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树到国事，听起来有些不靠谱，其实关联甚大。当日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GDP世界第一，经济繁荣，歌舞升平，还要怎样？稼轩先生发牢骚，“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管他父兄蒙难，虎狼当前，得行乐时且行乐。除了种树，锦上添花，先生何必偏偏不识时务，直言犯上，惹得皇帝老子不高兴呢？

不止稼轩先生不知，还有那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杀害的岳飞，至死都不知爱国何罪。原来说穿了，就是一个皇位问题。万一岳飞真的打败了金兀术，迎回了蒙尘的二圣，却叫在位的赵构如何是好？伟大领袖说：“百代都行秦政治”，就包括了自己建立的红朝。这个秦制度千好万好，唯一解决不好的棘手问题就是“立储”。今日中国之政局，当然不是南宋偏安的小朝廷可比，但其立储办法，仍不过是沿袭前清制度，非唯没有新意，且问题较前清更多，在下试为看官道来。在下没有稼轩先生的名望，人微言轻，忠言难达天听。胡哥和他的幕僚也不会有时间来看我这篇破文字。不过借个话题，和茶友们闲聊，消磨消磨午后的闲散时光而已。

本朝立国之始，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建立轮流坐庄的继承制度。可是老人家一心要做不是皇帝的皇帝，储君立了废，废了立，颠三倒四地折腾，只怨美帝炸死了他的儿子，最后不得已挑了个老实人华国锋，原想他和自己的老婆齐心合力，以保证自己死后不被鞭尸。不想人算不如天算，老人家尸骨未寒，华主席就抓了未亡人。不数年，华主席又被邓小平赶下了台。老人家的肉身虽被供着，他所引以为傲的文革却被鞭了尸。

但睿智如邓公，大权在握，却仍不能理想地解决立储问题，先废胡耀邦，再废赵紫阳，六四枪响之后，匆忙之下，挑了左右摇摆的江总继位。据说江总接到赴京通知，还以为一去永不还，战战兢兢与家人诀别。不料是天上掉馅饼，黄袍加身！江总上台之后，茫然不知所措，保险起见，宁左勿右，其政治智商太低，辜负了小平的重托。两年多的时间，阶级斗争，鸟笼经济纷纷出笼，中华大地笼罩在复辟的乌烟瘴气之下。无奈之下，邓公不得不南巡，用脚来说话。江总至此才如醍醐灌顶。中国从此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融进了世界经济的大家庭。其后邓公剪除杨家将，辅佐他顺利地坐稳了军权。所谓13年成果，小平之功也，明眼人都看得清的事实，只有一个人不知道。幸而小平在扶其上马之初，已经隔代指定了继位人。否则上海帮闹腾，国之重器私相授受，你方唱罢我登场，国无宁日矣。据说小平与胡哥只有很少几次交往，却慧眼识明珠于芸芸众生之中。胡总不负所望，忍辱负重，韬光养晦13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尝到皇权滋味的江总，到了不得不下台的时候，东施效颦，也学小平，保留军委主席不退，更有甚者，举凡公开场合，必走在胡总之前，展示肌肉。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出现了“一国二主”的怪异现象。在全世界五花八门的各类政治制度里，看官可曾见过一国二主的怪异政体？甚至在生物界，可曾见过两个猴王的花果山？或者两个蜂后的马蜂窝？本来可以全面退位为创建平稳的继承制度做不朽贡献的江总，为千夫所指而不自知也。

9年前胡哥勉强接班，萧规曹随，谨言慎行，低眉顺眼，亦步亦趋，生怕太上皇翻脸不认人。要不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瘟疫爆发，胡哥还会继续冬眠，委曲求全，反正13年都过来了，也不在乎再忍一年半载。可是非典（萨斯）来了，这个上帝派来惩戒人类贪婪的使者，来势汹汹。在日行千里的交通时代，有人保守地估计，如当时不采取最严厉的隔离措施，任其发展，尤其是五一黄金周的旅游，将会助纣为虐。肆虐的非典会在8月的高温季节收手，带走上千万个生命，留下无数因病致残者。中国二十年改革开发带来的经济成果，会毁于一旦。问问流行病专家就可以搞清楚的严峻态势，太上皇充耳不闻，仍然坚持“稳定压倒一切”，高调辟谣，以不变应万变。成，为太上皇之功；败，乃儿皇帝之过。无奈之下，胡哥学小平南巡，挺而走险，现身人心惶惶的广州街头。在北京，众常委中只有温总挺身而出，遥相呼应。胡温以自身的健康威胁为代价，以个人的政治前途为赌注，换来了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在撤换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取消五一黄金周，建立流行病通报机制以后，谣言戛然而止。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严防死守，终于赢得了抗击非典的胜利。胡温也因此赢得了民心，处于无可撼动的地位。

好笑的是，在疫情公开透明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之后，原本装聋作哑的众常委出来了。每日电视新闻首先看到的就是众常委按座次先后，到北京街头巷尾露面。江主席也不甘寂寞，除了用军资造了一座野战医院，建成之时已是非典之末，还播出一个月前视察潜艇事故的录像，江前胡后。这一系列举动，除了抢功，就是要国人认清，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是国家的主宰。可惜经此一疫，江总丧尽民心，到换届之时，再无人挽留，灰溜溜下台去也。至此，胡哥才算有机会施展他的政治才华。时称胡温新政。

说到胡温新政，不可能避开温家宝总理，不妨先聊聊温总。其实温总只是行政之臣，而非主政之君。纵有万千治国良策，也需胡哥和众常委点头。有人辱骂温总为影帝，这是极不厚道的污蔑。大凡贪官搜刮钱财，总为享受人生，因而贪生怕死。如果你是贪官，你会在南方发生雪灾时，坐上目的地机场状况不明的飞机升空？如果你是贪官，你会在汶川地震发生时，即命令专机处于待机状况，无论中央如何决定，你都会义无反顾地飞往生死不测的重灾区？你见过一件旧衣一双旧鞋一穿多年的贪官？你见过出访从不游山玩水的贪官？朋友，说话要摸摸良心，以中国之大，行政之繁，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胜任总理一职。汶川地震的现场办公会，现场直播，温总理从容不迫，指挥若定。 生死关头，你认为他有时间即兴表演吗？对不属于他管辖的军人，温总理一语惊天：“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没有民主意识和平民心态的贪官能吼得出来吗？历史掌故，诗词典籍，信手拈来，醉生梦死的贪官会耐下性子，寒窗苦读吗？

