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不开“中餐”的国人

类似话题以前有人提过，记不得是谁了。这里重提一下，算是炒一下冷饭。

留洋读文科研究院的国人中，许多靠吃“中餐”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求学时，他们常拿中国当饭吃，论文题目常离不开中国。即便不是，他们也常在海外华人圈子里找饭吃，如研究华裔移民、难民、子女教育等问题。查一下人文学科论文索引，吃“中餐”的硕士博士很多，不知其中的比例有多大。若有好事者统计出来，说比例有百分六七十，我不会吃惊。

吃“中餐”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后，一些人留在海外，一些人成了“海龟”。

留在海外的，为生存开始找饭碗。别看个个顶着洋帽子，弄个像样的饭碗并非易事。东碰西碰后，许多人最后又回来继续端中国碗，继续吃“中餐”。运气好的在大学谋到职位。为保住教职，不断写论文，内容仍是“中餐”，只不过是用洋字码码出来的。在海外，他们是中国问题专家，有时受访解答当地媒体提出的中国方面的问题。在海外，他们是中国问题专家，不是所居住国的社会问题专家。他们拿中国说事，很少有人以所居住国的社会为研究对象。即便有，也有“偏中”倾向，如拿所在国的华人问题说事。

留在海外的，除了教书的，其他人流入各个领域。有的给别人打工，有的给自己打工。无论给谁打工，他们中仍有很多在吃“中餐”。为政府打工的，如在海关、移民和社工部门，所服务的对象许多是不谙洋文的华人。为公司效力的，所服务的客户许多是华人。为自己打工的，如从事贸易的，所倒腾的货物不是从中国来，就是往中国去。离开中国，似乎就没饭吃了。

回过头来说“海龟”。有些“海龟”在学校谋得教职，之后不再吃“中餐”，而改吃“洋餐”。教书的海龟混个教授应不难，运气好的教职官职两不误，其中许多成了某某国家（曾留学之地）的社会问题专家。他们靠吃“洋餐”成了专家。更精明的“海龟”吃起了中外“混合餐”，美其名曰：比较研究。有的“海龟”中外两边跑，在中国吃“洋餐”，到外国吃“中餐”，中外两边忽悠青年学子。

有些“海龟”爬进了官府。在官府，混一官半职不难。他们虽不必像教授那样靠吃“洋餐”生存，但其在海外靠吃“中餐”获得的洋帽子给他们带来名利和可吹牛的资本。中国官场一直有崇洋之风，洋帽子贵于土帽子，尽管近些年洋帽子大幅度贬值。有了在海外吃“中餐”的经历，这些“海龟”仕途更顺当，据说因他们留过洋，掌握国际语言，拥有开阔视野和国际化的思维。是真是假，无数据佐证。

没去教书做官的“海龟”，也不再吃“中餐”。有的在公司谋职，有的当了买办，有的自己当老板。无论在哪个领域，他们都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因是“海龟”，他们有语言优势，被人看成了解国外问题的专家。这是道听途，需要学者核实。

在海外，在下经历过从留学、移民到谋职的全部过程，完成过人文科和理工科的学业，能理解国人在海外求学的艰难。其实，学文科的国人，在海外吃“中餐”的现象早就存在。往上可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曾留洋且名气很大的人中，有许多是靠吃“中餐”获得学位的，远点的有林语堂、胡适、冯友兰、冰心、钱钟书、费孝通，近点的更多，名字这里就不提了，免得得罪人。

吃“中餐”的现象产生，在下认为有以下原因：

一，留学生离开中国不久，对中国问题熟悉，至少比多数导师熟悉。因此，许多人选择吃“中餐”作为获取硕士博士帽子的捷径。再说，导师一般不反对这些国人吃“中餐”。更为重要的是，拿中国开涮的论文也许易被通过，或易被蒙混过关。

二，在陌生国度，选适合自己的研究题目不易。无从小在当地长期生活的经历，这些国人不可能对当地社会问题有深入了解，更不要谈研究了。为尽快获得学位，许多人走“弃难择易”之路，即吃“中餐”之路。对这些人来讲，这是最适合、明智选择。

三，也是最主要的，是国人有限的语言能力。曾看到过许多托福雅思考得很好的国人，口语和书面语水准远不如本地中学生。这些用洋文拿到了洋硕士博士们，洋文水平其实十分有限，学位论文的润色有很多是由本地土生的朋友完成的。

总之，语言一关是文科留学生无法逾越的障碍。除非天才，一个人对语言的悟性不是来自书本，也非来自后天的训练，而是来自从小融入当地社会的生活及经历。遗憾的是，经历是无法弥补的。已过语言学习的最佳年龄的留学生，无论怎样努力，对非母语的语言永远产生不了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