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钱学森申辩

王令隽， November, 2009

钱学森教授逝世了，我们失去了一位科学前辈。媒体上自然有许多关于他的文章，褒贬不一。钱老是中国公認的卓越科学家之一，但也有人把他当作“红色科学家”的代表，批評他曾經为大跃进推波助澜，在报上发表文章说亩产万斤在科学上是可能的。此事經過渲染，把钱学森描绘成一个靠吹嘘拍马往上爬的御用文人，而不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这是我要为钱老申辩的原因之一。最近在《华夏文摘》网上读到焦国标先生的文章，居然说钱学森回国是违背职业道德，这是我不得不为钱老申辩的又一个原因。

一。动机和效果

要对钱学森的文章作中肯的評判，必须根据大跃进的历史背景，对钱学森著文的动机，钱文的后果和影响，以及文章的论证方法进行分析。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可以粗略地分为前期和后期。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前期，对于大跃进运动是什么样子，行不行得通，除了一些有专业知识的农业专家会有比较清楚坚定的看法或预见之外，许多人是模糊的，是外行，这里包括毛泽东和钱学森。无法想象，好大喜功的毛泽东会动用他的政治资源去发动一场他明知要注定失败的，使全国经济陷入破产的，使他本人的威信扫地的运动；同样无法想象，钱学森明明知道大跃进行不通，还会去发表一篇将被立即证明是谬误的文章。在运动后期，大跃进的恶果已经非常明显，非常严重。全国农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使国民经济陷入破产，全国大饥荒，几千万人饿死。连毛泽东都开始紧张，觉得不得了了，饿死人了，要出李自成了。此时正应该是毛泽东下罪己诏，悬崖勒马的时候。他却一意孤行，下罪人诏，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些贞亮死节之臣打成反党分子，把纠左的庐山会议变成反右傾的会议，并在全国掀起疯狂的政治清洗運動。如果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本意是想创造奇迹，想在短期内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的错误还仅仅是一个政治智慧和责任问题，那么在看清了千万人饿死的恶果之后，竟然置天下苍生于不顾，把错误的经济政策扩大为政治清洗，就不再仅仅是错误，而是滔天大罪了。

对于曾经支持过大跃进运动的人们，也应该看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做过什么来评判。如果钱学森在看到了大跃进的恶果以后，还写那样的文章，或在反右傾運動之中落井下石，或平时以势压人，迫害同行等等，则是人格问题。但他没有。他僅僅在大跃进的发动期写过一篇支持文章，而且不久就向毛泽东认了错，说我不懂农业，只是取一个中间值计算一下，也不知如何才能做到，而且现在发现，我的公式也是错误的。此后钱老一直谨言慎行。

作为一个科学家，明知自己不懂农业，为什么会盲目地支持大跃进运动呢？我想这和他对毛泽东的迷信有关。毛泽东不同于刘邦和朱元璋，是一个精通文史的知识分子。他在爭權奪利的時候，可以撒野耍賴：“解放军要是跟彭德怀走，我就上山打游击”；可是在與文人墨客周旋时，又可以裝得禮賢下士，幽默平易，使许多看不透他的人倾倒。抗日时期，国统区一批文人访问延安。其中有一個续范亭，写了一首诗称颂毛：“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诗作兴夸张，应景诗更难免言过其实。但续范亭等人对毛泽东和延安边区的欣赏和肯定是不容置疑的。那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在重庆。续范亭要想溜须拍马青云直上，应该去捧蒋委员长，何必捧一个山大王？ 我高小的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老舍的文章，题目是“毛主席，我选举了您”。我当时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肉麻地拍马屁，所以一直讨厌他。文革以后读到一些关于他的报道，才知道他的为人正直敦厚。也许老舍当时真的崇拜毛泽东。这些文人饱经政治风霜，尚且被毛澤東迷惑。钱学森是科学家，毫无政治经验，加上毛对他的礼遇，以及共产党的巨大成功，使钱学森盲从毛的胆略和智慧，是非常自然的事。共產黨裏能幹和傲烈的角色多得很，毛澤東能從諸路英雄好漢中勝出，沒有一點才能和魅力，恐怕也不可能。谁能想到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呢？他打败了。斯大林说共产党不要过江，他过了。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说不要入朝参战，他说要，而且把美国人从鸭绿江边推到了三八线。这些奇跡可能是使许多人，包括錢學森，迷信毛的原因。许多事情看来不可能，也许毛主席更有远见，高人一等。钱学森等善良的人们错误地拥护毛泽东的大跃进，是與柯庆施等人的阴谋和程世清“收不到粮食收稻草，收不到稻草收思想”的蛮横完全不同的。

