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8年10月18日，我被强制送到农村插队，随身只带了三、四本书，其中有一本《清诗选》。
严冬一夜，北风怒吼，所居的茅草屋四壁透风，竹木屋架瑟瑟呻吟，屋内一片昏暗。寒冷中的我，拿起那本清诗的选本，翻到了龚自珍的一首诗，凑近油灯读了下去：
少年哀乐过于人，
歌泣无端字字真。
既壮周旋杂痴黠，
童心来复梦中身。
心头猛然一紧，隐隐作痛。
二.
龚自珍这首诗是他“己亥杂诗” 315首中的第170首，作于1839年，距离他在五十岁那年突然去世不到两年。那315首诗怀古忧今，从山河大地说到所见所思，从缅怀祖先到记述友朋交往，有对现状的忧虑，也有对未来的期盼，可以说是他一生心之所思的概括，是他的“心史”。这第170首，就是他在精神压迫下发出的无奈之声。
那年我刚刚十八岁。本应当是继续求学的年龄，却被横扫到文化荒漠的农村，成了李白说的“蓬蒿人”。当时正是所谓“文化大革命”陷入困境的时期。“文革”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从来没有过那些“解放全人类”、“建立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红彤彤的新世界”的狂想。“文革”对于我们简单就是，本来是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家庭，“文革”让我们落到“想做奴隶而不得”(语出鲁迅1925年散文“灯下漫笔”)的地步。
我们作了本能的挣扎和反抗，结果却是生存空间更为窄小、严酷。生存环境恶化导致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化为求生本能，用台湾作家王鼎钧的话，就是“人人学习无情”。一个“人人学习无情”才能苟活的年代，在历次“革命”冲击下，维持社会运行的价值体系，早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文革”的最后一击将导致其崩解。我们不得不抛弃那些曾经珍视的价值、规范，为生存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进一步封闭内心的喜怒哀乐。从小教育我“不应当说谎”的父母，自己却不得不每天说谎。对这种曾经不齿的行为，他们从内心自责，到习以为常，浑然不觉，最后心安理得；对我偶尔说出的几句针对时局的真话，他们却在惊恐之下严厉斥责。
整个中国大地，人人都在为苟延残喘而“演戏”。
我感到惶惑，感到精神上已经无所可依。这首诗正好契合了我当时的心境。
三．
龚自珍可说是古今文化人中，特别率性，对精神压迫特别敏感、努力反抗的一位。他因不喜欢、因此也就不模仿科举考试的“标准”书法，所谓“馆阁体”，被认为书法拙劣，曾五次会试(举人考进士)不中。他并没有因此去向规范屈膝，反而公然声称瞧不起那种媚俗的书体。他故意让家中的丫鬟仆妇都学写科考的卷子，然后以之示人，说那种书体连目不识丁的人都写得出，有什么高明之处？他叔叔龚守正进士出身，任职礼部尚书，是国家主管祭祀、礼仪、教育的最高官员。龚自珍却嘲笑他不学无术，只读五种颜色的书。哪五种颜色的书？红色封皮的“缙绅录”，就是世家大族、官员的who is who；黄色封皮的“京报”，专门用于传达朝政的新闻文抄；黑色封皮的“禀帖”，下级呈上级的文书；白色封皮的“知会”，也就是通知、通告之类；蓝色封皮的“账簿”。把自己做高官的亲叔叔，描绘成一个活脱脱的市侩。
这样一种性格，公然和主流价值、社会习俗对抗，当然就成了众矢之的。龚自珍一生仕途蹭蹬，必然如此。好友林则徐受命去广州禁烟，他痛感鸦片的危害，曾自荐跟随去尽一份力，却被林则徐婉言拒绝。林则徐很了解这位朋友从来就无力应付官场的复杂。禁烟涉及官场多个利益的博弈，假如他参加了，他那种嫉恶如仇、口无遮拦的性格，就会给已经因调和、平衡官场各个集团关系而焦头烂额的林则徐添加无数的麻烦，无益有害。
龚自珍于五十岁那年，暴死于江苏丹阳。身前是众矢之的，身后是非不断。谣言说他与女诗人顾太清有私情，被顾太清的丈夫贝勒弈绘发现，寻仇将其毒杀。这个谣言漏洞百出 — 弈绘死于龚自珍之前，如何能“寻仇”？— 却一直流传至今，被写进小说(曾朴的《孽海花》， 高阳的《丁香花》)、诗歌(冒广生“读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顾太清遗事，辄书六绝句”)。在史学界已经以确凿无疑的证据否定了此事以后，近年还有人在津津乐道。世俗毁誉，众口铄金，哪里是事实抵挡得住的？
