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遭重挫，仓皇西窜。前有穷山恶水相阻，后有十万蒋军堵截，端的是苟延残喘，来日无多了，只是偶然从一张旧报上得知陕北有红军活动，遂决定“北上抗日”。其实抗日当上东北，陕北当时并无日可抗。所谓北上抗日，不过是慌不择路的粉饰之词罢了。据张国焘回忆，毛泽东从不读马列的书，满脑子帝王将相，即使在长征途中，轻装简从，也舍不得丢下《资治通鉴》。当此生死之交，毛泽东仍能从容自若，钻研帝王之术，其远见卓识，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历史从来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倘若当时红军气数已尽，毛出师未捷身先死，民国史上或许会留下一段嘲讽的记载：
民初，匪患蜂起。有湘人毛润之，迎奉马列邪教，蛊惑流民，啸聚山林，巧取王佐井冈，渐成燎原之势，国军五度进剿，以数倍于匪之伤亡，全歼毛匪，残部作鸟兽散，毛为巨囊所累，落后被毙，查其行囊，唯《资治》一部耳！按毛少存异志，尝以天下为己任，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自是晨昏颂读《资治》不辍，当此生死之际，亦不忍弃。呜呼！其欲以一书争天下者，遽料以一书误己身？秀才之迂腐狂悖，可发一笑！
逐鹿中原的不二法宝
玩笑归玩笑，伟大的统帅当然是战无不胜的。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以一书争天下最成功的典范。套句林彪的话，毛泽东是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巩固，捍卫和发展了中国千年帝王争霸术。毛率部抵达陕北后，牛刀小试，已是身手不凡。对内，并刘志丹，驱张国焘，逐王明，整党整风，逐步将自己凌驾于全党之上。昔日的上司如周恩来，张闻天和朱德等，皆俯首称臣，不敢作非份之想。对外则明举抗日大旗，笼络民心；暗行“三分抗日，七分宣传”之计，坐大敌后。光明磊落如彭德怀，如何省得如此阴谋诡计？一场百团大战的官司，一直打到五八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仍不忘旧事重提，说彭有野心，要得华（彭原名德华）。此计载于毛当年的秘书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在下是无论如何也断想不出来的。即使精明如邓小平，当时也看走了眼，跟错了路线，为彭大将军的抗日功勋撰文喝彩。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邓公为复出向毛所进的《我的自述》，还要为此再做检讨。当然，愚民如我等被传达，彭的路线错误是：“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此时，日寇的铁蹄已经践踏了中国的大半江山，还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显示我军的实力呢？
当历史行至一九四四年时，德日败迹已露端倪。中共党内团结一致，八路军，新四军兵强马壮，跃跃欲下山争桃，逐鹿中原。毛泽东高瞻远瞩，号召全党学习远在重庆的脱党份子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已经在为创业后的守成未雨绸缪了。要知道此时蒋介石声望正隆，如日中天，即使毛本人，也要三呼“蒋委员长万岁”以为韬晦。能想到数年后取而代之者，普中国除毛泽东外，实无第二人！
司马光不光也
然而毛泽东固然饱读史书，精通帝术，但《资治通鉴》等史书所记载的是长城以南的中原政治，不及东倭，遑论北夷。须知中国的版图自满清入主中原后，已经扩大到长城以北。北至东西伯利亚，南抵安南，东临高丽，西达阿拉木图，莫非王土王臣。虽历经割地失土，但规模仍在。何况列强环伺，虎视耽耽，亦非唐宋元明可比照。如仍奉一书以治天下，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我以为毛泽东不熟悉清史，是有根据的。中共建政后，行省军区制度，照袭前清。但清代有制，总督（军区司令）巡抚（省长）不得在家乡做官，且任期不得过长。总督巡抚走马灯似地换防，目的就在于杜绝出现与中央抗衡的军事或地方势力。这个制度，抵外侮不足，防内患则有余。满清以外族入主，民心不服，而能延续二百多年者，此制功不可没。而毛泽东的八大军区司令一任便是二十年，直至邓小平复出后提示，毛才如梦方醒，忙招八大司令单身进京，唱一曲三大纪律八大注意，连家也不让回，驱赴新职。慌得连人情都不叙了，可见形势严峻到什么程度。也亏了这一调动，毛死后，各军不乱，倒是从未领过兵打过仗，无军队派系的叶剑英，动用了手中有限的军权，抓了四人帮，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也许是毛任命叶帅为军委常务副主席时，始料所不及的。
