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段时候在美国西南几州旅行。旅途中看到郑力刚先生的大作，“痴石情深 —- 我读《红楼梦》的历程”及众网友的讨论，分外欣喜。郑先生痴迷红学数十年，对《红楼梦》多独特视角；诸位网友对《红楼梦》也精彩见解纷呈。这些都使我获益不小。
我自己是超级“红谜”。 读书一辈子，就单独一部书来说，读得最多的就是 《红楼梦》。从十多岁开始到现在年逾古稀，每隔几年就会重读一遍，“脂本”，“程本”都读。手头现在还有纸本两种，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程甲本后四十回配庚辰本的注释本和冯其庸的“瓜饭楼”本，电子本十多种。《红楼梦》所有的主要版本，“脂本”如甲戌、己卯、庚辰、王府、俄罗斯诸本，及程甲本、程乙本都有，可以说是一网打尽。
除了多次阅读各种文本之外，一度痴迷于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家世的考据著作，举凡胡适、俞平伯、余英时、周汝昌、潘重规，冯其庸、吴世昌、吴恩裕等人的著作，看到就买，找得到的都读，至今家中还有纸本十多种，电子本数十种。读了以后，一方面对前辈考证功力钦佩之至，也由此了解了《红楼梦》写作始末、版本源流，和曹雪芹本人及家庭大致情况。另一方面对“红学”内部非纷争以及种种怪状，亦有所了解。
但有关《红楼梦》的文艺评论作品，却不感兴趣。原因是我对这部书有独特的看法，对那些“阶级斗争说”、“封建社会衰败说”，等等，感觉实在无法接受。对索引派的种种捕风捉影，更觉得荒唐可笑。
读了这么多年，随手记下的笔记也积累了一些。旅行回家之后，考虑不如将其中部分整理一下，公诸同好。下面将有关伪作的曹雪芹诗的部分整理出来，就教于各位“红谜”。本文引用文献，都在篇末注中注明。文中引用多首诗，无僻典，语词不艰深。喜欢《红楼梦》的读者都具有古典文学基础，因此除个别处外，无需画蛇添足加上解释。以下为正文。
由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巨大，出于名利的追求，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各种作伪层出不穷。这类作伪包括伪造诗、词、佚文、画像、用具、墓碑、故居等等。这里讨论伪诗。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的一个夏天，具体日期已经记不清了。一位朋友来访，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抄有据说是新发现的曹雪芹诗两首。第一首是七律“无题”：
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
红粉真堪传栩栩，渌尊那靳感茫茫。（1）
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第二首题为“题自画石”：
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
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
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
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
当时我已经读过《红楼梦研究资料集》中俞平伯、周汝昌等人的考证，知道除了《红楼梦》上的诗词以外，曹雪芹只留下两句诗，即上面这首七律的最后两句。这两句是曹雪芹好友敦诚在《鹪鹩庵笔麈》中提到过的。（2）敦诚曾写过一个杂剧“琵琶行传奇”，是根据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演绎出的故事。曹雪芹看了剧本非常赞赏，就写了一首七律。可惜的是，敦诚并没有记录下全诗，就在笔记中提到最后两句，意思是，白居易看到这个剧本，也会非常惊喜，一定会让他的歌女小蛮和小素，从地下起来参加演出。今日见到曹诗的全貌，当然十分惊喜。至于“题自画石”，则从未有所闻。其中有“无才去补天”一句，和《红楼梦》“无才可去补苍天”（3）类似，估计为曹所作也不至于有错。
