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丘成桐与杨振宁之争

王令隽   2016年9月

刚把《杨振宁先生的大师风范》一文登上《华夏文库》，第二天就收到一位江西老表万先生的来信：

王教授，您好！

    据丘成桐转述，他听到要求采访他的记者说，“杨振宁教授反对在这个科学界最基本的学问领域上继续做研究”。请核对第八段：

https://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

        在华夏论坛关注您多年，我已经听到了春雷滚滚。请考虑直接联系杨教授，如得他一臂之力，华夏文明，乃至人类文明之大幸。

万先生并且附上一篇阿W先生的文章《杨振宁教授反对的仅仅是建设高能对撞机吗？》：

     读了丘成桐、杨振宁、王贻芳这些理论物理学界大佬们关于高能对撞机建设与否的系列文章，阿W仿佛听到了一些玄外之音，杨振宁反对的不仅仅是建设高能对撞机，更值得关注的是，“杨教授反对在这个科学界最基本的学问领域上继续做研究”。杨有这意思吗？如果没有这意思，记者出于什么动机要歪曲他呢？如果有的话，那对理论物理学界意味着什么呢？……

     丘文第五六七段表达的意思是，杨是高能物理标准模型理论的奠基人，高能对撞机每一次得出来的重要结果都是对杨的基础理论的礼赞，杨为什么要反对建设高能对撞机呢，他不理解。不理解归不理解，但人家反对得旗帜鲜明。为什么？为什么？？……

     丘成桐、杨振宁、王贻芳这些理论物理学界大佬们如何辩论不需要阿W来过多解说和点评，只想提醒大家注意，“杨教授反对在这个科学界最基本的学问领域上继续做研究”这句话是不是代表杨本人的观点。阿W认为可能性极大，但他尚未决定公开发表。凭什么这样说？凭的是美国田纳西大学天体物理教授王令隽的《杨先生的大师风范》，以及多年来对王令隽教授系列学术论著的研读（ https://hxwk.ciaos.org/wang-lingjun.hxwk.org/ ）。

我于是打开了万先生提供的网址，找到了《新语丝》上登出的丘成桐的谈话。除了对王孟源先生的指责进行回应以外，丘教授的谈话重点是：

　　我认识杨先生已经四十五年了。除了我的老师陈省身教授外，他一向是我最尊敬的科学家，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统计物理和高能物理的工作都使人敬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推广Weyl的规范场的工作到非交换规范埸的理论，在七十年代由欧美诸人完成的高能物理的标准模型，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对自然界认识最深刻的理论，这个模型的建立须要用到非交换的规范场理论。

　　五十年来在欧美不同地方的高能对撞机每一次得出来的重要结果，都能震撼人心，因为它显示了大自然最基本结构的一部分。每一次实验的突破，都代表著人类进一步地了解了人类历史以来最想知道的事情：天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这些实验背后的基础理论都用到杨先生的学说，因此每一次突破后，我们对杨先生的学问有更进一步的景仰！所以说杨先生反对高能物理须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使人费解！这更不是华尔街一般的商人能够理解的事情。

　　记者说杨教授反对在这个科学界最基本的学问领域上继续做研究，我不敢肯定这句话的真实性。毕竟我和杨教授多有过从，却还没有亲耳听到过他反对建立对撞机的事实。所以此话只能作为存疑。

读了这些背景资料，我觉得首先应该回答万先生的建议，要不要和杨振宁先生直接联系，得他一臂之力？如果联手对理论物理拨乱反正，使物理科学在新世纪复兴，真会是“华夏文明，乃至人类文明之大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确实应该，也有责任和杨振宁教授直接联系。可是我没有追踪名人的习惯，也没有人肉搜索的本事，所以根本没有杨振宁先生的任何联络信息。我不如就在此文做一个广告：学界诸君如果有和杨振宁教授比较接近的，和他能够联系上的，拜托帮忙奉上我对杨振宁教授的崇敬和祝福，并且代为转告有我这么一位后学，多年一直在为物理学的未来和祖国的前途苦苦思索，并且将自己的管窥之见公诸于世，希望得到杨振宁老前辈的指教鞭斥。你们可以把我的电邮和博客网址告诉他，也可以转送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比如2013年的《致中国物理学界意见书》等等。如蒙垂教，感激不尽。