自清帝逊位，颟顸无能几乎成了满清的代名词。加上连年战乱，偌大的中国连一张书桌也放不下，学者们更不愿在清史上下工夫。几十年间，只有一本范文澜在延安时所写的《简明中国近代史》刊行于世。该书煽情有余，说理独缺。其实满清康雍乾三朝的隆盛和鸦片战争后的式微，哪里是马列主义的教条和朴素的民族情感能解释清楚的？李鸿章亦一代枭雄，彼岂甘冒后世骂名，拱手相让国土？非不为也，乃不能也！李赴日本谈判《马关条约》时，日军已将清兵从朝鲜赶到了辽南，觊觎北京。李在谈判中稍作争论，日相伊藤即作色曰：汝欲再战乎？读史至此，不由人不悲愤填膺！然国力不如人，纵抛头颅撒热血，于国事何补？相国所持者，说穿了，就是后来蒋公奉行的“以空间换时间”也。中国欲强盛，必先改革开放，吸纳别国的先进技术和制度。这个道理，一百年前的慈禧老太后都认识到了。到了毛泽东当政，倒反而闭关锁国，做起自力更生，超英赶美的黄梁梦来了。世界历史突飞猛进了一百年，而中国居然如鬼打墙似的，转了个圈，又回到了出发点。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实不在意识形态的异同。这一点，毛泽东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认识清楚。盖中国近代之强敌，东为日本，北为俄国。并不因沙俄改称苏联而改变了敌我矛盾。俄国自叶卡特琳娜二世起，奉行改革，国力日增，跻身欧洲强国之列。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的蚕食。大片大片的国土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划入了俄国版图。沙皇的拿手绝活是在接收土地的同时把居民也赶出家园。不信您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走一遭，满街走动的黑头发黄皮肤，十个有十个是中国去的倒爷，哪里找得到原住民闹回归？这一招实在是高！倘小日本早向俄人请教，占领台湾时，顺便将不愿做日本人的中国人赶出去，今日台湾何来统独之争？
尽管列宁未取得政权时曾答允废除与中国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斯大林上台后，并未履行一个共产主义者“应尽的国际义务”，归还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反而变本加厉，欲借二战余威，到中国大捞一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日本订有《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有助纣之嫌，无尺寸之功。美国因珍珠港事件对日宣战，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欧战结束，苏美全球对抗已具雏形。美国亟欲速战速决亚洲战事，不让苏联染指。经硫磺岛一役，伤亡太大。遂决以原子弹逼迫日本投降。八月六日和八月九日，美军在广岛长崎放下两颗原子弹．斯大林深恐日本立即投降，师出无名，匆忙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此时驻扎东北的关东军俱为老弱病残，不堪一击。加上原子弹造成的震撼，苏联红军兵不血刃，一举拿下东北。战后分赃，楞是抢去了日本的北方四岛，并以三八线为界，生生地分出个南北朝鲜。还制造出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中苏间的缓冲地带或前哨阵地。东北是战胜国中国的领土，实在没有理由久占。于是能搬就搬，搬不动拆了搬，硬是将东北洗劫一空。
钦定太子的兴衰荣辱
