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科举制批判
从科举制度实行以来，历代对科考的批判没有停止过。这些批判集中在批评科考内容空泛，于国家管理无用；无法通过考试选拔称职的人才；败坏学术，耗费考生极大的精力；阅卷量太大，等等。下面略举几例。
李昂(唐文宗)朝（809-940 AD）洋州刺史赵匡归纳出科举的流弊有十条之多：包括“士子舍学业而趋末技”，“糜费”，“贫士无力到京应试”，“少称职之官员”。“主司褒贬，实在诗赋”，“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等等。（李1995， p.126-127）
宋代欧阳修认为，科举“舍大方而就小道，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每年二千人考试，取五百人，试卷有六千卷，卷多时紧，考官疲劳不堪。
王安石则认为，要通过考试，非博诵强学，穷多年之工不可，耗费考生大量时间和精力。即使通过了考试，“大则不足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
明朱由校（明熹宗）统治年间(1621-1627)，举人刁包明说，科举“以有用精神耗敝于无用之八股”，“在上者既甚恶八股之实而强存其名，在下者又阳慕八股之名而阴尚其实。” 明末顾炎武痛批“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与咸阳之郊”，“学术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
清代乾隆(1735-1796 AD)朝的兵部侍郎舒赫德于1738年上奏，“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科举之弊，诗赋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唐赵匡所谓‘习非所学，用非所习’是也。……今谓时文、经义及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而无用者。” （李1995，p. 135ff）
但批判声量再大，也无法阻止科举的延续。因为，虽然朝野批判的种种现象完全是实。但革除弊病的要求，无法压倒维护大一统国家政权的需要，也找不到可替代的方式。元、明两朝都曾停止科考，后来又恢复，就是认识到对皇权而言，科举制毕竟利大于害。
一直到晚清，国家内外交困，面对着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科举考试的内容，已经完全无法造就能够应付新型国际关系的人才。在亡国的危险之下，才不得不在1905年咬牙停止。
作者感到，对科举制的批判，迄今为止未中要害，情绪化的成分却时常可见。近代以来的批判，很多是重复古人的观点。应当深入一步思考为什么古人就已经认识到的这种弊端百出的制度，能维持千年之久。以下是作者自己的浅见。
1. 科举制只能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产物
作者首先要指出的是，科举只可能是中央集权大一统制度的产物。封建制度下，官吏世袭，用不着科举，也不会允许科举制来削弱贵族对政治的垄断；民主社会，官吏通过选举和政治任命产生，也用不着科举，只是部分公务员需要通过考试产生。日本是说明这个问题的很好的例子。
上文说过，除了中国以外，越南与朝鲜都采用过科举制，越南废除科举还在中国之后。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日本引入中国文化，但没有引入科举制。这个说法不准确。
事实上，日本曾在奈良（710-794 AD）、平安（794-1192 AD）时代向唐朝学习过科举制，用来选拔人才，称为“贡举”。也采用了唐朝的制度，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加上实用型的医科、针科(针灸)。考试内容也与唐朝的科考内容类似。可见当时日本几乎是亦步亦趋地学习唐文化。
但是，这个制度在日本无法生根，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
日本奈良、平安时期，实行中央集权制。科举制适应了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从镰仓幕府 (1185-1333) 时代开始，中央集权制开始瓦解，走向分权的封建制。在封建制度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皇，权力虚化如中国封建时代的周天子，实权由幕府将军，及分封的各地藩主掌控。科举制度和封建制格格不入：
- 科举制由中央通过考试选拔人才，选拔对象不限于贵族，对贵族垄断政治不利，对各自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不利。
- 封建制度下，社会各阶级等级森严：最高的是虚位的天皇，名义上的元首。掌握实权的是幕府将军及分封在各地的藩主。在他们之下，社会有士(武士)、农、工、商各个阶级。各阶级之间流动极其困难，除非处于高地位的阶级自愿降为低的阶级，或者低阶级的男性出家为僧。 将军、藩主世袭，因此会出现不到十岁的孩子任将军的事情。官员只从贵族家庭中选拔。“日本的封建社会以世袭制为原则，社会分为士、农、商，以世袭为原则，基本上不允许互相转换。”（依田憙家 2003，p.133）在武士的内部，又根据其俸禄和门第细分为很多等级，也是世袭，不得改变。幕府和藩主的官员，大多情况下都根据俸禄或门第来决定。（依田憙家 2003，p.134）不仅如此，士农工商连职业也不许改变，农、工、商不能参与政治、无法参加国家管理。
