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生梦

有两个原因促使我写作和发表这篇回忆文章。（1）1978级研究生是文化革命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这批研究生有万人之多，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有曲折的经历，即：文化革命前考上大学，因为文化革命而学业中断；毕业分配到偏远的“基层单位”，处境艰苦；通过自己的努力，文化革命后考取研究生，重新开始学习，从而改变命运。我属于这部分人，有一定的代表性，要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2）我想通过自己的研究生故事，说明“有志者，事竟成”。一个有强烈事业心、自信心的人，确定目标，坚持不懈，执着追求梦想，做事一定会成功，事后会有不悔的回忆。如果通过分享这篇回忆文章，能够对一些人起到鼓励作用，我就心满意足了。

一． 大学梦（1964 － 1970）

1964年我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圆了大学梦。上了大学才知道大学毕业后还可以考研究生，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现在还记得的一件事：入学不久，上完课从二教（在五四操场附近）回宿舍39斋（那时不叫楼）的路上，在大饭厅（现称“大讲堂”）南面的柿子林（现在已经没有了），同班同学王书仁问我：你准备考研究生吗? 我没有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但是考研究生这事，从此就一直记在我心上。当时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忙于学习，况且毕业还早着呢，也就没再认真考虑过。

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大学学业中断，大学教育和研究生制度被视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工作组进校和撤出，学生和教职员工分裂成两派打内战，武斗。1968年8月，工宣队（“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掌握实权的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进驻北大，控制了局势，开始搞恐怖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当时我在学校的广播台机务组（由原两派广播台的人员组成），每天在校园里架设电线安装喇叭，不住在班里的宿舍，不參加班级活动，等于躲在避风港。因此，我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我心里总觉得很空虚：上课两年才学了6门数学物理基础课，欠缺两年的专业基础课和两年的专业课（我的专业是大气物理）。我认识到：停止学习而整天搞运动是没有前途的，最终吃亏的是学生本人。于是我拿定主意：收集（买）书，自学。1968年10月，开始自学北大无线电系讲义（第一册和第二册讲电子线路原理，第三册讲电子元件）。学完第一册， 接着学完第二册。这样开始自学是结合实际，从兴趣出发。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动手能力很强，但是缺少真正的无线电理论知识。这两本讲义，使我掌握了大学水平的无线电知识，是我后来学习所有无线电理论和技术的基础。

1968年12月，校园广播网完工，广播台“裁员”，我回到班里的宿舍，參加班级的活动，才开始亲自领教工宣队和“清队”的厉害。但是，主意已经定好，习惯已经养成，无法改变，我也不想改变。我对揭发批判，“斗私批修”毫无兴趣；对一些人“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讲用，觉得很可笑。在那荒唐的年代，读书无用；岂止无用，而且有罪、反动。你可以打扑克，逛大街消磨时间，就是不可以看（业务）书。虽然我进行掩饰，在书的封面贴上白纸，写上诸如“中学生习作选”的书名，但还是被工人师傅发现，或许还有人告密，成了目标而被盯上了。我曾经被请进专门为本年级的“白专分子”开设的学习班。工宣队还在年级大会上不点名地批判我不报名參加1969年的“二十年大庆”活动而和另一位同年级同学骑自行车来回二百多公里，到天津买书。最后，在我的毕业分配鉴定上，警告我“要防止白专道路的侵蚀”。自然，我的毕业分配也就最差。

1970年3月，我和女朋友一起毕业分配到陕西省商南县。毕业分配携带的行李中有250本书，包括许多外文书，分开放在三个箱子的底层，沉甸甸的。两年之后，我分配到县广播站工作，她调到县气象站工作。商南县有100多名从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偏僻的山区小县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于是各显神通，纷纷找关系走后门，企图往外调动，离开商南县，但是成功者寥寥无几。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和后门，但是也不甘心在那里呆一辈子。出于兴趣，抱着将来可能有用的一线希望，我又开始自学，要补足由于学业中断欠缺的大学课程，包括数学，物理，无线电，英语。那250本书，就是我们当时最宝贵的财富和希望所在。

二． 第一次研究生梦（1973）

1970年，大学重新开始招生，称为“工农兵学员”，靠推荐而不靠考试。1973年“右倾回潮”， 大学招生要考试和推荐相结合。是年4，5 月间，毕业留校任教的同班同学王书仁来信，说北大搞试点，招收研究生，初定名额10到20名，不清楚是否要考试，如何考试，但他一定能找到得力的人推荐。要我赶快写信报名，由他转交。对我来说，考取研究生，既是深造，也是出路。于是我赶快写了信，报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我在信中说，我对数学特别有兴趣，数学特别好，对无线电也特别有兴趣，也特别好；既可以学习计算机的算法（用今天的话来说，软件），也可以学习计算机的制造（用今天的话来说，硬件）。我还开列了学过（包括在校学习和自学）的课程。我在信中还表示，如果未婚的大学毕业生可以优先录取，我可以推迟婚期（我们当时已经决定在秋天结婚）。王书仁同学经常来信告知情况，一切似乎进行得很顺利。

突然，形势急转直下。原来是那位“白卷英雄”张铁生，文化水平太低，眼看自己上大学无望，在6 月间參加大学入学文化考试时，在物理化学试卷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斥责别的考生是不务正业的大学迷，乞求“各级领导”开恩录取他。当局的某些人则借题发挥，在8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张铁生的信，反击“右倾回潮”。于是，文化考试的分数不算数，或者分数越高越没人敢要。从此，大学招生又回到靠推荐的老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北大招收研究生的事，也随之泡汤，被反击“右倾回潮”反掉了。

1973年9月，我们按原计划结婚，回到北京。我对于研究生的事，仍然不死心。和王书仁同学一起，要找北大数学力学系主任段学复教授问个究竟。一天晚上，我们出了小东门（当时的小东门，紧挨着东操场东南角），沿着小路穿过一片民房，进入燕东园，上到一座二层小楼的第二层，到了段教授的家门口，说明来意。段教授领我们到他的书房坐下，对我们说：如果你们早来一个月，我还有话跟你们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国务院已经发通知了。我们很明白，就是不能招收研究生了。于是我们道谢，起身告辞。整个谈话过程，不超过5分钟。

