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追忆（二）- 商洛山中的厄运

1970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商南县。不久，厄运就降临到我头上。由于被人告发我有“恶毒攻击”言论和“偷听敌台”而几乎毁了一辈子的前程。如今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

一． 毕业分配

1964年我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学业中断。1970年3月毕业分配，我们像是垃圾，被扫地出门。又像是用过的抹布，被随手扔掉。分配方案由工宣队、军宣队决定，其间还有个别的学生“依靠对象”参与，完全是黑箱作业。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们年级的同学在二教阶梯教室开完会，回到宿舍39楼第5层楼道里领取毕业生派遣材料，我才知道自己被分配到陕西省商洛地区，报到地点是地区专署所在地陕西省商县。这是我们班最差的分配。值得庆幸的是，女朋友和我分配在一起。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商县这个地方。拿出《中国地图册》，翻到陕西省这页，怎么也找不到商县。只好拿一根直尺，把尺上缘与地图最上边对齐，然后把直尺慢慢地往下平行移动。每当露出一个带红点的小圆圈，就看旁边的地名。花了半天功夫，终于在地图的底部找到陕西东南部的商县。（我们至今保存着这本地图册作为记念。）

凭发给我们的火车票，第三天我们登上从北京开往西安的直达快车。大约200名北大同学，挤满了两节车厢。这些同学来自各个系。分配得最好的是三、四十位去西安市报到的同学。其余依次是：关中，陕南，陕北。邓家小姐邓楠和男朋友张宏是物理系64级学生，分配到陕南的汉中地区，和我们同等待遇，正所谓“高官失势，子女与庶民同苦”。相信他们不是和我们一起挤那趟火车；否则，我可以认出张宏。（张宏是北大武术队队员，经常到我们宿舍找武术队的秦同学。）

次日到达西安。在西安住了两个晚上后，我们坐上早6点半开往商县的长途汽车。翻越秦岭，进入商县境内。穿过地势险要的黑龙口时，汽车上有人念当地民谣“过了黑龙口，别想往外走”。我听了，心凉了半截。从此以后，我们就要在这大山里待一辈子？半下午到达商县汽车站。跳下汽车，我一眼就看见先期到达的研究生侯汉清同学。他有些惊奇，对我说道：“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去商洛地区革委会报到后，我们住进建在山坡上、看起来像窑洞的地区招待所。虽然离开北京时知道商县是个偏辟的地方，作了思想准备，但是因为几天之内落差实在太大，心里还是难于接受。目睹破败的县城，环顾四周的高山，失望和凄凉袭来，我黯然落泪，叹息道：“太差了！太孤单了！” 女朋友走过来，拉起我的手安慰我说：“不孤单！不孤单！我不是在这里吗？”说着这话，她也流下了眼泪。

共有23位北大同学被分配到商洛地区，还要再往下分配。侯汉清和女朋友余良云同学，化学系韩长绵同学，以及我们两人，共5人分配到商南县。随后我们坐上由货车改装的长途汽车前往更加偏僻的商南县，一路颠簸。到商南县革委会安置办公室报到后，我们被县革委会“借用”，到商南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帮忙搞“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专案。我们住进县革委会临时隔成的一个小院子。3位男同学住一间，2位女同学住另一间。我们就这样暂时安顿下来了。

过了不久，听县革委会的人说，来了中央文件，说北大、清华的试点毕业分配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厂矿、面向农村），做到了三满意，即接收单位满意，家长满意，毕业生本人满意。我的火气还没消呢，就来了个三满意。什么三满意，起码本人就不满意。心里禁不住骂道：TMD的放P！(用商南话说是：日他爹，满意个毬！)

二． 祸从天降

按照惯例，我们要“劳动锻炼”一年，再重新分配工作。“借用”顶“劳动锻炼”。有这暂时安定的环境，我开始看书，主要是数学书，消磨时间。日子平淡无奇。8月的一天，记得是柿子成熟的时候，我突然被叫到县安置办公室，通知我立即去农村插队劳动。只有我一个人去，很奇怪。于是，我骑自行车，把一个行李箱先行送到生产队去。还没有出县城，遇到修街道，只好沿小路穿过一片玉米地去上公路。结果连续陷进泥坑，挣扎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完100多米长的小路。不祥的预兆浮现在我心头。果然，这是8年坎坷路的开始。

