了！ 当天晚上10点，我在家里打开电视机，拨到中央4台。果然，节目重播。那位女记者的开场白之后，开始播放采访镜头。西校门内的校园大地图前面，那位博士后用英文说，他热爱祖国，所以回国。接着播放几位博士后的短暂镜头，包括我自己，只露脸，动嘴唇，没话音。我知道，记者的问题千篇一律，对谁都一样。只有那位博士后的回答含有“热爱祖国”的言辞，合乎需要，才把他的话音播放出来。我的回答，完全不合要求。

二.

“我出国的目的是学习。学习完了就回国。”这就是我海归的简单原因，与“热爱祖国”之类的崇高精神境界不搭边。我的想法和行动，是当年主观和客观条件顺理成章的产物。

（1）1970年3月，我和女朋友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一起被分配到陕西省商南县。待在这个偏僻山区小县，我们没有前途。特别是，由于我被同学告发在文化革命期间“恶毒攻击”和“偷听敌台”，我们长期生活在政治阴影下。1978年，我们全力以赴，又得到贵人帮助，终于通过考试，脱离困境，回到北京，重新开始学习。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挣脱了套在身上的枷锁，获得了解放。

我考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出国研究生。不仅是研究生，而且是出国研究生，超出了我的期望。当时的兴奋心情，可想而知。我的想法很单纯：努力学习，尽量弥补由于文化革命期间学业中断造成的损失，将来在科学研究中有所建树。至于此前在商南县的困境，已成过去。我没有忘记，但在作决定时，不再是一个考虑因素。

（2）北京天文台，特别是导师王绶琯先生，对我很信任，很照顾。对此，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我也很喜欢我的射电天文专业。学成归国，回到天文台从事研究工作，是我的不二选择。记得1964年入学时，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天文专业已经停办。对此，我感到惋惜。结果，我被分配到大气物理专业。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是无线电爱好者，中学大学都玩无线电。我既懂理论，又有动手能力。考取射电天文专业的研究生，与我的兴趣和特长，数学、物理、无线电，完全重合。可以说，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3）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与北京天文台有着长期的密切合作关系。从一开始，电气工程系的人就把我当成北京天文台的人，按照北京天文台的需要安排我的学习和工作。1981年初，我的研究生导师Frater博士离开悉尼大学，接替他的是新来的Cole教授。Cole教授和我第一次谈话，问我：在完成学业之后，你打算干什么？我回答说：回到北京天文台，从事研究工作。他点头表示赞许。我当时这样回答，也真心实意这样想。从此以后，Cole教授再也没有询问过。我的想法，也从未改变。

（4）我的学习和研究进行得很顺利。1983年4月，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国际知名的IEEE（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信号处理专刊ASSP上发表，标题为An explicit solution and data extension in 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最大熵方法中的一个显式解及数据外推）。我被邀请担任该专刊的审稿人。这个成果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光明日报驻堪培拉记者张泽权采访了我。8月1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张先生的报道，标题是“我国在澳进修[原文如此]研究生吴乃龙/研究最大熵方法引起国际重视”。10月1日，光明日报又刊登了张先生的报道，标题是“《间接成像中的测量和处理》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悉尼举行”，报道中提及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最大熵方法中的显式解和隐式解”的学术报告。（后来，我又在IEEE信号处理专刊上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和博士论文摘要，在国际知名的Astronomy & Astrophysics（天文与天体物理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

这些成功，使我产生一个念头，学成回国后组织一拨人，开展最大熵方法研究，一定能在理论上和应用上很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天真地认为，光明日报上刊登的文章，将有助于我达到这个目的。

（5）1986年2月，我的研究生导师、北京天文台台长王绶琯先生访问澳大利亚。他告诉我，根据李政道先生的建议，国内决定试行博士后制度；北京天文台将建立博士后流动站，欢迎出国留学生归国做博士后研究工作。王先生带来的消息，成为我海归的最后推动力。

随后在4月，我收到悉尼大学工程学院（Faculty of Engineering）发来的正式通知，我的博士论文，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Radio Astronomy（最大熵方法及其在射电天文中的应用），获得通过，无需修改。6月14日，星期六，悉尼大学举行学位授予典礼。我从工程学院院长Glastonbury教授手中接过博士学位证书，受到悉尼大学校长Black爵士接见。我的导师Cole教授，还有我的妻子和儿子，出席典礼，见证这个庄严时刻。