这次研究生梦就这样破灭了。

三． 发明创造梦（1973 － 1978）

第一次研究生梦的破灭，促使我重新考虑离开商南县，寻找前途的策略。那时候的干部（大学毕业生属干部编制）工作调动，分“函调”和“商调”。（工人还有“对调”，不在考虑之列。）“函调”的意思是：上级主管部门发来信函，指名要把某某人调走，下级单位必须服从，也就是必须放人。“商调”的意思是：一个单位向另一个单位发出信函，与之“商量” 某某人的调动；两个单位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另一个单位”可以拒绝放人。我曾试过“商调”，根本就行不通。不是找不到要人单位，而是不能在商南县打通关系，让我离开。于是，只剩下“函调”这一途径。但是，要实现“函调”，谈何容易，要有高级关系和后门才行。当时有一对夫妇，是西北农学院的毕业生。女方的父亲原是位于西安市郊区的庆安公司（飞机制造厂）的党委书记，文化革命中失势，丢掉了官职。所以这对夫妇毕业分配到了偏僻的商南县。后来，女方的父亲被解放，官复原职。于是，这对夫妇立即“函调”回西安市，男方进了陕西省人事局。我们和这对夫妇在商南时有些交往。而在商南的北大同学中，有一位和他们关系比较密切。这位北大同学出差到西安，见到那位男的，谈起他在陕西省人事局的工作和还在商南的大学生们的情况。那位男的说，陕西省刚成立一个无线电研究所，需要工作人员。于是那位北大同学接了茬，说吴某某的无线电很好，能不能帮他调到无线电研究所。那位男的竟然说：这个我知道，我是能够帮助他的，但是吴某某有政治问题（我的解释见后），我不可以帮助他。那位北大同学回到商南后，跟我说了这件事。有一天，我又对妻子说了这件事，妻子听了，潸然泪下。这对我的刺激极大。我当着妻子的面发誓说：我以后一定要找到一个比陕西省无线电研究所更好的单位！

怎么样才能实现我的誓言呢？研究生梦的破灭和“商调”，“函调”的不可能，使我认识到：除了学习应付考试的大学课程外（我当然不知道还有第二次研究生梦），还要搞出一些名堂来。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可以搞技术革新，发明创造（说是科学研究则有些勉强），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也许，只是也许，有的单位会去“人事部门”活动，实现“函调”。

我定下的策略是：战略上一鸣惊人，战术上瞎猫碰死耗子。具体做法是：确定若干颇有分量的无线电项目，都试一试（瞎猫碰死耗子）。选择能在较短时间内出成果的项目，完成后写成文章发表（一鸣惊人）。我确信自己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和动手能力。县广播站有一些仪器可以使用，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利用工作时间干这些事情。为广播事业搞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嘛，名正言顺。

我定的项目有5个：（1）移频扩音机，（2）喇叭音圈位置检测器，（3）广播电台收听检测器，（4）磁带录音机的磁头垂直度，（5）无线电广播的波长调制。通过理论分析和初步试验，我选定了（2）和（4）。经过努力，真的取得了成功。1976年，我把题为“音圈位置检测器”的文章寄给«无线电»杂志编辑部。随后，根据他们回信中的要求，把仪器寄给他们试验。这篇文章刊登在«无线电»杂志1978年第5期（月刊）上，得到稿费9元。后来，有人把电路图放到互联网上，不过把标题改成了“喇叭音圈检测电路”。 还是在1976年，我把题为“录音机录放磁头垂直度对高频特性的影响”的文章寄给陕西省广播事业局。结果收到他们的回信，说计算结果没有用处。我当时心想，肯定是他们没有看懂（文中用了微积分和颇为复杂的立体几何计算），或者他们压根就没有看我的文章，认为是小小县广播站的无名之辈在班门弄斧。于是我又把文章寄给中央广播事业局。结果他们在回信中说计算得很好，要我补充实验结果。（审稿人邵昌辉。）于是我想出办法，利用县广播站的几样仪器做实验，赶快把补充实验结果后的文章寄给中央广播事业局。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出版的«广播与电视技术»杂志1977年第4期（季刊）上，得到稿费18.5元。这篇文章也被放在互联网上了。不过，要下载全文，还要交费。我为在艰苦的条件下独立完成这两个项目写出文章而自豪，并且认为，其结果直到今天仍然有实用价值。

1978年我报考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研究生，把这两篇文章作为“著作”寄给天文台的招生办公室，为这次实现研究生梦助了一臂之力。而且，我在独立进行项目的选定，计算和实验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为后来的研究生学习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没有对“商调”或 “函调”起作用。但是，对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起了作用，这不是更加值得吗！

四． 第二次研究生梦（1977， 1978 － 1986）

1976年10月初，为筹建商南县电视转播台，我去浙江省淳安县出差，到一家无线电厂订购电视转播机。回程时顺便到浙江省余姚县电视差转台参观。参观完了，在余姚火车站等候路过的宁波开往杭州的列车。当火车徐徐进站时，远远望去，车厢上涂满了大字。大字越来越近，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等列车停稳，仔细一看，吓了我一跳，居然是“绞死江青”，“油炸张春桥”，“火烧姚文元”， “炮轰王洪文”。我想，莫非又是一帮不怕死的家伙在胡闹。但是转念一想，也不像这么回事，当局哪能容许这些“反动标语”随着火车穿州过县，沿途扩散影响？上了火车，邻座的乘客问我：你看见火车上写什么了吗？我瞟了他一眼，回答说：没有。再看看周围，也没有人谈论这些标语。到了杭州，见到大学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确有这么回事，江青等人被抓起来了。第二天外出，在大街上看到一些同样内容的标语。过了两天到达上海，才看见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大字报，挤满大街敲锣打鼓的人群，在欢庆胜利，声讨“四人帮”。我心里一震：要变天啦！

天在变，慢慢地变。1977年5，6月间，收到王书仁同学的来信，得到招收研究生和北大“回炉班”的消息。我的研究生梦，又一次开始了。

1. 确定方向（1977）

招收研究生消息确切，具体办法还不知道，但是，要考试是肯定的，要考外语是肯定的。考虑到难易程度和将来的用处，我决定选英语而不是俄语。于是，我开始复习英语。其他科目，等等再说。复习英语，就用我在1973年开始自学英语时用的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的«基础英语»和薄冰的«英语语法»，以及当时做的笔记和练习。

