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盲

在微信裡的大学同学圈，有人转了一视频。视频裡，一调查人员拿著一张没有标示国名的世界地图，在美国街头随机问过路人：北朝鲜在地图上哪个位置？被问者在地图上胡乱瞎指，有把中东、印度、南美当成北朝鲜的，有把澳大利亚、蒙古等当成北朝鲜的，没一个人能够给出準确位置。视频有中文翻译字幕，像是某爱国国人向国人传递信息：瞧，美国人多么无知！

不看调查结果，只看这视频，给人的印象是：美国人都是无知自大，不知他国事。上网查了一下，原来这调查结果今年五月就登在美国《纽约时报》上了。根据这调查，在1746被调查者中，有36%的人能指出北朝鲜所在位置。在回答正确者中，多数人的人际关係裡有朝鲜族裔人。即使这样，这个调查结果也令我吃惊，36%的比例是很高的，至少我是这样我认為。可以说，美国人的地理知识并不比其他国家人差。在中国若做这样调查，我相信能指出北朝鲜位置的中国人很多，毕竟北朝鲜是中国的邻国，容易在地图上辨认。若让中国人在世界地图上指出离中国很远的非洲索马里在哪裡，一样会像上面视频裡的美国人那样闹出大笑话。中国嘲笑美国人是地理盲，先问问自己是不是也很无知？

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比美国人更好吗？我十分怀疑。在一张中国地图面前，有多少中国人能把中国各省的準确位置标示出来？多年前，一位操马英九式国语的台湾人跟我聊天，说自己是山东人。我问他会讲山东话吗？不会。我问，山东在中国哪个位置？不知道。不会讲山东话的人能算山东人吗？不能在地图上指出山东的位置的人是山东人吗？中国人在嘲笑美国人无知之前，能不能先嘲笑下自己？

一亲属的孩子暑假从中国到美国波士顿读夏校(summer school)，準备在波士顿上大学，夏校结束后要参加几场考试。受其父母委託，我从温哥华飞到波士顿帮忙照应这孩子。孩子父母人在中国，不懂英文，以為温哥华离波士顿不远。登机前，我微信告诉孩子父母，我大概六个小时到波士顿。他们吃惊地问：怎麼那麼远？我贴了张温哥华—波士顿航行图，他们说给我添麻烦了，说之前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以為也就是一两小时的飞行距离。他们有美国十年签证，来过美国几次。即使这样，他们仍是地理盲。他们要上大学的孩子后来告诉我，之前他也不知道温哥华在加拿大哪个地方。我想，比他们更地理盲的中国人多得是。

北美很大，从西到东跨越五、六个时差。记得一个亲戚多年前在英国留学。放假时，计划先从英国飞多伦多玩，然后来温哥华看我。我说好。到了多伦多后，她电话裡告诉我，以為从多伦多坐长途车很快就能到温哥华了。我笑得肚子疼。我说，当然能到，不过坐车得一礼拜，坐飞机也要五个多小时。我嘲笑她，她应回中学重读地理课。无奈，她买了一张从多伦多到温哥华的飞机票，实现她来看我的诺言。

其实，不光美国人，其他国家的人，包括高学歷的人，有很多人是地理盲。我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如果有人知道，请告诉我。如果有数据说，多数人是地理盲，我不吃惊。让人们在世界地图上指出几大洲的位置估计问题不大，让人们标出索马里在哪，估计绝大多数人都得抓瞎，除非这人是索马里人、索马里的邻国人、去过索马里的人或是地理专才。不知他国地理的人满大街都是，这没啥大惊小怪的。

经歷告诉我，很多人对邻国很无知，就不要提其他国家了。许多美国人不知道邻国加拿大首都在哪，更没几个美国人能说出加拿大各省的名称和所在的位置了。同样情况一样适用於中国人。中国人应该有很多人能在地图上找到兄弟加同志的邻国北朝鲜和越南，但我敢打赌，绝大多数中国人在一张世界地图上找不到索马里在哪裡，贝寧在哪裡。