当然我也有一些顾虑，不太愿意叨扰这些学术前辈，这里面的苦衷，我在《关于我的身世经历答吴水清先生》一文中有所披露。我虽然十分希望这些理论泰斗们能够对理论物理的现状和未来估计有比较坦率的公开表态，但是又不愿意强人所难，尤其是不愿意因为我的彻底的离经叛道连累前辈师长。我虽然不认识杨振宁教授，也只听过李政道教授的一门课，但是我一直把他们当作师长前辈。以他们的睿智和对祖国人民深深的爱，如果有意见不得不说，他们一定会说出来，不须要他人游说劝说。

第二个我要回答的问题是，“记者说杨教授反对在这个科学界最基本的学问领域上继续做研究”是否属实。丘教授说不敢肯定这句话的真实性。其实我也不敢肯定这句话的真实性。但是我和丘教授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丘教授说不敢肯定这句话的真实性的潜台词是，“反对在这个科学界最基本的学问领域上继续做研究”是绝对错误的，荒唐得不可置信。丘教授出于礼貌，用了外交的语言说出了他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后面的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是注脚。就是说，即使杨教授真的说过这个话，我丘成桐还是要坚决反对的。

我之所以不敢肯定“记者说杨教授反对在这个科学界最基本的学问领域上继续做研究”是否真实，则完全是出于学术原则和新闻道德。在杨教授自己没有正式公开证实以前，只能当作一条有待证实的信息。同样道理，我也没有理由说记者在凭空撒谎。尤其是如此严重的表态，可能直接影响到杨教授的进退出处，随便撒谎，记者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以，我们只能将信将疑。但是我更倾向于相信是真的。我的理由是：

1）  三十多年前我刚来美国念书的时候，一位研究生院的学长（高能所的研究生）来信征求我的意见。他不知道是应该跟着杨振宁先生研究磁单极呢，还是跟另一位老师研究Ising模型。我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不要搞磁单极，磁单极绝无出路。这位学长同时也告诉我说，杨振宁先生并不鼓励学生们学基本粒子。当时我心一惊，但是立即理解了，为什么杨先生是这个态度：因为他对主流基本粒子理论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信心。他觉得将年青人引入这一行当会坑了他们的青春。如果大家都不学基本粒子，这个事业就后继无人，整个事业也就不存在了。我丝毫不怀疑我的这位学长的诚实。杨振宁先生的这个态度，印证了记者所说“杨教授反对在这个科学界最基本的学问领域上继续做研究”的真实性。

2）   李政道教授在《场与粒子》一书中对粒子物理理论有一段比较开明的评论：“单是统一规范理论的标准模型就需要大约20个参数：e、Ｇ、θ_w、三代轻子及夸克的各种各样的质量以及四个弱衰变角θ₁、θ₂、θ₃及δ。…… 因此，一方面，我们可能已经得到对于直到大约１００GeV的物理过程的有效描述。另一方面，把我们已有的理论看成实质上是唯象理论更为合适。毕竟，谁曾听说过，一个基本的理论要求２０个左右的参数呢？（李政道《场与粒子》，463页，山东科技出版社）李政道教授其实是非常委婉地说出了一个粒子物理学界不愿面对的事实：“谁曾听说过，一个基本的理论要求２０个左右的参数呢？”

3）   最早提出规范场方程的是泡利，但是他自己把它抛弃了。这一工作后来为杨振宁和密尔斯发展成杨密尔斯场理论。1954年泡利听说杨振宁要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讲述他的理论，赶到会场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杨不能对。六十年后的今天，泡利的问题算是有了答案，那就是希格斯机制和上帝粒子。这算得上是答案吗？ 算得上解决了规范协变性与粒子质量不相容的问题吗？杨振宁先生提出规范场理论，本来是一种理论尝试，理论探索，后来居然风行起来，成了显学，而且在规范场理论方面的工作连连中奖，普天同庆，似乎成了板上钉钉的真理了。可是杨振宁自己心里非常清楚规范场理论内秉的不可克服的困难。这听起来似乎有很深奥的玄机，其实一点都不玄。如果一个理论不能容许任何粒子（包括质子和电子）带有质量，需要寿命只有10的负22秒的上帝粒子来获得质量，其谬误需要蛮深的学养来理解吗？难道杨振宁教授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难道他完全忘记了泡利的质疑？