往哪里投考呢？只想到两处：北大地球物理系和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前者是我上大学的系，后者呢，可以发挥我的无线电优势。正在踌躇之中，10月份收到王书仁同学的来信。信中说，在正在举行的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上，乔国俊（我大学二年级的班主任，研究射电天文）和邢骏（地球物理系天文教研室主任）两位老师，向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射电天文学家王绶琯推荐了我，建议我报考王先生的研究生。信中还转达王先生的话，要我给他写一封信，说明学了哪些课程，做了哪些工作，由乔国俊老师转交给他。于是，我用了几天的时间，先打草稿，再誊写一遍，写了满满的三页信纸，赶快用航空信寄给王书仁同学。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1）1964至1966 年在北大地球物理系上学期间，学了6门数学物理基础课和俄语，每门功课的学期和学年评分都是5分。有很好的数学物理基础。

（2）1968年10月至1970 年3月毕业分配，之后直到1977 年10月，自学了数学，物理，无线电和英语。开列了8本数学书，5本物理书，12本无线电书。每本书有书名，作者，学习的深度，是否做了习题。英语的水平是能够借助词典阅读科技书籍和文章。

（3）1972年2月至1977 年10月在陕西省商南县广播站当技术员，维修扩音设备。在最近的一年，负责筹建商南县电视转播台的技术工作。有很好的无线电理论基础和很强的动手能力。

（4）在商南县广播站工作期间，独立完成两个技术革新发明创造项目，写成的两篇文章将在«无线电»杂志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广播与电视技术»杂志上发表。

（5）在信的结尾，表示对射电天文有浓厚的兴趣，还有少不了的表示决心和感谢的套话。

信寄出大概两个星期后，收到王书仁同学的回信，转述乔国俊老师的话：王绶琯先生看了信，表示对我的情况很满意，鼓励我好好准备考试，并且建议我报考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以发挥无线电方面的优势，如果以后想转学射电天文理论也可以。

我没有学过射电天文，但知道是干什么的。数学，物理，无线电和英语是一定要考的了，但是没有指定的考试范围和參考书。数学和物理好办些，我相信北大课程的广度和深度。我们手头有一套精心保存下来的北大讲义，教科书，參考书，甚至还有习题和当年的作业本，这要归功于我的妻子。所以先开始复习数学和物理，做习题。无线电和英语是纯粹靠自学，心中最没谱。英语复习早就开始了。无线电呢，只能先放一放。

1978年1月，趁我出差到北京采购电视机，我和妻子，带上一岁半的孩子和我的母亲（在1976年到商南县帮我们照顾孩子），回到北京。我见到王书仁同学和乔国俊老师，大家一致认为，我应该去看望正在广安门医院住院的王绶琯先生。于是我去了广安门医院，找到王先生，致意问候。王先生早就从以前的信中了解我的情况，不必多谈了。我只是表示，由于文化革命的耽误，年龄比较大了，不利于学习。王先生立即要我放下这个顾虑，说：那么困难的年月都过来了，只要努力，以后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此外，我还和王书仁同学一起，到位于中关村的中科院宿舍拜访北京天文台的射电天文专家吴怀玮。吴先生告诉我，无线电考试的參考书是南京工学院管致中教授的«无线电技术基础»上下册和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晶体管电路原理»。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在返回商南县路过西安时，我请在陕西省图书馆工作的北大同学侯汉清借到管致中教授的书。（我自己有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书。）从此，对准备无线电考试就有了依据，心中有数了。顺便说一下，正是侯汉清同学在商南县工作时，教我入门英语。我永远感谢他对我的帮助。

在北京购买到十多部电视机后，我和商南县广播站的会计乘飞机押运这些电视机回到西安，再坐长途汽车将这些电视机运回商南县。此后，我不再外出，待在商南一心一意复习功课，准备考试。而我的妻子在春节与父母家人团聚后，在大年初三，1978年2月9日，只身一人离京返回商南县，复习功课准备北大“回炉班”考试。

2. 报名（1978）

考取研究生，既是深造，也是我的唯一出路，而且关系到老婆孩子的命运，我当然全力以赴。但是，问题来了。县广播站的一些人跟我过不去，找到广播站站长张国亮抱怨说，吴某某凭什么可以不下乡到广播放大站去修理扩音机而躲在县城复习自己的功课？张国亮站长是陕西省武功农校的毕业生，很同情这批“落难”的大学毕业生，一向对我特别照顾。他对那些人的回答是：我是站长，就这么安排工作；我这是为国家输送人材，你们有什么意见？！而在私下则对我说，一定要保证县站播音设备的正常工作，其余的事情不要去管。我听从他的意见，有空就到播音机房看看，防止出现故障。

但是，更大的问题来了。有一些人听到我要考研究生的风声，跑到县文教局，说：吴某某有政治问题，不能让他报考研究生。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长故事短说。文化革命中，我见到一些高中同学，免不了谈论一些小道消息，发表一点议论。万万没有想到，其中的一位，竟然在大学毕业分配前夕，揭发我的“恶毒攻击”言论。材料寄到北大时，我已经在1970年3月毕业分配离开学校。于是材料又转到商南县，我开始挨整。1971年9.13林彪事件以后，整我的重磅炸弹已经失效。1976年10月“四人帮”跨台以后，整我的钢鞭材料彻底作废。但是，如果有权力的人要整我，这些材料还是可以利用的，只要把“政治问题”挂起来，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会永远悬在我的头上。幸好主管招生的县文教局副局长许文魁为人正直友善，也是希望在这个“科学的春天”考上几个研究生为商南县特别是文教局增光（用当今流行的说法，叫做“出政绩”），不同意再纠缠这个问题。但是，他也不敢自作主张，于是去找主管文教的张副县长，说了自己的看法。张副县长同意许文魁副局长的意见。这个跳出来的拦路虎，这次没有挡在我前进的道路上。（这事没完，好戏还在后头。）

1978年3月，我到商南县文教局招生办公室顺利报了名，看了中科院的招生简章，报考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导师为王绶琯（兼射电天文理论专业导师）和吴怀玮，考试科目5门为：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无线电技术，外语（英语或俄语，我选了英语），政治。至于参考书，只记得无线电技术科目的参考书如前所述，考外语可以带词典。报名的同时我递交了不久前收到的«广播与电视技术»杂志1977年第4期，里面载有我的题为“录音机录放磁头垂直度对高频特性的影响”的文章，算是我的“著作”，由县招生办公室寄往北京天文台。几个星期以后，收到北京天文台寄来的准考证。