钱学森的文章当然产生了不良的效果。他作为一个一流科学家，公开撰文说亩产万斤在科学上是可行的，自然会被左派当作武器，去驳斥那些以为亩产万斤违背科学的批评意见。但是他的文章对大跃进運動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毛泽东在制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战略时，从计划到实施，都没有，也不可能为钱学森的文章所影响和改变。事实上毛泽东并不需要什么科学论证。它需要的是服从。所以即使他已经知道大跃进错了，饿死人了，还要坚持错误，越滑越远，“气可鼓而不可泄”。这个时候，钱学森已经承认他的计算是错误的，毛改了吗？即使有一百个一千个孙学森，李学森撰文论证亩产万斤不可能，能改变大跃进的进程和结局，能挽救彭黄张周和千万无辜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吗？毛的親信秘書周小舟，田家英的忠諫，死諫，動搖了毛的一意孤行嗎？

 

二。科学方法问题

从钱学森的文章，我们还可以得到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些启迪。根据《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登载的文章“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他的计算很简单：“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麽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钱学森这个推理的最大漏洞在于仅凭能量关系来量化生物过程。汽油也是有能量的。往地里大量浇汽油，会不会把汽油变成粮食呢？只会把庄稼杀死。即使是对庄稼有益的水和尿素，浇多了也会把庄稼淹死，肥死。如果仅凭能量关系就可以决定生物产量，一个妇女只要天天站在太阳底下爆晒，岂不就可以晒出孩子了？不仅生物过程过于复杂，不能单纯由物理过程决定，就是物理过程，也不能仅凭能量关系来决定。比如说，太阳光能不能把泥巴晒成金子呢？如果能，我们倒是有了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了。但是如果太阳光能把泥巴晒成金子，也同样能把它晒成铀，而超过临界质量的铀是要自动爆炸的，有了金子也没用。

即使我们仅仅考虑纯物理问题，单纯的能量关系也不一定就能解决。比如说，聚变的核能是确实存在的，證據是我们已经造出了氢弹。但要用这种聚变核能发电，可就非常难。全世界科学家花了半个世纪，投资亿万，仍然没有設計出一個能發電的核聚变反应堆。普通炸药能量也不小，可是要设计出一个以普通炸药为燃料的汽车引擎却非易事。这两个课题都是單純的能源问题，也不能仅凭能量关系就可以解决。这里还涉及到大量的工程技术问题。

我们不妨考虑更单纯一点的纯力学问题，经典力学是我们知道得最清楚，最精确的科学分支。利用牛顿定律，我们能够以不到一弧秒的误差预算三年以后行星的位置。可是我们却无法预算一片随风飘下的树叶会掉到地上的那一点。这是一个纯力学问题，可是它涉及到繁复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空气动力条件，以及树叶形状和质量分布的精确描述等等。