退一万步说，一个平民出身，心系平民如邻家大哥的总理，总比宫廷里长大，不知民间疾苦的公子哥儿要强吧？何况温总的出色才干，堪比明朝的张居正。张居正虽能干，却爱虚荣讲排场，结党营私，人品又逊温总一筹。有人说，温总的老婆贪珠宝，儿子做生意发财。这个问题又绕回到政治体制不清明的弊端上来。总不能一人做官，老婆孩子都下岗吧？如果政治透明，廉政法制健全，又有媒体盯着，公务员的家属想贪也要掂量掂量。如今温总即使要公开财产接受调查，也会有人以“维稳”之名阻挠。所以温总在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哀叹：政治制度不改革，经济建设的成果也会毁于一旦。信非危言耸听。张居正身后的明朝，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

回到2005年，胡总与国民党主席连战历史性会晤，四手紧握，化解了两党之间的恩恩怨怨。胡哥四两拨千斤，两岸关系重现曙光。要知此时正是台独死硬派阿扁当权，较十年前岛内台独气焰更嚣张。十年前，江总隔海放空炮，激起台湾民意激烈反弹，日本奸细岩里正男反而以高票当选。此前此后江总昏招连连。比如1999年，台湾刚刚经历了923大地震，大陆首笔捐款区区10万美元。紧接着隆重庆祝50年国庆，江总国庆致辞，无半字提及台湾地震。看官见过这么一家兄弟，弟弟家飞来横祸，悲痛欲绝；哥哥家张灯结彩，欢天喜地？玩统独这盘棋，李灯灰只是个业余棋手，破绽甚多，而江总连业余棋手都玩不过，屡屡中招，一筹莫展，不是无自知之明，就是无用人之明。

2008年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之年，又是希望之年。雪灾、藏独、奥运。最惊心动魄的是512汶川大地震。那是中国新闻有史以来最自由的一刻。那时候，我们每日守在电视机前看直播，看得老泪纵横。那一刻，全球华人团结一心，凝聚在中共的旗帜下，齐心协力，抗震救灾。那一刻，如果实行民主选举，胡哥一定全票当选。纽约有老侨甚至喊出“共产党万岁”。仅我们一个希望中文学校，就收到捐款达23万美元之多。这一切，新闻自由功不可没。但此一短命的新闻自由，却是先捂后放，实在捂不住才放的结果。事实证明，放开新闻管制，共产党还在，政权没有垮。

胡温执政9年，政绩颇丰，如免除农业税，强化9年制义务教育等等。但在下作此文，不为名不为利，因而不是来为胡哥评功摆好，歌功颂德的。胡哥自非典之后，本来顺势改革政体，大有可为，却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以致9年来政治体制一仍如昨，贪污腐败越演越炽。在下赞成渐进式的改良，但改良并不意味着用蜗牛的速度爬行。9年来，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而旧的政治体制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比如飞涨的楼市，如脱缰的野马。现行的官僚体制，其实还是行了两千年的秦政治：流官制。地方官员要升官，不靠百姓靠上级，上司只看GDP和形象工程，而要GDP和形象工程，只有买卖土地，美其名曰土地财政。哪怕将子孙后代的资源都卖光了，干卿何事？当官不为民做主的政体不改革，楼市还会飞涨，腐败还会继续，直到大楼垮了，民心生变，到时候悔之晚矣！再如眼下的薄王事件，真真假假，百姓无从知晓，谣言满天飞。政府则封锁媒体，严惩造谣者，强调要相信政府相信党。可是党给了什么调查结论？让我们相信你什么？古人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胡哥难道忘了？

当下中国，正是经济蒸蒸日上之时，一派中兴气象。胡哥如学宋高宗，问题留待后任，原也无可厚非。胡哥如果愿听，在下作盛世危言，以为警醒。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中兴”值得借鉴，一是“光武中兴”，一是“同光中兴”。“光武中兴”虽曰光复汉室，其实是一次改朝换代。王莽篡西汉，建立新朝，原非无因。他的一系列激进改革措施，如执行得法，循序渐进，未必不能惠及黎民。可是新朝吏制腐败，改革失败，人民怀念前朝，给刘秀的复辟创造了一个机会。今日中国失控的腐败，让无数民众竟然怀念起民不聊生的极左年代，就是一个警示。

“同光中兴”事去不远。洪秀全当年一落第秀才，凭一个漏洞百出的拜上帝教的神话，居然登高一呼，愚民云集，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逼京城。大清朝势如累卵之时，幸得曾国藩等大儒以捍卫名教为号召，苦战经年，加上太平天国内讧，天假其便，一举剿灭长毛。慈禧的小朝廷得以苟延残喘，经济得以恢复，史称“同光中兴”。慈禧太后如认清世界潮流，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君主立宪，则小朝廷不唯不垮，平安延续到今天都有可能。可是慈禧和皇亲国戚既得利益者们，一直到政权奄奄一息之时，才想到改革政体，然而为时已晚，贻害深远！辛亥以后，中国多灾多难，生灵涂炭达60余载。

“中兴”之论，只是盛世危言，甚至是说给胡哥的后任听的。在胡哥的最后一年任期，应该不会有剧烈的社会动荡发生。一年里，胡哥还能做的，就是平稳交班，建立明确的继承制度。可是最近频频有传闻说，胡哥要仿效前任，留任军委主席。初闻不以为意，再闻为之动心，再再闻坐不住也！胡哥何等冰雪聪明之人，如何会出此昏招？9年前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一国两主，政出二门，胡哥当年深受其害，未必不会将心比心。难道要冤冤相报，媳妇熬成婆，再施虐于媳妇？