四．
其实，同样是感受到压迫，我们本能的反抗，与龚自珍还不一样。
我们因传统价值最终走向崩解而惶惑。 在一种摧残天性的体制中，残存的传统价值和按照价值体系建立起来的行为规范，曾让我们“暂时做稳了奴隶”，因此珍爱它，遵从它，维护它，生怕失去它，在它的崩解前惶恐不安，感到精神上无所依。只是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发现我们曾经维护、遵循的东西，再无能力保护我们，才挣扎着反抗，才开始怀疑包括政治经济体制、价值体系、社会习俗、行为规范等等，就是当代社会说的“建制”(institution)。
龚自珍则不同。生活在政治压迫不仅远低于毛时代，也低于清代康、雍、乾三代的道光朝，他不仅从未落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地步，他的家庭、他自身就属于统治阶层，也就是“奴隶主”群。只要他不怀疑、反抗体制，遵从主流价值，以他的社会地位、关系网络和才能，会一辈子高官厚禄，领袖士林。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会甘之如饴，会主动维护那种建制。然而，他不愿意以戕害天性来适应社会、适应体制。他反抗的是那时代的建制本身。
高峻与猥琐，深刻与肤浅，清朗与阴暗，两者相比，境界高下立见。
五．
然而，即使对抗世俗如龚自珍，也不得不“杂痴黠”，对世事有时要装聋作哑，有时要耍些狡猾的手段。《中庸》说，“天道谓之性，率性谓之道”。第一句说的是天性本是自然赋予的，第二句说顺着天性，就掌握了天道。但古往今来，东亚西欧，有彻底“率性”的人吗？像龚自珍可以说已经走到了极致，再进一步即无死所！
为什么做不到彻底“率性”？回答是，因为我们自己既不能、也不愿；因为体制，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等等，即使是压迫性、强制性的，却是人类共存必不可少的部分。
人生于世，本来是精神勃发，中国古人说，那是“元气淋漓”：意识上单纯而清晰；喜怒哀乐，本来是个体感受的自然表露。然而，从出生的第一天起，人就浸透在家庭和社会的熏陶之中。这种熏陶，就是被教导去接受一套制度、价值系统以及社会生活的规范，中国文化概括为所谓礼、乐、刑、政，也就是上文说的“建制”。
建制一旦形成，就会对个体产生身体和精神上的强制力，有强制力就有压迫。那种对人的天性一点一滴的改造，维持了人作为一个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导致人的精神从勃发退化为委顿，意识上从单纯、清晰演变为驳杂、模糊，自然表露转化为压抑和伪装。人一次次被迫压制自己的自然本能、本性，与来自建制的压迫妥协；一次次放弃自然赋予的道德本能，向社会通行的价值体系靠拢；一次次自我欺骗，给自己的妥协和退缩找出借口。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话，就是脱离了“自然状态”的人，“生活在自己之外”。
说到底，古今中外，只要社会存在，莫不如此。因为，就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说过的，缺乏了国家力量强制，人类生活将成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个体不得不孤零零地面对一切。任何浪漫的空想，如卢梭设想的人类的“自然状态”，只是虚构，从来没有存在过；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人本主义，是彻底的自然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共产主义将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彻底解决”。青年时代的我，曾经被其打动。如今才知道这个命题说是彻底，实际上肤浅、荒唐：他们都想在此岸世界建立一个只存在于彼岸的天堂，而那种人间天堂的追求，毫无例外以杀戮颠覆了社会基本架构，付出了尸山血海的代价之后，又毫无例外以失败告终。
人与自然分裂，人与社会冲突，强制、压迫随社会而来，无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龚自珍、我们，乃至每一个人的悲剧，与生俱来。