美国人绝大多数是地理盲，其他国家的人的地理知识也好不了哪去。在嘲笑他人无知时，先问问自己是不是也很无知。

我的77年高考

1977年的年初，我在北京高中毕业。毕业即失业，多数同学到北京郊区插队，有门路的去当兵，少部分留城待业。我是那少部分，因我姐之前已插队，我有幸被照顾。待业半年多，没工作搭理我。那年头，不是自己找工作，而是政府给你分配工作。谁有门路，谁就先得到好工作，没门路的只能捡些剩落。一大小伙子待业在家，平时买菜做饭，看闲书，游泳。无聊的日子令人压抑、窒息。那年10月份的一天，收音机裡报导，高校招生改革，上大学通过文化考试才能上。听到这消息后，将信将疑。之前，能上大学的人官方说是推荐，实际上是有门路的才能上，如习近平和王岐山。

多番打听后，凭考试上大学的消息属实，决定报考。40年前的事，已记不清了具体日子了。在网上搜到了当年的新闻广播录音，在多年未动的旧物中翻到了当年的准考证。根据这两份资料，恢復高考的新闻报导的日子是在1977年10月21日，北京高考的时间是1977年12月10、11和12日。也就是说，考生只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我那时担心能否报上名，因我待业，归街道管，可街道不管这事。后打听到，我们这些刚毕业并待业的人可在原毕业学校报名。

报了名，心踏实了。我心裡有数，若凭考试成绩上大学，我有很大的把握，除非在考场发挥失常。数理化和英文是我的强项，我自然要报考理工科。我还有个特长，即英语比较好。中学时，英语考试和竞赛每次都是第一名。1977年那时候，多数考生的英语水平可以说是零，我要靠英语挣分。后来得知，除外语院校考生外，所有考生都不用考外语。这似乎专跟我这样的人过不去。我不想读外语院校，只想用英语成绩拉高总分。

必须上大学，哪怕去新疆和西藏上大学也去。为了能上大学，我做了后悔一辈子的决定：考外语院校。外语院校考生只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外加外语。除了英语和数学，其他科目算是我的弱项。外语院校考生不考物理和化学，这削弱了我的竞争力。为确保能上大学，只好报考外语院校，这样至少我还能用数学和英语提高我的总分成绩。

多年后回过头来想，考外语院校是个错误的决定，它让我进入了不喜欢的领域，从事了一个又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影响了我一生的生活的轨迹。迄今，我仍对1977年非外语院校的考生不考外语的事耿耿于怀。不知道是哪些混账官员做出这样决定。若当年所有考生都考外语，我肯定会报考理科，总分会更高的，之后的人生轨跡会完全不一样。也许这就是命吧。

决定报考外语院校后，就把物理和化学课本扔到一边，开始复习历史和地理课本。那时考生都没经验，很多人是随便找几本高中课本翻翻，做做练习题，就算是准备了。我不记得那时有什么复习或参考资料，反正我没看到过。除了高中时的课本，我没任何参考或复习资料。考生都不知道复习什么，包括学校的老师。父母更帮不上忙，父亲小学毕业，母亲只上过半年学。留城待业，好像是时间一大把，其实不然。每天还为家里买菜做饭。父母那时都在工厂上班，饭菜都是我张罗。每天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复习时间，主要是翻看政治、语文、历史和地理课本，数学和英语没怎么准备，因我心裡有数，能考好。