在这种制度下，科举考试没有必要。科举制在1177年后不再实行，其废除时间，恰好与封建制开始平行。
中国是从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大一统，日本是中央集权制走向封建制，历史上两个国家政治制度走向相反。日本没有长期实行科举制，是考虑到科举制对巩固封建制不利，恰好与中国长期实行科举制，是因为它对巩固中央集权制至关重要形成对比，证明这个制度和政治无法分开。
2. 科举制使得传统中国社会上下交流得以可能
如果说科举制一无是处，那就过于情绪化了。
中国封建时代，社会各阶级等级森严，国家的官吏严格被限制由贵族代代相传, 或在贵族中选拔，农工商不参与国家政治。封建社会解体后，法律意义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并不禁止。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都没有使得这种流动顺畅。科举制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隋唐时代开始，除了少数被看成是“贱民”的倡、优、隶、卒之外，法律上各阶级都可能通过考试进入体制，成为国家官吏，虽然受到家庭教育背景和经济情况的限制，事实上的不平等无法因此消除。
这是一种远比封建世袭制平等的制度；这种上下层的流动提供了机会，给增强社会活力提供了可能，是封建世袭制无法与之相比的。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于1962年出版《明清社会史论》，大量运用当时的原始档案来进行定量研究科举制。何炳棣统计分析的样本，进士达一万四、五千名，举人贡生达两万多名。分析结果，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 这就证明了社会阶级流动性确实存在。 (Ho 1964, p.112-114)
科举制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理论上会带来社会的活力。但是，这一可能性被科举制的内容和形式扼杀了，社会整体的创造力并没有高于科举制实行之前。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原创力衰落，整个社会固步自封，在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看不到突破。被世界公认的中国文化成就，大多数还是大一统专制形成之前的时代创造的。比如，被广泛翻译为外文、为中国以外的公众所了解的中国经典，至今还是《论语》、《老子》、《孙子兵法》等等；秦汉以后中国没有一种思想、一部著作能够在人类思想史中占有一席地位。
甚至中共为扩大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国际学术界进行渗透、统战，在全球很多大学成立的机构也是所谓“孔子学院”，还得打孔子之名，因为在大一统时代的中国，已经拿不出一个能够得到全球重视的代表性人物。
科举制、上下流动没有带来学术的繁荣，学术基本就限于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阐述、推广，这是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阶级”，并非学术通常使用的定义。严格地说，“阶级”是人与生俱来、由血统决定、不可改变的社会地位，因此也无所谓“固化”问题，因为“固化”本来就是阶级的定义的一部分。正因为这个道理，梁漱溟坚持传统中国只有职业分途，没有阶级。本文所用的“阶级”一词更近于中国社会上通常的理解，即人的经济、政治地位。这样使用，是考虑到读者理解方便，易于与读者受过的教育内容衔接。
即使是这种成效不彰的上下流动，在1949年之后，差点被打断。
1949年之后，中共长期强调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 功能部分近于科考的高考，把考生的出身、阶级作为是否录取的重要指标。这就利用国家权力剥夺了一部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接受大学、甚至接受高中教育的权利。到了“文革”初期，中共高层就有人提出，不能让所谓“敌对阶级”的子弟上大学（见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所载、宋柏林的父亲、时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的宋维栻少将的谈话）。 取消大学考试， 代之以“工农兵学员”制度；名义上学员通过所谓“推荐与考试相结合”获得入学资格，实际上考试形同虚设，就是这一思想的实施。这一政策如果一直推行下去，将在事实上恢复从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力将非常巨大，会造成国家缺乏必要的管理人才、社会稳定性变差，最终对执政集团非常不利。“文革”之后，统治集团终于醒悟到这一点而恢复了高考。这方面的问题，需要专文讨论。