六．
然而，即使都具有压迫性，各种建制之间，以对天性的维护程度和压迫、强制的来源衡量，仍然有天壤之别。强制和压迫并不天然都具有正当性(justification)。霍布斯就因没有区别强制力正当性的不同而在历史上饱受批评。
健康的建制是一种经过自发产生、理性选择、长期试错而形成的秩序，不允许强制和压迫超出维持人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允许少数人或少数团体任意施加强制和压迫。部分自由的丧失是公民理性自愿付出的代价。用“社会契约论”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个人明确或默认同意放弃部分自由并服从权威，以换取对其余权利的保护或社会秩序的维护。这种建制和天性之间的冲突可以控制，能够调和。在这种建制下，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高于建制之上而为所欲为，权力越大的人受到的限制越多。做到了这些，就是所谓“自由社会”；强制和压迫程度越低，自由度就越高，人的天性保存也就越多，社会创造性也越强。
邪恶的建制，强制和压迫出自少数人或小集团的意志，其目的是维护他们利益最大化，或是实现少数人的某些狂想。强制和压迫没有大多数人明确或默认的同意，不受控制的权力导致其无限扩大、延伸，超出维持正常社会的需要。比如，中国传统制度下，政权直接统治只达到县，县以下则是乡绅通过习俗、惯例治理，“政权”和“社会”各有其责，各施其职。从毛时代开始，政权一直建立到乡、村、区、居委会，对社会的控制已经到了可操作程度的极限 — 再扩大一步就得每个家庭派驻一个党的书记。结果是天性和建制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社会动荡不断，所谓“维稳”成了政权的长期、首要、耗费巨大社会资源且永无完成之日的任务。在这种建制之下，制造强制和压迫的少数人或团体具有高于建制的地位。用毛的话来说，就是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可以不受任何法律、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伦理、社会习俗、惯例的限制，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
自由社会的强制和压迫是“能不做尽量不做”(minimization)，与之相应形态就是“小政府”；专制社会则是“能做尽量做”(maximization), 结果就是“大政府”；一个社会是走向自由、健康、光明、有活力还是相反，就在于强制和压迫是一步步变小还是变大。判别标准简单、明确。
或许有人说，那种完全出于公民自愿的强制和压迫，也是一种空想。任何社会都是健康、邪恶两种建制的混合。即使如此，两者之间的比例大小，仍然是对人类社会作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
一个人的天性实现，也不过是在承认那些维持人类共存的强制和压迫的合理性之后，还能保持着对天性的信心和天赋才能的追求；还能够“童心来复梦中身”, 相信合理的并不都是理想的、健康的、有活力的，“合理性”并不都是人类可能性的上限，并不都是永久的、无条件的。
从意图上来看，压迫、强制还有部分是出自家庭、亲人善意的塑造。看看中国高中“名校”如毛坦厂中学的学生们，每天从清晨五点半忙碌到夜里十点，他们疲惫的身躯，呆滞的目光，机器一般的思维，体现的就是在对天性巨大戕害背后家长、社会深厚的善意。这种善意，其实更体现人的悲剧性。
从根本上说，人类发展出的所谓“文化”、“文明”，就是对人与自然的分裂，人与社会的冲突而提出的种种对策。
七．
当年的我，学业被打断，初中生而已，才懂得多少、读过几本书、有过多少人生阅历？哪里能够想这么深？只是心灵被触动。从那时候起，我就爱上了龚自珍的诗。一本刘逸生的《龚自珍乙亥杂诗注》，通读了十余遍，从中国带到美国，已经纸张发黄，封面脱落经过修补，是我古人诗集中通读过最多的一本，至今仍在珍藏，仍然不时阅读。