报名以后，复习功课进入冲刺阶段。与北京天文台其他专业的考生相比，我要多考一科无线电。对于我投考的专业，这是最重要的一科。而且，我预见一定会有许多名牌大学无线电系的毕业生投考这个专业，将有一场恶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复习功课的任务很重。商南县那时没有大电网，县城的发电厂只有晚上发电供照明用，晚11点准时停电。每天早上，县广播站的发电机发电供广播用。早上电一来，不管天亮与否，我们就得起床，接着参加雷打不动的一小时的天天学习会（其前身是实行多年的“天天读”）。此后的时间，才可以干别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天复习功课的开始。晚上我算计时间，快到11点时赶快收摊，以防停电后摸黑。但不可能每天都算计准确，特别是做习题不能中途停下或是忘了停下。所以我准备了手电和火柴蜡烛，到时电灯突然熄灭，则立即打亮手电或点亮蜡烛，赶快收摊结束。张国亮站长总是在停电后巡视广播站，路过我的窗前时如果看见我屋里还有亮光，他就会大喊一声：小吴，该睡觉了！我则立即答应一声：知道了！犹如口令对答，经常如此。

3. 初试（1978）

1978年5月15 日，是考试的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英语。第二天上午考高等数学，下午考普通物理。第三天上午考无线电技术。每场考试都是3小时。考场设在县文教局的一个称为“教研室”的院子内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共有8位考生，全是男的，投考8个不同的招生单位。每人占用一张大桌子。午饭的主菜是炒腊肉，有馒头有米饭。主办的老师对我们说，局长吩咐了，一定要搞好你们的伙食。美中不足的是，没桌没凳要蹲着吃饭。不过也不要抱怨，这是陕西一大怪。

考试的情况和结果如下（分数是后来到北京天文台复试时知道的）：

（1） 政治– 64分 （准确分数）

有名词解释，简答题，详答题。两道详答题，各25分，分别是：（1）试批判“四人帮”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歪曲和篡改。（2）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至于前两项，只记得名词解释“国体”，“政体”。

我没有花一分钟去复习政治，能得到不错的64分，主要应该归功于广播站雷打不动的天天学习会。这个会通常是这样开的: 一位播音员朗读报纸或文件，然后几位编辑大人高谈阔论，而我们几位技术人员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只是洗耳恭听。天天如此灌输，就是傻瓜也能记住一大把，何况我们都是大学毕业生。所以，对这两道详答题，随随便便就能答个八九不离十。这样，40 多分就差不多到手了。再加上对名词解释顾名思义和对简答题当场发挥，20多分就轻轻松松拿下了。当然，你得掌握原则，一定不能离经叛道，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发表什么独特见解。歪曲不歪曲，篡改不篡改，只有天知道。不管是不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反正每天上班，每月到时去领一份3类地区的51.5元工资就是了。这个64分恰到好处。低了嘛，可能会达不到分数线；高了嘛，可能你未来的研究生导师不高兴，甩出这么一句话：政治考这么高分干什么？

（2） 英语– 79.5分 （准确分数）

我在中学和大学都学俄语。大学毕业后在1973年春节期间开始自学英语，基础不扎实。幸好英语考试可以带词典，我带了手头仅有的郑易里«简明英汉词典»。虽然认真复习做了准备，对这平生第一次英语考试还是心中无数。考试中最困难的是汉译英，有不少英语单词记不得准确的拼写，我又没有汉英词典。现在只记得一道汉译英试题：“正是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语法难不倒我，一看就知道这是考“It’s …… who ……”的强调句型。但是我不会翻译“四人帮”，只好写中文，用一个矩形框上。后来想起来觉得很可笑。总的说来，觉得发挥了自己的水平，所以考完后自我感觉良好。在北京天文台参加研究生复试时得知英语得了79.5 分，为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考生的最高分。这个分数大体反映了我的英语笔试水平。但是，为最高分则有些偶然，有的考生本应考得比我好。

（3） 高等数学– 90多分 （不知道准确分数）

凭着当年北大的良好基础和认真复习，得了90多分，在同专业的考生中，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但是肯定不如天体力学，天体测量专业考生中的高手。只记得一道题，给定一个颇为复杂的二元方程，应用微分学研究其平面曲线的性状（切线，拐点，渐近线等），画出这条曲线。这是一道很“原始”的题目，没有重点复习，不是很熟悉，花了我不少时间。

（4） 普通物理– 80 多分（不知道准确分数）

凭着当年北大的良好基础和认真复习，得了80多分，在同专业的考生中，也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但是肯定不如恒星物理，太阳物理专业考生中的高手。开头的试题是名词解释和选择填空。只记得其中的一道：一颗恒星发红光，一颗恒星发蓝光，发（填红或蓝）光的恒星温度比较高；接着是一个有下划线的空白行，填理由。这题有点像科普问答。第一道计算题，是石块落下水井的运动学加简单的动力学问题，这也是一道很“原始”的题目，没有重点复习，也花了我不少时间。最可气的是，有一道力学题，给定波动表达式，要证明给出的波的群速度表达式。我花了很多时间，反复计算，反复检查，怎么也推导不出要证明的表达式，就差一点点。在北京天文台参加研究生复试时才知道，原来，那个给定的波动表达式有错误。于是在判卷时，根据证明过程的“合理性”给分，放得很松，但是随意性很大。只有一位考生发现并纠正试题的错误，推导出要证明的表达式。不知是不是给了“超满分”。试卷最后还有两道超出普通物理范围的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附加题，每题10分，可能是给恒星物理和太阳物理专业考生准备的。（1）试用麦克斯韦方程组推导电子在均匀静电场中的运动轨迹。（2）试用薛定谔方程推导质点在有心力场中的运动轨道。我只是草草做了第1题，估计做得不对没得分。