我问朋友这两首诗从哪里来的。朋友不仅对《红楼梦》没有什么兴趣，对所有的文艺作品也不感兴趣，只说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知道我一直关注《红楼梦》的研究，就抄来给我参考。我马上抄上自己的读书笔记。
当时我不知道这两首诗很快在“红学”界引起疑问，争论。
首先看第一首诗。这首诗的第一个问题是“来历不明”。
认为这首诗是真的吴世昌、徐恭时二位说，“曹雪芹这首沈霾了二百多年的佚诗，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北京一位《红楼梦》的爱好者所发现。但当它初出现时，有的人对它是将信将疑的。因此，延误了它公之于世的时机，未能早日为广大读者所知所见。……虽然这诗的收藏者现在尚不愿公开，但他愿意贡献此诗于《红楼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之前，作为了解曹雪芹著作的重要补充资料，这是应该欢迎的。至于收藏者自己是否愿意公开，却与这诗本身的真实性完全是两回事，彼此可以毫不相关，则是常识范围内之事，不须多说。”（4）他们二人并为这首诗作了详细的笺释。他们对这首“佚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此诗整篇一气呵成，诗意连贯，组织严密，气韵生动，真正做到了‘浑成‘的地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四句凝结成一体，丝毫没有斧凿痕迹。…..上接佚诗的第三联，接得天衣无缝。雪芹此诗，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浑成的优秀范例。” （5）
另一位认为这首诗是真的“红学”大家是吴恩裕。他曾经在《曹雪芹佚著浅探》之“红楼梦琐记一六六：曹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一折之全诗”中说，他在1971年冬天在安徽得到周汝昌的信，信中有这首诗，并说明“此诗来历欠明，可靠与否，俱不可知。”(6) 吴恩裕复函追问其来历，周汝昌的答复就很离奇。他说这首诗是写在一张纸上，无头无尾。有不相识的人“转送”到他家里。当时他不在家，后来想寻访这个人，没有结果。
这一来，事情愈来愈离奇，快成了侦探小说里的故事了。
然而到了1972年，情况有了变化。这年春天，吴恩裕回到北京，再去信问周汝昌此诗情况。周氏回信说：“前六句确系时人之作。此诗当年唯写与二人：一为家兄，一即兄也。家兄一见亦甚惊奇。后设法探询，知为时人试补。其人原非作伪之意，不过因苦爱芹诗，恨不得其全，聊复自试，看能补到何等水平耳。其诗笔尚可，但内容甚空泛，此其破绽矣。(芹真诗必不如此!)”( 7）
当时就有传闻，说这首诗是当代人拟作，而传出这首诗的周汝昌却从开始起就言语闪烁，不能提供这首诗来源的确切信息。但到吴恩裕第三次与他通信的1972年春，周汝昌已经说明是“时人所补”，而且1976年周汝昌的名著《红楼梦新证》新版出版，他在新版中加入这首诗及下面一段话: “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 (8)很明显周汝昌并不主张这是曹雪芹的原作。
然而吴世昌却坚持不变，继续发表文章认为这首诗“不伪”。当时已经有人说“拟补”之人就是周汝昌，他却说周汝昌补不出这样的诗。(9) 他甚至说周汝昌诗才很差，“自己连最基本的格律都还没有过关，却要指手划脚，装腔做势地批评曹雪芹的‘遗’诗‘去真远矣’，‘内容甚空泛’”。他坚持对所谓“佚诗”的评价，“和别具肺腑的人相反，我们认为佚诗的前六句无一句空泛之语，几乎每句都焕发着作者丰富、强烈而又灵活、逼真的形象思维的光辉。而末联以高度的想象力用更具体的形象，更美妙的幻想，配合前六句，总结全诗。但若无此前六句，或其中有一、二句空泛之语，或者出了韵，错了平仄，则末联也就为之减色了。所以，我们单就作者用形象思维来贯穿全诗八句这一事实而论，也可以充分证明前六句除了雪芹决没有别人写得出来。而且，即使在雪芹自己写这诗时，也是一气呵成而不是先后零碎拼凑起来的，才有这样完整的形象。这是稍有写作旧诗词经验的人都能体会出来的。” (10)
可以看出，对“佚诗”真伪的争论已经超出了学术范围进入对争论对手的个人臧否，已经无法平心静气了。
1979年，梅节发表“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 (11)，不客气地指出，“所谓‘疑案’，其实只是客气的说法。诗本来就是假的，‘疑案’不疑，应该叫作骗案。”并且说有人把这件事“称之为‘红学’界的‘水门事件’”。