“少年击剑更吹箫, 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 万千哀乐聚今朝”(“己亥杂诗”第96首)。龚自珍写下这首诗的年龄，不过四十八。他的晚年，其实才是中年。经历过宦海沉浮，感觉已经是“暮气颓唐不自知”(第142首)；从“歌泣无端”到“杂痴黠”，到“百年心事归平淡”(第2 首)，“剑气箫心一例消”， 也不过就是他对当时的建制从否定到不得不接受、承认的过程。他的承认并不彻底，梦中萦回的还是他少年时代的意气、抱负，以致在315首诗中，以“少年”一词起首的就有十首之多，回忆他少年时阅读广泛(第72首)，有澄清天下之志(第107首)，文章“哀艳雄奇”(第142首)，写出了“尊隐高文”(第241首)，“薄汤武”(第276首，“汤”，商汤；“武”周武王。二人分别是商朝、周朝的开国君主)， 有“奇气才华”(第286首)，等等。表现出他被迫接受社会价值、习俗、规范之后的内心痛苦，渴望回归他的精神家园 — 少年时代的自然天真。
如今我们的年龄，早已超过了龚自珍的晚年；我们的经历，更有不同于他的复杂、荒诞和奇诡。我们也比龚自珍要幸运得多。同样都感受到压迫，同样感受到人与自然分裂、人与社会冲突的痛苦，他被捆绑在中国文化之中，至死也不知道那些痛苦的根源。他依旧停留于妥协、忍受而没有达到理解。他无法像我们一样，能够从世界文化中找到解释、解决那些压迫、分裂的精神资源。早生于我们一个半世纪的龚自珍，何其不幸！
我们这辈人，大都有长达半世纪的观察、探索与思考。经历过大悲大喜，借助人类文化的丰富积累，终于理解到了人类和自然、个体和社会之间永不可解的矛盾和冲突，理解了人类天性之内固有的矛盾和冲突，因此不再去梦想、追求一个人间天堂，哪怕是精神的天堂；满足于找到一个能够较好发挥天性的环境，然后“在自行其是和自我约束之间，找到一种适合自身性格和所处环境之间的中庸之道”(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序。这本书经严复翻译、删改、发挥为《天演论》)，甚至对“人人学习无情”也能够作理性的解读。在理解、妥协、退让的同时，我们也筑成了价值判断和个人行为的坚实底线。
由此，我们走出了龚自珍晚年的心境。
八．
一个人如果对国家、社会、家庭、传统的种种善意或恶意的强制和压迫，从未有过怀疑、挑战、反抗、反思，就是将自然造就的璞玉，自甘退化充作构成建制大厦中的一块石头，一生就仅作为一种工具、零件而存在；就辜负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第125首)的天公，也无从体验到人生的壮丽和超越性。经历过痛苦，沉浮，龚自珍从百丈红尘的喧嚣最后到“万千种话一灯青”，“重理天台七卷经”(第315首)而追求超越性，形成了他完整的人生。从超越性的观点来回看那些矛盾和冲突，那些不可解就有了解答，一生坎坷也就不过是进入超越境界前的准备！
从这个角度看，有过怀疑、反抗、挑战、反思，年寿不永的他不虚彼生；年过古稀的我们也不虚此生。这个造就我们不虚此生的过程，就是个人几十年的“心史”。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史”。“名场阅历本无涯，心史纵横是一家”(龚自珍诗“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经历过大悲大喜之后，我们还希望什么？高官厚爵，权位名声，万贯家财，健康体魄，即使挣得了，终将抛弃我们而去。能作为一己独特性而存在的，不是任何物质性的东西，是每个人特有的“心史”。
十年前圣诞节，我在给亲友发出的电子贺卡上，分别用中英文写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在饥饿和‘革命’的冲击之下，是一场生与死的挣扎；我们的中年时代，是一场生活的搏斗，以致连自己容颜渐老、鬓角霜华都无暇关注。如今老去，愿我们的老年，与美东秋天的晴空那样明净，霜叶那样灿烂多彩。”
我的博士导师，一位意大利裔、一辈子沉浸于学术世界，从未有过饥饿的折磨、从未面临“革命“的威胁，酷爱歌剧的名教授，特地回复我说，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秋空的明净，霜叶的灿烂 — 那是人能够体验到的自然美的极致。人与自然永久冲突，也就永远不会出现绝对的和谐。那明净的秋空，灿烂的霜叶，“华枝春满，秋天月圆”，不就是超越性在此岸世界最纯净的展示？能够体验到它的美和纯净，已经是我们能够达到的精神最高境界。
夫复何求！？
2024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