（5） 无线电技术– 76分 （准确分数）

无线电技术的考题很多，有些题目难度比较大，范围包括线性电路和晶体管放大电路，都是理论计算题。估计绝大部分考生都没做完。我的无线电技术全靠自学，但是花了很多时间学了很多理论，又做了充分的准备，比较熟练，刚好全部做完，没有时间检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无线电考试，结果很不错。在北京天文台参加研究生复试时得知得了76 分，为本专业的最高分（别的专业不考无线电技术）。第二名是63 分；参加复试8人，其中最后一名是28分。印象最深的是一道电路计算题：用矩阵法计算一个颇为复杂的电路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对“矩阵法”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我拿不准在这里是指哪一个，只能凭自己的理解选定一个。于是根据电路的克希霍夫定侓，得到一个含有5（行）X 5（列）矩阵的线性方程组。试了一下才发觉，要用矩阵变换解这个方程组并非易事，大概要15分钟，而且容易出错。这时我又发觉，其实利用欧姆定侓而不用“矩阵法”，简单和容易得多，但是这种解法不合题意。于是我灵机一动，在草稿纸上用欧姆定侓快速求出答案。在答卷上写出矩阵变换的头两步之后，根据用欧姆定侓求出的答案，直接跳到矩阵变换的最后一步。为保险起见，我还用答案做了验算（这很容易）。

更多的关于考生和初试的情况，到北京天文台复试时才知道。

初试后收到«无线电»杂志编辑部寄来的1978年第5期，里面载有我的题为“音圈位置检测器”的文章，算是我的又一篇“著作”，到商南县招生办公室请他们寄往北京天文台。

4. 赴京赶考（1978）

初试几个星期后，收到王书仁同学的回信，转述乔国俊老师的话：王绶琯先生知道了我的初试成绩，很满意，要我好好准备复试。接着收到北京天文台寄来的复试通知书，随后我和妻子一起，在6月下旬坐长途汽车从商南县前往西安。我的妻子是到西安参加7月份的北大“回炉班”考试。（北大在陕西省设两个“回炉班”考场，另一个在汉中，因为那里有一个北大分校。）我也报了北大“回炉班”的名，有北京考场的准考证。

商南和西安之间的公路不到300公里，但是翻越秦岭，道路崎岖，路面很差。两地之间，每天有两辆长途汽车对开，都是早上6点半发车，下午3，4点到达目的地。其中的一辆汽车由商南县的司机驾驶，另一辆由西安市的司机驾驶。所以，从商南开往西安的长途汽车，一天是商南县的司机驾驶，另一天是西安市的司机驾驶。在我们预定出发日期的前一天的下午，西安市的司机驾车到了商南。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范围的特大暴雨，从商南到西安的公路多处损毁。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长途汽车停开。但是，那位西安市的司机回家心切，执意要开车上路。于是我们能按预定日期出发。沿途遇到很多险情。路面太差时，乘客下车，步行通过，司机一人开车通过后，乘客再上车。遇到“漫水桥”（桥面很低的桥梁，洪水时水流从桥面漫过），也经常这样做。最危险的一次，汽车正在行驶，我们听到车后轰隆一声，吃了一惊。原来是我们的汽车刚刚通过，后面路边的山崖突然塌方，差一点没砸着我们的汽车。好歹到了西安，已经是晚上。后来知道，由于连日暴雨，商南和西安之间的长途汽车，随后停驶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谢天谢地，那天正好碰上西安市的司机，而且一路闯险通过。要是商南县的司机，一定不愿意开车上路而留在商南的家中，我们很可能被耽误了研究生复试和“回炉班”考试，前功尽弃，那就惨了。

5. 复试（1978）

到达北京后见到乔国俊老师，他解释说，王绶琯先生对我的初试成绩很满意，因为我的数学和物理的分数虽然在全天文台的考生中都不是最高的，但是很均衡，不象有些考生，数学分数很高而物理分数很低，或物理分数很高而数学分数很低；此外，还因为我的无线电技术分数最高。

北京天文台的复试考场设在海淀镇附近的八一学校，记得都是平房，校内有花园，有水池，还有假山，但是显得有些破败，没有学生，冷冷清清。我和大部分考生一样，在复试期间就住在这个学校里。

复试在7月上旬举行。各个专业的考试科目不同。我參加了三场考试。

（1） 数学, 笔试，2 小时

我们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考生和天体力学的考生一起考数学。主持考试的韩念国先生考前宣布：天体力学考生要求做全部题目，共100分。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考生只要求做第一，二道题，共50分，其余为选做题。我做完第一，二道题后，想去试试后面的题目。第三道题还有点门路，尽我所能做了一部分。再后面的题，一点门路都没有，连题意都看不懂。

（2） 无线电技术，笔试，2 小时

只有我们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的8位考生參加。共三道题，第一道和第二道题各25分，第三道题50分。第一道题是：叙述和证明信号通过线性电路传输后不失真的条件。第二道题有关晶体管放大电路。第三道题是用阻抗圆图解决一个传输线匹配的工程问题。估计这个工程问题，与北京天文台射电望远镜的信号传输设备有关。我做完了第一，二道题，而且相信是对的。因为我没有相关的实际经验，凭对阻抗圆图的一些知识，把第三道题做了一点。相信别的考生，也没有相关的实际经验，只能做一点，彼此彼此。

（3） 无线电技术，口试

口试有两位考官，一位是北京天文台的吴怀玮先生，另一位是北大地球物理系天文教研室的一位教师，耳朵上带着助听器。两位考官端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桌上放着2个圆筒，筒里放着一些卷成长条的试卷。我被要求从每个筒里随机抽出一条试卷，拿着它们坐到一张课桌前，打开试卷思考问题，时间限制是10分钟。10分钟一到，我被要求站在黑板前，在黑板上一边写题解一边口头解释。第一道是传输线连接处反射的问题，第二道是晶体管共基极放大电路的问题。我对这两道题的有关内容都比较熟悉，顺利通过。口试总共大约20分钟。

考数学那天，我看见方励之先生去物理考场，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北京天文台的复试考生中挑选研究生。结果，向守平同学被选中，到科大天体物理研究室念研究生去了。

主持数学考试的韩念国先生，在考试后召集考生开座谈会，自愿参加。他说，原定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考生只复试无线电技术，不考数学；但是王绶琯先生坚持要考数学，说：数学最重要，凡是数学学得好的学生，其他科目也一定学得好。接着，韩先生与每一位天体力学考生交谈，分析该考生的答卷。