大凡初登皇位者，朝乾夕惕，诚惶诚恐，待到皇位坐稳，食髓知味，岂肯轻易让位？但胡哥是现代政治家，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克服权利欲望。无论你的出发点如何良好，后任不是阿斗，不需要扶上马送一程。一国二主，只会束缚后任手脚，无法施展抱负，耽误瞬息万变的国事。

多当一年军委主席，除了破坏国家制度，造成一国二主，还毁了胡哥一世英名。此非危言耸听，胡哥不可不察！

胡哥留任军委主席，虽有前例可寻，却为接班制度确立了一个恶例。贻害国家，影响深远。胡哥不可不察！

袁世凯当年被劝进，还以为众望所归，结果身败名裂。否则国父姓孙还是姓袁，都很难说。彼等劝进鼠辈无非为一己私利，祸害国家而不负责任。胡哥不可不察。

胡哥还能为国家再做的最大贡献，就是拒绝劝进，一退到底，不要让国家一日有二主。在退下中央军委主席的同时，提请人大常委会召开特别会议，辞去国家军委主席。退休之后，搬出中南海，深居简出，颐养天年，在公开庆典场合，一定不要走在后任的前面，那是对国家元首这个位置的尊重，不是对其个人的崇拜。

胡哥果能从谏如流，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2012年4月7日

那一年，作者齐邦媛19岁，即将成为战时国立武汉大学的大一新生，张大飞来向她道别，他们有了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抱，从此生死两茫茫，尚未绽放的恋情，消失在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这一拥，发生在1943年的重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张大飞是飞虎队的中国飞行员。两年后的1945年5月，胜利的曙光在即，在河南信阳上空，为掩护友机，上尉张大飞壮烈殉国，年仅26岁。烈士忠骨不知所终。

在第三章的结尾，齐邦媛写道：“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巨流河》是一本砖头一样厚重的自传，殷红的封面和封底，是血与火笼罩下的陪都重庆（大陆版的封面是蓝天下的巨流河）。作者齐邦媛是台湾大学的荣誉教授。在台湾的教育界和比较文学界，齐邦媛教授有专业的知名度，而对于大陆的读者们，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在黑幕重重的大陆文学界，毫无人脉关系的齐教授，却以八十高龄后写出的这本自传，获得了2010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奖的散文家奖。一部名不见经传的个人编年史，用什么，打动了大奖的评委们和无数的大陆读者呢？

以自传而获散文奖，首先值得称道的是《巨流河》的行文。齐邦媛的讲述，雍容优雅，深沉而富磁性。看得出作者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英美文学的熏陶，却没有文言文的生涩拗口，也没有欧美句式的冗长乏味。两种文学在齐邦媛的文字中融会贯通，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化境。阅读《巨流河》，也是一次文学和美学的享受。但《巨流河》的获奖，应该不止于此。

齐邦媛，1924年生于辽宁铁岭，祖父齐鹏大是张作霖手下旅长，父亲齐世英曾留学德国，回国后参与郭松龄兵谏，失败后南逃，在国民政府任职，抗战期间负责联络和组织东北的地下抗日活动。齐邦媛的人生巨流河，是从最危险的地下活动开始，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流过了她人生的三峡湍流。在颠沛流离的逃难途中，伴随着轰炸与警报声，得益于国民政府旨在保存读书种子的战时教育政策，齐邦媛接受了最为严格和正规的古典文学和英美文学的教育。从武汉大学毕业后，齐邦媛于1947年应聘去台湾大学任临时教职，没想到此一去，要到半个世纪后才有机会再见家乡的白山黑水。

《巨流河》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叙述作者去台湾后的经历。结婚生子，教书，研究，编著，名人往事，其中不乏曲折坎坷，精彩纷呈。但这些都是正常社会的普通人生。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大陆人，会看作寻常故事，了无新意。而她在大陆的同窗好友们，当年万里挑一的读书种子，竟无人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她的老师，国学大师吴宓教授，在文革中被打断左腿，以82岁高龄被折磨致死，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喝水，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当年赏识提携齐邦媛的恩师，与政治绝缘的美学家朱光潜教授，在浩劫中竟熬成了不是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求自保。反观台湾，她的父亲齐世英，因在立法院反对增加糖税，被蒋介石开除了党籍，从此淡出政坛。他的子女却并没有因此受到连累。凡此种种比较，难免让齐邦媛心生无限感概。在大陆，还活着的她的同代人，大多已不会上网发言，甚至阅读文字都已费力。会敲字上网的新一代精英们，没有切肤之痛，自然会将齐邦媛的感概当成了傲慢与偏见。

尽管齐邦媛一生不介入政治，但她的个人历史讲述，却置于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她的个人观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让一些大陆的读者有异样的感觉。在当今的大陆，称蒋氏为“郑三发子”，动不动“娘西皮”，那是电视连续剧惯玩的噱头，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知道过于不恭。可要称蒋委员长为抗战时期的最高统帅甚至精神领袖，就要让很多人浑身不自在了。至于说内战是由共产党引发，破坏了战后人民急需的休养生息，有人按捺不住了。有批评者撰文，借“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文革中炮制的伪胡适命题，直接批评齐老太太是打扮历史的小姑娘，是受了国民党正统教育的荼毒，并争辩国民党内战的失败是贪污腐败民不聊生从而失去民心的必然结果，而非战争决定了胜负。批评者用照妖镜照了别人，却没有照见自身的心魔，没有想到他其实是另一种极端的正统教育的受害者。所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的唯物史观，其实是一只不堪一戳的的纸老虎。贪污腐败就必然亡国吗？只要将他的结论改个问号，答案不言自明。民不聊生就一定会揭竿而起吗？“三年自然灾害”相去不远，不妨问问你身边还健在的长辈们。批评者还对大陆版的删节不以为然，认为不必删节，是非曲直不辨自明。是的，有唱红歌的新一代，拳头就可以决定是非。不久前，洛阳有几位老右派，因谴责“伟大领袖”为暴君，遭到正在唱红歌的一群愤青的痛殴。时光如果倒转半个世纪，最好让这些愤青们穿越到他们向往的革命年代，“享受”阶级斗争腥风血雨的“洗礼”。

