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又称小手工业。在50年代初，曾如烂漫的山花，遍野绽放。可惜好景不长。到56年，政府把山花们捆绑到一起。变成集体所有，继而不声不响地过度为国有。
从大处讲，手工业弥补了建国初期经济的疲软，活跃了市场，满足了百姓的日常需求；从小处说，手工业是个体经济的单元，成为家庭的生活来源。一家人靠自己的双手，生产力所能及的物品，成为养家糊口的手段。手工业对那些教育水平低下，没有专门技能勤劳又不甘贫困的百姓来说，无疑提供了一条广阔的生路。
我家在北京南城的药王庙前街二巷。胡同里有四个小院。一号住两户人家，郭二姐和张叔。他们都是家庭手工业者。制作帽子或衬衫。靠儿子、儿媳或闺女参与。
我家在二号，有七户人家。刘大哥在袜厂工作，应当是工人。曹叔在铁路工作，扳道岔，他是胡同唯一的产业工人。刘大爷给贵寿棺材铺拉大锯，干一天，吃一天，应该算作苦力。49年前当过巡官的孙叔是无业贫民，成天为一家六口的窝窝头犯愁，穷到把孩子送人的地步。其他三户都是手工业者。赵大爷和我家做帽子，另一家孙叔做梳妆盒。赵大爷有两个固定的劳力，大儿子赵祥和来自永乐店的徒弟福珍。孙叔开始是一个人干，五年后找了个徒弟马春辉。我家的主要劳力是我姐姐，两年后，老家的三哥过来帮忙。
三号院主要有三家，刘叔做镜子。他有两个帮手，一个是他的内弟，四哥；另一个是徒弟德深。南屋的张桂元原来是我大爷的徒弟，以为别人绱鞋来谋生。比较富有北屋的王叔在东晓市路北有个两层楼的门脸儿，经营针头线脑。应该算作资本家了。
四号院有四户。杨叔和苏叔在袜厂打工。西屋的李进义制作鞋垫。北屋的王振斋制作工业肥皂。他雇了几个工人，把一套东房当作车间。由于联系业务的需要，他是这一片土地家里唯一有电话的人。
整个胡同有16户人家，手工业者有8户。工人4户，资本家2户，苦力一户，城市贫民一户。手工业者占50%。由此可见家庭手工业在50年代初相当普遍。当然这些手工业者不是49年后才开始形成的，应该说是民国时期的继续。
那么什么叫手工业者呢？
顾名思义，他们没有大型的机器设备，其生产过程以手工为主。
他们的劳力大多以家庭成员为主，或有一两个徒弟。户主参加生产过程。
自产自销，自负盈亏。
划分成分以后，这些手工业者被定为小业主。小业主是个难堪的成分，介乎剥削阶级与劳动者之间。显然，小业主出身的被排斥在红五类之外。其原因大概因为他们单干，不具产业工人的纪律与胸怀。这种排斥染黑了一大片个体劳动者。难怪后来他们被公私合营。上边压根儿就看不惯这些私营的业主。
手工业者的产品销路有三种。一种是有专门的客户，把批量的货物卖到他们的店里去零售。一种是自己有门脸，把货物送到自家的店里销售。这叫座商。另一种则是个体户自己把产品放到如同集市的地方去销售。这叫摊商。50年代的个体户以摊商为多。
49年前，手工业者每天早上到东晓市的路旁摆摊。49年后，政府在穿行店北口的一块空地建成大市。个体户集中到那里摆摊。两年后，大市被第11中学占有，又迁移到西晓市与半壁街之间的一块空地。直到56年公私合营。
手工业者是如何起步和运作的呢？我想该从我家说起。
在北京风云变幻的时刻，父亲误信朋友蛊惑，变卖家资，回京东三河县务农。务农失败，50年初，他又带着骨瘦如柴眼大无神的家人回到北京。在没有着落的情况下，朋友借给他一台一五型的缝纫机和几十块钱。于是他搭了摊子，开始加入家庭手工业的行列。以帽子作为产品。
父亲的任务是下午裁剪，上午上市。每天下午，他站在一个大木案的旁边。把几层布摞在一起，然后用硬纸片做成的模子放在布上。用粉饼沿模子边缘画成圆形或长方形。再用大剪刀咔嚓咔嚓剪出制作帽子的部件，比如帽顶、帽口和帽檐。然后还得用鲜灰色的平布剪出帽里。
裁剪完成后，进入缝纫的工序。我母亲缠足，蹬缝纫机不那么方便。所以缝纫的主要劳力是我姐姐。她当时只有十二三岁，还是个孩子。有时为了赶活儿，她不得不干到深夜。我时常被姐姐的哭声惊醒。在困倦中，缝纫机的针头，穿透姐姐的手指。母亲给她的伤口敷上点牙粉，稍作包扎。说几句好话，缝纫机又哒哒地响了起来。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姐姐就是被剥削的童工。可是被生活所迫时，父母再疼爱孩子，又有什么办法。受点苦，总比一家人挨饿强。