这里顺便讲一下韩念国先生的故事。韩先生是一位数学天才，是家喻户晓的“军阀”韩复榘的孙子。韩先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高中毕业后考上大学又被迫退学，找到北京天文台的一份工作，当天文观测员，很快崭露头角，小有名气。1963年被破格录取为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程民德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天文台工作。我在1980年出国留学之前，在中关村63楼天文台招待所住过一段时间。韩先生有时到我们的房间，跟我和另一位研究生聊天，讲述他的数学研究。1986年我学成归国。有一天在天文台楼前遇到韩先生，只见他柱着一根拐杖，步履蹒跚，脸上完全失去往日的神采。我叫了一声韩老师，问他还认得我吗。他说他眼睛看不清，认不出来。我又说出我的名字，问他记得不记得。他说不记得。事后我才听人说，韩先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出了车祸，脑部受了重伤。后来有一次在天文台的大客车上他对我们说，他在美国时，接待到美国访问的朋友，开汽车超车时撞上对面开来的卡车；他在出事之前就有预感，可能有什么祸事了。他还说，他爷爷是被蒋介石陷害的；他爷爷点戏“关公战秦琼”的传说根本就是编造的。我为韩念国先生深深惋惜，在异国的一场车祸把一位才华横溢的研究人员变成一个生活自理都有困难的人，完全毁了他的后半辈子。

复试完毕，我很快就知道了分数。数学笔试和无线电技术笔试都是50多分，无线电技术口试5分。见到乔国俊老师时我告诉他我的分数，他问我，这么低的笔试分数是怎么回事。我向他解释了出题的情况，他也就放心了。

北京天文台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蔡主任办事精明干练。他逐个找到所有复试考生，告知对他（她）的录取结果。所以，在离开天文台返回陕西商南前，我已经知道我被录取为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研究生。顺便说一下，天文台复试前我到北大參加了“回炉班”数学和物理考试，分别得了100 分和93 分，为地球物理系的最高分。我请王书仁同学转告北大地球物理系，我已被北京天文台录取为研究生，不会去上“回炉班”。

蔡主任还告诉我们，有200多人报考北京天文台研究生，51人參加复试。北京天文台只招收14名研究生，向别的单位如中科院云南天文台，中国科技大学，北大地球物理系，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等推荐了21名，总共35名有了出路。其余16名，北京天文台认为他们的水平实在是欠佳，没有向外推荐。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有30 多名考生，8人参加复试，该专业录取2名。（后来全台有3人考取出国研究生，这些人不占用原定的招生名额，北京天文台最终共录取了17名1978级研究生。其中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有1人考取出国研究生，该专业最终录取了3名。）根据考试成绩，把考生和专业作了调整。征得考生同意，有些考生被录取到不是该考生报考的专业。

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考生中，有一位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生，高等数学初试考了100分，令人佩服。但是无线电技术考分不是很高，被调整到了天体测量专业。他在天津市附近河北省一个县的广播站工作当技术员。高高的个子，剃光头，一副农民打扮。带了一个大麻袋，到北京天文台复试还忘不了顺便给广播站买器材。他和我是同行，都是广播站的技术员，所以我们聊得特别多。他复试完了回到原单位，报告了被录取的好消息。结果，他的妻子给北京天文台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一定不能录取他为研究生；如果你们录取他，他一定会变成陈世美，我就要上吊。结果北京天文台被吓唬住了，没敢录取他。我在北京天文台念研究生时，真的没看见这位高等数学初试考了100分的考生，实在可惜。

北大地球物理系天文教研室主任邢骏老师当初向北京天文台推荐了两位北大毕业生。如前所述，我是一位。另一位是北大物理系1964级学生，1970年毕业分配到商县。商县和商南县同属商洛地区，商县是地区专署所在地。我到商县出差时见过她好几次，所以和她比较熟悉。她后来工作调动到位于陕西省蒲城县的中科院陕西天文台。北京天文台研究生复试时两人相见，有些意外。她报考的恒星物理专业，考生中高手很多，她没有能够竞争过人家，败下阵来。所以，不要以为有得力的人推荐，就打了保票，最终还要看分数。一般认为，1978级研究生，1977级和1978级大学生的入学考试和录取，是历年来最公平的，基本上做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6. 意外受伤（1978）

我在北京天文台參加研究生复试后返回商南县的途中，在西安和商县短暂停留，拜访同学和朋友，告诉他们我考取研究生的消息，感谢他们的帮助，与他们告别。我的妻子在西安參加北大“回炉班”考试后早已回到商南。她觉得自己考得不错，很有希望。我们很快就收到王书仁同学的来信，告知地球物理系“回炉班”考试和录取情况：全系录取40名，我的妻子考了全系的第3名，一定会被录取。虽然还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但是我们心中有数。

我们开始清理物品做准备。我也开始交接工作，最主要的是电视转播台的维护事项。电视转播台建在一座名为青山的高山顶上，山顶上还有一个微波中继站，向转播台提供电视信号，这就是为什么电视转播台建在青山顶的原因。青山离商南县城20公里，汽车要开40分钟到山脚下，再开20分钟盘山而上，才能到达山顶。没有定期班车，我们只有搭到微波站办公事的汽车。7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广播站的一位技术人员搭汽车到达电视转播台，检查电视发射机。第二天，不知道办公事的汽车什么时候才能再到微波站，把我们捎回县城。我急于回县城，也有一种“迷信”的想法：盘山公路又窄又弯又陡，一边是深渊，一边是峭壁，下山比上山更加危险；县里的汽车，车况不良的居多，经常出事；这是我最后一次到电视转播台，以后永远不会再来了；没准这最后一次就会出事，掉下山去；只要有可能，还是不搭车为妙。于是，我和那位技术人员，沿小路下山。这条下山小路，被陡坡上的耕地隔成一段一段。下山时经常要纵身跳下半公尺到一公尺高的台阶。花了差不多20分钟，到了山脚下。两人到青山公社的有线广播放大站，吃了午饭，开始睡午觉。有路过的货车时，放大站的人就会叫醒我们，搭便车回县城。

一觉醒来，还不见动静。于是我坐起来，跳下床。结果两腿站立不住，摔倒在地。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好大声呼叫。人们赶紧把我抬回床上，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好赶紧向县广播站打电话。站长张国亮接到电话，立即到商南县汽车队叫了一辆货车（县里没有救护车），开到青山公社放大站门口。张国亮站长把我抱起放到驾驶室内副司机座位上。汽车把我送到商南县医院，医生开始急诊检查。我不能站立。医生用手在我腿上捏来捏去，用橡皮锤子在我膝盖上敲来敲去，又问我最近有没有患过感冒，我说没有。最后医生说：可能是膝关节在下山时受伤，但更可能是感冒之类的病毒侵犯神经；只能回家休息，看看如何发展，过些时候再检查，没有别的办法。