齐邦媛的个人奋斗史或曰台湾经验，虽然精彩，却很难让在大陆成长的几代人产生共鸣。但相信读过《巨流河》的读者，无论是否认同齐邦媛的政治观，应该没有异议，这本自传最感人至深的应该是张大飞和齐邦媛的生死之恋。齐邦媛将这一段故事，原原本本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一段英雄与美女的传奇，又不是单纯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生死爱恋。因为它的真实存在，读罢掩卷，心绪久久不能平复。

张大飞，原名张廼昌，1918年生人。父亲曾任伪满官吏，因掩护地下抗日活动被日本人浇上油漆活活烧死，全家八口被日本人追杀。怀着深仇大恨的少年改名张大非，逃亡关内，进入齐世英创办的收留东北流亡学生的东北中山中学读书。在齐家周末为无家可归的学生开办的家庭聚餐上，神情落寞的张大非引起了齐母的注意。从此齐家成了张大飞战时的家，齐邦媛有了位可以纸上传书，吐露心声的兄长。

1938年，南京陷落。逃亡途中的张大非，在武汉投笔从戎，改名张大飞，加入中国空军，不久考入空军官校，并以优异成绩选派美国受训，回国后加入中美联合航空大队，俗称飞虎队。兄妹间开始了长达近8年的通信，那淡蓝的航空信封，成为双方在苦难岁月里的期盼和慰藉。一边是花前月下的吟诗作赋，一边是蓝天白云上的生死搏杀。他们谈诗词谈文学，谈因不得已的杀戮而引起的内心矛盾纠结。看似极端的不协调却又相互衬映。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高昂不屈的头颅，和弦歌不辍的文化传承。

在南开中学的门前，细雨中，张大飞最后一次见到齐邦媛。那个骨瘦如柴，爱哭，爱生病的小妹妹，长成了亭亭玉立的美丽少女。那情不自禁的一拥之后，两人进入了热恋。鸿雁传书，是他们唯一表达爱恋的方式。那往来的上百封信函，见证了他们炽烈的情感。齐邦媛甚至想转学到西南联大，靠近在昆明驻防的张大飞。但最终冷静下来的是张大飞。除了自己的生命朝不保夕，还有因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带来的差异，注定了他们的感情不会有完美的结局。1944年的秋天，张大飞终止了通信，并在当年与别人结婚。痴心如旧的齐邦媛最后等来的是张大飞的噩耗，和一包按时间顺序排列齐整的信件。那是一个保守的年代，这一段情感，齐邦媛无法向人倾述，即使在她60年后写成的自传里，也未能畅所欲言。但我们不难想象，少女是如何的愁肠百结。一面是壮烈殉国的兄长，一面是绝情寡义的负心汉。齐邦媛一生都不能忘怀这一段凄美的恋情，纠结于矛盾之中不能自拔。齐邦媛最后选择了受洗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相信那是纪念张大飞最好的方式。张大飞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在战后做一名随军牧师，开导和安抚袍泽们饱受战争摧残的心灵。

齐邦媛最终没有勇气再读他们之间的通信，那等于是揭开尚未痊愈的伤疤。那些淡蓝色的航空信件，也消失在战后的迁徙之中。给她，也给后人留下永远的遗憾。唯一伴随齐邦媛一生的是张大飞送给她的《圣经》，至今仍忠实地陪伴在齐邦媛的案头。

仿佛冥冥中有张大飞的指引，齐邦媛其后两次与他的心灵有近距离的交汇。第一次是在1946年5月，齐邦媛回南京只有短短的三天，却在新街口一家礼拜堂看到了“纪念张大飞烈士殉国周年”的布带。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剑刺入她的眼和心。如梦如幻，齐邦媛参加了纪念会，却签上了哥哥的名字。那是怎样的心灵痛楚？齐邦媛没有过多的叙述。根据网上资料，张大飞已经结婚，而且有遗腹子。他的未亡人和遗腹子后来如何？齐邦媛都没有交代。

2001年5月，张大飞殉国56年。齐邦媛再访南京。故地重游，物是人非。本来的行程是拜谒中山陵，到了中山陵下，齐邦媛心绪不宁，突然改变了计划，前往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在七百多位美国空军和三千多位中国空军烈士的浩瀚碑群中找到了义兄张大飞的名字。墓碑上刻着：

张大飞 上尉 辽宁营口人 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职

张大飞26年的生命，浓缩到短短的一行字里。他的遗骸葬在何处，已经无人知晓。

张大飞的母校东北中山中学于1994年在沈阳复校，很快发展成为沈阳市的重点中学。齐邦媛等老校友返校，白发苍苍，老泪纵横，唱起了张大飞曾经唱过的老校歌：“白山高兮黑水长，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难忘，有子弟兮琐尾流离，。。。唯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我来自北兮，回北方。”新一代的小校友们应该听不懂这首用血泪谱就的老校歌。在他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八路军新四军，亦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才是抗日的铁壁铜墙，张大飞们只能隐身在“正面战场”的统战屏风之后。那“中国不亡，有我！”的震天怒吼，飘散在历史的重重疑云和迷雾之中，如空谷足音，远去久矣。

感谢齐邦媛教授，在她凄美绝伦的笔下，张大飞，几千名殉国的空军烈士之一，一个民族记忆中没有出现过的名字，一个有爱有恨，有情有义的东北汉子，鲜活地走进了我们的视线。予生也晚，未能赶上张大飞的年代，杀敌报国；予生又何幸？在张大飞们用血肉之躯保全的家园里，享受着没有战争硝烟的和平岁月。