从诗的内容上来分析所谓“佚诗”一定是伪作。他说，第一句为“唾壶崩剥慨当慷”，“慨当慷”、“慨以慷”、“慨而慷”……. 这种构词法，在古代诗词中是比较少见的。（12） 毛泽东之“天翻地覆慨而慷”是其开端。因此“慨当慷”三字，留下了时代的烙印。敦诚写《琵琶行传奇》只是填词写一剧本而已，并没有真的演出，请大家看戏。拟补者由于不了解实情，却为敦诚安排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演出,“月荻江枫满画堂”，台上是“红粉真堪传栩栩”, 台下是“绿樽那靳感茫茫。” 梅节这么说，有根据吗？有。敦诚的哥哥敦敏有“题敬亭琵琶行填词二首”：
西园歌舞久荒凉，小部梨园作散场。漫谱新声谁识得，商音别调断人肠。
红牙翠管写离愁，商妇琵琶溢浦秋。读罢乐章频怅怅，青衫不独湿江州。(13)
敦敏说“读罢乐章”说明了敦诚只是填词而已。而且他奉祖母瓜尔佳氏居住，而瓜尔佳氏极不喜欢唱戏。在她活着的时候，即使敦诚想弄一场演出，他也不能。而瓜尔佳氏一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才去世，比曹雪芹要晚去世七年。（14）
梅节的辩驳很有力。1979年周汝昌终于承认这首诗是他补作。后来他在《红楼梦新证》1998年版中说“按雪芹遗诗零落，仅存断句十四字。余曾试为拟补三篇，附录一首，聊资想象。”，并拟出诗题为“题松堂琵琶行传奇”。（15）曹雪芹“佚诗”问题也照说这件事情水落石出，应该了结了。
不料事情还是没有完，主张“佚诗”为真的吴世昌不认。他在香港《七十年代》上发表“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一文说，即使周君厚着脸皮出来冒认也不行，还要他接受一次赋得七律一首的测验：“请你再作一首或前六句同样的诗，让大家看看， 在各方面是否够得上这首佚诗的水平。”周汝昌如果不接受吴先生的考试，吴先生也就可以宣布“佚诗”是真的。(16)
这实在已经到了非理性、闹意气的地步！然而这却不是个案，周汝昌本人也曾经在作伪者亲笔写下作伪经过的情况下，坚持认为不伪的故事, 此处不论。
杂文家陈四益曾提到林东海著作《师友风谊》中的一段故事。1981年，上海书法家周慧珺女士曾将此诗书为条幅寄赠周汝昌先生。周转赠林东海，并题字说明：“此余七〇年夏戏为，误传二字今为改正之，有瞽者认为真芹诗，一场笑话矣。解味记。”《师友风谊》书中有照片。
陈四益并作以下评论：“前辈学人，每有故弄狡狯处，也每有固执己见处，为了这狡狯与固执，也会有相互攻讦处，此自古有之。吴世昌攻周汝昌为三流诗人，写不出佚诗那样一流的诗句。周汝昌在条幅的说明中也不忘回报一句‘有瞽者认为真芹诗，一场笑话矣’。在他处见到，周汝昌谈吴恩裕时，也有这样一段话：‘恩裕兄为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这‘妄人’不知是否也包括自嘲？今人读之，这些都不过趣话一桩，未必关乎学问，也未必关乎人品，可资谈助罢了。”（17）
其实，周汝昌的拟作也是相当好的诗。他另两首拟作的诗如下：
雪旌冉冉肃英王，敢拟通家缀末行？雁塞鸣弓金挽臂，虎门传札玉缄珰。
灯船遗风怜商女，暮雨微词托楚襄。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相濡绝忆辙中鲂，每接西园满座香。歧宅风流柯听细，善才家数凤槽良。
断无烟粉卑词格，渐有衫袍动泪行。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18）
如此拟作，本来意境、格调、遣词俱佳，为什么要故弄玄虚造出这么多麻烦来？无法理解。
写到这里，就这首诗的问题，我现在只想说，这几位前辈们给我们做出的榜样不光彩啊。
现在来看第二首诗。
上面说过，我的朋友是将两首诗一并抄给我看的。其实，这两首诗的来源完全不同。
已经记不得我怎么知道所谓“曹雪芹佚著”被发现的事了。是读到报纸上的报道、还是无意中读到了吴恩裕在《文物》杂志1973年第二期上的文章“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 (19)但有一点记得很清楚:《文物》杂志是当时极少允许继续发行的学术杂志。在那个年代痛感无书可读的情况下，这也是我几乎每期必看的杂志，也不管其中大部分文章根本就看不懂。
