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出国 （1980）

两个半月前（2014年10月31日），《华夏文摘》上刊登了杜欣欣的“出国记”，讲述她30年前（1984）的第一次出国经历，又提到她1986年学成归国，1991年再次出国。读了之后，觉得有些巧合。我是34年前（1980）第一次出国，也是1986年学成归国，1991年再次出国。读了欣欣的文章，我当即决定，要把自己的第一次出国经历写出来。

一.

1978年，我考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出国研究生。经过各种准备和耐心等待，终于在1980年7月收到科学院外事局的通知，到位于三里河的科学院参加出国人员学习班，很快就要动身出国了。

7月的一天上午，天气闷热，我到学习班报到。会议室门前，放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摆放着一些文件表格和办公用品，桌边椅子上坐着一位女士，负责接待。我签到后，刚转身要进会议室，看见一位女士，中等身材，脸庞清瘦，带着眼镜，眼镜架上挂着透明塑料的防掉链。这位女士走到桌边，就像和熟人聊天似的，对接待女士说道：我丈夫在MIT的电子研究实验室，我去那里，和他住在一起，生活费便宜些。 听了这话，我朝这位女士仔细一看，哇！这不是靳剑生的妻子宋岩吗？！ 靳剑生是科学院地理所1978级出国研究生。在玉泉路的出国英语训练班，我和他在同一个班（5班），一起学习大约半年。我和他没有很多的来往，但是知道他将到MIT的电子研究实验室读研究生。我也知道，他的妻子宋岩，即宋彬彬，是科学院地质所1978级研究生。有一次，宋岩到玉泉路英训班找靳剑生，我见过她，还有印象。这样一来，我立即知道，靳剑生已经去了美国，宋岩也要去了。宋岩签到后就走了。接待女士和旁边的人聊天，也提到宋岩的名字。宋岩只是签到露了一面，我再也没有在学习班上看见她。

学习班的几天里，先是进行“政治学习”，也就是洗脑，“打预防针”。然后是办理具体的出国手续。我领到置装费700元，礼品费20元，还有一张纸条。凭这张纸条，可以到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的“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当时市场上难于买到的用品。这是我第一次有这么多现钱，心里又兴奋，又紧张，生怕弄丢了。我把钱放进一个小书包，赶快骑车往家里奔。

出国人员服务部内地方不大，很挤拥。第一次进服务部，交纸条，在本子上建立一个记录。以后每次去购物，先通报姓名，找出记录本。除一些小件外，买的物品要记录，有数量限制的，比如皮鞋可以买两双。我去过服务部几次。我订做了一身西服，100多块钱。一位裁缝师傅给量身定做。我还买过：领带，三接头皮鞋，皮凉鞋，风衣，皮带，扇牌洗衣皂，等等。去出国人员服务部时，也顺便到王府井百货大楼购物。此外，还跑了不少地方，买织锦、丝巾、剪纸之类的小礼品。最后的结果是，720元基本花光。

科学院外事局为我办理护照和澳大利亚签证以及路过香港的签证。学习班一位工作人员给我飞机票，北京往香港，第二天香港往悉尼。他还交给我一张5美元钞票，说是路上的零用钱。我问他，香港住一个晚上怎么办。他回答说，你自己想办法。我赶紧向同学和朋友求助。结果，没人能找到在香港的熟人帮助我。受当年国内宣传的影响，以为香港社会秩序混乱，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我第一次出国，独自一人，带着行李，要在香港找住处过夜，心中有恐惧感。于是，我去找那位工作人员，要求改换机票。他说，那你只能把机票退了，改从北京途径马尼拉前往悉尼，在马尼拉不出机场，不需要菲律宾的签证。他还给了我一张金额空白的支票。

于是，我带着机票和支票，到了位于西单的民航局。我对一位女士说明来意后，她收了我的机票，接着拿起电话，为我订票。然后，一位男士走过来对我说：北京到马尼拉的机位已经订好，但是马尼拉到悉尼的机位现在没法订。你走不走？ 我回答道：走。 男士接着说道：这样的话，在马尼拉机场，如果他们找不到到悉尼的机位，会把你从马尼拉送回北京，你得负全部责任。 我心想：他们能找到马尼拉到北京的机位把我送回来，就不能找到马尼拉到悉尼的机位把我送到悉尼去？反正我到时待在马尼拉机场，一直等到有马尼拉到悉尼的机位。 于是我坚定地回答：我负全部责任。 男士听了，拿出一张表，要我签字。我毫不犹豫就签了。最后，男士叮嘱我说：到了马尼拉机场后，不要自己下飞机，要在飞机上等到中国民航接机的人，跟他们说明情况，他们会帮助你的。 我付了款，拿回支票存根一看，票价为1275元。把机票翻开一看，8月19日，北京到马尼拉一段，机位OK；马尼拉到悉尼一段，机位RQ（Requested）。回到科学院，把退票收据和支票存根交给那位学习班工作人员。他看了看支票存根说：这么便宜，才一千二百多块钱。他还告诉我，科学院将向驻悉尼总领事馆发电报，通知我的到达日期。