按说苏共与中共，同志加兄弟，既然你留不下来，剩下的一杯羹，自然是让给小兄弟来继承才是。毛泽东也是这么想，于是派林彪率二万干部和十万部队星夜出关，摘桃子去也。不料斯大林鼠目寸光，以为毛泽东是不成气侯的土包子，不想因此得罪正统的国民政府。早在一九三六年，苏联为促成中国对日宣战以避免两面受敌，通过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向陈立夫表示：“中共只有两三千兵，他们如果不听话，你们就把他们消灭算了！”西安事变后，国共再次合作。为了让中共听话，斯大林对即将回国的王明等耳提面命，要求中共坚决地无条件地服从蒋介石指挥。这无异于要中共自投罗网！斯大林非不爱中共，但苏联的国家利益当前，共产主义事业就见鬼去吧。斯大林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不管她姓社还是姓资。将东北乃至中国搅成一团浑水，则是斯大林的既定国策。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斯氏将东北裁为两截，一截赠蒋，一截遗毛。赠蒋的签字划押，轰轰烈烈；赏毛的私相授受，鬼鬼祟祟。只告知苏军撤退时间，能不能抢在国军之前占领城池，就看你的造化了。故此，出关之初，林彪的狼狈可想而知。
不过林彪乃近代中国史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家，其带兵打仗，慎思缜密，三思而后行。真正是运筹于黄豆之间，决胜于千里之外。在军事思想上，其所创“三三制”即“三人一组，三组一班，三班一排，”大大地提高了战斗效率，至今仍为解放军建制。政治鼓动方面，“忆苦思甜”是四野首创，然后推广到全军直至全国。解放后二十多年里，国人吃了多少忆苦思甜饭，抓了多少丢弃糠团的现行反革命，恐怕谁也数不清了。始作俑者，林彪也！在林彪的悉心经营下，四野在短短的三年间，迅速成长为一支百万雄师。一九四八年，林彪率军再入关时，恰如两百多年前之清兵入关，已是势如破竹，无人可敌了。大将黄永胜气壮如牛：“不用别人帮忙，单凭四野，也能打下全中国！”也不能说是完全吹牛皮。可是林彪用兵如神，问政便是外行了。林彪当上钦定接班人之后，紧跟伟大领袖，以做军事学问的钻研精神，啃起史书来。这一研究不打紧，倒瞧出名堂，入了迷，逢人便侃宫廷政变史，一下子触犯了毛的疑心病。要知道帝王之道这篇博士论文，天下只能有一个人做，第二个研究者，非但拿不到学位，性命也保不住。林彪和刘少奇一样，靠捧毛起家，惟其发迹之初，便已入毛之彀中。这一点，毛在从“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写给江青的信中说得明明白白。林彪不过是毛登上无限风光的权力险峰的最后一块垫脚石而已。悲哉林彪，威风一世，最后却落了个摔死异域的悲惨下场。
与狼共舞的外交战略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从一开始便犯了大忌。沙俄或苏联，历来是中国的天敌。与之同行，无异与虎谋皮。当人民解放军完成三大战役，蓄势江北时，斯大林适时发来“忠告”，要毛泽东审时度势，划江而治。这一招着实阴险，毛如服从指挥，守着风雨飘摇中的半壁河山，对苏联必俯首贴耳，言听计从，要个旅顺港，还不是顺手牵羊？但毛此时胜券在握，牛气得很，哪里听得出什么弦外之音。“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诂名学霸王”，催枯拉朽，一口气把蒋介石赶下海去了。
而新中国与美国绝交，则纯粹以意识形态划线，正中斯大林下怀。其实中美之间何恶之有？中国的八年抗战期间，美国出人出力，牺牲巨大。若美军不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抗日战争多拖延一日，中国人民的伤亡损失岂在广岛长崎之下？毛泽东时代的史学家们咸认苏联出兵东北是抗战胜利的主因，年年跟着日本，追悼原爆亡灵。这实在是颠倒恩怨，认贼作父。而有三十五万血债的南京大屠杀，直到近年才有了追悼活动。至于对日索赔，看在日本侵华客观上掩护了中共坐大的份上，伟大领袖大手一挥，免了！试问当年甲午战败，日本向中国索赔，狮口大开，何曾动过半点恻隐之心？
无事生非的朝鲜战争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无强敌压境，内经连年战乱，人心思治。毛泽东如多一些西方民主思想，少一些封建帝王念头，学习美国国父华盛顿，建立轮番坐庄制，何愁中国不兴？当然，时人无后眼，以为只要跟着伟大领袖，中国从此必然走向繁荣富强。而强大的中国恰恰是斯大林不愿意看到的，何况假以时日，新中国也会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后来周恩来在华沙向杜勒斯伸出友好之手，就是证明。如欲控制中国，只有从社资两大阵营对垒的角度打主意。斯大林选择的突破口便是朝鲜 ！
