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考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出国研究生，随后在科学院出国人员英语训练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内）学习英语半年。这次学习对我后来的出国留学起了重要作用。37年过去了，我还不忘当时的情景。
一.
1978年7月我在北京天文台参加研究生复试，在离开天文台返回陕西商南前，我已经知道我被录取为射电天文专业研究生。8月上旬的一天，我正在县广播站清理物品做回北京学习的准备，突然接到天文台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蔡主任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准备派我到澳大利亚学习射电天文，要我去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出国人员英语考试。（这个考试的全称是“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预备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英语考试”。）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坐长途汽车赶赴西安，报名并参加8月15日（笔试）和16日（口试）的英语考试。
10月5日我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肖庄原北京林学院校园内）报到，被告知我应该到位于玉泉路的英语训练班报到。英训班开学在11月，比研究生院晚了一个多月。英训班共有约100人，绝大部分是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出国研究生，加上很少数的代培生。这些出国研究生，应与我相似，是从科学院录取的研究生（约1000人）中挑选一部分，去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出国人员英语考试。然后根据考试成绩，最后决定（绝大部分）是去英训班学习、准备出国，还是（只有很少数人因为成绩太低）到肖庄的研究生院（“国内班”）学习。英训班只管英语训练，不管办理出国留学事宜。出国留学事宜由各个研究所帮助研究生办理。之所以称为“出国人员英语训练班”而不是“出国研究生英语训练班”，可能是因为里面有通过其他途径进来的其他人员。顺便说一下，与英训班一起还有一个德训班，约20人，是准备派往德国的出国研究生和其他人员。
二.
英训班在玉泉路原科大校园内，简称玉泉路英训班（相应有肖庄研究生院）。文化革命期间，科大被迁往安徽，位于玉泉路的校园惨遭瓜分。北半部被高能所占领，南半部被海军等机关占领，一些科大的老弱病残被挤到一个角落，名曰“留守处”。我在英训班学习期间，看过科大留守处人员贴在校门口的大字报（据说还贴到西单去了），说科大被迁往安徽是受林彪和“四人帮”迫害的结果，要求把科大迁回北京。文化革命结束后，南半部的占领者逐渐退出，建立了科学院英训班，后来研究生院从肖庄搬了过来。但是，高能所没有退出，反而扩大规模。当时文化革命刚结束，某些人异想天开，鼓吹中国自行建造全世界最大的粒子加速器，连一些著名美籍华人也参与其中。高能所趁机扩张，首先修建了许多宿舍楼。我们经常从楼前经过。有位老兄（研究生）指着宿舍楼笑着说：张文裕（时任高能所所长）真聪明，先拿钱盖了宿舍再说。“建造全世界最大粒子加速器”的吆喝声，很快就衰减为零。（历史正在重演。）
三.
英训班按教育部英语考试成绩从高到低分班。开始时6个班。我在成绩最低的第6班。没多久，可能也就一、两星期后，第5、6班合并成第5班，20多人，计有：（数学所）邵嘉裕，（力学所）王东健、朱升华，（计算所）李小波、犹嘉槐、朱明发，（高能所）何礼熊，（电子所）孔繁年，（大气所）张大林、林修德、吴国雄，（天文台）吴乃龙，（环化所）朱草斌，（地质所）夏宗国、赵中岩，（地理所）靳剑生、詹慈祥，（计量院）张章淼，（心理所）须英弟。此外还记得两位，我只能记得他们的模样，不记得姓名。
本班全是男生，住在一个平房大教室里。10多个钢架铁丝双层床，顺着墙壁摆了一圈。教室中间摆了一些桌椅。作息时间和大学差不多。早上6点起床，不严格，可以多睡一会儿。起床后有人跑步，有人读英语。一般情况下，上午、下午都有教学活动。有午睡。晚上时间自由支配。晚上10点熄灯，很准时。熄灯前后是宿舍里最热闹的时刻，大家海阔天空地神聊一通。家在北京的同学，一般是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晚上返校。我也是这样的。星期六下午坐公共汽车直达西单，下车后先到西单民主墙看大字报，然后步行到二龙路。班上有2位高干子弟，虽然也放有铺盖在宿舍，但不在宿舍里过夜或午睡。他们甚至中午都要骑自行车（约7、8公里单程）回三里河的家中吃午饭，然后匆匆赶回学校上课，大冬天也是这样。只有几次，因为上午教学活动结束太晚，他们才到食堂吃午饭，然后在宿舍休息一会。
四.