二.

有了准确的出国日期，我做最后的准备。一个大行李箱，放满日用品和少量书籍，准备托运。一个手提旅行包，放一些零碎日用品和食品，准备随身携带。还有一个小包，放护照之类重要物品，准备背在身上。因为可能在马尼拉机场等候很长时间，我特别准备了充足的食品。三条老字号义利面包：果料面包，维生素面包以及没有填料的普通面包。一包切好的熟香肠。临走的前几天，还特地到西单的甲级理发店理发，5角钱。

8月19日早上，我到达北京机场。托运行李的时候，按照科学院学习班工作人员的吩咐，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科学院的出国留学生。于是，30公斤的大行李箱顺利托运。原来是科学院与民航局有协议，科学院的出国留学生可以托运30公斤行李，比普通旅客多10公斤。早上8点25分，飞机从北京起飞。波音707，从北京到广州，坐满了旅客。11点，到广州机场下飞机后，国内、国际旅客分流。我被引导到一个大厅门口，交了护照，领了一个号码牌，进了大厅。大厅里摆着一些方桌，上面放着各种食品，主要是点心，还有大瓶橘子汁，随意享用。吃完后，领回护照，重新登上那架波音707。

飞机上人不多，连一半都没坐满。起飞不久，飞机平稳后，又供应点心。虽然肚子还饱，想到在马尼拉机场要等候很长时间，我尽最大的能力，吃完给我的一份。飞机上安静下来。我透过舷窗，望着下面的无边大海和片片白云，回想自己在商洛山中度过的8年半艰苦岁月。今天，终于飞出国门，正在留学的路上。内心感慨万千，无法形容。下午2点30分，到达马尼拉机场。按照买机票时那位男士的吩咐，在飞机上坐着等候，直到见到中国民航接机的三人。听了我的讲述之后，他们安慰我说：我们和菲律宾航空公司的关系很好，他们会尽力给你找机位的。 他们还问我：你会讲英语吗？ 我回答说：我会。 他们说：那就好办了。 接着，一人领我到一个中转柜台前，把我的护照和机票交给办事人员，接着跟他说了一通话，然后对我说：我已经对他说了，你是留学生，要赶到悉尼大学上学，他答应，把你的名字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只要有一个机位，就会给你。 安排好之后，他和我握手告别。 30多年过去了，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对他们的敬业精神和真诚帮助，心存感激。

办完这些事后，我坐在附近的一张椅子上耐心等候。马尼拉机场内，有三件事印象深刻。一是马尼拉夏天非常闷热，机场大厅内没有空调。大厅内有大蚊子，我被叮了几次，只好隔一段时间起来走一走。二是机场大厅内有武装军人巡逻，随处可见。军人肩挎冲锋枪、轻机枪，枪身近似水平，枪口晃悠着。我真害怕枪走火打着人。三是大厅有人搞非法活动。一位清洁女工（胸前挂着带照片的ID牌子）走近我，说道：请你帮助我买一瓶威士忌。她给了我20美元，手指不远处的一个售货柜台。我第一次出国，毫无经验，真的起身去帮她买酒。到了柜台前，售货员要我的护照和机票。我说我的护照和机票在中转柜台。售货员说，买东西凭护照和机票，不能卖给你。 于是，我回到原处，把钱还给了她。 后来想起此事，庆幸没有买成。那是免税商品，必须带上飞机的。如果买成了，给了那个女工，不知有什么后果。

等了6、7个小时，原来塞得满满的肚子，开始饿了。我从手提旅行包里拿出几片面包吃了。过了不久，中转柜台的小伙子走到我跟前，说道：好消息，你有座位。 于是，我起身跟着他，到柜台办理登机手续。登机的广播声响起，我随着人群，出了大厅，进入停机坪，来到飞机旁边。波音747有双层机舱，机身几层楼高。我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庞然大物，非常震撼。我手提随身旅行包，沿着舷梯往上走，进入机舱坐定。 晚上10点25分，飞机起飞，我的心踏实了。只要待在飞机里，再过7个小时，就要到达悉尼，我的最终目的地。

三.