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逾千年。甲午战争即自日本侵朝，中国援朝始，以《马关条约》终。朝鲜为日本鲸吞，生灵涂炭几十载，战后又为苏美瓜分。人心思统一，自不待言。斯大林乃令金日成，发动突然袭击，将南朝鲜人民从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然而，斯大林真的有成竹在胸？还是别有所图？
金日成何人也？彼本中国东北抗联一游击队长，充其量团级干部耳。毫无大兵团作战经验。战后由斯大林挑中，回北朝鲜做了儿皇帝。其人民军以陆军为主，虽以苏制武器配备，但既无实战经验，又无强大的海空军辅佐。以这样的实力去与美军直接对阵，负多胜少，明眼人不难看出。据说斯大林招金氏到莫斯科，逼其出战，金日成畏怯不应。斯大林盛怒之下，将金日成关了禁闭，扬言想不通就换人。金氏无奈，只得披挂上阵。斯氏如真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何不选东西德为突破口，偏偏挑中了远离苏联中枢的朝鲜半岛？让我们来看看苏联是如何动作的。
首先，在逼金日成出战的过程中，苏方与中方密切联系，充分“尊重”中方的意见。经三方“协商”，达成了中国出人，苏联出资的不成文约定。这边战端一开，南韩军队卒不及防，一泄千里。如无联合国军介入，金日成一战成功也是可能的。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竟在联合国投票表决出兵案当日缺席，造成实际弃权，遂使美国师出有名。须知安理会任何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都可使提案泡汤。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不惜打破六四后中断高层往来的禁令，以邀请钱其琛前往华府会见国务卿为代价，争取中国在联合国投票时弃权。而中国则以会见布什总统为条件最后成交。战后，科威特还要再三感谢中国的支持。诸位都知道，中国一向偏袒伊拉克，和美国唱反调，于科威特何功之有？原来这支持指的就是袖手旁观的弃权。没有联合国的旗号，美国凭什么攻打伊拉克？同理，当年没有苏联的弃权，美国凭什么干涉朝鲜内政？这叫做：赞同诚可贵，弃权价更高。马立克犯下如此大“错”，如系个人行为，有十个头，也要让杀人不眨眼的斯大林砍了，而此公竟安然无恙，在此位上一直坐到七十年代中国进了联合国，成了当时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
斯大林这只老狐狸，渐渐地露出尾巴来了。
请君入瓮的抗美援朝
再说美军上将麦克阿瑟拿着联合国的鸡毛当令箭，以其丰富的战争经验，制定了釜山坚守，仁川登陆的高招。据说只有远在中国的高级作战参谋雷英夫，看出了这着险棋。不过他的结论是研究地图得出的，纸上谈兵，没有真凭实据，不为金日成看重。战事由仁川登陆逆转，人民军全线后撤，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按杜鲁门的国策，美军的追逐应停止在三八线上，以不刺激中苏为原则。但麦帅乃一介武夫，如何省得政治上那么多顾忌，脚下停不住，嘴上也不关风。这一举动无疑地刺激了毛泽东。尽管杜鲁门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撤了麦帅。但中美之间根本没有管道可以沟通。中国参战，箭在弦上。
斯大林在确信平壤不保后，立即下令撤回苏联顾问团，并特别强调不能有一个苏联顾问在朝鲜被俘。不过，他认为让中国人卷入战争是十分必要的。惟恐金日成傻小子说蠢话，他在给苏联首席顾问马特维耶夫的电报中强调，在向金日成建议请中国派兵时，切记不要提莫斯科。随后在给中国领导人的电报中，除建议中国派五，六个师入朝外，还要送个假人情：“关于此事，没有也不打算透露给我们的朝鲜朋友，但我相信，当他们得到这一消息时，无疑会感到高兴。”
当然，最高兴的还是斯大林。
在中共领导层内部，除毛泽东外，几乎无人同意卷入朝鲜战争。但毛泽东一意孤行，在尚未“说服”他的同志们之前，就已下令东北边防军整装待发。其所恃者，不过是斯大林空头许诺的苏联装备和空军支援而已。