可惜的是，现在许多科学家在简单化方面犯的错误，比钱学森的严重得多。这种错误集中地表现在现代宇宙学界。比如说，大爆炸宇宙学家们基于有限球对称宇宙和物质分布均匀而又各向同性的假定，求解爱因斯坦场方程，证明宇宙是一百五十亿年前从真空中爆炸产生的。这种理论要求破坏能量守恒，物质守恒和电荷守恒定律，预言在宇宙创生时，能量，物质和电荷可以被无中生有地被创造出来。根据斯蒂芬霍金的量子泡沫理论，这种大爆炸现在还在不断地发生。据霍金的计算，从我们宇宙中的每一个立方厘米的空间中，每秒钟要炸出十的一百四十三次方个宇宙婴儿，每一个宇宙婴儿在几秒钟内就会变成像我们的宇宙一样的成人宇宙。这样的宇宙产量，不仅大跃进中报道的河南农民亩产三千五百斤的小麦产量望尘莫及，就是比之核爆炸，也不可同日而语。核爆炸中从每一立方厘米的体积中每秒钟大约有十的二十三次方个原子爆炸而出。霍金的宇宙产量比这个数字大一百二十个数量级（不是一百二十倍）！尤其不可思議的是，我們的眼珠子裏無時無刻都在以這種速度爆炸出這麽多的宇宙，卻絲毫感覺不到疼痛，也看不見這些宇宙爆炸的蘑菇雲。只有霍金可以从他的草稿紙上的方程式中算出來。

为了解决大爆炸的能量发散困境，有人提出一种超对称理论。这种理论假定玻色子和费米字具有某种对称性，每一个现在发现了，或理論上認爲存在 的玻色子和费米子都有一个“配偶”（partner）。于是基本粒子的产量在理论家的假设下一个晚上就翻了一翻，在理论物理大跃进运动中又放了一个高产卫星。基本粒子的数目本来就越来越多，人称“基本粒子动物园”。动物数量一下子翻了一翻，动物园管理处的事兒就多了。总得给每一个动物取个名字吧。也简单，费米子的配偶在费米子的名字前面加一个字母S。比如说电子的英文名字是electron，它的配偶就叫selectron，中文不妨翻译成“似电子”。（译为“死电子”太难听。）玻色子配偶的名字稍微冗长，但更浪漫。比如说，光子（photon）的配偶芳名叫佛蒂诺（photino），引力子（graviton）配偶的芳名叫格拉维蒂诺（gravitino），等等。乍听起来，好像玻色子的配偶全是意大利人。所有配偶统称为“超粒子”（superparticle），简称“似粒子”(sparticle)。有人戏称超对称理论是一群“似物理学家（sphysicists）”说的“似语言(slanguage)”。

类似的违背科学逻辑的另一个例子是古斯发明的宇宙膨胀理论。根据古斯的理论，宇宙在大爆炸以后从十的负三十六次方秒钟到十的负三十三次方秒钟的短暂时间内超光速膨胀到宏观尺寸,然後又神不知鬼不覺地突然中止。就是说，膨胀速度大约是每秒钟十的三十三次方米。我们知道光速是每秒钟十的八次方米。古斯的宇宙膨胀速度比光速大二十五个数量级（不是二十五倍）！这种速度又要使大跃进中的河南农民甘拜下风。值得指出的是，发明膨胀理论的本意是要解决标准大爆炸理论中的著名困难“地平问题”，即宇宙爆炸速度大于光速的问题。结果古斯的膨胀速度比标准大爆炸理论中的宇宙爆炸速度还大二十几个数量级。这就好像庸医治驼背，用石板硬压，为了治病把人压死。

大爆炸理论的重要预言之一是宇宙的物质密度。这一理论预言的宇宙物质是实验测量到的质量的三十倍。即是说，实验天体物理测量到的宇宙物质，包括发光的恒星和不发光的行星，卫星，陨石，星际尘埃和气体，原子，离子，全部加起来才只有大爆炸理论预言的3%。理论和实验结果相差30倍，对大爆炸理论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可是理论家们不仅不去找自己的理论漏洞，反而宣称理论是对的，只是97% 的物质是暗物质，是我们的仪器测量不出来的。一个理论失败，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摇身一变为重大的理论发现，成为追加科研经费的理由。

比起大爆炸理论家的逻辑背理和脱离现实，钱学森的错误实在是小巫见大巫。钱学森其实给出的是粮食产量的上限，至少不违反物理定律和科学逻辑。我们至今仍然无法证明，亩产万斤永远无法实现。俗话说，画鬼容易画狗难。钱学森的不幸在于他计算的是眼面前看得见的，吃下去會飽肚子的粮食，而不是十五亿年前发生在遥远的宇宙边际的事情。如果他说在遥远的某个银河系的某个地方，有可能亩产万斤，谁能证明绝对不可能呢？