躺在家里的床上，两腿在膝关节以下不听大脑指挥。我想这下子倒大霉了。如果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来了还是这样，我该怎么办？躺了两，三天，感觉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慢慢地，慢慢地，我可以下意识弯曲我的腿了。一星期以后，可以由人扶着站起来了，觉得有希望了。两星期以后，基本恢复正常。至此，我相信是我的膝关节在下山时因多次跳下台阶受伤，接着在睡午觉时又受了凉。正是：“迷信”思想要不得，杞人忧天天没塌，地却陷了。

感谢上帝，我的腿终于完全恢复了。哈利路亚。

我们继续清理物品。清理出一堆政治学习书籍和材料，有8年来摊派购买的，也有免费发的。正在发愁怎么处理，城关中学一位老师来串门，说：正好，有些学生还没钱买这些东西呢，带回去送给他们。于是皆大欢喜。我们还清理出一堆旧鞋破袜之类的衣物，正准备扔掉，适逢一位广播站的编辑来看我们，说：不要扔掉，有附近的农民要。我说：这么破旧的东西，他们拿去也没有用处。编辑说：有用处，有些农民冬天只能用包谷壳裹脚，再穿草鞋，这些旧东西，总比包谷壳草鞋强。于是，行李打包后，我们把不要的破旧衣服鞋袜，放在一起，通知那位编辑。编辑带着一位老农民，把这些破旧物品放在一个背篓里背走了。唉，世界上还有这么可怜的人。

我们的物品中，最宝贵最值钱的要数那些书籍了。1970年毕业分配，我们携带着250本书从北京到商南。又经过8年的积累，我们有了500本书。8年来，这些书寄托着我们的希望，改变了我们的命运。1978年，我们携带着这500本书，从商南回到北京。我们对这些书，有着深厚的感情，明知其中的绝大部分再也不会有用处了，还是一本也舍不得扔掉，至今保存完好。

7. 出国人员英语考试（1978）

1978年8月上旬的一天，我正在广播站清理物品。突然有人叫我：快来，北京的长途电话！一接听，是北京天文台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蔡主任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准备派我到澳大利亚学习射电天文，要我去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出国人员英语考试。我当时想，这就是英语初试79.5 分起的作用了。（这个考试的全称是“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预备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英语考试”。）对于这个英语考试，我有所听闻，考试地点在西安，在商南县就可以报名。但是我想，这与我无关。接到长途电话之日，本地报名日期已过。我只得立即准备简单的衣物和书籍，第二天一早坐长途汽车再次奔赴西安。到达西安的次日一早去设在陕西省教育厅内的考试办公室报名，工作人员不给办理。听完我的申述之后，工作人员要我联系北京天文台，给他们发电报。于是，我又急急忙忙赶到钟楼邮电局，给北京天文台挂长途电话，找到蔡主任讲明情况。次日上午，我一早赶到考试办公室。北京天文台的电报已到，于是报了名，办理了准考证。

英语考试考场设在西北工业大学。8月15日上午，我参加了笔试。只记得有选择题，英译中，中译英。觉得不是很难，自我感觉良好。16日上午，则是口试。结果呢，用英语来说是遭遇滑铁卢，用汉语来说是败走麦城。口试考生有人看管，以防泄漏题目。我被领到考官的桌子前，只听懂了一句英语：请坐。其余什么准考证，考试内容，一概没有听懂。考官只好用汉语说话，让我朗读试卷上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Expensive and Uncomfortable。故事大意是：一人躲在从伦敦飞往悉尼的飞机内的木箱里，在悉尼机场被抓获，被责令交付旅费3,500英镑。他的旅程真是昂贵（正常票价是2,000英镑）而又难受（在木箱里闷了18个多小时）。朗读完了，考官用英语提问。我又是一概没有听懂。于是，考官中断考试，用汉语问话。我解释说，我原来在北大学俄语，毕业分配到商南县以后自学英语，条件很差。已被录取为北京天文台研究生，被指派参加这次考试。虽然自知听力和口语不行，但我还是认为一定要遵照北京天文台的安排，参加这次考试。

考试完毕，我立即返回商南，继续做回北京的准备。对出国人员英语考试的结果，不抱任何希望。9月上旬的一天，我终于收到北京天文台寄来的信。打开一看，是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我和妻子都高兴得跳了起来，这是我们自从1970年毕业分配到商南县以来，难得的开心时刻。过了几天，我和妻子都在广播站，气象站站长送来北京大学的来信。妻子立即把信打开，是北大地球物理系“回炉班”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又高兴了一阵子。

8. 告别商南（1978）

回北京准备工作的最后一步是办理户口迁移和粮食关系转移。我拿着商南县广播站出具的介绍信，妻子拿着县气象站出具的介绍信，还带着各自的录取通知书，到城关镇派出所为我们自己和孩子办理“户口迁移证”，每人一张。然后，到城关镇粮站办理“粮食关系转移证明”，也是每人一张。最后，经人指点，说运送木制家具到西安，在翻越秦岭处要出示“木材出境证明”。于是，我又去县木材管理站办理这个证明。

在商南县长达8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受到一些人的歧视和刁难，也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心存感激。我特意去县文教局，找到许文魁副局长，感谢他对我报考研究生的帮助。县广播站站长张国亮对我帮助最大，但是朝夕相处，无需特意找他表示感谢。对于他给我的帮助，我永志不忘。

1978年商南县共有8人参加研究生初试，其中有4人考取研究生，招生单位分别是：北京天文台，上海第一医学院，西北大学，陕西中医学院。须知，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17年（1949 – 1966），商南县高中毕业生中无一人考上大学。至于考上研究生，就更甭提了。于是，有人出来说：这些研究生们，为商南县增光了。但是又有不知趣的人站出来说：为商南增什么光，他们都是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和商南县有什么关系？这位老兄的高论，有点象鲁迅先生论成吉思汗。有些国人，为出了一个威震世界的成吉思汗而骄傲。他们哪里想过，那个成吉思，还是蒙古人的可汗。

