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泛封建”话语的来源
自从秦汉封建制度终结以来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有关“封建制”和“大一统郡县制”优劣的讨论不绝如缕。不过，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把秦汉以来的制度称为“封建制”。在所有的讨论、研究之中，“封建制”只指西周分封。历史上参与讨论的著名人物有李斯、贾谊、晁错、董仲舒、魏征、李泌、柳宗元、苏轼、范祖禹、叶适、朱熹、杨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袁枚、魏源、冯桂芬、俞樾。所有这些人物的言论、著作，以及其他历史记载、著作、论文中的“封建”都只指西周分封土地、建国的制度，决不指秦汉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
没有例外！
那么，把秦汉以来皇权时代的政治制度称为“封建制”，又从何而来？
概括言之，陈独秀始作俑，列宁、共产国际定性，毛泽东一统话语。
陈独秀1915、1916年在《新青年》上把“封建时代”与“君主专制时代”作为同义短语而相提并论，说“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人民惟统治者之命是从”（p.192-193）。他用“封建”涵盖氏族制结束后的整个中国历史（p.203）。这是中国首次将秦汉以来的中国界定为“封建社会”的表述。这种表述是“概念误植，导致学理偏失”（p.200）。
陈独秀这种误植，当时几乎无人响应。即使同为《新青年》的作者，也罕有同调。鲁迅、高一涵、吴虞、李大钊、傅斯年都从使用这种话语。
陈独秀的这种泛化封建，虽然当时没有被学界接受，后世的影响却很大。主要原因是，来自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理论与语汇影响，而核心观念则由列宁创发，斯大林定型并强化（p.216）。
列宁首先用“封建制度”来定性俄国的农奴制，建立了泛化封建观。他把东方国家地主制的君主制都纳入“封建主义”范围内, 将泛封建观提升为普世性范式，用以分析亚洲（包括中国）社会，认为中国近代前为“封建社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关键论述，见于其“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p.219）。虽然这一学说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相符，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而具有传播优势。共产国际在其“二大”文件“民主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根据列宁的定性，将近代中国定性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后来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东方问题之提要”延续了这一定性。这个文件被译成中文，刊登于中共理论性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而引入中国。列宁的定性，迅速被中共和和当时中共合作的国民党所接受。
中共使用“泛封建”话语始于1922年。那一年，中共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一文件中，采纳共产国际的“泛封建”说，开篇就是“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封建政治……”。
毛泽东从1926年开始大量阐述“泛封建”论。他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两篇文章正式以“封建社会”冠于周秦以来漫长的中国历史阶段（p.271）。毛的泛化封建论，成为二十世纪以后以郭沫若等中国历史学家治史的依凭（p.275）。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俄领导人斯大林的理论传入中国，特别是《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它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说使得泛化封建观得到强有力支撑（p.277）。斯大林把封建社会诠释为“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这种浮泛的定义，几乎可以把各种前近代社会形态囊括在内（p.278）。
这种历史发展学说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说成固定化、模式化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递进，并被宣称是“唯一”正确的论说（p.277）。即使后来共产国际解散，斯大林被批判，中共和苏共交恶，苏共垮台，以马克思、列宁理论为中心的苏共意识形态在俄国、在全世界也已经被绝大多数人唾弃，“泛封建”话语却还是在中国延续下来了。
这种“泛封建”话语在国际学术界固然无人接受，近代中国，除陈独秀和中共之外，严复、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杜亚泉、李大钊、吴虞、梁漱溟、鲁迅、胡适、钱穆、傅斯年、王亚南、雷海宗、陶希圣、张荫麟、胡秋原、费孝通、齐思和、侯外芦、顾准、李慎之、王元化等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从未接受秦汉以来的中国是封建社会、使用“泛封建”话语。 连陈独秀后来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起而反对“泛封建”话语。关注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如韦伯（Max Weber）、罗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费正清(John Fairbank)也反对这种泛化的封建论。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一开始接受中共意识形态有关中国秦汉以来社会性质的定性。后来经过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的解释，放弃了这一话语。
全盘接受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毛泽东这一理论的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一批马列主义学者，如李达、吕振羽、陈伯达等人。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泛化封建观被推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果实”，却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根据。马克思本人反对将欧洲史的发展轨迹泛化为普世规则（p.289）。他们对中国、印度，从不以“封建”相称，而是用“与外界隔绝的‘天朝帝国’”, “亚洲式专制”、“东方专制制度”，“官僚体系”，“宗法制度”等（p.291-292）。明确指出“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对立。”中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全然不顾，只要维持意识形态需要，歪曲、伪造毫不犹豫！