钱学森的不幸还在于他用的数学太简单，中学生都懂。如果他玩弄深奥一点的数学，比如黎曼几何，微分流型之类，佐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让辩论局限在一个理论小圈子，然后对错误死不认账，詭辯說，以前的人不能上天，想在不是上天啦？以前的人沒有男歡女愛便不能生孩子，現在試管嬰兒和克隆人不是已經或即將變成現實嗎？那末又有几个人会知道他是错的呢？實在説來，每年在一畝地上生產出一万斤糧食，怎麽樣也比每秒鐘在每一個立方釐米的空間中創造出十的一百四十三次方個宇宙要稍微容易一點兒吧？

而钱学森的不幸又正在于他太忠厚，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是宣称它的理论算出的粮食中只有一千斤是实验可以观测到並且可以填飽肚子的，还有九千斤是实验测不到的似小麦，暗谷子。

钱学森的不幸还在于他的短文和政治挂上了钩。如果不和政治挂钩，怎么样胡说八道都可以，什么所有物理定律在大爆炸时不成立啦，时间空间不存在啦，什么时间可以倒转啦，时空可以互换啦，什么虚时间啦，什么多重宇宙啦，什么宇宙大爆炸啦，大湮灭啦，超光速膨胀啦，等等等等，都可以说成是学术自由；可是一旦卷入政治，便是助纣为虐，爲虎作倀，不可饶恕。人们都知道钱学森论证亩产万斤的三百字短文，可有几人知道他的宏篇巨著《工程控制论》及其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君子立言，可不慎欤？

钱学森是中国科学泰斗中 极少数几个看出了宇宙物理学界的根本问题而又敢于直言的人。据说文化革命以后他和方励之教授有过关于宇宙学的一场辩论。我没有亲历这场辩论，却可以想见钱学森注定失败的命运。理论物理毕竟不是钱学森的本行，在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上较起真来，如何招架得住？剩下的法宝只有哲学和逻辑的一般原理，而这，在文化革命刚刚结束，知识分子一肚子怨气的氣氛下，是非常不受欢迎的议论。加上钱学森支持大跃进的历史问题，更使人觉得这个红色专家又在祭起马列主义的哲学，干涉学术自由了。即使方教授温良恭俭让，不强辞抢白他，听众心里可能也会嘀咕：“钱老您又来了。您说大爆炸理论违反科学，难道您的亩产万斤就科学吗？”此后钱老好像沉默了。钱学森大跃进中的这点历史遗留问题，使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个清醒而又真实的声音，是中国学术界的大不幸。君子立言，可不慎欤！

三。职业道德问题

焦国标先生最近在《華夏文摘》网上著文，说钱学森回国不是爱国，而是爱共产党，因而是违背职业伦理道德的行为。

按照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伦理道德应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性的。对于剥削阶级是道德的东西，对于被剥削阶级很可能是不道德的。我猜想焦先生是不同意这种马列主义的伦理观的。他是想说钱学森的回国是违背了某种独立于政治制度的某种普世价值，因此不管你政治上如何取向，民族性上如何取向，只要你承认这种普世价值，普世伦理，就应该不齿钱学森的回国行为。

焦先生所說的职业伦理是什么，他的文中并没有简洁明确定义。从字里行间的隐意推测，应该是说，如果你在某一国从事过有关該国安全的工作，就不应该离开这个国家，去为他国服务。否则就是违背职业道德。如果按照这个职业道德标准来判断，许多曾经在中国从事过机密科研工作或机要政治军事工作而现在滞留国外的人，岂不都是不道德的人们？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一直在策反别国的涉及国家机密的工作人员，是不是美利坚合众国一天到晚在教唆甚至胁迫人家违反职业道德？

而钱学森的回国，不牵涉到任何间谍行为。他没有带走一頁美国的科技资料。就像方励之教授离开中国，没有带走一頁中国的科技资料一样。他们的离开，原因和责任在美国和中国对他们的政治迫害，与他们的职业道德毫无关系。就他们个人而言，则是离开一个迫害他们的政治环境，而选择一个更适于他们生活和施展抱负的国度。这难道也有违道德？