一边准备高考，一边待业。其间，街道分配给我一份没人愿意做的工作：北京东城区煤厂，即制造煤球和蜂窝煤的工作。对此分配，我予以拒绝。

高考时间转眼就到了，我的考场在北京24中，离我家走路得半个小时。现在的高考考场门口，常常有家人守著，为考生嘘寒问暖，车接车送。1977年的高考是在天寒地冻的日子裡。三天考试，一清早匆匆吃口剩饭，一路小跑跑到考场，路上大概需要20分钟，没家人陪著。上午考完试，还要赶紧跑回家，在蜂窝煤炉上热口剩饭吃，接著再跑回考场参加下午的考试。那时我连手表都没有，全凭监考老师的几次报时来掌握自己的考试时间。每当回想当年高考经歷时，会很伤心。那时没任何人的帮助，包括以前的老师和家人。曾几次跟现在的年轻人讲起这段高考经歷，人家以为我在开玩笑。

三天的高考结束了，自我感觉良好。政治、语文、历史和地理觉得考得还可以。数学和英语感觉考得是最好的。已记不得了那时的考题内容了，除了语文作文题。那年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现在看，这是个非常操蛋的作文题，不过倒是很有时代的特色。好在这题目好糊弄，但写好不易。不知是哪些老师出的作文题？出题的老师若还在世，想必会为此脸红的。

高考刚结束，街道第二次给我分配工作，让我去北京信托公司上班。为给自己留条后路，我接受了这份工作，但心里想的还是大学梦。我去上班了。被分配到信托公司的新人有十来个，大家被集中到北京前门大街大栅栏里的总公司，接受一个月的商业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之后要去下面的委托商店上班。在信托公司受教育期间，接到外语口试的通知，很是激动。能参加口试，说明我的高考笔试成绩肯定过关了。

口试是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行的。按时去了，口试顺利过关。没几天，一个全国重点大学的外语系招生老师召见我，记得会见地方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附近的一家招待所裡。会见中得知我的高考成绩，如我的预料一样，考得分数最高的是数学和英语。招生老师没有直说我已被录取，但可以感觉到可能性非常大。

我每天还是去上信託公司学习，心已不在那裡了。学习班快结束时，我领到了18块学徒工的工资，几乎同时也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毕业的那所中学有很多人报考，包括年轻老师、应届毕业生和像我这样的已毕业的学生，被大学录取的只有三个人，一个老师，一个应届毕业生，还一个就是我。

大学四年，认真学习，但不喜欢所学的东西。1977年考生年龄跨度很大，我算是小的，比我小的还有两个，多数同学在22—26岁，最大的33岁。毕业后，分到中央机关，跟字母打交道。几年后跑到海外读研，之后留在海外生活直到现在。

40年飞逝过去。1977年的高考，对过关者应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它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这些人。对於我，1977高考让我靠考试把握了一下命运中的一段路。之后的人生路，我就把握不了了。在中国，高考也许是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但有个好爸爸更重要，1977年是这样，2017年仍是这样。

过年网事

一

流浪海外三十年，每年回北京看望父母一个月左右。两年前母亲走了，我每年一次探亲活动没有停止。今年春节期间回北京看望年迈父亲，与父亲住了一个月，让一直照顾父亲的姐弟喘口气。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主要内容是买菜做饭，活动半径也就是一两公里。

父亲家只有座机，没有网络。我与外界联系全靠手机，上网靠手机流量。兄弟送我一部手机，便於我上网。我没用这部手机，只是取出这里面的SIM卡，插入我从国外带回的手机。我需要用自己的手机，因里面装有翻墙软件丶WhatsApp丶脸书等被中国禁用的通信软件。国内手机里边预装了不少无用软件，特别是防毒软件。我一直怀疑国内手机和电脑里的防毒软件还有其他功能，因每当我用国内手机和电脑下载或安装翻墙软件时，杀毒软件常常视其为病毒或有害软件，禁止我安装。

兄弟送我的手机号里每月有2G的流量。三天内，2G的流量被我用光，尽管我很节省地使用。没网用，对於网虫的我是很难忍受的。给电话公司打电话，花了70元又买了2G的流量包。这2G的流量我用了近一个月，每天节省地用，主要用它接收发电邮丶微信丶Facebook和WhatsApp，也用它处理海外银行的事。