感谢三联书店，虽然删减了一万字，要将有“反动”原罪的作品出版，要冒多大的风险？！责编和出版社领导的前途，都可能毁于一书。谓予不信？事去不远，和凤鸣自费出版的自传，反映甘肃右派惨景的《经历—我的1957》，区区3000册，敦煌文艺出版社的责编被迫检讨了八次。

即使大奖的评委们，同样需要良知和勇气，将散文家大奖授予一位政治不正确的作家。仅此一点，便足以让我辈文学门外汉心生敬意。

作为一篇读后感的结尾，李义山的《锦瑟》，原可表现自己那无可纾解的一腔愁绪。但我还是引用张大飞留给齐邦媛胞兄的遗书，为了不再忘却的记忆，为了如山似海的敬仰。

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她由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我写信力劝她留在四川，好好读书。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民初，匪患蜂起。有湘人毛润之，迎奉马列邪教，蛊惑流民，啸聚山林，巧取王佐井冈，渐成燎原之势，国军五度进剿，以数倍于匪之伤亡，全歼毛匪，残部作鸟兽散，毛为巨囊所累，落后被毙，查其行囊，唯《资治》一部耳！按毛少存异志，尝以天下为己任，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自是晨昏颂读《资治》不辍，当此生死之际，亦不忍弃。呜呼！其欲以一书争天下者，遽料以一书误己身？秀才之迂腐狂悖，可发一笑！

逐鹿中原的不二法宝

玩笑归玩笑，伟大的统帅当然是战无不胜的。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以一书争天下最成功的典范。套句林彪的话，毛泽东是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巩固，捍卫和发展了中国千年帝王争霸术。毛率部抵达陕北后，牛刀小试，已是身手不凡。对内，并刘志丹，驱张国焘，逐王明，整党整风，逐步将自己凌驾于全党之上。昔日的上司如周恩来，张闻天和朱德等，皆俯首称臣，不敢作非份之想。对外则明举抗日大旗，笼络民心；暗行“三分抗日，七分宣传”之计，坐大敌后。光明磊落如彭德怀，如何省得如此阴谋诡计？一场百团大战的官司，一直打到五八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仍不忘旧事重提，说彭有野心，要得华（彭原名德华）。此计载于毛当年的秘书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在下是无论如何也断想不出来的。即使精明如邓小平，当时也看走了眼，跟错了路线，为彭大将军的抗日功勋撰文喝彩。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邓公为复出向毛所进的《我的自述》，还要为此再做检讨。当然，愚民如我等被传达，彭的路线错误是：“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此时，日寇的铁蹄已经践踏了中国的大半江山，还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显示我军的实力呢？

当历史行至一九四四年时，德日败迹已露端倪。中共党内团结一致，八路军，新四军兵强马壮，跃跃欲下山争桃，逐鹿中原。毛泽东高瞻远瞩，号召全党学习远在重庆的脱党份子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已经在为创业后的守成未雨绸缪了。要知道此时蒋介石声望正隆，如日中天，即使毛本人，也要三呼“蒋委员长万岁”以为韬晦。能想到数年后取而代之者，普中国除毛泽东外，实无第二人！

司马光不光也

然而毛泽东固然饱读史书，精通帝术，但《资治通鉴》等史书所记载的是长城以南的中原政治，不及东倭，遑论北夷。须知中国的版图自满清入主中原后，已经扩大到长城以北。北至东西伯利亚，南抵安南，东临高丽，西达阿拉木图，莫非王土王臣。虽历经割地失土，但规模仍在。何况列强环伺，虎视耽耽，亦非唐宋元明可比照。如仍奉一书以治天下，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我以为毛泽东不熟悉清史，是有根据的。中共建政后，行省军区制度，照袭前清。但清代有制，总督（军区司令）巡抚（省长）不得在家乡做官，且任期不得过长。总督巡抚走马灯似地换防，目的就在于杜绝出现与中央抗衡的军事或地方势力。这个制度，抵外侮不足，防内患则有余。满清以外族入主，民心不服，而能延续二百多年者，此制功不可没。而毛泽东的八大军区司令一任便是二十年，直至邓小平复出后提示，毛才如梦方醒，忙招八大司令单身进京，唱一曲三大纪律八大注意，连家也不让回，驱赴新职。慌得连人情都不叙了，可见形势严峻到什么程度。也亏了这一调动，毛死后，各军不乱，倒是从未领过兵打过仗，无军队派系的叶剑英，动用了手中有限的军权，抓了四人帮，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也许是毛任命叶帅为军委常务副主席时，始料所不及的。

自清帝逊位，颟顸无能几乎成了满清的代名词。加上连年战乱，偌大的中国连一张书桌也放不下，学者们更不愿在清史上下工夫。几十年间，只有一本范文澜在延安时所写的《简明中国近代史》刊行于世。该书煽情有余，说理独缺。其实满清康雍乾三朝的隆盛和鸦片战争后的式微，哪里是马列主义的教条和朴素的民族情感能解释清楚的？李鸿章亦一代枭雄，彼岂甘冒后世骂名，拱手相让国土？非不为也，乃不能也！李赴日本谈判《马关条约》时，日军已将清兵从朝鲜赶到了辽南，觊觎北京。李在谈判中稍作争论，日相伊藤即作色曰：汝欲再战乎？读史至此，不由人不悲愤填膺！然国力不如人，纵抛头颅撒热血，于国事何补？相国所持者，说穿了，就是后来蒋公奉行的“以空间换时间”也。中国欲强盛，必先改革开放，吸纳别国的先进技术和制度。这个道理，一百年前的慈禧老太后都认识到了。到了毛泽东当政，倒反而闭关锁国，做起自力更生，超英赶美的黄梁梦来了。世界历史突飞猛进了一百年，而中国居然如鬼打墙似的，转了个圈，又回到了出发点。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实不在意识形态的异同。这一点，毛泽东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认识清楚。盖中国近代之强敌，东为日本，北为俄国。并不因沙俄改称苏联而改变了敌我矛盾。俄国自叶卡特琳娜二世起，奉行改革，国力日增，跻身欧洲强国之列。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的蚕食。大片大片的国土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划入了俄国版图。沙皇的拿手绝活是在接收土地的同时把居民也赶出家园。不信您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走一遭，满街走动的黑头发黄皮肤，十个有十个是中国去的倒爷，哪里找得到原住民闹回归？这一招实在是高！倘小日本早向俄人请教，占领台湾时，顺便将不愿做日本人的中国人赶出去，今日台湾何来统独之争？