4）   更早一些，狄拉克就反对量子电动力学，认为“重整化在数学上是丑陋的”。

5）   粒子物理其他方面的诸多问题，我在《致中国物理学界意见书》和《李政道教授的开明》中有详细的分析。以杨振宁教授的睿智学养，不可能看不到这些问题。唯一的问题是要不要向社会公开这些看法。作为一个首次赢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中国学者和规范场理论的奠基者，他头上顶着多少光环？这里面有多少名誉地位值得顾虑？他如果公开表示“反对在这个科学界最基本的学问领域上继续做研究”，是不是意味着完全否定了粒子物理研究的意义，因而也就否定了自己的历史功绩？那他头上神秘的光环还会有吗？可以说，这是现在所有确立了学术和官场地位的人的普遍顾虑。唯一能够战胜这种顾虑的力量就是对科学精神的执著和对祖国人民的无保留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就是为什么我倾向于相信“杨振宁反对在这个科学界最基本的学问领域上继续做研究”的真实性的理由。我在《物理学的出路和中华学派的责任》一文中说过，我有这样一种信念：主流中的绝大多数物理学家对科学真理是热爱的，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是关心的。他们的数理学养是非常好的。对于20世纪理论物理中的许多严重问题，他们其实也有不同程度的了解， 只是不敢设想整个理论体系会错，不敢设想这么多拿过诺贝尔奖的工作会错。我还有这样的信念：最早接受我的观点的，应该是对理论物理有深切了解的内行。杨振宁先生是不是会接受我全盘否定20世纪粒子物理的观点，我不知道。但是，我对“杨振宁反对在这个科学界最基本的学问领域上继续做研究”的消息一点都不感到奇怪。丘教授对此不理解，说明他对粒子物理理论的严重问题茫然无知。他认为“在七十年代由欧美诸人完成的高能物理的标准模型，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对自然界认识最深刻的理论”，“每一次实验的突破，都代表著人类进一步地了解了人类历史以来最想知道的事情：天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显然，他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识大相径庭。所以丘成桐教授才会说“杨先生反对高能物理须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使人费解！”

丘成桐教授最后给我们讲了一篇大道理：“要发掘宇宙间最基本的真理，更要有这种勇气，这种毅力，才能完成。西方国家，无论是科学家，或是政府，为了了解大自然的奥秘，都愿意无条件的付出大量的精力！一百多年来，多少智慧，多少金钱，投入在一些看来没有用的基础科学上。但是这些投资却成就了今天西方国家文化的基础。”

丘教授的这番议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逻辑背反：如果一百多年来投下的资金用在没有用的“科学”上，它就不可能成就今天西方国家文化的基础；如果所投下的资金成就了西方国家文化的基础，它就不是“没有用的基础科学”。而且，即使是有用的科学研究，国家的资金投入也不是“无条件”的，而必须经过认真的反复的学术论证，论证中最重要的，就是该项目对国计民生，国防建设和科学发展的意义，技术上和财政上的可行性，项目预算及性价比，以及迫切性。压倒一切的项目必须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比如曼哈顿工程区项目）。丘教授能不能够具体举出一百多年来任何政府无条件付出大量精力的任何一个项目是投入在看来没有用的基础科学上？具体说到高能所提议的超大型加速器及其所赖以立项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80多年来对于“成就西方国家文化的基础”起到了什么作用？再给您80年或者800年，这个理论会对人类文化和生活起到任何作用吗？能够解释“天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对于您认为的“人类有史以来对自然界认识最深刻的理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未来的前景，杨振宁先生和我的估计和您的估计绝然相反。