也有论者提出，科举制是人类最早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作者认为，形式上是，实质上不是。因为现代公务员考试是民主选举配套的制度。 缺乏民主选举，考试选拔出的人才并不是为民众服务的“公务”员；虽然他们所处理的是公共事务。他们只对皇权负责，维护皇权的利益，只是为皇权服务的“私务”员。
那么，这样一种上下流动、应该比较有活力、比较平等的社会，如果从长远的社会变迁、体制改革、演进的角度来看，是否就一定有利？著名历史普及学者袁腾飞说过，这一问题“不好回答”。他的潜台词大概是“不便回答”。下文作者将回答这个问题。
3. 八股文是是考试格式的标准化
近代对科举制批判最猛烈的就是八股文。
朱见濡（明宪宗）成化(1465-1487 AD)年间开始规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八股就是指考试文章的八个部分，这八个部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后四个部分用排比对偶的文字。四副对子平仄对仗。文字上限制字数。八股文要用圣贤如孔、孟的口气说话，所谓“代圣贤立言”，也是以圣贤的口气来阐述国家意识形态。
八股文从内容到格式，都给考试作了严格的限制。内容上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固然不会被录取，即使格式上细小的差错，比如提到圣人、帝王忘记抬头、空格，用了不规范的异体字等等，也要被立即“刷卷”被黜。
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僵死的格式，引导考生自觉将思想禁锢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把表达思想丰富方式归并成一种单一文体，为害中国知识人数百年，其流风至今未消。大家都知道，消灭了经义八股，不又出现了“党八股”吗？当代中共的正式文件，哪一篇会缺少那些毫无意义、却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许改变、先后位置也不能变化的套话如“两个维护”、“四种意识”什么的？那类文章、讲话、决议等比起科考八股文来，还没有它的精炼和表达的准确，是八股文当代的粗鄙版！
历代对八股文的批判完全合理。少数欣赏者称赞八股文能够以数百字、声调铿锵的对偶句、巧妙的起承转合，来清楚地阐述思想，体现了作者的文字功底，等等，即使都有理（我同意都有理），也无法抵消这种文体的害处。
问题是，历代的批判忘掉了一件事：八股文的确立，与考试阅卷的可操作性直接相关。
宋代欧阳修就已经发现当时阅卷的工作量太大，阅卷人员难以承担。到明代，人口增长，参加科考的人数随之增长。 清代规定省一级的乡试，直隶(今河北)等省每八十名考生取一人，文化落后地区每五十人取一个。直隶每届考生8,160人，取102人；江南考生9,152人，取114人，贵州2,000人取40人等。江南9,152个考生，考三场，总共有三份试卷，每份试卷有二到五道题目，每道题目可以写数百字。阅卷人员受资格限制（殿试、会试阅卷者必须进士出身, 其他层次的科考由主考聘请地方官学教官、儒生阅卷），最多只能有十多个考官加上他们的助手(全国性的会试除正副主考外，只有十八个同考官，称为“十八房”。地方的乡试考官人数更少)。请问，这十多个人在十多天的限定时间内要阅完两万七千多份考卷，从中取出八十分之一，如果允许考生不拘格式天马行空地写起来，一则无法拿出一种客观的评定标准，二则工作量太大，难按时完成阅卷工作。
因此，限定字数、规定格式是考试标准化行为，也是不得已的行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种操作上的需要，会有人故意弄出这么一种近乎文字游戏的格式来用在考试上。
仅仅从操作上的困难以致不得不规定这么一种古怪的格式来，就从一个侧面看到科举制的荒谬。
4. 科举制与中国科技落后无直接关系
“新文化运动”以来，对科举的一个重要批评是，这种制度让受过教育的人集中在文化古籍，尤其是《四书》、《五经》上，八股文僵死的格式与固定不变的内容范围使得知识人思想僵化，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认为先秦时代中国科技领先世界，只是到了科举实行之后才被西方超越，等等。
批评科举使得知识人专注于官方指定的古籍，八股文使人思想僵化，完全正确。但这些与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这一判断得不到证据的支持。进一步说，即使没有科举制，中国仍然不会发展出科学来。
首先要用事实来回答下面的问题：在没有科举制的时代，中国科学技术是否领先世界水平？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用事实说话。下面的资料来自几种世界史著作。
科举制开始于隋代，隋代之前，中国科技就一直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在那以前，世界领先的数学、科学成就有：
公元前六世纪希腊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提出泰勒斯命题：直径所对的圆周角是直角；亚述（Assyria）人首先使用了水钟；希腊人分清了动脉与静脉。