尽管列宁未取得政权时曾答允废除与中国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斯大林上台后，并未履行一个共产主义者“应尽的国际义务”，归还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反而变本加厉，欲借二战余威，到中国大捞一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日本订有《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有助纣之嫌，无尺寸之功。美国因珍珠港事件对日宣战，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欧战结束，苏美全球对抗已具雏形。美国亟欲速战速决亚洲战事，不让苏联染指。经硫磺岛一役，伤亡太大。遂决以原子弹逼迫日本投降。八月六日和八月九日，美军在广岛长崎放下两颗原子弹．斯大林深恐日本立即投降，师出无名，匆忙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此时驻扎东北的关东军俱为老弱病残，不堪一击。加上原子弹造成的震撼，苏联红军兵不血刃，一举拿下东北。战后分赃，楞是抢去了日本的北方四岛，并以三八线为界，生生地分出个南北朝鲜。还制造出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中苏间的缓冲地带或前哨阵地。东北是战胜国中国的领土，实在没有理由久占。于是能搬就搬，搬不动拆了搬，硬是将东北洗劫一空。

钦定太子的兴衰荣辱

按说苏共与中共，同志加兄弟，既然你留不下来，剩下的一杯羹，自然是让给小兄弟来继承才是。毛泽东也是这么想，于是派林彪率二万干部和十万部队星夜出关，摘桃子去也。不料斯大林鼠目寸光，以为毛泽东是不成气侯的土包子，不想因此得罪正统的国民政府。早在一九三六年，苏联为促成中国对日宣战以避免两面受敌，通过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向陈立夫表示：“中共只有两三千兵，他们如果不听话，你们就把他们消灭算了！”西安事变后，国共再次合作。为了让中共听话，斯大林对即将回国的王明等耳提面命，要求中共坚决地无条件地服从蒋介石指挥。这无异于要中共自投罗网！斯大林非不爱中共，但苏联的国家利益当前，共产主义事业就见鬼去吧。斯大林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不管她姓社还是姓资。将东北乃至中国搅成一团浑水，则是斯大林的既定国策。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斯氏将东北裁为两截，一截赠蒋，一截遗毛。赠蒋的签字划押，轰轰烈烈；赏毛的私相授受，鬼鬼祟祟。只告知苏军撤退时间，能不能抢在国军之前占领城池，就看你的造化了。故此，出关之初，林彪的狼狈可想而知。

不过林彪乃近代中国史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家，其带兵打仗，慎思缜密，三思而后行。真正是运筹于黄豆之间，决胜于千里之外。在军事思想上，其所创“三三制”即“三人一组，三组一班，三班一排，”大大地提高了战斗效率，至今仍为解放军建制。政治鼓动方面，“忆苦思甜”是四野首创，然后推广到全军直至全国。解放后二十多年里，国人吃了多少忆苦思甜饭，抓了多少丢弃糠团的现行反革命，恐怕谁也数不清了。始作俑者，林彪也！在林彪的悉心经营下，四野在短短的三年间，迅速成长为一支百万雄师。一九四八年，林彪率军再入关时，恰如两百多年前之清兵入关，已是势如破竹，无人可敌了。大将黄永胜气壮如牛：“不用别人帮忙，单凭四野，也能打下全中国！”也不能说是完全吹牛皮。可是林彪用兵如神，问政便是外行了。林彪当上钦定接班人之后，紧跟伟大领袖，以做军事学问的钻研精神，啃起史书来。这一研究不打紧，倒瞧出名堂，入了迷，逢人便侃宫廷政变史，一下子触犯了毛的疑心病。要知道帝王之道这篇博士论文，天下只能有一个人做，第二个研究者，非但拿不到学位，性命也保不住。林彪和刘少奇一样，靠捧毛起家，惟其发迹之初，便已入毛之彀中。这一点，毛在从“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写给江青的信中说得明明白白。林彪不过是毛登上无限风光的权力险峰的最后一块垫脚石而已。悲哉林彪，威风一世，最后却落了个摔死异域的悲惨下场。

与狼共舞的外交战略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从一开始便犯了大忌。沙俄或苏联，历来是中国的天敌。与之同行，无异与虎谋皮。当人民解放军完成三大战役，蓄势江北时，斯大林适时发来“忠告”，要毛泽东审时度势，划江而治。这一招着实阴险，毛如服从指挥，守着风雨飘摇中的半壁河山，对苏联必俯首贴耳，言听计从，要个旅顺港，还不是顺手牵羊？但毛此时胜券在握，牛气得很，哪里听得出什么弦外之音。“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诂名学霸王”，催枯拉朽，一口气把蒋介石赶下海去了。

而新中国与美国绝交，则纯粹以意识形态划线，正中斯大林下怀。其实中美之间何恶之有？中国的八年抗战期间，美国出人出力，牺牲巨大。若美军不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抗日战争多拖延一日，中国人民的伤亡损失岂在广岛长崎之下？毛泽东时代的史学家们咸认苏联出兵东北是抗战胜利的主因，年年跟着日本，追悼原爆亡灵。这实在是颠倒恩怨，认贼作父。而有三十五万血债的南京大屠杀，直到近年才有了追悼活动。至于对日索赔，看在日本侵华客观上掩护了中共坐大的份上，伟大领袖大手一挥，免了！试问当年甲午战败，日本向中国索赔，狮口大开，何曾动过半点恻隐之心？