当然，钱学森和方励之虽然没有带走情报资料，却带走了学识，能力，以及装在他们脑袋中的大量信息和潜在的能力。这些都是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财富。能不能以此为理由扣留钱学森和方励之呢？按照古老的专制理论是可以的。战国时魏相公叔座病危，魏惠王去探视，问他万一不治，谁可接替他主政？公叔座内舉不避親，力荐他的得意門生中庶子卫鞅，说“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他看魏惠王似乎不以为然，便屏退左右，说：“大王如果不能用他，一定要把它杀掉，不要让他离开魏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衛鞅的奇才就是圈禁甚至殺死他的理由。他滿腹韜略，一旦為敵國所用，必將對衛國的安全造成極大的威脅。 公叔座的逻辑，是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的。可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伦理来衡量，这种逻辑是反道德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应该得到基本的尊重。知识分子的学识和能力确实是社会和国家的财富。一个国家应该珍惜这种财富。这种珍惜应该表现在对他们的尊重和爱护，而不是囤积，浪费，凌辱和迫害。钱学森为美国的导弹和国防建设计划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却被美國以共产党嫌疑无端迫害，使钱学森心灰意冷，痛感在美國工作是為他人做嫁衣裳，因而坚决要求回国，这能怪钱学森违背职业道德吗？方励之因为敢于说真话被打成右派，文化革命后又因为提倡民主改革，支持学生运动受到保守派的进一步迫害，不得不逃入美国使馆，这能怪方励之违背职业道德吗？毛澤東痛恨知識分子，把知识分子当着臭老九，把中国搞得鸡飞狗跳，使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曾经从事过机密科研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长期滞留海外，这能说是他们的职业道德问题吗？一个国家要吸引和保持人才，只有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使他们学有所用，才有所施，理想有托，报国有门，才能讓他們的才能變成社會的財富。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吏治不整，贿赂公行；黄钟废弃，瓦釜雷鸣；藏奸贾佞之徒，窃居庙堂之高；怀才拥志之士，常处江湖之远；则知识分子离心离德，投筆長嘆：田園將蕪胡不歸，五湖煙水獨忘机，不是人情之常吗？

四。爱国主义问题

焦国标先生下了一个判决：钱学森回国不是爱国，而是爱共产党。在美国和西方，共产党幾乎是邪恶的同义词。钱学森爱共产党，也就是爱邪恶。在诋毁钱学森的职业道德时，焦先生抖出政治性如此强烈的匕首，正亮出了他感情和逻辑的真正源头：钱学森亲共 – 这也正是当年麦卡锡主义迫害钱学森的借口。

焦先生的推理应该是这样的：共产党不是民主的政党，共产党政府不是民主的政府，投奔一个不民主的政府便不是爱国的行为。

国家的三要素是土地，人民和政府。你要想回到这片国土上为这裏的人民作點事，就不得不和这个国家的政府打交道。如果以焦先生的政治标准来评判是非，只要共产党不垮台，谁回国发展都只是爱共产党，而不是爱国行爲，這就堵住了許許多多以後打算回國的人們的路。焦先生的意思是，如果錢學森在共產黨掌權之前回國，就是愛國。共产党掌权之前的政府是不是民主政府呢？名义上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我们就有了一个名义上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的民国政府，可是这个名义上的民国历经洪宪帝制，护国讨袁，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直到日寇入侵，国共内战，那一届政府是真正美国意义上的民主政府？如果以政府的民主程度来评价国民的行为，那么，詹天佑是不是能算是一个爱国的工程师呢？长城抗战中死难的烈士，四行长库中血战的壮士，台儿庄和衡阳保卫战中肉搏的死士，远征缅甸的英雄，算不算爱国呢？邓世昌，林则徐是不是爱国者呢？这种根据政府的政治性质评价功过是非的理论并不陌生。毛泽东们在文化革命中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把岳飞和文天祥骂成封建主义的卫道士，用的是同一种逻辑。