丘教授继续给我们讲起了大道理：“今日的中国，已非吴下阿蒙，难道不需要为这个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做点贡献？难道我们只是在游戏机，在房地产，在互联网上赚点好处，就心满意足？在我记忆所及，中外古今都还没有过这样的大国！”“我们扪心自问，中国当今的国力，没有能力做这个对撞机吗？中国领导说的和平崛起，可以没有重要的文化意涵，没有探索宇宙奥秘的勇气吗？”

啊呀呀，不得了了，问题严重了，丘教授言重了。如果你胆敢反对中国建造超大型加速器，就是不想为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做贡献，就是反对中国领导说的和平崛起，就是没有探索宇宙奥秘的勇气。这几顶帽子，叫我们如何承受得起？不过，丘教授的这些帽子，是用泡沫塑料做的，是建立在“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是人类有史以来对自然界认识最深刻的理论，并且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至关重要”的论断之上的。而这个论断，正是我们争论的焦点。我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建造超大型加速器，就是因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不可能对国计民生和科学研究的任何分支产生任何积极作用，反而会挤压对国计民生和科学研究有直接而重大意义的项目比如受控热核反应和能源开发，材料科学，激光物理，空间物理，化工材料，生命医疗科学和国防科学。这些科学研究才是真正能使中国和平崛起的紧迫项目。相反，“无条件”地积压这些真正的科研项目，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搜寻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上帝粒子”或者“超对称粒子”，去建造通向天堂的巴比塔，去“读懂上帝的思想”，去找寻“最终的万能理论”，就会使中国的科学崛起在资金和人才上短路。这样劳民伤财的蠢事，就是美国都已经不做了。您可以骂美帝国主义没有为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做贡献的情怀，也可以骂美帝国主义没有重要的文化意涵，没有探索宇宙奥秘的勇气，但是美帝国主义至少希望保持世界第一的科学强国的地位，而且国力不比中国差，有能力做对撞机吧？人家早就学乖了，不再上当了，中国人还有必要跟着往泥潭和死胡同枯井里面跳吗？在科学上面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只管大干快上抢风头，用国家的税金为自己争锦标夺奖金，这是为国家的和平崛起努力，还是在误国误民，阻滞中国的和平崛起？

上世纪末，当美国学界和政界不得不对是否继续支持业已上马有年的超级对撞机作出选择的时候，也有过非常剧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原因有二：无底洞一样的经费要求和多年来对其他物理研究资金的挤压。当时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安德逊正好是凝聚态物理方面的权威，因为在高温超导方面的工作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安德逊坚决反对国家花费巨额资金建造大型加速器。他的理由除了资金方面对科学其他分支的挤压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雄辩的理由，就是粒子物理不可能对其他科学分支起到基础科学的作用，因为从哲学上讲，对基本粒子的知识并不能推导出由许多粒子组成的复杂系统的运动规律和相互作用规律。比如说，粒子物理不可能对凝聚态（包含大量的原子分子的系统）物理或者生物系统给出任何指导。他有一句名言：“More is different”，意思是，由很多粒子组成的系统的活动规律和相互作用规律，和单个粒子的运动规律是不一样的。比如人体是由许多质子电子组成，但是描述人体活动规律的科学和描述质子电子的活动规律是不一样的；描述个体经济的规律和描述国民经济的规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More is different”。安德逊的雄辩彻底揭破了以粒子物理为基础科学，以“万能的最终理论”为科研目标的荒谬。安德逊不是粒子物理学家，他不可能从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理论细节立论，只能从科研哲学和粒子物理的社会效益上立论，同样很雄辩。如果是在中国学术界，一句“外行”“民科”就可以把安德逊排除在讨论圈之外。可是这不是美国的做法。美国的项目审查必须有圈外专家学者参与，目的就是防止小圈子垄断，防止运动员自己充当裁判。美国是一个讲究实效(mission-oriented)的国家。任何项目都必须进行考绩，必须有社会效用。任何项目都没有享受“无条件”的资金支持的特权。杨振宁教授最近对国人的忠告，反映了对美国超级对撞机劳民伤财的项目的反思的痛切教训，希望祖国能够从他国的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避免无谓的损失。