为减少开支，我开始蹭网。为安全起见，我用另一部手机蹭网。蹭网时，主要是翻墙看国内网看不到的新闻，不连接涉及个人账户和隐私的网络。

我住的周围有很多WiFi信号。楼下有一家旅馆丶一家咖啡馆和几家饭馆。先蹭旅馆网，因那里不需要密码入网，但信号弱网速慢。之後蹭咖啡馆的网，那网要输入密码进入。密码是什麽呢？输入12345678，不对。输入八个8，也不对。咖啡店招牌上有电话号码，我把它当密码输入。蹭网成功！有两个网可以蹭了，不必蹭楼下饭馆的网了。想蹭也易。进去吃碗面条，就能把那里的WiFi密码搞到手。

二

回京数日，因时差缘故总在临晨两点多醒来，之後再也睡不着，於是用手机上网，翻墙看墙外新闻，跟墙外朋友联系，反复跟他们解释不要用Gmail丶WhatsApp和Facebook与我联系，因这些工具都被中国大陆封了。对此，我族理解，他族不理解。跟朋友说，要联系，用旧方法：电话和短信。

回京第三天，凌晨两点多又醒来，躺在床上用手机上网，试着不翻墙看看能不能浏览国外网页。先输入谷歌搜索引擎网址google.com，结果是网页无法打开。几年前访问此网页时，会被转到谷歌香港网页，这次连“去”香港的机会也没了。谷歌搜索引擎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唯独在中国大陆不是。多年前，大陆当局要求谷歌过滤搜索信息，谷歌拒绝合作，被迫离开大陆。谷歌离开，百度(用汉语拼音输入baidu，先跳出来“百度”，紧接其後是“百毒”，百度百毒？觉得有些可笑，也道出部分事实)占了个大便宜，迅速垄断了大陆的搜索引擎市场。

不翻墙就不能用谷歌，那就试试必应搜索引擎，输入bing.com，嘿，竟然进入到必应搜索的界面。仔细看网页上面的网址，发现它已变成了cn.bing.com，想必其服务器在中国。不甘心，再次输入bing.com，又被强制遣送回中国，看到的必应中国网页。乾脆测试一下必应中国，看看它是否过滤信息，输入敏感词搜索，页面竟然出现一些敏感信息的题目。点击连接数次，不见任何结果。很明显，必应中国遵从中国当局的命令，过滤搜索信息。

国外的网进不去，只好打开翻墙软件，翻墙浏览国内新闻。想想有些可笑，在国内看国内新闻还得翻墙到国外去看。不翻墙看国内新闻，就只能用百度搜索，看被过滤的信息。大陆的互联网虽与世界相连，网民使用时却处处受限制。大陆以外的使用者可自由进入大陆网络，大陆里面的使用者(包括老外)却不能自由出去浏览外面的网络。

大陆互联网与外界被一堵防火墙挡着。这堵墙英文被译为 Great Firewall of China，缩写为GFW。这堵墙是中国政府命令建筑的，费用则由百姓承担。当局筑墙目的是过滤相关信息，或者说是防止百姓看到某些信息。百姓花钱筑墙把自己封闭起来。这叫什麽事？

三

大年初一下午，一人在自己房间看电视。因时差缘故，犯困打了个盹。醒来时，听见相声演员姜昆和他的搭档在说关於上网的相声。相声里，姜昆把英文download (下载) 念成“裆漏”，把“下载”念成“下崽儿”，想必要赚些廉价笑声。