插队劳动的地方是离县城10公里的试马公社郭家垭大队第二生产队。刚到的时候，一位名叫陈忠谋的下放干部领我到生产队的一座公房安顿。这原来是一座庙，改建成4间房。进大门右手边第一间住着一个名叫老郭的单身老汉，陈忠谋住在第二间。左手边第一间是生产队的保管间。第二间就是我的“新房”，里面空无一物。陈忠谋帮我用土坯垒好台子，上面架一块大木板，成为我的床。他又给我找来一张很破旧的小桌，放在床边。没有任何别的家具。我数了数，桌面上有将近100个大大小小的坑。我用旧画报纸铺在桌面上，放上大号煤油灯，晚上可以看书，同时可以听到隔壁保管间里老鼠的吱吱叫声。每天天刚蒙蒙亮，生产队长就沿屋前小路向各家喊话派活。我跟随社员干活，生产队长给我农具。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干农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时体力不支。最受不了的是背红薯（当地叫“红苕”）。一背篓刚从地里挖出的红薯，少说也有100斤。背满满的一背篓红薯，青壮年男劳力都费劲。我难于承受。从红薯地到保管间，要走几百米到几里的路。中途我要把背篓靠着坡地歇几次。保管间前的一段路，常常要咬着牙才能挺过去。

熬过一个月，可以休息两天了。沿溪边小路步行大概10分钟，走上公路。沿着山间公路走2小时，才能到达县城。回到县城的当天，同学告诉我，要我去农村插队劳动，是因为县里収到了从北大发来的“材料”。我不得其解，因为在学校时我不紧跟工宣队，但也没有与工宣队对抗。我没有把柄在他们手里；否则，毕业前我一定会因此而挨整。我还得知，那个从商洛地区中级法院来的下放干部陈忠谋是受公安局委派，监视我的。我这才联想到，陈忠谋对我过度关心。比如，我外出，他会问这问那。我到公社代销店买日用品，他会主动陪我去。

在生产队劳动了大概两个月，我接到试马公社的通知，去几公里远的试马水库工地劳动，具体的工作是建立一个柴油机发电站，为水库施工服务。于是，我带上行李，到水库建设指挥部报到。陈忠谋完成了监视我的任务，向县公安局汇报说，他没有看出我有什么反常的活动。（可见陈忠谋还不错嘛。）

年底有一天，我办事经过试马公社革委会大院门口，被公社干部叫住，随着他进了公社大院。我被叫进一间小屋，两位专案组的人在等着我，要我交待问题。我一时间摸不着头脑，无从谈起。过了一会儿，县公安局的本地干部刘维秀走了出去。留在屋里的是从商洛地区中级法院下放到商南县的干部付广义，北京人。在借用到军管组办专案时，我和他住在同一个小院子里，彼此有些来往。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向我透露相当详细的“案情”。他告诉我，是我的一位在华南农学院读书的高中同学叶策欣，在大学毕业（1970年7月，比北大晚4个月）前夕揭发我文化革命中“恶毒攻击”和“偷听敌台”，还有当时在场的高中同学黎次镜做旁证。揭发材料从华南农学院寄到北大，从北大转到商南县。付广义提醒我说，写材料时不能写自己没有说过什么什么，没有做过什么什么。最后，他叮嘱我，不要告诉别人他对我说了什么，要不然别人会说他给我通风报信，同流合污。

我在公社大院内待了三天两夜，不准离开。白天在小屋里写交代材料，晚上睡在冰冷的公社客房。我没有脸盆毛巾牙刷，在大雪天里，只能在露天的水龙头下用双手捧着冰冷的水洗脸。付广义、刘维秀有时到小屋督促我写交代材料。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公社干部向我投来异样的眼光。

我对叶同学的揭发感到非常意外。他是我最要好的高中同班同学之一。1964年高中毕业，他没有考上大学，回家务农。为了准备第二年复考，他向我求援。这是因为从1965届开始高中生才学解析几何，65年高考的数学有解析几何内容，而他没有学过。我买了解析几何书寄给他，鼓励他。1965他考上华南农学院，还写信感谢我。文化革命中我见过他，谈论一些小道消息，发表一点议论，过后也就忘了，记不清楚了。为了生存，保护自己，我只能避重就轻，写了几页。付广义临走时告诫我，在审查期间不要与叶同学联系，以避免“串供”之嫌。