丘教授最后盛气凌人地发问：“现在在中国反对建做对撞机的科学家们，有谁是高能物理的实验专家？为什么有深厚经验的外国专家意见变得不重要了？”丘教授在回应杨振宁教授反对中国建造超大型对撞机的时候，质问“有谁是高能物理的实验专家？”显然是说杨振宁教授仅仅是理论家，而不是高能物理的实验专家，所以杨先生没有资格发表意见。不敢动问丘成桐先生，您自己是高能物理的实验专家吗？您在那个国家实验室进行过什么高能物理实验？您是任何物理专业的实验专家吗？您应该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数学家，但是仅仅因为您可以在物理系授课，就自以为是物理学家吗？哪个学校都有教师同时在两个系任课，不见得这些老师都是两栖专家。您在物理学方面的工作，应该是弦论方面的工作吧。诺贝尔奖得主格拉肖说：“超弦理论将演变出一些只有在未来的神学院里的神学家们导演的活动。自黑暗的中世纪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崇高的科学研究最终的结局竟然是再次以信仰取代科学。”另一个诺奖得主特胡特说超弦理论“连被称为错误都不够资格”。您和您的超弦同行们自以为是“物理学”的弦论，往好了说，最多就是数学游戏而已。如果真是物理，您不妨指出弦论里面的任何一个数学量是有物理意义的，是可供实验物理学家们测量检验的。您如果连你们的理论中可供检测的物理量都没有，怎么就可以自我感觉如此良好，把自己的数学游戏当成物理学，把自己当成物理学家，甚至把自己当成高能物理的实验专家，不可一世，横刀立马，陈历兵而谁何？您如果觉得自己是权威的高能物理的实验专家，不妨谈谈已经拿了诺贝尔奖的上帝粒子探测实验，谈谈这个实验的理论基础，实验设计，对撞机的总体设计和布局，检测原理，加速器和探测器的设计调试安装，软件连接，数据处理，误差分析，以及资金预算等等。如果您对这些都茫然无知，仅仅因为在弦论方面发表过一些文章，得过一个数学奖项，在数学界有点名气，被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揽为国外合作对象甚至合作提案发起人，就可以高能物理实验专家自居，排斥其他人的意见甚至杨振宁先生的意见？您质问“为什么有深厚经验的外国专家意见变得不重要了？”您和杨振宁先生都是“外国专家”，您和杨振宁先生相比，谁在粒子物理方面有更深厚的经验？您认为我们在讨论粒子物理前途和相关项目之时，你们两个之中，谁的意见更科学，更重要，更值得听取？

杨振宁先生作为主流粒子物理学界的国际知名的理论泰斗和规范场理论的奠基者，名重一时。他对粒子物理理论的问题比谁都看的透。一般人可能只能看到枝节性的技术困难，杨先生却能看透这个理论的子宫膏肓和五脏六腑。以杨先生的学问和名望，他公开明确反对中国建造超大型对撞机，反对继续基本粒子方面的研究，其对理论物理学界的冲击和震撼，自是非同小可。

2013年，我在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首届高端论坛上的演讲《破除迷信，为新世纪物理学的复兴而奋斗》中说：“历史上任何伟大的复兴运动，都有一个从启蒙到兴盛的过程。开始时往往起於青蘋之末，不为人们重视。但是科学真理终究要乘凌高城，入于深宫，倘佯中庭，北上玉堂。只要我们能够坚持真理，以“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勇于担当，勇于开创，那末，物理学的复兴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在科学上引领世界潮流就一定会成为现实。”三年之后，我们听到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界泰斗杨振宁先生振聋发聩的声音。我们不能不为杨振宁先生无我无私的道德学问肃然起敬，不能不为新物理科学的复兴，为中华民族健康崛起的前景而兴奋鼓舞。物理学的复兴，终究需要得到主流物理学界的认同和支持。我们最终要走出芒砀山，走向全世界。杨振宁先生的大师风范，使我们看到了物理学家的科学传统，看到了新世纪物理学复兴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