英训班刚开始时，教我们班的老师姓柴。我们当面叫他柴老师，背地里称他柴老头。柴老头50多岁，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美国兵，所以我们推测，他一定是在文化革命中被“清理”而成为社会上的“闲杂人员”。当时文化革命刚结束，英语教师奇缺。不知谁知道他懂英语，临时拉来教我们。第一次上课，他走到每人跟前问姓名，是哪个研究所的。然后就吹起来了，说只要懂英语，全世界通行无阻。不仅在美国，而且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小村庄，都没问题。听起来让我们觉得他真的跑遍了全世界。有人问他，该学英语还是美语，他的回答是，都行，相通的。他只给我们上过几次课，就被解雇了。
此后，教我们班的中国老师是肖朝良，教材是英国的“Essential English”，从香港订购的课本。（在课本到达之前，用英训班自己制作的复制本，很不清楚。）我觉得这个教材很有意思，课文中写人写事内容生动，课文后有练习，有笑话。教我们班的外国老师起初是来自美国的Miss Wu（吴丽萍或武利聘），没有固定的教材。后来是来自澳大利亚的Andrew。全班上课时用的教材是“English for Today”。内容也很有意思。记得讲美国的交通，说美国是轮子上的国家。有一课讲一个城市的交通，对用公共交通取代私家车进行估算。一方面，能节省很多车辆、燃料。另一方面，要在上班时间，同时出动这么多大汽车，按时准确地把这么多人从各自的家里接出来、运送到各自的工作地点。再在下班时间，出动这些大汽车，按时准确地把这些人从各自的工作地点接出来、送回各自的家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者，这么多大汽车，不运送人的时候，车停在哪里，司机干什么？ 结论是：用公共交通取代私家车不可行。 我当时想：这和大跃进时用公共食堂取代农民各家各户的厨房一样，行不通的。
英训班的外教还有：陈英和（Miss Wu的丈夫），Elizabeth（Andrew的妻子），Miss Deng（邓洁贞，来自美国）。他们教别的班。
除全班上课外，还有5、6个人的小组辅导。Andrew经常带英文杂志和报纸，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英文材料。记得他给我们看报纸上一篇题为“The Gang of Five”（注意：不是Four）的文章，我们觉得很新奇。还有一次，他给我们看报纸上的一篇报道：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投票选出世界上10大恶魔，给出名字并用一句话概括当选理由。现在还记得5位：希特勒（理由：与人类为敌），斯大林（使恐怖成为一种制度），耄（残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中非皇帝博卡萨（吃人肉），乌干达总统阿明（独裁统治杀人无数）。
到了学习的后期，举行模拟TOEFL考试，就是用过去的TOEFL试卷进行测验，通常是每两周一次。
五.
