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苦思甜曾经是阶级教育的重要方法。“忆苦”是忆旧社会的苦难,“思甜”是思新社会的幸福生活。吃忆苦饭则是最常用,最煽情的忆苦活动。我有幸亲历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大学文化革命期间。1969年10月的一天,工宣队突然宣布,搞战备,下乡去。于是全系学生和教师,立即奔赴北京郊区。我们年级的同学,编成一个连队,由年级的工宣队,军宣队队员统领,带着被包,坐火车从永定门到大兴县黄村,然后步行到魏善庄公社王各庄大队。我们班21名男生,分开住在一个农民家的两个大房间。每个房间里有一个大炕,就是我们睡觉的通铺。
冬天的一个上午,外面下着小雪,我们没有出工,待在房间里,政治学习。学习时宣布:今天中午吃忆苦饭。到了开饭时间,我们拿出饭盆和勺子。只见在我们年级别的班蹲班的郝师傅,走进门来,身后跟着一位别班的同学,拎着两只铁桶。大家赶忙给郝师傅让座。这位同学则给我们分发窝头,每人一个,然后给我们盛汤。一切准备就绪,郝师傅开讲。他的饭碗和筷子,我就不知道怎么变出来的啦。
事隔多年,我只记得郝师傅受苦的大概:小时候家里很穷。寒冬腊月,大雪纷飞,没有饭吃,母亲带着他去要饭。地主老财不但不给他们食物,还放狗咬他们。说着说着,郝师傅还摞起一只裤腿给我们看。不过我离得远,没看清楚伤疤在哪里。郝师傅边吃边哭,还不时从衣兜里掏出手绢擦眼泪,道具齐全,有备而来。其实他也挺不容易,要抽泣,要说话,要吃窝头,还要用筷子喝汤。不过他训练有素,动作有条不紊,确实讲得生动。相比之下,我们要做的事情简单得多,不用说话哭泣,只要吃窝头,用勺子喝汤(这很容易,在学校食堂我们还用勺子吃面条哩)。最后,郝师傅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要牢记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说是忆苦饭,其实菜汤,窝头和平时差不多,只是汤里菜叶少一点,汤面上漂着的油星少一点;窝头里掺了一些菜叶,但绝对没有掺沙子放老鼠屎,更没有加三聚氰胺什么的(比现在的无良资本家好多了)。忆苦的气氛,不是菜饭造成的,是郝师傅的performance 造成的。
第二次吃忆苦饭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在农村劳动两年之后,1972年2月我被分配到陕西省商南县广播站工作,当技术员。广播站没有食堂,我们在县革委会食堂搭伙。那时一天吃两顿饭,上午九点下午三点,说是可以节约粮食。一天上午我去早餐,离食堂老远,就听见从食堂方向传来的歌声。“天上布满星,月芽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 好耳熟,这不是歌子“不忘阶级苦”吗?走到食堂跟前一看,原来是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张珍同学在唱,怪不得这么好听。再仔细一看,食堂门口张珍同学前面,放着一个大木盆,盆里盛满了黑糊糊的野菜,还插了一个长柄勺子。这下我明白了,要吃忆苦饭啦。说实在话,我不想吃。嘿,有办法,把野菜打上一碗,端回广播站自己的房间里处理掉就是了。于是,等前面一位女同志盛完一碗,我也盛了一碗。我正转身要走,只见那位女同志把她的一碗野菜端到张珍同学面前,说:您刚唱完一遍,快吃吧,歇会儿再唱。你猜张珍同学说什么?她瞪了那位女同志一眼,面带愠色说道:你不知道“饱吹饿唱”吗?我能吃吗?吃了还能唱吗?你自己吃吧!那位女同志不想碰了一鼻子灰,恼悻悻地转身走了。回广播站的路上,我没见几个人影,与平时早饭时间绝然不同。我想,一定是那些消息灵通人士,知道要吃忆苦饭,今天早饭时间根本就不出门。那些消息不灵通的机灵鬼,一听到那忆苦歌,立马掉头回家。剩下只有我等消息不灵通的傻冒,才会到食堂跟前去。相信张珍同学后来也没吃那顿忆苦饭。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忆苦饭的故事讲完了,那有没有思甜饭的故事?当然有!吃了忆苦饭,没过几天,县革委会食堂卖笼蒸肉,让大伙思思甜。以前一碗两毛五分钱,那天不知怎么搞的,份量不见多,却卖三毛五分钱,自然没人买。看着笼蒸肉卖不出去,食堂管伙食的陈会计,不知发什么神经,对着大家喊道:叫我一声“爷”,端走一碗肉,不要钱!话音刚落,一位小伙子大喊一声“爷”,冲向蒸笼,端起一碗肉就跑。紧接着,“爷”, “爷”,“爷”,……, 连珠炮一样的喊声,此起彼伏。眼看蒸笼就要空了,陈会计急了,无计可施,只得大喊:我叫你们“爷”啦!求求“爷”,“爷”,别端了!但为时已晚,蒸笼里一碗不剩。粗略估计,蒸笼里二十多三十碗肉,值将近十块钱,陈会计要赔上一个月的伙食费,工资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为了能吃肉,就叫“爷”? 真是“人贫志短”! 但古时候有过“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 正是“人心不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