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有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of Samos）定理。印度开始做白内障手术，希腊医生阿尔克迈翁（Alcmaeon of Croton）发现耳咽管, 格劳克斯(Glaucus of Chios) 发明铁焊接术。
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欧多克索斯（Eudoxus of Cnidus）发展了穷竭法，是现代积分法的前身。
前323年，希腊欧几里得完成《几何原本》，欧氏几何体系、第一个公理系统问世。
前295年，欧几里得完成《光学》。
前三世纪有希腊阿基米德（Archimedes of Syracuse）物理学。
公元250年代，罗马丢番都(Diophantus of Alexandria)写出第一部代数著作, 喜帕恰斯(Hipparchus of Nicaea)创立三角学，编制了第一张三角函数表，360度圆周的系统性应用也是自他开始，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 of Cyrene）创立了经纬度系统，画出了尼罗河地图，计算了地球直径，数学上创立了寻找素数的埃拉托斯特尼筛法。
公元170年代， 罗马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提出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模型，提出计算日食、月食的方法，画出几个国家的26幅地图。
公元190年代， 希腊盖伦（Galen of Pergamon） 提出体液学说，发展了解剖学。帕普斯（Pappus of Alexandria） 提出五种机械：齿轮、杠杆、滑轮、螺丝钉、楔子；
公元4世纪到公元5世纪写成的印度天文学著作《苏雅西德汉塔》历数书(Surya Siddhanta)，计算各种行星和月球相对于各种星座的运动、各种行星的直径以及计算各种天体的轨道的规则, 最早根据半弦来定义三角函数关系，正弦（sine）和余弦（cosine）就是来自梵语的jiya和kojiya；
公元476年，印度天文学家、数学家阿耶波多(Arybhataa)计算了数的幂和根。
公元500年左右，印度人开始使用0。印度人发明十进制计数法。
公元525 年 希腊卡斯马思（Cosmas Indicopleustes） 进行了尼罗河探险，写出《地形学》（Topographis Christiane），其中包括最早的世界地图。
公元576年，拜占庭帝国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Tralles）写出《医学十二书》(Twelve Books on Medicine), 研究过抑郁症、骨折……
在那段时期，中国数学和技术可以和世界领先水平相比的，数学上只有一部《周髀算经》和祖冲之计算了圆周率。《周髀算经》主要用来解决当时实用性问题，并未如《几何原本》那样去寻求一般性的规律，更谈不上建立一种公理系统，两者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所谓“四大发明”中，指南针可能出现于先秦，造纸术发明于东汉，是科举制实行之前的技术。雕版印刷最早出现于650-670年之间，火药的发明年代不详，使用出现于宋朝，这些都在科举制实行之后。数学上祖冲之计算圆周率在科举之前，杨辉三角产生在科举制实行之后。
中国数学的最高峰出现在13世纪宋朝，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鉴》，研究一元高次方程组的解，后称为秦九韶算法，即后世欧洲的霍纳算法(Horner’s method、Horner scheme)。《四元玉鉴》中还包括了八次幂的帕斯卡三角。当时中国也发明了复杂的组合数学方面的图形，也就是幻方和幻圆，由杨辉完善了。
一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道的、涉及某些技术问题的著作《梦溪笔谈》，讨论技术问题的著作《天工开物》，药物学的著作《本草纲目》都出现在科举制实行之后。
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更严格地说，古代中国只有技术和少数数学成就，没有科学，而且技术在整体上也没有领先过世界水平。即使没有科举，也发展不出科学来。从以上列举的希腊、罗马、印度等国的科学成就来看，当时中国不仅达不到那时的先进水平，许多问题根本就无人去思考、探索，因此也就没有形成那些用以思考的概念，当时的汉语中也没有相应语词，比如公理、素数、动脉、静脉、函数、三角函数，地球的直径，齿轮、螺丝、0，更不用说科举制实行之后产生于西方的大量科学概念，如匀速直线运动，惯性，力、功、能，引力，等等。在自然科学上其他各国没有、世界科学最终使用中国原创的概念、使用汉语语词的翻译，或许有过，我还没有发现(哲学上还有一些，比如“阴阳”)。
这说明当时中国人对自然观察、探究的兴趣，思考的面与深度，均无法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较。这还只讨论科学和技术。如果再考虑哲学、戏剧等等，那更无法可比。公元前希腊的哲学水平，中国文化至今都无法企及。
传统中国没有科学，必须等待从外部世界引入这一事实背后，有更深刻得多的原因，不是本文的论题，在此不深入讨论。
5. 科举制使得历代知识人对制度的改革缺乏欲望和动因