除上课外，英训班还举办其他活动。
看电影。在附近的机关大礼堂里看英语电影“炎热的夏天”，还看过译制片“驯火记”（苏联电影），香港电影“三笑”。在英训班食堂里看英语电影“Nicholas Nickleby”（临时挂的小银幕）。
英训班的外教住在友谊宾馆，套间，每天房租20元，由科学院付。有时候老师邀请学生去住处作客。我只去过一次，接受Andrew的邀请。凭学生证进入友谊宾馆。就是吃些东西，聊聊天。记得吃的生鱼籽，其腥无比。作为回报，1979年春节期间，我们班的同学邀请Andrew夫妇去附近的饭馆吃了一顿。事后每人分摊约2元5角。
1979年元旦期间，Miss Wu在上课时让大家在教室里庆祝一番。于是，桌子椅子被搬到一边。两位湖南籍同学自告奋勇，表演节目“唱支山歌给党听”。A同学唱，B同学舞。“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不知道Miss Wu听懂没有、看懂没有。（Miss Wu 是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会说广东话，不懂普通话。）反正我觉得很滑稽，在英训班当着外教的面表演雷锋节目。
还发生过其他事情。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Andrew问我们防空洞在哪里。我们对他说，没有防空洞。他有些不相信，以为我们对外国人隐瞒，还追问过几次。 班上的C同学平日有说有笑，在战争爆发后，变得沉默寡言。3月战争结束，一天午饭后回到宿舍，手里拿着一封信，高兴地对大家说：我弟弟来信了，回来了，没事了！ 然后开始念信的内容：我是重机枪手，没被越军的子弹打中，……。 1979年春的一天，我们正在上课，突然感到轻微震动。下课后听说有一架波音飞机在五棵松（离玉泉路约2公里）附近坠毁，撞到一个厂房上。有的同学听了，真的骑自行车去探看。回来对我们说，都封锁起来了，不得近前。后来听说，是北京机场的一名飞机维护人员，因对某事不满而私自驾机起飞，打算去撞天安门，因为无法控制飞机而坠毁在五棵松。如果再偏一点，没准就掉在玉泉路了。
六.
我的英语是在陕西商南县工作时自学的，从未上过英语课，听力和口语很差。刚开始时，听不懂也说不出口，上课时非常狼狈，压力非常大。从前在学校，我的学习很好，上课时轻松自如。现在情况完全反转，让我感到很沮丧，几乎丧失了信心。但是我安慰自己：我在困难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学英语而考取科学院出国研究生、有幸进了这个英训班，可以算是个奇迹了，我必须珍惜这个机会。现在条件这么好，只要和以前一样，坚持不懈，努力学习，最终一定会行的。 班里的同学都很好，互相帮助。大家从各个研究所来到一起，唯一的目的是尽快提高英语水平，准备出国。唯一例外是D同学。这个D同学，经常炫耀自己，取笑他人。看我在背单词，便带着不屑的语气说道：你怎么还背这些单词？ 我回敬了一句，反唇相讥道：你从初中就开始学英语，怎么现在和我在同一班?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情况逐渐好转，终于赶上了同班同学，上课表现正常，有了信心，自觉好多了。转眼到了1979年5月，英训班快要结业考试了。突然，北京天文台通知我回去，原因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的研究生邝振焜访问天文台，帮助我们制作射电望远镜的数字接收机。工作室设在友谊宾馆里，我每天骑自行车到那里上班。邝先生是位ABC（Australian Born Chinese），当时只会说很有限的普通话。于是我就成了他的课堂翻译。开始时很困难，主要是不懂射电天文和数字电路的术语。幸好十多位听众中，有几位研究人员对这些术语比较熟悉，帮了我很大的忙。几个星期下来，感觉好多了。两个多月后，邝振焜先生离开北京返回澳大利亚。经过这段时间的实战，我的专业英语有了显著的提高。
七.