吴恩裕在文章中介绍说，大约在1943年前后，在北京教书的日本人高见嘉十从另一个日本商人金田氏手中借到一部手稿，这部手稿是金田从满清皇族金鼎臣那里用重价买来的，手稿名《废艺斋集稿》，作者是曹雪芹。这部书稿包括曹雪芹八种佚著，分为八册。每册的内容分别为金石、风筝、编织工艺、脱胎工艺、织补、印染、雕刻竹制器皿和扇骨、烹调。当时高见的学生孔祥泽抄下了第二册有关制作风筝的《南鹞北鸢考工志》的彩绘风筝图谱、扎绘风筝的歌诀、《考工志》的自序、董邦达 (20)为《考工志》写的序，和曹雪芹的一首“自题画石诗”，就是上文说的那第二首诗，还有敦敏写的一篇“瓶湖懋斋记盛”。曹雪芹在自序中说，他编这部书是为了帮助那些有残疾而无人帮助者谋生，而董邦达的序也提到了曹雪芹的这个目的。第二首诗的来源就是这部手稿。
这部手稿究竟是真是假？“红学”界有很大争议。
“红学”家刘世德、陈毓罴认为是假。他们的理由如下。
吴恩裕未见过原件实物或原件照片。见到的只是摹本或抄件。而描摹或抄录的时间，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兼而有之。有些情况更仅是他从旁人嘴上听到的，而存抄者的说法、提供的信息模糊不清、前后矛盾。但是，这三篇署名不同的文字，从遣词造句、文字风格上看，却如出一人之手。而董邦达、敦敏的文章，和他们两人的其他文章风格不一致。曹序、敦记中所记录的天气，说北京当时下雪，和当时的气象资料不合。董邦达和敦氏兄弟的诗文中，没有见到任何有关他们之间交往。敦敏文章中提到的一个堂兄弟，在所谓“盛会”、也在曹雪芹去世后才出生。敦敏的“记盛”发生在他因母丧居丧守制期间，按当时的礼法，绝不可能发生。敦敏文章中的“母舅纽公”查不到资料，等等。
更重要的问题的是所谓“自题画石诗”是存抄者外祖父富竹泉写的，收入他的手稿《考盘室诗草》，作于1925年。 (21)
真可以说，这部所谓“佚稿”是千疮百孔，漏洞百出。 (22)
即使在这么多不利于“佚著”为真的情况下，吴恩裕却坚持“佚著”为真。他在“论废艺斋集稿的真伪-兼答陈毓罴、刘世德两同志” (23)一文中，逐点回答了陈、刘两位提出的种种疑问。从他的答辩文章可以看出，为了证明“佚著”为真，吴恩裕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到水电科学研究院去看了乾隆时代的晴雨录，开了座谈会。提出乾隆时代北京唯一观察晴雨的地方是建国门的气象观测台，西郊并没有这样的设备。建国门一带无雪并不代表北京西郊也无雪；到北京西郊白家疃探访曹雪芹所谓“故居”，认为可能的地址和“瓶湖懋斋记盛”中所述相合；去南京艺新丝织厂参观木制的织机，发现与孔祥泽后来提供的所谓“曹雪芹讲织锦的残文”所记录的一致；去无锡、苏州访问过了解泥塑的老艺人和无锡泥塑工厂的工人，所得到的泥塑知识显示《红楼梦》第六十七回讲薛蟠从虎丘带回的泥塑像的描写有实际经验作为根据，因此能写出脱胎泥塑的书“绝非偶然”。等等。他也从史树青口中得知日本学者也相信实有其书，实有其事，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也来过信，证实高见嘉十确有其人，当时还在。
问题在于，吴恩裕提出的答辩全部都只是间接证明了这部佚著存性的可能性。唯一能够提供直接证明的高见嘉十，当时虽然还活着，却已经得了老年性脑动脉硬化，无法提供任何可靠的证据。据访问过高见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松枝茂夫说，他还记得那几种风筝的图样，却记不得《废艺斋集稿》和金田。他当年在北京与这部书无关紧要的事情，他倒说了一些。 (24)
我的看法，根据争议双方所提供的信息和分析，以下几种可能性均不能排除：
一. 确实存在这么一部“佚稿”，作者是曹雪芹。现在应该在日本，但未被发现。
二. 有这么一部书稿在日本，但却不是曹雪芹的著作，有人伪造了曹、董的序和敦敏的文章，以冒充为曹雪芹著作。
三. 这部著作根本不存在，所谓“残稿”全为伪造。
但是，不管上面三种可能性中哪一种为真，有一点却毫无疑问，就是那首“自题画石诗”不是曹雪芹所作，而是富竹泉的作品。而提供“佚稿”信息的孔祥泽以其外祖父的诗冒充曹雪芹的诗，诚信已经很成问题；由于他的诚信问题，加上刘、陈二位指出的书稿中的硬伤，上述第三种可能性是事实的概率要大于其他两种。
因此，当年我认为是所谓曹雪芹佚诗，都是伪托。
对以上围绕关曹雪芹的两首诗发生的事情，我的看法如下:
一. 周汝昌的拟作写得很好，意境深远，声调铿锵。特别是扣紧了曹雪芹原有的两句诗的意思补写前六句，一气呵成，连贯而下。虽然立意上没有突破，内容单薄了些，还是佳作。