从秦汉以来，中国政治结构就是一个皇帝“定于一尊”、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吏直接统治地方的大一统政治。世袭的只有皇帝和爵位，直接行使统治职能、维持国家运转的职位则不能世袭。从春秋战国时代封建制逐步解体，嬴政创立大一统的统治体制，汉代为完善大一统体制的“试错”，终于发现，威胁大一统政权稳定性的最大问题在世家大族把持官位，发展为可以与皇权对抗的力量，而没有世袭的官吏，国家官吏人才的选拔缺乏一种可行的制度。经过八百年左右的探索，多次失败，才找到了以考试为核心的科举制。
“世袭制”道德上非常不公正，但“世袭制”功能上却对皇权、对大一统的政治不利。
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的名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转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派遣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勋爵率领一个庞大的使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代表团向中国人介绍使团成员，提到了英国贵族院议员世袭，“他们由衷地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们听说在我国只要生下来就成了议员，而在他们国家里，需要苦读多年才能当上最低级别的官员。”
佩雷斯特没有只是简单转述这个故事，他继续说：
“中国人的笑声使英国人意识到世袭制的荒谬。他们对中国人突然发出的笑声无言以对。他们看不到世袭权是抵御国家至高无上权力的一道屏障，他们也看不到在唯才主义后面还隐藏有官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佩雷斯特1989/1993, p.172）
到底是大历史学家，目光如炬！
科举制的核心是，法律上社会上大多数男性成员，只要能够通过国家考试，就能够成为国家官吏，从被统治阶级一跃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由于只有受过教育的阶层，也就是社会精英，才有能力参加这样的国家考试，科举制使得皇权得以收拢天下精英人物。李世民（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彀，弓箭射程范围。喻圈套、牢笼）矣”，一语道破了创制科举制的目的。
由于考试内容由皇权决定，科举制使得社会精英的注意力转向了科考内容。唐代科举内容还包括文艺、法律、医药等，到明代就专注于国家意识形态。科考使得国家意识形态的稳固性、覆盖范围大大提高。受教育的人士，如果不熟悉、不服从这种意识形态，则绝无可能通过科举考试，也就无法通过科考来改变自身的地位，从被统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这种通过巨大的利诱来实行对民众精神上的控制，其功效远远超过了杀戮、监禁、焚书、宣传等统治方式。
这和阶级固化的封建制社会不同。在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里，处于下层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无法通过阶级之间的流动来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更不用说参与国家管理、参与政治了。
比如日本封建社会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商人，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法国大革命前的农民、工人、军人、商人，负担国家几乎所有的税赋，但其政治影响力被僧侣、贵族阶级压制，无法通过政治参与来改变自身的地位。在那种社会里，根本改变自身地位的唯一途径是改变政治制度。
这就使得封建国家，如历史上的英、法、德、日，被统治阶级，尤其是其中受过教育的人士，改变政治制度的欲望强烈，因为那是唯一的希望所在。如果制度不改变，他们只有永远受僧侣、贵族的压迫，没有第二条出路。
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中国情况则不一样。士农工商都可以通过国家考试而进入统治阶层，彻底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这种改变地位的方式，比起推翻一个政权或者改变一个制度，对个人来说，只需要投资在读书和考试两方面，一般官宦、地主、商人和部分知识人家庭可以负担得起，因此成本低。最终能考上，则社会地位马上天翻地覆(只要想一想范进中举前后的遭遇就不难体会到)，因此本益比极高。考得上，固然社会地位根本改变；考不上，社会地位也不会由此降低，更不象企图改变政治制度那样，一旦失败就有生命危险。因此科考没有危险性。参加科考运作简单，所需条件相对容易具备。比较起要推翻、改变一个政权，改革一种政治制度所需的组织、运作能力，庞大的人力物力，简直有天壤之别。
而且，参加科考基本上是单打独斗，而从事体制改革或者推翻一个政权，却需要群策群力。出于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缺乏互相信任的现实，中国人对任何群体合作的可能性都有怀疑。 别说推翻政权、改革制度了，那些无理被封在小区内“防疫”的群众，面对栅栏、铁锁，宁愿挨饿、病死，能够大家一拥而上推到栅栏，砸开铁锁，冲上大街自我解放的，全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例。