无事生非的朝鲜战争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无强敌压境，内经连年战乱，人心思治。毛泽东如多一些西方民主思想，少一些封建帝王念头，学习美国国父华盛顿，建立轮番坐庄制，何愁中国不兴？当然，时人无后眼，以为只要跟着伟大领袖，中国从此必然走向繁荣富强。而强大的中国恰恰是斯大林不愿意看到的，何况假以时日，新中国也会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后来周恩来在华沙向杜勒斯伸出友好之手，就是证明。如欲控制中国，只有从社资两大阵营对垒的角度打主意。斯大林选择的突破口便是朝鲜 ！

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逾千年。甲午战争即自日本侵朝，中国援朝始，以《马关条约》终。朝鲜为日本鲸吞，生灵涂炭几十载，战后又为苏美瓜分。人心思统一，自不待言。斯大林乃令金日成，发动突然袭击，将南朝鲜人民从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然而，斯大林真的有成竹在胸？还是别有所图？

金日成何人也？彼本中国东北抗联一游击队长，充其量团级干部耳。毫无大兵团作战经验。战后由斯大林挑中，回北朝鲜做了儿皇帝。其人民军以陆军为主，虽以苏制武器配备，但既无实战经验，又无强大的海空军辅佐。以这样的实力去与美军直接对阵，负多胜少，明眼人不难看出。据说斯大林招金氏到莫斯科，逼其出战，金日成畏怯不应。斯大林盛怒之下，将金日成关了禁闭，扬言想不通就换人。金氏无奈，只得披挂上阵。斯氏如真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何不选东西德为突破口，偏偏挑中了远离苏联中枢的朝鲜半岛？让我们来看看苏联是如何动作的。

首先，在逼金日成出战的过程中，苏方与中方密切联系，充分“尊重”中方的意见。经三方“协商”，达成了中国出人，苏联出资的不成文约定。这边战端一开，南韩军队卒不及防，一泄千里。如无联合国军介入，金日成一战成功也是可能的。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竟在联合国投票表决出兵案当日缺席，造成实际弃权，遂使美国师出有名。须知安理会任何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都可使提案泡汤。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不惜打破六四后中断高层往来的禁令，以邀请钱其琛前往华府会见国务卿为代价，争取中国在联合国投票时弃权。而中国则以会见布什总统为条件最后成交。战后，科威特还要再三感谢中国的支持。诸位都知道，中国一向偏袒伊拉克，和美国唱反调，于科威特何功之有？原来这支持指的就是袖手旁观的弃权。没有联合国的旗号，美国凭什么攻打伊拉克？同理，当年没有苏联的弃权，美国凭什么干涉朝鲜内政？这叫做：赞同诚可贵，弃权价更高。马立克犯下如此大“错”，如系个人行为，有十个头，也要让杀人不眨眼的斯大林砍了，而此公竟安然无恙，在此位上一直坐到七十年代中国进了联合国，成了当时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

斯大林这只老狐狸，渐渐地露出尾巴来了。

请君入瓮的抗美援朝

再说美军上将麦克阿瑟拿着联合国的鸡毛当令箭，以其丰富的战争经验，制定了釜山坚守，仁川登陆的高招。据说只有远在中国的高级作战参谋雷英夫，看出了这着险棋。不过他的结论是研究地图得出的，纸上谈兵，没有真凭实据，不为金日成看重。战事由仁川登陆逆转，人民军全线后撤，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按杜鲁门的国策，美军的追逐应停止在三八线上，以不刺激中苏为原则。但麦帅乃一介武夫，如何省得政治上那么多顾忌，脚下停不住，嘴上也不关风。这一举动无疑地刺激了毛泽东。尽管杜鲁门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撤了麦帅。但中美之间根本没有管道可以沟通。中国参战，箭在弦上。

斯大林在确信平壤不保后，立即下令撤回苏联顾问团，并特别强调不能有一个苏联顾问在朝鲜被俘。不过，他认为让中国人卷入战争是十分必要的。惟恐金日成傻小子说蠢话，他在给苏联首席顾问马特维耶夫的电报中强调，在向金日成建议请中国派兵时，切记不要提莫斯科。随后在给中国领导人的电报中，除建议中国派五，六个师入朝外，还要送个假人情：“关于此事，没有也不打算透露给我们的朝鲜朋友，但我相信，当他们得到这一消息时，无疑会感到高兴。”

当然，最高兴的还是斯大林。

在中共领导层内部，除毛泽东外，几乎无人同意卷入朝鲜战争。但毛泽东一意孤行，在尚未“说服”他的同志们之前，就已下令东北边防军整装待发。其所恃者，不过是斯大林空头许诺的苏联装备和空军支援而已。

开国以后，毛以一人意志凌架于国家利益之上，此其始也！

一九五零年十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局势后，却达成了一项与中共中央截然相反的决议。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即使放弃北朝鲜，也要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但如何让中国卷入呢？当日斯大林就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在电报中，斯大林鼓动如簧之舌，断言美国没有打世界大战的准备，如果消极等待，不能令人信服地显示中国的力量。如果美国向中国宣战，苏联依中苏互助同盟条约，自然不会坐视不救。最后，斯大林煽动道：“既然战争不可避免，让它现在就来吧！”一付要与毛泽东并肩战斗的架势。这篇貌似与苏共决议南辕北辙的文字，却真正地吻合了苏联即前沙俄的国家利益。有苏联的军援空援做后盾，毛泽东决心乃下。三十万中华优秀儿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走进鬼门关，做了毛泽东世界领袖梦的垫脚石。

至此，斯大林功成身退，坐山观虎斗。军援空援，都成了空话。谓予不信，诸位回想一下，上甘岭的勇士们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在坑道里度日如年的时候，手里端的是苏制还是美制的卡宾枪？