根据叶同学的揭发，我有如下“恶毒攻击”言论。（下文中“记得说过”或“不记得说过”是我当时的回忆，不是在交代材料中写或不写。）

1. 江青是“妲己”（影射毛主席是商纣王）。
（不记得说过。）

2. 事物都要一分为二，那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
（记得说过。）

3. 林彪除了打仗，什么也不会。
（记得说过。）

4. “揪军内一小撮”是《红旗》杂志社论说的。社论要政治局批准。陈伯达是杂志总编辑。王、关、戚哪有这么大的权力？是替罪羊。（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打倒的罪名是“揪军内一小撮”。）
（记得说过。）

5. 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强词夺理。当初工作组走了，现在工宣队又来了。
（记得说过。）

6. 样板戏“沙家浜”里阿庆嫂和胡传魁搞破鞋。
（不记得说过。）

7. 官场就是戏场，争权夺利。
（记得说过。）

8. 共产主义是不能实现的。
（记得讲过一件事：1967年新疆来的一个人在北大学生第六食堂贴大字报，说共产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我只是讲这件事，没有表示赞同或不赞同。）

在“偷听敌台”方面，根据叶同学的揭发，我在学校时做了一架收音机，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不但自己听，而且把声音放得很大，整个宿舍楼道都能听得见。

根据我当时的回忆，那不是我的收音机，而是有人在调试收音机时声音开得很大，在宿舍楼道可以听到传来的莫斯科电台华语广播，评论文化革命，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不是革命，不是文化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我当然不能说听到过莫斯科电台，而只能压根不提这事。

当时正值“一打三反”运动期间，“恶毒攻击”和“偷听敌台”都是严重罪行。当时在商南县，有许多人因为被揭发有这些罪行而被逮捕，被判刑，甚至被处决。其中有的人，“罪行”比我轻得多。正当专案组的人准备动身去“外调”时，付广义被抽调去镇旬公路（陕西省镇安县至旬阳县）建设指挥部，“外调”因此耽搁下来。我没有成为运动风头上的牺牲品。但是，从此我就成了一个“政治不清”的人，受到歧视和刁难。

三． 达摩克利斯之剑

1971年发生9.13林彪事件。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这些整我的材料逐渐失效。但是，商南县委组织部（保存我的人事档案的部门）不销毁这些材料，也不给我任何说法。这份“恶毒攻击”和“偷听敌台”的材料成为悬在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长达8年之久。

（一）

刚开始的时候，在水库工地只有两位干部知道我被公安局追查的事。一位是试马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兼水库工地指挥刘永春（人称刘主任），另一位是工地后勤总管贺运安（人称贺老总）。刘主任因此而对我抱有成见，贺老总则对我抱有强烈的同情心。他私下对我说：你放心，我管后勤，不会搞迫害。有一次，我在水库电站调收音机，播放的是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刘主任不知道这些丁零当啷伊里哇啦的声音是什么，可能是联想到“敌台”，厉声问我：怎么听这台？我说这是革命样板戏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他才不作声了。1971年10月，水库工地召开干部和民工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9.13林彪事件的57号文件。刘主任通知我不要去参加大会，与四类分子同等待遇。而实际上，贺老总在此之前，早就私下向我透露消息说：林彪叛国投敌，坐飞机逃往苏联，摔死了。我听到这消息，松了一口气，因为根据叶同学的揭发材料，我有“恶毒攻击” 林彪的言论。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被公安局追查的事。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与我疏远，不和我交往，但是也有例外。和我在电站一起干活的电工兼拖拉机司机章义宝，经常拉我到他在水库工地附近的家去。逢年过节，请我到他家吃饭。有人提醒他我有“政治问题”。他回答说：“他就是个学生，能有啥问题吗？”北京医学院毕业的黄振光、张凤夫妇，经常叫我到他们在试马卫生院的家去。后来他们调到县防疫站工作。我进县城时经常去找他们。防疫站站长张知修告诫他们，吴某某有“政治问题”，不要和他来往。黄振光反问道：“那你说说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张知修无言以对，只好不再干涉。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些当年在心灵上给我安慰的人们，他们熟悉的面孔就浮现在我眼前，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在试马水库工地劳动期间，发生了令我最为伤心的一件事。1971年3月，我收到母亲从老家寄来的航空信，说祖母病重，要我回家见她一面。过了几天，收到母亲发来的加急电报，说祖母病危，要我立即动身回家。我赶紧写了请假单，拿着加急电报去找刘主任请假。刘主任说：你是县上管的人，我不能批准你的假。我只好赶到县城，找到县安置办公室主任老胡（人称胡安办）请假。第二天，胡安办板着脸孔对我说：你的案子没有搞清楚，不能走。我再三恳求，眼泪都掉下来了。胡安办无动于衷，不再理睬我。我只好怀着失望和沉重的心情，返回水库工地。