我和姜昆有过两次交流，第一次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温哥华一餐馆的饭桌上。有人宴请姜昆，我是客人之一，还有一客人是普通话说得非常好的白人教授，英文名叫Jan Walls，汉名“王健”。那次宴会，姜昆与我只是握手寒暄。第二次与姜昆交流是在90年代末，是间接的。那一年，姜昆刚开了个相声网。我在海外刚巧看到，便进入了网站，听了几段相声。网站可留言，我随便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说，相声段子多无聊，这与相声作者和演员无关，而与当局的审查有关。姜昆相声网立即予以礼貌的答复，说感谢来自加拿大朋友的意见。那时中国网民不是很多，网络信息虽有过滤，但漏洞较多，信息过滤主要依赖网站管理者的自我审查。

自那以後，大陆当局一直在筑网络防火墙，过滤不想让大陆网民看到的信息，逐渐地将网民网上活动和视线限制在防火墙内。当局至少用两种办法过滤信息：一种是靠软件过滤关键词，一种是靠人力，即靠人工删除不想让人们看到的信息。令人头疼的是，人们不知道当局依什麽理由丶标准过滤信息。因干这事不光彩，当局一直在偷偷摸摸地干，从未对人们做过解释。

四

回到北京，连接服务器设在海外的常用社交媒体和网站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大陆与海外之间筑了一堵过滤信息的防火墙。

在国内，上网看国外许多信息是需要翻墙的。翻墙的目的每人不同，有的为了了解社会真相，有的为了从事学术研究，有的为了使用社交软件，有的为了看国内看不到的影视。据说，中国大陆是VPN(虚拟专用网络)或翻墙软件使用人数最多的国家。我想这应是准确的，但无法核实，因翻墙的人都是偷偷摸摸地翻墙。曾看过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台湾人写的文章，说在上海生活的几十万台湾人中，很多人是靠翻墙看台湾新闻丶使用脸书。看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写的博客，也都说是靠VPN或翻墙软件与中国大陆以外的亲友联系的。

大陆当局筑防火墙是为了挡住人们获取墙外的一些信息。他们在筑墙的同时，却给他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或与对手较量的机会。有需求就有供给。有些人研发出翻墙软件，卖给需要翻墙的人。还有一些人为了理想，义务制作翻墙软件，送给网民，突破大陆当局的网络封锁。

我用过不少翻墙软件，任何会用电脑和手机上网的人都会使用。我每次回国，都要准备几个翻墙软件。翻墙软件不是总有效，有时这个有效，有时那个有效；有时某个时间段有效，有时某个时间段无效。今年回国，以往的翻墙软件不像以前那麽好用，常常无效，尤其是在日间。

从我所接触的人来看，大多数中国大陆网民不曾或不会翻墙，他们知道墙内不自由，但还能忍受，因有微信玩，可抢红包，斗地主，购物，付账，锁定小三的位置，逛网络红灯区。

微约会

回到北京，与墙外人交流，多用WhatsApp、Line和脸书，但须翻墙。与墙内人交流，用微信，速度快。走在北京街头，收到有几十年交情的女性朋友的微信：

“在哪？”

“家门口压马路。”

“跟谁？”

“自个儿。”

“待会见面吃饭。”

“不去。刚吃过，早叫我，还能省几个钱。”

“陪我。”

“找三陪？”

“对，陪吃、陪喝、陪聊。”

“好，听你的。你定个地儿，告诉我。”

移居异乡多年，回来已是客，客随主便。她到海外时，也听我安排一切事物。

“吃什么？”

“随便。你在哪，我打车过去。”

“我离你近，去接你。发个定位。”

“定位？”

“微信位置定位，还是你教我的。”

有了卫星导航，有了软件定位功能，人们都不会看地图，不认路了，更不会用文字描述路程了。冬天在北京大街上，用冰凉的手指在冰凉的手机屏幕上找到了定位设置，锁定了我在街头的位置，截屏地图后发给了朋友。

“你周围有没有地方停车？”

“有，马路当间。”

“正经点。”

“路边有，收费的。”

“站那别动，一会儿就到。”

不想站在街上喝西北风吸雾霾，转身钻进一旁的京客隆超市取暖。一刻钟后，朋友发微信问我人在哪。我没回复她微信。一边给她拨电话，一边往外走。到了外边，说看到她的Mini Cooper车了。