中共接受了苏俄的理论，并由其领袖毛泽东的文章统一了全党的话语，1949年之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有关历史发展和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1949年以后，以其政治力量在宣传、教育、文化推行到全国全民，成为不容质疑的重大理论。一旦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之后，官方就无视此话语涉及的语词定义、起源、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等等。近二、三十年以来，虽然中国史学界一再指出这一话语的错误，官方始终不为所动。官方意识形态就如一张禁锢着民众思想的天罗地网，其主管人员未必不知这一话语的荒谬，但至今就是硬着头皮，闭目塞听，死撑着“秦汉以来中国是封建社会，而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结论不改，虽然这一话语的始作俑者陈独秀早已认识到了错误，而其理论奠基者从理论上破产，实践上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一场代价巨大的惨烈闹剧。到这时候，话语的定义、来源、与事实是否相符、是否合乎逻辑等等，完全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内，他们所忧虑的只是不能因自己纠错而在意识形态之网上破一个洞，以造成民众对意识形态的怀疑，从民众心理上形成对政权的怀疑。
“真”，从来不是专制的价值标准和追求目标。
六． 理论错位的后果
一种名实错位，除少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之外，从没有被国际学界接受、在中国长达两千二百多年的讨论中也从未出现过的理解、定位的错误话语，1949年之后，竟然被大多数中国知识公众深信不疑，并由此产生许多衍生词，可见政治力量对学术的控制到了何种地步，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知识公众的反思、质疑、独立思考的能力何等薄弱。这种对官方话语不加思考就想当然地接受，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
从理论上来说，指鹿为马，以西欧历史模型硬套中国历史（p.257），如钱穆则就斥之为“削足适履”（p.328）。
从陈独秀开始，把中国历史上一切专制、野蛮、落后的现象，都归之于“封建”。陈独秀就曾认为封建=前近代=落后（p.192），将封建主义与集权主义，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领主经济与地主经济这三组互不兼容的概念混为一谈（p.210）。结果，“封建”被污名化，“封建性糟粕”与”民主性精华“成为概括传统文化应与批判及继承的两大侧面。其实，与“民主性精华”相对应的主要是“专制性糟粕”，“民主”的对应词是“专制”，而不是“封建”（p.211）。“封建”代“君主专制”受过（p.213）。事实上，中国封建时代的专制程度远低于秦汉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社会；由于统治者所控制的资源相对小，控制力相对弱，封建社会民众的自由度相应也比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社会高；由于封建社会难以建成无远弗届的意识形态之网，学术的发达更是后代无法企及的。李慎之甚至说过，“历览前史，中国封建社会恰恰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的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p.211）
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理论错位使得中国近代转型的目标错了。
整个中国近代化的中心课题，并非“反封建”（此一任务已大体在周秦之际完成），而应当归纳为：
1.解构宗法社会，建立契约社会、法治社会；
2.变革地主经济，实行耕者有其田；
3.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p.215）。
虽然冯教授说，以上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百年间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实际情况。我们处于可以自由发言的社会，可以对上述民主革命的三项任务的状况作一判断。这一判断，冯教授无法说，我们可以说：
1.宗法社会已经解构，但契约社会、法治社会远未形成。而且，相比较于1949年之前，甚至帝制时代，由执政党和政府带头，全社会对契约的遵从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更加薄弱；相比较于1949年之前，法治建设更是大幅倒退。“党领导一切”，法律的制定、执行（或不执行）、解释完全由党决定。国民政府时代法院、监察机构对行政的微薄制衡，消失殆尽。昭示国际、信誓旦旦要“坚定不移”执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几个领导人想推翻，马上就推翻, 就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例子。
2.地主经济已经改变，但国家成了土地的唯一主人，最大的地主，农民拥有土地的状态还不如帝制时代和1949年之前。农民实际上是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国家农奴。
3.君主制名义上已经不存在，但民主共和还遥遥无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实行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对民众生杀予夺，其权力之大不亚于帝王，而对民众的控制范围和程度却远远超过帝王。
1978年之后邓小平费了很大力气取消的领导人终身制，同样是几个领导人想改，马上就恢复。
连“定于一尊”这样帝制时代用于皇帝的语词，都毫无顾忌地被重新翻出用于中共领导人身上。
不要说我们这些对官方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的人，即使是其拥护者，也无法自圆其说，强辩上述三大任务已经完成。最近中共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设”，声称要到2035年才“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即使这种承诺真的能够实现——从中共历史来看，它所作的承诺十之八九从不兑现——那也是推翻帝制后的第一百二十四年！这和日本“明治维新”用二十多年建成法治国家，对比鲜明！能说中国现代化转型成功？
这一现代化过程的失败，很难说与“泛封建”话语、以致弄错了近代化应当革除什么、建立什么没有关系。
读者可能要问，对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中国知识人为什么会弄错？冯教授解释如下。
“事实上，将‘封建’泛化的近代学者，大多饱读诗书，当然明白‘封建’的古义为封土建国、封爵见藩；他们又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领主制，并不生疏。故‘封建’的滥用，绝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今义，而另有原因——误信单线直进史观，因而将中国历史附会西欧历史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程式” “‘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单是一个语义学问题，更是历史学、文化学问题。”（p.6）
冯教授说得正确。不过，我还想说一说冯教授不便说出的另一个原因：中共无所不及的思想统治。学界当然有很多人知道“泛封建”话语错误。但是，一旦这个理论由毛泽东“钦定”为意识形态，就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统一了宣传、教育、文化的口径，任何不一致都将被视为思想界的敌对行为而使得学者裹足不前。由于用这一话语统治了教育，在1949年之后受教育的一代代人，包括作者本人在内，思想中有关历史发展的部分几乎已经被填充满了。不经过反思、批判、清理，装不进异议。
2020年十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