6月16日，星期一，在获得博士学位2天之后，我们全家乘飞机离开悉尼，前往泰国曼谷看望我的叔父，然后途经香港回国。

（6）在广州我见到中国科学院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研究员C先生。C先生是信号处理专家。1983年我在IEEE信号处理专刊上发表第一篇最大熵方法学术论文后，C先生主动与我取得联系，称赞我是在IEEE上发表最大熵方法学术论文的第一位中国（大陆）人。是年年底，C先生带领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研究人员访问澳大利亚，我在悉尼与C先生会面。这次途经广州，我到他的工作单位拜访他。我和他谈自己的打算，全心全意搞研究，认为像文化革命那样的运动，不会再发生了。C先生是文化革命前的大学毕业生，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他反问我说：你就那么乐观？ 不幸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的忧虑并非多余。

（7）在广州逗留期间，广东侨报记者张柯和通讯员熊兆东采访了我。我讲述了自己的家庭背景，中学和大学的求学经历，大学毕业后的努力，以及在澳洲留学的情况。记者问我：你的导师有没有挽留你？ 我如实回答：没有。7月23日，广东侨报刊登他们的报道，“侨乡父老为他骄傲/访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生吴乃龙博士”。8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张柯的报道，“梅花香自苦寒来　博士載譽回侨鄉”。过了几天，我收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席泽宗先生的来信，他说：看了这篇报道，很受感动。

所有这些，增长了我的乐观情绪，加强了我对海归后取得成功的信心。

（8）在所有记者采访中，我从来没有说过“谢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国”之类的话。但是，回头想想，我究竟有没有考虑过，完成学业之后留在国外从事研究工作？老实说，我是考虑过的。1978年我考取公派出国留学生。接着，在导师王绶琯先生的帮助下，申请到悉尼大学的奖学金。1980年年底，到达悉尼不久，领事馆的留学管理人员李先生召集留学生开会，传达文件，内容是：个人申请所得奖学金归个人，但是要归还机票款、置装费。这样一来，我在留学期间一切费用自理，成为“公派自费”。

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分成四类：[1]“公派（公费）”：由国内单位派出，由驻澳大使馆（领事馆）发放各种费用（包括机票）。[2]“自费（自派）”：在国内时由自己申请得到大学入学许可和签证，留学费用自理（通常是靠奖学金）。[3]“自费公派”：在国内时由自己申请得到大学入学许可和奖学金，单位插一手，算成是“公派”，帮助办理出国手续（包括申请签证）。[4]“公派自费”：由国内单位派出，但是留学费用自理（通常是靠奖学金）。

另一方面，澳洲政府对外国（包括中国）留学生有自己的分类方法，分为：（A）Government sponsored oversea student（外国政府赞助海外学生）和（B）Private oversea student（自费海外学生）。中国留学生的[1]类属于前者（A），其余属于后者（B），也就是说，澳洲政府只看“费用”来源。两类海外学生的管理方法不同。例如：每年延长学生签证，前者（A）是到移民局办理，需要递交中方发出的证明，包括留学资金证明，以及由ADAB （Australia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Bureau，澳大利亚发展援助局）发出的证明。后者（B）则是到教育部办理，只要递交导师的信件证明学习进展正常，以及学校的奖学金批准书，与中方毫无关系。

由于中方和澳方管理方法对于不同类别的留学生都存在差异，[2，3，4]类即（B）类留学生的自由度高于[1]类即（A）类留学生，根源在于前者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但是，无论何类留学生，当年澳方有一规定是相同的：完成学业后，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特殊情况除外。各类留学生，要申请完成学业后的工作签证或Permanent Residency（PR，永久居留权），都必须克服这个障碍。（其中的[1]类“公派”留学生，还有其他重要障碍。）然而，办法总是有的，就看想不想干。有的人和澳洲人结婚，有的人搬出亲属关系，声称要“继承遗产”，等等。有的人，干脆离开澳洲，到新西兰去，到加拿大去，到欧洲去，甚至到非洲去。私下办理申请手续，不辞而别，一走了之。如果要回澳洲，过几年再申请。采取这些方法而成功的人，不在少数。

在“学习完了就回国”的思想指导下，我只是有意无意中了解到要“留下来”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产生“留下来”的念头，更没有采取行动。但是，1991年我去美国，想法就不同了，想法变成行动。我的想法是如何转变的呢？是如何采取行动的呢？听我慢慢说来。

II.北京五年半 – 转变

三.