朋友把车停在路边，见到我，立刻从车里出来，上前拥抱我。不知从何时起，国内要好的朋友见面，也都洋派了，在公共场合女人主动过来拥抱男人，都见怪不怪了。几十年前，这可被视为轻浮放荡的行为。

“三十年前，我会送你去劳教。”

“为什么？”

“你这是流氓行为。”

朋友打了我一巴掌，递给我车钥匙。

“你开。”

“女车我才不开呢，我只有国际驾照。”

“不能用吗？

“能，台湾行，大陆不承认。”

“大陆驾照呢？”

“博物馆放着呢。”

朋友悻悻地坐回到驾驶座位上，发动车子。我坐进副驾驶座上，问：

“去哪？”

“还没定。”

“别折腾了，把车搁这儿。那边有家粥店，去那吧。”

“听你的。”

朋友和我走进粥店，被引到一靠窗的桌旁。我们坐下，一人点了一碗粥，外加几个就粥的小菜。点完饭，朋友走过来跟我挤在一个座位上，把手机交给服务员，让服务员给我们俩照了张合影。

“把照片传给我。”

“等会儿。”

等会儿，我的微信响了，刚才的合影出现了。朋友美化了照片，把照片里的人变得更年轻更鲜艳。许多女人似乎都有不服老的毛病，都想把自己最好的展现给他人，哪怕是经过人工美化的。现在的手机照片编辑软件都能把丑妞变成美妞，把核桃皮的皮肤皱纹抹平，当然也可以颠倒黑白。

“这是PS，赤裸裸地造假。都老梆子了，咱们得实事求是。”

“还是老毛病，跟年轻时一个德行，说句奉承话就那麽难？”

“奉承话是假话，不说。”

好朋友相聚，吃喝是次要，联络情谊为主。就着一碗粥，在饭馆聊了一个半小时。饭后，朋友用手机扫了一下在桌上贴的二维码，账单就在手机屏幕上显示出来了，可用微信支付或支付宝付账。我好奇，拿出我的手机，用国外的移动支付扫描二维码，结果是connection error。

结完账，我们走出饭馆，走到朋友的汽车旁。

“我送你回家。”

“不用，不远，我走回去。”

我张开双臂，坏笑：“我想耍流氓。”

朋友脸红了，走上前轻轻地抱了我一下，然后钻进车，打开车窗，伸出一个像苍蝇拍的小牌子，上面印着着“微信”logo。我装傻，凑近车窗：“这是什么，苍蝇拍？”

“我呸，拍你的苍蝇拍。微信联系，多写东西。”

“好。”

朋友开车走了。

蒙特利尔老太太

银 港(Puerto Plata)，体验那里的贫富。在一海边旅店里遇见一个瘦小的老太太，白人。

客房内的WiFi信号时好时坏，有些客人跑到旅馆前台上网。老太太坐在前台门口一侧的长椅上，我坐在她对面。她捧着iPad上网，我握着手机上网。她上网时不断被走过的旅店工作人员的招呼声打断。她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应付人们的招呼，讲英语时带法语口音。从人们的招呼中，我得知她叫苏蕾(Soleil)。

因很多客人在上网，网速变得很慢。我眼睛离开手机，观察着对面的老太太。根据她脖子上皮肤皱纹，我猜她年龄应在85岁以上。上会儿网，老太太抬起头来。我用英文搭讪：“魁北克来的？”

“蒙蒂雅尔。我叫苏蕾。你呢？”

我的判断是对的。“蒙蒂雅尔”是魁北克省蒙特利尔Montreal的法语的读音。

“我叫九(Joe)，从温哥华来。”

“这里的加拿大人几乎都是从加东来的。从加西来要很长时间吧？”

“是，要十几个小时。我在多伦多转机，等了一夜，一路上用二十多小时。”