应该说，钱学森回国并不是勉强地接受和服从共产党政府。而是真心擁護共產黨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共产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对钱学森和其他当时回国的科学家們确实是优渥有加，使他们感动，真心热爱这个党和这个政府，深信他们是新中国的希望，这丝毫不奇怪。事实上，当时共产党确实有一股朝气。刚从延安窑洞出来，掌权不久，还基本上保持着艰苦朴素和亲民爱民的作风。相比之下，国民党的腐败，尤其是日寇投降以后接收大员的貪婪，以及疯狂的通货膨胀，使国民完全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心。抗战以后，国民党的兵力大约相当于共产党的两倍，且装备精良，给养充足，加之谋臣如云，猛将如雨，乘抗战之余威，挟正统之政府，居然战不三年，败退台湾。如果不是因为失去民心，找不到任何解释。对于国共两党终于陷入内战，我一直非常惋惜。如果当时两党确能精诚团结，避免内战，组织联合政府，不仅不会有韩战中几十万同胞的伤亡，也不会有今天的台湾和港澳问题（当然可能会有外蒙问题），全世界的冷战史也会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不幸和谈失败，刀兵相見，最終導致一黨專政。清廉的政治，是比任何空洞的主义更能赢得民心的。在当时这样的情势下，钱学森对国民党失望，对共产党充满信心，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的选择。他们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热爱和信任是和他们的爱国心融合在一起的。

现在许多海外朋友在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时候，往往容易根据文化革命以后对毛泽东以至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了解和评价来衡量文化革命以前的人和事，而忘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们对毛泽东，对共产党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的逐步深化过程。对于曾经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人，太多的痛恨，太少的原谅与同情。在毛泽东的专制淫威下，人民是非常可怜的，知识分子尤其可怜。对他们的错误，應該給予更多的谅解与同情。

五。钱学森的贡献和功绩

作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对中国国防科学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可是许多人並不真正懂得他的重要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导弹并没有参加过大规模的实战（也许越战中用过一点）。有人认为中国人才济济，即使没有钱学森，早晚会有人制造出中国自己的导弹。话虽不错，但这个“早晚”到底有多久，早一点晚一点对国家安全会有多大的关系，人们不是太清楚。

为了说明时间的重要性，我们来看看二次大战中的例子。当时盟国和轴心国都在研制导弹和核武器。美国直到大战结束还没有研制成功导弹。可是德国研制成功了，立即生产了三万枚，用了约一万枚攻击英国，其中四分之一击中首都伦敦，造成六千多人死亡，一万八千人受伤。导弹袭击严重影响了英军的士气，造成了人民的恐慌。德国负责研制导弹的总设计师是火箭专家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战后布劳恩来到美国，担任美国航天总署（NASA）的空间研究设计师，主持设计了“阿波罗4号”的设计。没有任何人对布劳恩的职业道德提出过质疑。

同时，美国和德国又在进行一场研制核武器的竞赛。负责希特勒德国核武器研制的是海森伯；负责美国核武器研制的是一个犹太人奥本海默。结果美国首先研制成功原子弹，并在1945年投在广岛和长崎，迫使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假使海森伯比奥本海默先制造出原子弹，装在布劳恩的导弹上，投到諾曼底登陸的盟軍部隊和巴登將軍的司令部，则欧洲战局可能是完全相反的结果。欧洲不利，美国又没有原子弹对付日本，斯大林也就不会轻易出兵满洲。（苏联是少数几个和伪满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那麽抗日战争延长三五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是不难想象的。二次大战每年的平均伤亡约一千万人。战争延长一年就意味着增加一千多万冤魂。这些数字应该能说明时间对于一个国家尖端科技和军事安全的重要性，以及某些关键科学家个人的作用。

中国的导弹和核武器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这种惊人的速度不光在于几代领导人的决心和筹划，也确实有賴于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钱伟长和他们代表的那一代人的爱国心，智慧学识，刻苦耐劳和献身精神。这些科学前辈不仅治学严谨，值得我等后辈奉为楷模，更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精神气质。在物欲横流，道义乖张的时候，他们的逐渐淡出，使人感到无限的伤感与悲痛。

李杜文章在，江河萬古流。錢學森和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對於中華民族的富強崛起，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