二. 周汝昌写这三首诗的时候，并没有有意作假，否则为什么说“敢拟通家缀末行”？这不是明白供认是自己补写的吗？为什么后来忽然想起要开个大玩笑？我难以猜测他当时的心理。
三. 由此看来，吴世昌说周汝昌诗才低劣，写不出这样的诗，显然是情绪化的言论。
四. 然而，这件事的完全是周汝昌“故弄狡狯”引起的。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恶习，不是当代学者应该有的行为。学术上欺骗人不可，欺骗同行、老朋友更加不可。吴世昌、吴恩裕作为在西方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根本就不敢想象会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因为这类事情如果发生在西方学术界，那就是作伪者学术生命的终结。没有任何学术机构会聘用有过这类行为的学者，即使他才华很高，能力很强，研究成果很多；也没有任何学术刊物会发表他的文章，因为一旦失去了学术诚信，从此无人相信他研究的可靠性。
吴世昌、吴恩裕还不知道，在中国自古以来对这类事情并不看重，一般只认为是文人的玩笑。
五. 吴世昌、徐恭时对诗的赞扬，是建立在诗是曹雪芹所作这一假定基础上的：既然是大文学家曹雪芹的诗，那就一定从思想到艺术，从遣词造句到境界都无懈可击。他们二人对诗的评价不客观。这是一种成见在前，由成见而形成评价、由评价再返回文本的倒置，不是学术正道。
但这恰恰中了周汝昌的狡计。他就是要这几位大家跌进他设下的陷阱而不能自拔，他就是要显示这几位大家的辨识力不足，容易上人的当。
他们多的是激情，是愿望，缺乏的冷静、理性。胡适说，学术上要不疑处有疑，他们却是有疑处不疑。因此给许多骗子造成机会。
六. 而周汝昌的这一评价也不过分。他们不仅仅是在这个问题上上了当，其他上当的地方还多。后来发现骗子伪造出什么来，总是先去找吴恩裕，而他总是对骗子的花言巧语坚信不疑，千方百计为伪造的物品找证据为真，不管骗子的言语多么漏洞百出、反证多么强。
学术研究中出错，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爱因斯坦的研究还有错，冯.诺依曼的研究也出过错，没有人因此就看轻他们的成就、看低他们的人格、怀疑他们的研究能力。为什么在中国人文学科，老一辈的学者就一定不能错、一定不能认错？这种坚持不认错的态度，说到底是一种对自己无信心、自卑感强的表现，虽然当事人自己可能还意识不到。
七. 我不同意陈四益的看法，“这些都不过趣话一桩，未必关乎学问，也未必关乎人品。”对旧时文人而言，确实是当时社会的普遍观点。对现代知识人来说，则既关乎学问，又关乎人品。为什么是曹雪芹的诗就完美无缺？周汝昌称其为 “空泛”，就有自知之明。确实那第一首诗围绕着白居易的“琵琶行”和曹雪芹原有的两句诗，只是在颈联首句点出了作者想象的演出地点外，并没有引申出其他新意。第二句和颈联两句还存在意义重复。不如第二、三首。比如第二首还说到了曹雪芹的祖先，说到了曹雪芹的经历，用了《高唐赋》的典故来烘托气氛；第三首用了《庄子》、杜甫诗、曹寅的典故来说明雪芹的生存状况和经历，比第一首在内容上要厚实些。
为什么日常生活中作伪要被人谴责、而学术上作伪就可以原谅？文人就应该天然免责？学者作为受教育多、职业为求真的人，对其道德要求应该高于社会平均高度，而中国传统文人忽视自我道德要求的传统，是当代建立学术标准的重要障碍。（25）
弄清楚两首伪诗的来龙去脉，真令人有啼笑皆非的感觉。几位前辈给我们教训和他们给“红学”所作的学术积累一样多！
注释
1. 传抄的时候作“渌尊”，后出现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中作“绿樽”。
2. 这两句诗见敦诚《鹪鹩庵笔麈》：“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一折，诸君题跋不下数十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见影印敦诚《懋斋诗钞 四松堂集》第409页。
3. 这是《红楼梦》第一回上的诗。全诗为“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见瓜饭楼本正文第4页。