“度假？”

“是，也不是，不是观光，喜欢看当地人的生活。”

“还去别的地方吗？”

“计划下星期去海地，然後返回银港。”

“该去圣多明哥(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看看，那里的历史文化值得看。”

“知道。这次我特意飞到银港，因这里离海地近，想去那里看看。这次若没时间，年底我还会来多米尼加，那时再去圣多明哥。您去过海地吗？(这句话我改用法文，因英文里没敬语“您”)。

“去过，那里很穷，治安不好，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不知现在怎样？” 老太太用法语回答。

“我看网上介绍，治安情况还不是很好。”

“你法语在加拿大学的？”

“在中国。十几岁自学过一点法语，在大学里修过两年法文，以後用法语机会极少，讲法语生疏了。”

“语言不开口讲会生疏的，阅读不一样，忘得慢一些。”

我点点头。

老太太又问：“在加拿大生活多久了？”

“快30年了。您在这里住多少天了？”

“刚到。退休後每年冬天来这里住三个月，住同一家旅馆。

“您哪年退休？” 问老太太年龄是忌讳，但能套出信息来。

“1989年。”

听到後，我脑子快速进行运算：28年了。一般人65岁退休。65 + 28 = 93。老太太93岁了。就算她提前退休，比如说60岁退，那她也有88岁了。我接着问：“您刚才说每次都住这家旅馆，为什麽不换家旅馆？”

“习惯了，来这里过冬是为了健康。很久前去过加勒比海和南美，觉得来多米尼加最方便，四小时就飞到了，一小时的时差，这里几乎天天是艳阳天。对我来说，气候最重要。你常旅行吗？”

“年轻时是，那时背着背包或开车旅行，现在不年轻了。”

老太太慢慢地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亲爱的，你还年轻。”

“我快60岁了，您看我都有白发了。” 指指自己的鬓角。

“你看上去很年轻。白发不能证明人老了。有些人年轻时就有白发。你还年轻，亲爱的。” 老太太拍拍我的肩膀，慢慢地走了。

之後的几天，我每天去海里游泳，常看到老太太坐在树荫下的沙滩椅子上看书。到饭点时，我和太太总在旅馆的餐厅里看到老太太。我们的饭桌和老太太的饭桌相邻。老太太每次都坐在同一个座位上，我们也是。其实，客人没固定座位，只是习惯性坐在以前坐过的地方。我们注意到，老太太每次都是一个人，孤单单吃饭。见面时，我们相互问候几句，没有进一步的交流。

旅馆餐厅是自助式，饭菜质量一般。老太太的胃口很好，似乎没忌口，肉、奶制品、蔬菜、甜点都吃，但不喝酒。不过我注意到，她饭前会拿出一个个小药瓶，摆在餐桌上，从每个药瓶里往外倒药，就着水一粒一粒吞服。我跟太太说：“瞧瞧人家老太太活得多潇洒，你得跟人家学，别总是一天到晚盯着饭里的糖分、脂肪、盐什麽的，到死时才知道几十年一直在吃不好吃的东西。”

“那些药怎麽回事？”太太顶撞。

“是营养药。” 我底气不足。

老太太有个“毛病”令我们十分不解。每次来吃饭，她都带个白布袋。一边吃一边会往布袋里放吃的。需要用餐盘装的，她连餐盘一起装进布袋，而且用自带的保鲜纸包好再装进去。我们住进旅馆的头一天，就注意到老太太的“偷窃”行为。她明目张胆地“偷窃”，餐馆工作人员从不拦着。我一直纳闷老太太为什麽这麽干。难道她和丈夫一起来的？没看见她手指上有婚戒。她往外拿东西，不像是给自己吃的，应是拿给别人，想必是行动不便的人。那人是谁呢？情人、亲人？

一直到我们离开旅馆去海地那天，我们也没弄明白老太太的“偷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