1986年6月，从香港回北京途中，在广州逗留数天之后，我全家陪同我的叔父回到梅县，看望我的母亲。然后，又回到广州，于7月14日到达北京。10月，我正式成为北京天文台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所谓研究工作，就是自己选题，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没有参加天文台的任何研究项目，只是想利用这段自由时间，系统总结过去的最大熵方法研究成果。我发现，天文台里不少人对最大熵方法感到新奇，但是，没有人真正愿意参加这项研究工作。我认为，传播最大熵方法的最好途径是到科学院研究生院讲课。于是，我向天文台表示这个意向。有一天，天文台研究员胡景耀领着研究生院电子部主任李象霖到办公室找我，商谈讲课事宜。谈妥后，我在1987年1月收到研究生院的聘书，聘请我为兼职教师，讲授最大熵方法。

在科学院研究生院讲课，与自己单独从事研究工作完全不同。现在，我要面对学生，从最基本的东西讲起，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引向新成果。因此，我花了大量时间，准备讲稿，包括一些投影仪胶片。这个课程对于传播最大熵方法，起了良好的作用，也为我后来写作最大熵方法专著打下了基础。

四.

在天文台做博士后期间，我的研究兴趣发生变化，决定改变研究方向，把我最擅长的最大熵方法和图像处理研究从虚无玄妙的射电天文转到人间的实际应用。于是，在一些人的帮助下，在完成天文台博士后研究工作后，于1988年10月，我转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做第二期博士后研究工作，并且打算在完成后留在清华工作。没有想到，由于1989年突发事件的影响，我最终又回到了天文台。

1989年的民主运动及六四屠杀，就不用我多说了。这个经历使我的思想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对我的发展前途发生深远影响。为什么我会深度卷入其中，受到追查和惩罚？回想起来，如下因素起了关键作用。

（1）澳洲留学六年，使我逐渐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其中起最大作用的，是获得的全新资讯。当时在留学生中传阅最多的是领事馆发送的人民日报，以及留学生私下传阅的香港杂志《争鸣》和《七十年代》（后改名为《九十年代》）。从人民日报我了解到北大和其他大学的竞选活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等等。从香港杂志我了解到许多前所未闻的事实和观点。我还从悉尼市公共图书馆借阅一些国内的“禁书”如：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英文版）奥威尔《动物庄园》（“Animal Farm”），（英文版）维特克《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我不再盲目相信官方宣传，厌恶以至痛恨共产党发动的政治运动。这种改变一旦发生，就不会逆转。

（2）有了澳洲作为参照，与出国前相比，海归后我在国内的感受已经完全不同了，甚至感到自己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我经常想，到底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是不是这个社会很先进，自己的思想落后跟不上？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想通了。我的逻辑是：一个正常社会，不需要靠谎言维持。反之，如果一个社会必须靠谎言维持，那就不是一个正常社会。这是一个简易可行的判据。当下的社会，充斥着谎言，撒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生存的需要。如果说随处可见的可口可乐代表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那么，习以为常的谎言则代表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我不愿意撒谎，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因而与这个社会发生冲突。责任在于这个社会。我的结论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而不是这个社会很先进，自己的思想落后跟不上。1989年，说真话的机会来了。因此，我要站出来说真话，支持学生。

（3）澳洲是自由民主社会，官员比较清廉，原因之一，是贪腐的官员会受到严厉惩罚。当时发生一件哄动全澳洲的事。一位联邦政府部长从国外归来，在悉尼国际机场过海关，把一部彩色电视机当作黑白电视机申报，当场被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当工作人员指出时，那位部长竟然说：我是XX部长，你不知道吗？ 部长的这句话惹了大祸，海关工作人员把这事捅给了新闻界。因为根据海关规定，带入彩色电视机需要交税而带入黑白电视机不需要交税，这位部长被认为是伪报物品以逃税，将要被罚。更想不到的是，另一位部长出来为这位部长说情，结果惹怒了海关雇员工会。最后的结局是，总理把两位部长都解职。