第二天8月20日清晨，飞机到达悉尼上空。飞机低空转弯，悉尼歌剧院和海湾大桥影入我的眼帘。多么美丽的景色！我心中不禁由衷赞叹。当地时间7点30分，飞机在悉尼机场降落。我领取了行李，过海关时如实申报食品，结果那包熟香肠被海关官员扔进垃圾筒。出了海关，跟着来接我的北大地球物理系潘老师，到门口坐上领事馆的小面包车，直奔领事馆。

我在领事馆住了两个晚上。有卫生间的小单间（领事馆大楼原是一个旅馆），每晚15（澳）元。餐费另算，每天3顿共2.5元。不够一天的零头，每顿为2.5元的3分之1。我还另借了100元“安家费”。一星期后领到学校的奖学金，全数归还。

悉尼大学离领事馆不远，走路20分钟。到达悉尼的第二天，到电气工程系报到。见到我的研究生导师，在各种文件上签名。在系里当访问学者的阎兄的帮助下，找到大学附近的一间单人房间，租金每周20元。当时就交了定金10元，拿到门钥匙。第三天，在阎兄的帮助下，坐的士从领事馆搬进新家。从此，开始有规律的留学生活。

早年的留学生，有许多相似的经历。欣欣在“出国记”中讲述了几件事，我有类似经历。

寄信。还在北京的时候，就知道寄信回国的诀窍，带信封、信纸和邮票出国。有人回国，则把写好的信封好，贴上面值正确的邮票，托人带回国寄出，又快又省钱。（从邮局往中国寄航空信，限重20克，0.45澳元。）悉尼是个大城市，留学生们互通信息，经常能找到回国的人，包括驻外人员，出国访问人员，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那个时候，大家把替人带信回国当作义务。我的第一批3封信是在到达悉尼的第二天，托回国路过悉尼的驻斐济大使带回国寄出的，分别寄往北京家中和北京天文台有关人员。

书。因为行李重量限制，我只带了少量认为会急用的书，其余共43本（大部分中文书，少量影印英文书）从北京邮局当印刷品寄出，邮费大概是20多元，大约3个月后收到。这些书只是开始时有用，后来就逐渐变得没用了。研究工作用书，从图书馆借。有些上课用书，要自己买。我有学校的奖学金，所以，每年有二、三百元的书籍补助，足以用来购买书籍和文具。

奖学金。这事最复杂。我考取了科学院公派留学研究生，又在出国前申请到悉尼大学的奖学金。奖学金比公派留学生领取的公费高不少。我开始时第一年是4200（澳）元，第二年是6200元，此后每年小幅度增长。而公费生开始时每月不到300（澳）元，即每年不到3600元。当时悉尼物价低廉，房租一般每周20到25元，最多不超过30元。食品很便宜，花钱更少。留学生们都带够了衣服，不花钱。因此，用这些钱，日子应该是过得不错的。但是留学生们都拼命省钱，Stretch a penny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为的是回国时买“8大件”（电视机，录像机，收录机，照相机，电冰箱，洗衣机，自行车，缝纫机）以及若干“小件”（收音机，手表，手动打字机等小电器/用品。种类和限额时常变动）。另一个原因是，与国外相比，当时国内的日常生活用品价钱低很多。花澳元时，乘2折算一下，觉得与国内相比，太贵，就不买或少买了。大家没有在国外长期居住的打算，得过且过。与其在国外花钱，不如把“洋财”带回国内。

我刚到悉尼时，领事馆管留学人员的老李对我讲了很详细的规定，大意是：领取奖学金的公派留学生，待遇与公费留学生相同，但是能有百分之十五的奖励，多余部分存入银行，待后处理。不过他又说：我只管教育部派来的留学生，你是科学院派来的，你要自己跟科学院联系，看看到底怎么办。 过了两个月，老李召集留学生开会，传达文件，内容是：个人申请所得奖学金归个人，但是要归还机票、置装费。这样一来，我在留学期间一切费用自理，成为“公派自费”。1986年我学成回国，向科学院归还机票款1275元，置装费700元，礼品费20元。他们忘了那5美元，没有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