英训班出了不少知名人物。据我所知，在媒体（网络）上出现最多的是李小文，彭云，靳剑生。
在英训班学习时我不知道研究生中有人名叫李小文。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2015年1月从网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知道他原来是英训班的地理所出国研究生，当过华夏文摘的编辑，还知道他被誉为“布鞋院士”，“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扫地僧”，等等等等。看了有关报道和讨论，我始终有一个疑问：李小文的一些生活和工作习惯（比如酗酒、抽烟），明显地属于病态，简直就是自残，是需要治疗的。李小文因此而早逝。他在身后得到一片赞扬之声，为什么生前却长期得不到有效的关照？
在英训班的出国研究生中，有一些是被当作将来的领导、骨干培养的。我们班的E同学就是其中一位。他学成归国，真的成了领导和骨干。在英训班，有一天，有人指着一位戴眼镜的研究生说：那是“江姐”的儿子彭云，是将来的计算所所长。我上中学时看过小说《红岩》，当然知道“江姐”是谁。从此，我就记住了彭云的名字和模样。此后，我很晚才知道，彭云到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后，再次赴美工作，继而定居美国。对此，人们有不同看法，愤慨，无语，理解。这很正常。其实，这是个人经过思考后做出的决定，作出的选择，属于个人自由，不需要过多的解释。诸如“原来想做出大东西就回来（回国），但还没等做出来就老了” 的辩解，“我虽然人在国外，但心还是在中国。我的根在中国，我永远热爱自己的祖国”的表白，属于多余的话。与“江姐”的共产主义豪言壮语相比，显得很是苍白无力。
靳剑生出名，主要是因为他的妻子宋岩（宋彬彬）。靳剑生和我在同一班。有一天，宋岩到玉泉路英训班找靳剑生，我见了她一面因而记住了她的模样。我在1979年5月离开英训班后，不知同班同学的去向。1980年7月，我到科学院办的出国前学习班报到，正好宋岩也去报到。从她与工作人员的谈话中得知，靳剑生去了MIT电子研究实验室读研究生。1986年我学成归国回到北京，在路上偶遇刚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当年D同学。据他的说法，靳剑生出生在美国，有美国的出生证。到美国留学，立即就成了美国公民。 直到2011年12月，我在网上看到靳剑生在北京因病去世的消息，心头一震，甚为惋惜。
靳剑生和我同班。看起来，他与班上其他同学并无二致。我和他没有很多的来往，只是在一起上课，知道他喜欢运动，身体好。只有两件事印象深刻。第一件事是，有一次肖老师在课堂上和我们讨论如何改进英语学习。靳剑生说，他可以请葆青到我们班来讲授英语口语。肖老师摇头，可能是表示对此不感兴趣。靳剑生不就此打住，仍然继续坚持谈论他的建议，显得把握十足，表示他一定能请到葆青。这事可以理解成靳剑生关心集体，也可以理解成炫耀他的背景。（葆青即申葆青，著有《英语语音简明教程》，（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期日广播英语讲座”主持人。） 第二件事是，有一天，一些同学到友谊宾馆外教住处作客后回到玉泉路。靳剑生在教室里当众气愤地讲述：我们从外教住处出来以后，到友谊宾馆的游泳池去，要进去游泳。游泳池管理员不让我们进去，说：游泳池只对住在宾馆的客人开放。于是我对他说：你这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吗？ 他还是不让我们进。我当即问他：你的姓名？ 他不敢告诉我。 听了靳剑生的讲述，我当时觉得，游泳池的管理员按规定办事，没有什么不对。这是“非住客不得入内”，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沾不上边。他对此气愤，没有道理。可能是他以前到哪里都是畅通无阻，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在潜意识中自认为是“高等华人”，不应受这种规定约束。
八.
后记。 1986年我学成归国后，在科学院研究生院当兼职教师，讲授最大熵方法。研究生院在1981年从肖庄搬到玉泉路。我去讲课，重游故地。鸟枪换炮，研究生院盖了大楼和许多教室和宿舍，非昔日的英训班可比。1988年，研究生院庆祝建院10周年，我应邀参加。昔日是学生，今日是老师。电子部在一个教室里开座谈会。当年英训班的D同学，也在研究生院当兼职教师，也在这个座谈会上。D同学本性不改，仍然是夸夸其谈，发表什么“地球将来要毁灭”的高论。1995年回北京，我去探望高能所研究员李惕培先生，再次也是最后一次重游玉泉路校园。我在李先生家里吃午饭，就在当年张所长拿钱盖的宿舍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