开国以后，毛以一人意志凌架于国家利益之上，此其始也！
一九五零年十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局势后，却达成了一项与中共中央截然相反的决议。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即使放弃北朝鲜，也要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但如何让中国卷入呢？当日斯大林就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在电报中，斯大林鼓动如簧之舌，断言美国没有打世界大战的准备，如果消极等待，不能令人信服地显示中国的力量。如果美国向中国宣战，苏联依中苏互助同盟条约，自然不会坐视不救。最后，斯大林煽动道：“既然战争不可避免，让它现在就来吧！”一付要与毛泽东并肩战斗的架势。这篇貌似与苏共决议南辕北辙的文字，却真正地吻合了苏联即前沙俄的国家利益。有苏联的军援空援做后盾，毛泽东决心乃下。三十万中华优秀儿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走进鬼门关，做了毛泽东世界领袖梦的垫脚石。
至此，斯大林功成身退，坐山观虎斗。军援空援，都成了空话。谓予不信，诸位回想一下，上甘岭的勇士们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在坑道里度日如年的时候，手里端的是苏制还是美制的卡宾枪？
十年一觉共运领袖梦
斯大林没有读过《资治通鉴》是可以肯定的。沙俄的历史也远不如中国源远流长。彼竟能玩弄背负几千年历史智慧的毛泽东于股掌之上，披的正是共产主义这张羊皮。
毛泽东从湖南乡下走进中南海，满脑子装的都是封建帝王思想。不如邓公，曾留学国外，视野开阔。毛泽东思想治内内行，治外外行。解放军攻占南京后，美国大使流连不去，希望能与新中国建立联系。毛泽东则以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硬是掷回了美国的橄榄枝，一厢情愿地投入了苏联老大哥的怀抱。其所图者，说穿了，就是要做斯大林的继承人，坐上国际共运的头把交椅。斯大林摸准了毛的心思，以共运事业为诱饵，将中国拖入韩战旋涡。中美交恶，何人得利？无需在下罗嗦。毛泽东欲做国际共运领袖，以三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为赌注，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到头来却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须知国际共运也如江湖帮会，是以国力来排座次的。赫鲁晓夫固无能之辈也，然其挟大国之威，岂肯让老毛专美于前？中苏交恶，势在必然，与赫鲁晓夫揭了斯大林的疮疤没有必然的联系。
毛泽东足足耗了十年功夫，才认清了苏俄的虎狼面目；又越十年，方始羞羞答答，隔着太平洋，和美国人打起乒乓来。
但毛泽东这笔学费实在太昂贵了！战端一启，美国国内一片反共之声，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杜勒斯甚至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为了将日本建成反共前哨，对日索赔，一笔勾消。日本趁机大发战争财，渐成强势，再成中国隐患。第七舰队进入台海，阻断了中国的统一之路。后来的援越抗美，耗尽了中国多少人力物力，结果是养虎成患。一场对越反击战，前功尽弃。中美关系，一直要到一九七九年才初步修复。
当然，毛泽东本人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长子岸英，去朝鲜战场原打算潇洒走一回，混个军功。不料美国鬼子的炸弹不长眼，单单挑中了躲在志愿军司令部坑道里的岸英，岂非天意？据说彭德怀为此赴京请罪，毛闻凶讯，背彭久立不语。再转身时，却只言军事，不谈爱子。彭之杀身之祸，或由此生，也未可知。但毛与彭在庐山交恶，曾数度激动，语无伦次：“古人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就是无 后！”