回到水库工地不久，收到母亲寄来的航空信。祖母去世的噩耗，使我悲痛欲绝。我在电站工棚里不吃不喝待了两天两夜，流干了泪水。我恨那些人，制造了一个案子，并以此为借口不准我请假。我从小受到祖母疼爱。现在，祖母走了，我不能在老人家临终前见上一面。这是我心中永远的伤痛。我恨那些人，恨一辈子。

（二）

“劳动锻炼”期满一年后，像我这种“有政治问题”的人，不给重新分配工作。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四个伟大”的神话破灭，当局忙于处理上层的问题，对我们的打压才有所缓和。1972年2月春节前，也就是毕业分配到商南整整两年后，我接到通知，到县安置办公室开会。有10多位和我一样因为有“政治问题”还没有分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参加，侯汉清同学也在其中。会议由胡安办主持。首先是补政治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9.13林彪事件的57号文件。可见，这些人和我一样，1971年与四类分子同等待遇，被排除在当时的群众大会之外。接着是讨论工作分配事宜。有一位毕业生竟然还说感谢的话。从西安交大毕业的骆世音同学当众反驳说：“感谢什么？捅你一刀，再给你抹点红药水！”他的胆大直言让我吃了一惊。由于我有无线电的一技之长，县广播站正好有一个职位空缺，于是我被分配到广播站机线组当技术员，维修广播器材。此后不久，我的女朋友从离县城6公里的张家岗公社调到离县城几公里的县气象站工作。从此，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

我在商南县广播站工作了6年半，还是生活在“政治不清”的阴影下。最触动我心的是这么一件事。当时有一对夫妇，男姓刘，女姓李，都是西北农学院的毕业生。李的父亲原是陕西省高干，文化革命中失势，丢掉了官职。所以这对夫妇毕业分配到了偏僻的商南县。后来，李的父亲被解放，官复原职。于是，这对夫妇立即“函调”（上级单位发函到下级单位调动）回西安市，刘进了陕西省人事局。我们和这对夫妇在商南时有些交往。我的妻子和李共事过一段时间，关系比较密切。而在商南的北大同学韩长绵，则与刘共事过一段时间，关系比较密切。韩同学出差到西安见到刘，听刘说陕西省刚成立一个无线电研究所，需要工作人员。于是韩同学接了茬，说吴某某的无线电很好，能不能帮他调到无线电研究所。刘竟然说：这个我知道，我是能够帮助他的，但是吴某某有政治问题，我不可以帮助他。韩同学回到商南后，跟我说了这件事。有一天，我又对妻子说了这件事。妻子听了，潸然泪下。这对我的刺激极大。这刘姓小子欺人太甚。不帮助倒也罢了，还专门戳我们的痛处！男儿当有志。我当着妻子的面发誓说：我以后一定要找到一个比陕西省无线电研究所更好的单位！为了实现誓言，我坚持不懈，努力学习大学课程，努力工作，进行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发表文章。最终在1978年一举成功，考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生，比到陕西省无线电研究所工作强多了。

最危及我的前途的是这么一件事。1978年，我准备报考研究生。县革委会一些人听到风声，跑到县文教局，说：吴某某有政治问题，不能让他报考研究生。幸好主管招生的县文教局副局长许文魁为人正直友善，也是希望在这个“科学的春天”考上几个研究生为商南县特别是文教局增光，不同意再纠缠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敢自作主张，于是去找主管文教的张副县长，说了自己的看法。张副县长同意许文魁副局长的意见。1978年3月，我到县文教局招生办公室顺利报考北京天文台研究生。

经过努力，我和妻子以优秀的成绩分别考取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专业研究生和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回炉班”。在离开商南之前，我特意去县文教局，找到许文魁副局长，感谢他对我报考研究生的帮助。

1978年9月，我和妻子告别商南，返回北京重新开始学习。商洛山中长达8年半的厄运终于结束。 –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1972年摄于商南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