4. 吴世昌、徐恭时“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载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1974年9月增刊。转引自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 365-366页。
5. 上引文。
6 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第232页。
7. 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第233页。
8.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976年版第750页。
9. 转引自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366页。
10. 吴世昌“曹雪芹伕诗的来源与真伪”，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四期。
11. 发表于香港《七十年代》6月号，收入《红学耦耕集》，第302-306页。
12. 梅节这一论证说服力不强。因为曹操在其《短歌行》中就有“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的句子。毛泽东的这句诗，当然是取自曹诗。
13．载影印《懋斋诗钞 四松堂集》第80页。按，梅节注这两首诗出自《四松堂集》，错，实际上出自《懋斋诗钞》。《四松堂集》是敦诚的诗集。“漫谱新声谁识得”后梅节用逗号，我意以用问号为佳。
14 曹雪芹的卒年，有1863(壬午)， 1764(癸未，甲申)三说。梅节是甲申说的提出者，所以他说曹比瓜尔佳氏早去世七年。
15.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998年版第605页。
16. 见梅节“关于曹雪芹‘佚诗’真相一兼答吴世昌先生的‘论曾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原载香港《广角镜》1979年11月号。收入《红学耦耕集》，第307-317页。
17. 陈四益“曹雪芹佚诗非疑案”，载新版文汇客户端https://www.whb.cn/zhuzhan/bihui/20140801/11661.html。
18. 周汝昌《红楼梦无限情》第291页。
9. 收入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第239-282页。
20. 董邦达（1696－1769），清代官员、书画家。浙江富阳人。官至礼部尚书。
21. 所谓“佚诗”和富竹泉的原诗，有三个字不同：原诗的“坠”改为“堕，“是”改为“又”，“作”改为“做”。标题相同。
22见刘世德、陈毓罴“曹雪芹佚著辩伪”。本文写于1973年，投《文物》，但未被刊登。以油印稿流传。奇怪的是却受到公开的批评，甚至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样严重的政治指控。今日人们已经无法理解、甚至无法相信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这却是当年的现实。文章后来收入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红楼梦论丛》一书中，为1976年修改稿。见《论丛》第64-113页。
23 原文写于1979年，未及发表吴即去世。后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收入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第306-373页。
24 曹雪芹的祖先曹振彦曾在清英亲王阿济格麾下服务。周汝昌等认为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学任教，“虎门”即指右翼宗学。“雁塞鸣弓金挽臂”也是指曹振彦在跟随英王在山西作战的经历。
25 《世说新语.任诞》上阮籍“礼岂为我辈而设”的话，一直被认为是活得潇洒的表现。早忘记了“礼不下庶人”恰好就指明作为道德规范的“礼”是为士大夫、统治阶层而设的。
2022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