然而，一场抗美援朝，真正的受害者的岂止毛泽东？除了过去的中国人民，还有今天仍在“自然灾害”中苦苦挣扎的北朝鲜人民。小金为老金举哀，全国都得守孝。荒唐到国无君，民禁乐达三年之久。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甚至易子而食，早已不是新闻。古今暴政，无出其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抗美援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早就成了大韩民国的历史名词了！时至今日，中共的史学家们仍如盲人摸象，众口一词，颂扬抗美援朝的决策如何如何英明伟大。痛失爱子的毛泽东在纪念堂有知，想必又要吟诵“不须放屁”了。
假如毛岸英不死
历史当然不包含假设。但历史却是由无数的偶然事件组成的。时势造英雄也好，英雄造时势也罢，没有英雄，何来历史？美军飞机轰炸志愿军总部，已经是小概率事件，再炸到重点保护的毛岸英头上，更是小得不能再小的条件概率事件。试想如果那日美军飞行员贪杯，多喝了几口ＸＯ或人头马，飞到志愿军司令部上空醉眼昏花锁错了目标，炸死了彭总而不是岸英。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要大大地改写了！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十次路线斗争会因此少了一次。彭大将军会配享一座巍峨的陵园而不是被幽禁在吴家花园。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会列队向他鞠躬如仪而不是敲断他的肋骨。不过世人也将无由欣赏到他的铮铮风骨。
毛岸英大难不死，或者从此成长为一个冷酷无情的共产党人？据说岸英性格懦弱，常哭鼻子。毛岸英精通俄语，中文ＳｏＳｏ，读《资治》恐怕头要大。毛泽东如欲立其为接班人，必学朱元璋，尽诛功臣而不是关关牛棚再放虎归山。有没有文化大革命或者更残酷的其它革命，实在难说。但志愿军的战史，无疑的是要重写了！英明领袖毛岸英亲自参与和指挥了抗美援朝，乃是新君登基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干部的提升和待遇，不会以三八年和四九年划线，端视其是否参加过抗美援朝。小学生们从课本里读到的不会是周总理紧握清洁工人的手传温暖，而是毛岸英在上甘岭前线让水给小战士喝的感人事迹。
江青和毛远新等近亲旁支大概也登不上庙堂。江青如拍好岸英马屁，没准可以准太后身份颐养天年，折磨折磨身边侍女而无害于亿万苍生。熟读明史的毛泽东不会不知道，朱元璋钦定的接班人是皇太孙朱允炆(建文帝)。因其过于仁慈宽厚，朱元璋乃尽杀开国功臣，为其登基扫平隐患。不料祸起于萧墙之内，太祖尸骨未寒，四子燕王朱棣（明成祖）不按既定方针办，起兵灭侄。连首都也迁到北京去了。故有明一代的历史走向，实际上是与太祖所指引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的。
毛在文革后期，竭力培植其侄毛远新。远新而立之年便任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挖掘出“白卷英雄”张铁生后，又担任毛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圣旨皆自远新下达，到底是“照过去的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还不是远新说了算？如置毛泽东于明初，欲立毛新宇，安知毛远新不是燕王？但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袭传位，实在说不出口，况毛远新年纪太轻，资望过浅，无奈何之下挑了江青。据特里尔《江青最后的十年》（译文见《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四期，１９９７）载，八十年代初审判江青时，江青咆哮公堂，语惊四座：“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从毛晚年发动的一系列运动看，皇位宁传愚妻，不予外贤，是可信的。如江青能学经国先生之待严家淦，先不图党主席，而取总理或军委主席，相信忠厚老实的华国锋不会走极端。再继续革命数年，华必拱手让权，是时君临天下可也。然而江青只能是戏子，其与经国，相去何止霄壤云泥？
设如岸英在，又何需江青？
不过，话说回来，岸英如不死，看官与我，还能一瓶青啤在手，笑谈红朝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