十年一觉共运领袖梦

斯大林没有读过《资治通鉴》是可以肯定的。沙俄的历史也远不如中国源远流长。彼竟能玩弄背负几千年历史智慧的毛泽东于股掌之上，披的正是共产主义这张羊皮。

毛泽东从湖南乡下走进中南海，满脑子装的都是封建帝王思想。不如邓公，曾留学国外，视野开阔。毛泽东思想治内内行，治外外行。解放军攻占南京后，美国大使流连不去，希望能与新中国建立联系。毛泽东则以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硬是掷回了美国的橄榄枝，一厢情愿地投入了苏联老大哥的怀抱。其所图者，说穿了，就是要做斯大林的继承人，坐上国际共运的头把交椅。斯大林摸准了毛的心思，以共运事业为诱饵，将中国拖入韩战旋涡。中美交恶，何人得利？无需在下罗嗦。毛泽东欲做国际共运领袖，以三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为赌注，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到头来却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须知国际共运也如江湖帮会，是以国力来排座次的。赫鲁晓夫固无能之辈也，然其挟大国之威，岂肯让老毛专美于前？中苏交恶，势在必然，与赫鲁晓夫揭了斯大林的疮疤没有必然的联系。

毛泽东足足耗了十年功夫，才认清了苏俄的虎狼面目；又越十年，方始羞羞答答，隔着太平洋，和美国人打起乒乓来。

但毛泽东这笔学费实在太昂贵了！战端一启，美国国内一片反共之声，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杜勒斯甚至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为了将日本建成反共前哨，对日索赔，一笔勾消。日本趁机大发战争财，渐成强势，再成中国隐患。第七舰队进入台海，阻断了中国的统一之路。后来的援越抗美，耗尽了中国多少人力物力，结果是养虎成患。一场对越反击战，前功尽弃。中美关系，一直要到一九七九年才初步修复。

当然，毛泽东本人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长子岸英，去朝鲜战场原打算潇洒走一回，混个军功。不料美国鬼子的炸弹不长眼，单单挑中了躲在志愿军司令部坑道里的岸英，岂非天意？据说彭德怀为此赴京请罪，毛闻凶讯，背彭久立不语。再转身时，却只言军事，不谈爱子。彭之杀身之祸，或由此生，也未可知。但毛与彭在庐山交恶，曾数度激动，语无伦次：“古人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就是无 后！”

然而，一场抗美援朝，真正的受害者的岂止毛泽东？除了过去的中国人民，还有今天仍在“自然灾害”中苦苦挣扎的北朝鲜人民。小金为老金举哀，全国都得守孝。荒唐到国无君，民禁乐达三年之久。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甚至易子而食，早已不是新闻。古今暴政，无出其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抗美援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早就成了大韩民国的历史名词了！时至今日，中共的史学家们仍如盲人摸象，众口一词，颂扬抗美援朝的决策如何如何英明伟大。痛失爱子的毛泽东在纪念堂有知，想必又要吟诵“不须放屁”了。

假如毛岸英不死

历史当然不包含假设。但历史却是由无数的偶然事件组成的。时势造英雄也好，英雄造时势也罢，没有英雄，何来历史？美军飞机轰炸志愿军总部，已经是小概率事件，再炸到重点保护的毛岸英头上，更是小得不能再小的条件概率事件。试想如果那日美军飞行员贪杯，多喝了几口ＸＯ或人头马，飞到志愿军司令部上空醉眼昏花锁错了目标，炸死了彭总而不是岸英。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要大大地改写了！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十次路线斗争会因此少了一次。彭大将军会配享一座巍峨的陵园而不是被幽禁在吴家花园。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会列队向他鞠躬如仪而不是敲断他的肋骨。不过世人也将无由欣赏到他的铮铮风骨。

毛岸英大难不死，或者从此成长为一个冷酷无情的共产党人？据说岸英性格懦弱，常哭鼻子。毛岸英精通俄语，中文ＳｏＳｏ，读《资治》恐怕头要大。毛泽东如欲立其为接班人，必学朱元璋，尽诛功臣而不是关关牛棚再放虎归山。有没有文化大革命或者更残酷的其它革命，实在难说。但志愿军的战史，无疑的是要重写了！英明领袖毛岸英亲自参与和指挥了抗美援朝，乃是新君登基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干部的提升和待遇，不会以三八年和四九年划线，端视其是否参加过抗美援朝。小学生们从课本里读到的不会是周总理紧握清洁工人的手传温暖，而是毛岸英在上甘岭前线让水给小战士喝的感人事迹。

江青和毛远新等近亲旁支大概也登不上庙堂。江青如拍好岸英马屁，没准可以准太后身份颐养天年，折磨折磨身边侍女而无害于亿万苍生。熟读明史的毛泽东不会不知道，朱元璋钦定的接班人是皇太孙朱允炆(建文帝)。因其过于仁慈宽厚，朱元璋乃尽杀开国功臣，为其登基扫平隐患。不料祸起于萧墙之内，太祖尸骨未寒，四子燕王朱棣（明成祖）不按既定方针办，起兵灭侄。连首都也迁到北京去了。故有明一代的历史走向，实际上是与太祖所指引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的。

毛在文革后期，竭力培植其侄毛远新。远新而立之年便任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挖掘出“白卷英雄”张铁生后，又担任毛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圣旨皆自远新下达，到底是“照过去的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还不是远新说了算？如置毛泽东于明初，欲立毛新宇，安知毛远新不是燕王？但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袭传位，实在说不出口，况毛远新年纪太轻，资望过浅，无奈何之下挑了江青。据特里尔《江青最后的十年》（译文见《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四期，１９９７）载，八十年代初审判江青时，江青咆哮公堂，语惊四座：“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从毛晚年发动的一系列运动看，皇位宁传愚妻，不予外贤，是可信的。如江青能学经国先生之待严家淦，先不图党主席，而取总理或军委主席，相信忠厚老实的华国锋不会走极端。再继续革命数年，华必拱手让权，是时君临天下可也。然而江青只能是戏子，其与经国，相去何止霄壤云泥？

设如岸英在，又何需江青？

不过，话说回来，岸英如不死，看官与我，还能一瓶青啤在手，笑谈红朝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