由于通过科举就能改变自身的地位，中国社会的士农工商，尤其是受教育阶层，改变制度的动因、欲望很低，以致从秦汉到清两千多年，几乎看不到受过教育的人提出要改变国家制度！ 科举制实行之后，能看到的只有明代的李贽(1527-1602)批判过国家意识形态，黄宗羲(1610-1695)质疑过皇权。他们两人之中，李贽是举人，担任过官职，而黄宗羲科举不第，终身不仕。
历来参与农民造反的人之中，几乎没有看到过进士，就连举人也只有牛金星等极少数的人。只有科举不第，无法进入统治阶级而投奔外族反对中原政权的，如宋代的张元(其实他已经达到了参加殿试的资格，但数次殿试都没有通过。当时有“黜落”制度，不通过就不成进士，一无所有。张元投外族之后，“黜落”制度被取消，通不过殿试的考试也授予官职。)或者为了得到重用，取得更大官位而投奔外族的进士，如宋朝的黄玮、黄师宓（投奔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造反）。 元末进士刘基先是帮助元朝镇压农民军方国珍，后参加朱元璋起兵造反，是到了作为外族政权的元朝已经气息奄奄，到了农民军群雄争天下的时候。
农民造反的领导人，往往就是科举不顺利的社会边缘人，如屡次参加进士考试不第的黄巢、三次府试失败的洪秀全等。而毫不妥协地镇压农民造反的，却有很多科举考试的成功者，如在清廷岌岌可危的形势下，自己组织军队对抗太平军造反、最终消灭太平军的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李鸿章都是进士，江忠源、左宗棠是举人。
官方历史书的教条说，农民起义因为得不到先进阶级的先进思想的指导，要不失败，要不变质。实际上是，由一批通过正常途径无法改变自身地位的科举失败者，企图通过非正常手段来改变自身地位，目的本来就在“取而代之”而不是改变国家制度，他们就没有想到过要什么“先进”思想。就是给了他们先进思想，如果那种思想无助于他们“取而代之”的目的，他们会听吗？ 1945年“二战”结束后，一批天真的知识人苦口婆心地劝告中共，放弃武装夺权，参与议会政治，那不是很先进的思想？那不是于国于民大为有利？中共听过吗？
只是到了晚清，少数知识人出于对国家前途的担忧，才根据欧美的政治现实和政治理论，提出了要改变制度。他们的出发点，也不是个人地位的改变，而是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如果只是想改变自身的地位，在中国，从隋代一直到当代，用不着改变政治制度，因为制度本身就提供了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和途径！
这种现象至今没有改变。到了当下，中国知识人当中，真诚地认为目前的政治制度合理、合法、有前途的是极少数；认为自己应当投入改变制度的事业的，同样也是极少数。这些致力于改变制度的极少数人，和晚清士人一样，也不是希望通过改变政治制度来改变自身地位，因为有容易得多的途径可以实现这一点，而是出于对国家前途、人类命运、普世价值等等的考虑。
差别在于，科举时代的考生并不认为那种政治制度有什么不好，而当今的知识人在普世价值、先进国家政治实践的对照之下，明白这种制度没有合法性，也不公正。
这才是科举制、科举制的逻辑最大的危害、最大的恶！
令人感叹的是，这一逻辑完全看不到消失的希望，还将长久存在，因为它早已成为全民族潜意识的一部分。中国政治体制已经千疮百孔，到处显示无合法性、不公正、无可操作性、无可延续性。国家意识形态已经落到了原则互相矛盾，只能以任意制作新话语（如“休假式治疗”，“动态清零”、“静态管理”等）来掩盖其无法自圆其说的内在逻辑的地步。即使如此，说它危如累卵也好，说它与世界潮流对抗、必将粉身碎骨也好，只要科举的逻辑继续存在，那个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既不符合世界潮流，也不遵循传统的“仁政”的体制，还是一个满身创伤、贴满膏药、绑着绷带、一瘸一拐在行走的“利维坦”。绝大多数的知识人、社会精英还是认为，企图集中社会的力量来推倒这巨人风险极大、成功率极低，远不如成为这“利维坦”的一部分，哪怕是它的一根汗毛，甚至是一个细胞来得收获大、风险低、成功经验多、本益比高。至于那个“利维坦”本身，还是等它自己进一步腐烂、死亡，犯不着在它已经不会太远的死亡之前，先被它消灭。在它寿终正寝之时，总会有个人的脱身之道。
科举制铸就了千年以来中国知识人的性格，是中国政治停滞在中世纪的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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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柏林（2006）,《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 ，德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
依田憙家（2003），《简明日本通史》，卞立强，李工天，雷慧英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中译本无日文原著版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