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77年高考
1977年的年初,我在北京高中毕业。毕业即失业,多数同学到北京郊区插队,有门路的去当兵,少部分留城待业。我是那少部分,因我姐之前已插队,我有幸被照顾。待业半年多,没工作搭理我。那年头,不是自己找工作,而是政府给你分配工作。谁有门路,谁就先得到好工作,没门路的只能捡些剩落。一大小伙子待业在家,平时买菜做饭,看闲书,游泳。无聊的日子令人压抑、窒息。那年10月份的一天,收音机裡报导,高校招生改革,上大学通过文化考试才能上。听到这消息后,将信将疑。之前,能上大学的人官方说是推荐,实际上是有门路的才能上,如习近平和王岐山。
多番打听后,凭考试上大学的消息属实,决定报考。40年前的事,已记不清了具体日子了。在网上搜到了当年的新闻广播录音,在多年未动的旧物中翻到了当年的准考证。根据这两份资料,恢復高考的新闻报导的日子是在1977年10月21日,北京高考的时间是1977年12月10、11和12日。也就是说,考生只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我那时担心能否报上名,因我待业,归街道管,可街道不管这事。后打听到,我们这些刚毕业并待业的人可在原毕业学校报名。
报了名,心踏实了。我心裡有数,若凭考试成绩上大学,我有很大的把握,除非在考场发挥失常。数理化和英文是我的强项,我自然要报考理工科。我还有个特长,即英语比较好。中学时,英语考试和竞赛每次都是第一名。1977年那时候,多数考生的英语水平可以说是零,我要靠英语挣分。后来得知,除外语院校考生外,所有考生都不用考外语。这似乎专跟我这样的人过不去。我不想读外语院校,只想用英语成绩拉高总分。
必须上大学,哪怕去新疆和西藏上大学也去。为了能上大学,我做了后悔一辈子的决定:考外语院校。外语院校考生只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外加外语。除了英语和数学,其他科目算是我的弱项。外语院校考生不考物理和化学,这削弱了我的竞争力。为确保能上大学,只好报考外语院校,这样至少我还能用数学和英语提高我的总分成绩。
多年后回过头来想,考外语院校是个错误的决定,它让我进入了不喜欢的领域,从事了一个又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影响了我一生的生活的轨迹。迄今,我仍对1977年非外语院校的考生不考外语的事耿耿于怀。不知道是哪些混账官员做出这样决定。若当年所有考生都考外语,我肯定会报考理科,总分会更高的,之后的人生轨跡会完全不一样。也许这就是命吧。
决定报考外语院校后,就把物理和化学课本扔到一边,开始复习历史和地理课本。那时考生都没经验,很多人是随便找几本高中课本翻翻,做做练习题,就算是准备了。我不记得那时有什么复习或参考资料,反正我没看到过。除了高中时的课本,我没任何参考或复习资料。考生都不知道复习什么,包括学校的老师。父母更帮不上忙,父亲小学毕业,母亲只上过半年学。留城待业,好像是时间一大把,其实不然。每天还为家里买菜做饭。父母那时都在工厂上班,饭菜都是我张罗。每天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复习时间,主要是翻看政治、语文、历史和地理课本,数学和英语没怎么准备,因我心裡有数,能考好。
一边准备高考,一边待业。其间,街道分配给我一份没人愿意做的工作:北京东城区煤厂,即制造煤球和蜂窝煤的工作。对此分配,我予以拒绝。
高考时间转眼就到了,我的考场在北京24中,离我家走路得半个小时。现在的高考考场门口,常常有家人守著,为考生嘘寒问暖,车接车送。1977年的高考是在天寒地冻的日子裡。三天考试,一清早匆匆吃口剩饭,一路小跑跑到考场,路上大概需要20分钟,没家人陪著。上午考完试,还要赶紧跑回家,在蜂窝煤炉上热口剩饭吃,接著再跑回考场参加下午的考试。那时我连手表都没有,全凭监考老师的几次报时来掌握自己的考试时间。每当回想当年高考经歷时,会很伤心。那时没任何人的帮助,包括以前的老师和家人。曾几次跟现在的年轻人讲起这段高考经歷,人家以为我在开玩笑。
三天的高考结束了,自我感觉良好。政治、语文、历史和地理觉得考得还可以。数学和英语感觉考得是最好的。已记不得了那时的考题内容了,除了语文作文题。那年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现在看,这是个非常操蛋的作文题,不过倒是很有时代的特色。好在这题目好糊弄,但写好不易。不知是哪些老师出的作文题?出题的老师若还在世,想必会为此脸红的。
高考刚结束,街道第二次给我分配工作,让我去北京信托公司上班。为给自己留条后路,我接受了这份工作,但心里想的还是大学梦。我去上班了。被分配到信托公司的新人有十来个,大家被集中到北京前门大街大栅栏里的总公司,接受一个月的商业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之后要去下面的委托商店上班。在信托公司受教育期间,接到外语口试的通知,很是激动。能参加口试,说明我的高考笔试成绩肯定过关了。
口试是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行的。按时去了,口试顺利过关。没几天,一个全国重点大学的外语系招生老师召见我,记得会见地方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附近的一家招待所裡。会见中得知我的高考成绩,如我的预料一样,考得分数最高的是数学和英语。招生老师没有直说我已被录取,但可以感觉到可能性非常大。
我每天还是去上信託公司学习,心已不在那裡了。学习班快结束时,我领到了18块学徒工的工资,几乎同时也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毕业的那所中学有很多人报考,包括年轻老师、应届毕业生和像我这样的已毕业的学生,被大学录取的只有三个人,一个老师,一个应届毕业生,还一个就是我。
大学四年,认真学习,但不喜欢所学的东西。1977年考生年龄跨度很大,我算是小的,比我小的还有两个,多数同学在22—26岁,最大的33岁。毕业后,分到中央机关,跟字母打交道。几年后跑到海外读研,之后留在海外生活直到现在。
40年飞逝过去。1977年的高考,对过关者应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它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这些人。对於我,1977高考让我靠考试把握了一下命运中的一段路。之后的人生路,我就把握不了了。在中国,高考也许是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但有个好爸爸更重要,1977年是这样,2017年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