对比之下，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官员比较腐败。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86年6月，我们从悉尼乘飞机前往泰国，在曼谷国际机场过海关。一位海关官员开始乱翻我们的行李箱。我正在发愁如何整理原来放置有序的物品之际，那位海关官员发现我们带的几件纪念品，拿起一个很精致的悉尼歌剧院模型，示意要我送给他。为了行李安全，我只好示意，让他拿走。于是，他手拿歌剧院模型，在大庭广众之中，大摇大摆地走到他的办公桌前，当着同事的面，打开抽屉，把歌剧院模型放了进去。他转过身子，回来继续检查我们的行李。接下来的事就很简单了。他只是用手指着其余的行李箱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回答说，是衣服，是书本。不用开箱检查就放行了。

所以，当时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开放的中国，是朝澳洲（清廉）的方向发展，还是朝东南亚一些国家（腐败）的方向发展？我当时的看法是，正在朝后一个方向发展。我的根据是回国后遭遇到的一些事。比如：到有关部门办事，经常要送礼，要托熟人关系等等。（我在澳洲6年，公事公办，从未有过这种情况。）1989年，学生们揭发出腐败的事实，喊出“反对腐败！打倒官倒！”的口号，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我当然和学生们站在一起。

（4）我刚从悉尼大学毕业不久，还有不少“学生气”，很容易与大学生共鸣，产生同情心。记得4月28日，和我合用办公室的研究生对我说：我本来不参加那些活动。但是，4.26社论气势汹汹地说学生运动是动乱，太气人了。我昨天也去游行了！ 假如我还是在天文台工作，不和学生们密切接触，我不会如此深度卷入学生运动，至多是随大流参加游行，就像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那样。

（5）以前在陕西省商南县劳动和工作的时候，地处偏远，地位低下，没有安全感。在受到刁难、歧视时，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答，只能逆来顺受，回想起来，还有受辱的感觉。现在不同了，我是洋博士，安全感大大增加。如果受到惩罚，我还可以自找出路。我和妻子商讨过，如果被清华大学解雇，我可以凭一技之长，到五道口开一个无线电修理部，重操旧业，自食其力，稳赚不赔。

（6）我的良知没有泯灭。学生们开始绝食后，我挺身而出，在清华十食堂前发表演讲，带领学生们在校园里游行，呼吁清华教师支持学生。我不是理论家而是实干家。当我看到大学生们有困难时，敢于出手相助。我主动帮助北大学生广播台“自由论坛”，维护广播器材，整顿和扩大校园广播网。事后受到追查和惩罚。对此我无怨无悔。

（7）清华大学认定我是“动乱分子”，派人调查我的活动，禁止我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且扬言，博士后期满后不得留在清华工作。1990年10月，我离开清华，回到北京天文台工作。清华又把整我的“动乱分子”材料，转到天文台。结果，天文台党委不准我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因此，我彻底不相信“出（境）入（境）自由”的说法了。并且发生联想，那些文化革命中整我的材料，可能没有销毁，没准有一天还会翻出来整我。就在回到天文台不久，人事处处长小吴突然对我说：你的档案呢？台里没有。 我当即答道：我的档案我自己不能接触，我怎么会知道呢？ 她没有再追问。这事加深了我的怀疑，对我的整肃并没有结束。文化革命后，当局信誓旦旦地保证不再搞政治运动。对此，我从将信将疑，变成了完全不相信。

（8）89六四过后，我们回到二龙路的家。这个家，与接收大量伤亡人员的邮电医院，只隔着3个门牌的距离。岳母对我们说：你们走吧！ 6月3日，岳母听了一晚的枪声，受到很大刺激，才会说这话，让我们出国去。我们听了，心里油然产生一种凄凉的感觉。本来，1986年从澳洲回国后，我多次说过，以后我只会短期出国，最多半年。现在，我已经改变想法。我和妻子商定，如果以后有机会，只要一人出国，先站住脚，然后全家在国外团聚。89六四是推动我转变的最后动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