1978年9月15日，我们动身离开商南县返回北京。我们包了一辆小卡车，从商南到西安单程120元。县广播站和气象站慷慨解囊，平分运费。15日大清早，在广播站同事的帮助下，把行李装上卡车。广播站会计到县车队交支票付了运费。广播站站长张国亮到县车队最后送别我们。他催我们赶快上车，赶快离开商南，仿佛在这最后的时刻，还会有人跳出来阻拦。我坐在驾驶室里，将头伸到车外，望着张国亮站长渐渐远去的身影，一阵心酸，何日再相见？汽车离开县城20分钟，到达我当年插队劳动的试马公社。那个当年走过不知多少次的通往郭家垭大队第二生产队的路口，在我眼前掠过。汽车冲上横跨荆家河的漫水桥，使我想起离桥不远河上游处的试马水库。在当年的水库工地上，我管理一个柴油机发电站，在工棚里干活吃饭睡觉一年多。我宝贵的青春年华，在那里逝去。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汽车驶出商南县。此时此刻，一股热血涌上心头。是留恋？是伤感？还是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这次离开商南县，我们永远不会回来了。毕竟，我们在这里生活过8年半，不管是好是赖。

9. 研究生学习（1978 － 1986）

1978年10月5日我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北京市海淀区肖庄，原北京林学院校园内）报到。一位工作人员接过我的录取通知书，在新生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录取通知书白纸黑字，怎么可能有假？他停下来，想了想，问我：你参加过出国人员英语考试没有？我回答说参加过。他说：那就对了，你到英语训练班报到去吧。他还告诉我，英训班设在玉泉路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内，还没到开学时间，要我打听清楚日期再去报到。

英语训练班在11月开学。共有约一百人，绝大部分是中科院各个研究所的出国研究生，加上很少数的代培生。因为我的英语全靠自学，环境又很差，听力和口语很不好，听不懂也说不出口，上课时非常狼狈，几乎丧失了信心。但是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也就特别用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赶上了同班同学，上课表现正常，有了信心。

1979年5月，英训班快要结业考试了。突然，北京天文台通知我回去，原因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的研究生邝振昆访问天文台，帮助我们制作射电望远镜的数字接收机。邝先生是位ABC（Australian Born Chinese），当时只会说很有限的普通话。于是我就成了他的课堂翻译。两个多月后，邝振昆先生离开北京返回澳大利亚。经过这段时间的实战，我的专业英语有了显著的提高。此后，我一边办理赴澳大利亚留学的手续，一边在肖庄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旁听研究生课程，直到1980年8月离开北京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

1980年8月19日，我离开北京飞往澳大利亚悉尼，开始我在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长达6年的留学生活。1986年6月获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后回国。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天文台和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电子工程系）做博士后研究工作，于1990年10月回到北京天文台任副研究员。这是后话。

10. 再说商南（1979）

虽然离开了商南县，但是我不会忘记那些差点不让我报考研究生的“恶毒攻击”材料。1979年2月刚过完春节，中科院英语训练班刚刚重新上课。我写了一封信，寄往陕西省商南县委组织部，那是保存我的人事档案的部门。信中说，那些在1970年转到商南县的整我的材料，已经失效了；如果已经销毁，请通知我本人；如果还在，请退给我本人；如果你们不按照政策办事，我要写信到商洛地委组织部申诉。几个星期以后，我收到商南县委组织部的回信。信中说，那些材料已经在1978年7月10日退回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可以到那里去查询。我掐指一算，退材料的日子，正是我在北京天文台参加复试和在北大参加“回炉班”考试的时候。这么多年了，我在商南县时催了他们多次，他们都不作处理，把我的问题挂起来。他们看我离开商南去參加复试，就把整我的材料寄往北京，机关算尽，心眼真TMD坏。于是，我到北京大学办公楼，找到党委办公室，说明来意，出示商南县委组织部的信。一位女工作人员查了一下收发记录，说：我们是收到过你说的那些材料，但是我们“一办”（落实政策第一办公室）只负责处理干部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你的问题属于群众问题，归“二办”管，所以你说的材料转到“二办”去了。她还告诉我，“二办”在四院（第二体育馆附近的一个三合院）。于是我又赶到四院，找到“二办”。又是一位女工作人员，听完我的讲述后，说：我要给你查一下，你过一个月再来。

一个月后，我再次去北大四院找“二办”。还是那位女工作人员，我一提我的事，她就知道了。她转身到一个文件柜前，从柜里取出一叠材料，大概有一英吋（2.5厘米）厚。她面对着我，左手托着材料，右手一页一页地翻动。隔着一张大桌子，我看不清文字，只看见有白纸，带横线的信纸，也有20（格）X 20（格）的方格稿纸；有打字机打的字，也有手写的字；有红色的圆形公章，也有签名。她没有翻完所有的页，便停下来，问我：你现在在哪里工作？我回答说我现在是科学院的研究生。她又问：科学院有没有你的材料？我说大概没有。她接着说：没事了；按照市委的指示精神，这些材料都要销毁；如果以后还有事，回来再找我们。于是我道谢后离开。从此，悬在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消失。至少，没有人再次拿这把剑来威胁我了。

五． 感想与感谢

以上是我上大学，考研究生，读研究生的故事。

1978年是我的考试之年。在这一年里，我考了5科总共12场试，把这辈子的试都考完了。1978年是我们的命运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从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城回到北京重新开始学习，继而在世界各地漂泊。所以，1978年应该算是我们新生活的起点，后半辈子的起点。

粗略地说，在大学2年学习的基础上，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9月，我用了10年时间自学，考上研究生。从1978年10月到1986年6月，我用了8年的时间完成研究生学习，其中国内2年，国外6年。加上大中小学18年，我这一辈子上学读了26年书。人不读书不知苦。若要问我苦不苦，我说读书本身不算苦，想要读书而受到阻挠和惩罚才是苦。

有人说，成功的秘密，是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了。说得没错。机会你可以去寻找，但大多数情况下不受你控制。要做到准备好了，则要长期坚持不懈努力，这是你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我要补充一点，一个人要取得成功，离不开别人的帮助。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所以，我感谢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特别地，感谢侯汉清同学，教我学习英语。感谢张国亮站长，保护和照顾在逆境中的我。感谢王书仁同学和乔国俊，邢骏两位老师，在整个投考研究生过程中帮助我。感谢恩师王绶琯先生，33年来给我指导和帮助，无论我是在国内还是国外。Last but not least，感谢我的妻子，与我一起度过41年的风风雨雨。

2011年9月1月定稿于多伦多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