那时候我是家里唯一的闲人，白天玩，晚上睡，一点也不知道为父母分忧解愁。晚上我最喜欢的就是拿一个玻璃球对着灯泡，观察绚丽杂散的可见光波。
早上起来，父亲用扁担挑着两个竹筐，到大市去销售。他的客户有京郊的，也有外省的。比如魏善庄的老抗，山西的小李子。
经过一家人的艰辛劳动，很快，父亲新置了一台胜家牌二四型缝纫机。功能好于一五。把那台一五机还给朋友。
我家开始时做的是八角帽，就像小小竹排上的潘东子戴的那种。很快又改作圆顶帽。圆顶帽在中国普及了很长的时间，文革中的军帽也是军绿色圆顶帽，前边别个红五星作为帽徽。
圆顶帽分为四个部分：圆形的帽顶，围成一圈的帽腰，帽口和月牙形 的帽檐。帽顶、帽腰和帽口都有里有面。面是蓝色的平布或斜纹。帽里用的是平布。帽口和帽檐要保持一定的形状，为此，在两层布间要加进一层袼褙。为了防汗和保持干净，帽口的里边还要衬上一层漆布。漆布由布底和一层漆皮组成，颇像现在的人造革，但不那么厚实。有时还在帽里的顶部加上一个纸片，作为商标。为了固定商标，下边罩上一层玻璃纸，缝到帽里上。玻璃纸比今天的透明塑料薄膜的强度要好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布料也在不断更新。从斜纹、咔叽、到双面咔。
小业主的的产品依照季节经常更换。到了冬季，开始制作棉帽子。棉帽子的形状与圆顶帽相似。只是尺寸大些，帽腰要高些。此外，帽子下边再缀上一个倒“凹”形的帽耳朵。直平的部分用来遮住后脑。两个对称的突起遮住耳朵。制作时把两个直角裁成半圆形。耳朵下部有两根布绳，天太冷时可以往下系在一起。天不太冷时把帽耳朵和后腰翻到上边，用两根布绳系在头顶上。
棉帽的面和里之间要絮上棉花，因此，加工起来比圆顶帽要困难。做棉帽子时，最繁琐的工作是扫帽子。当一个帽子做好后，要用笤帚扫干净帽子上残留的棉絮和棉丝。不能把赃兮兮的产品放到市场。每天晚上，全家的人还有邻居都参与扫帽子的工作。因为是冬天，只能在屋里工作。使本来不大的小屋充斥着棉尘。那时候也顾不上棉尘对健康的危害。回想起来，棉尘的危害还不只于呼吸。冬天的北京，家家户户屋里都的有个火炉子，用来取暖做饭。这些棉尘一遇到火星，会有爆炸的危险。谢谢上帝，这样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扫完帽子，母亲会送给帮忙的孩子一个帽子，或买件上衣。
为了使做好的棉帽子成型。父亲请五金作坊用大约一毫米厚的铜板打成半椭圆形器具，类似罗马军团的头盔。帽子做好后，放到头盔上，把帽子撑得匀称。
到了1952年，家里已经有了两台二四型缝纫机，我的堂兄三哥从农村赶到城里，协助父亲，参与缝纫。这样姐姐的工作可以减轻一些。除了三哥，老家还经常有人来。有的打短工，临时帮忙。有的或者太老，或者带着孩子，连吃带住十天半月后走人。来人了，屋里住不开，只好到邻居家里寻休（借宿）。那时的人好说话，住几天都不收费。56年，隔壁刘大爷带儿子移民宁夏，他那间屋子也自然而然成了客房。
到了1954年，父亲让姐姐解脱出来，去读小学，直接上4年级。我那时开始读三年级。
夏天，天热了，父亲还做过背心。把纱布买来，制作成一个T 形衫或掏窟窿的背心。但比美国的T-shirt 略显单薄。为了好看，常常在背心上染上一朵花或花样。做法是买来一张张带漆画的纸。把漆画对着背心铺好，然后用烙铁在纸上烫压，于是油漆融化，并染在背心上。做背心的麻烦之处在于对产品的接口处还要包缝。胡同里的几户同行都没有包缝机。我们还得把成品送到天坛北路的刘玉淼家加工。当然要付费给人家。
除了帽子、背心，我家还做过手绢和口罩的生意。在产品转型的时候，个体户可以向政府申请贷款。
小业主不光决定产品，参加生产工序，还要亲自进货，拉关系，讨账和交税。我跟父亲去过磁器口北边巾帽胡同的一家漆布零售商去买过漆布。那时候没有网络和广告，供货商全凭同业间的相互信息打通渠道。
做买卖的允许赊账，即到他们的货物卖出后再还钱。但有的到时候还不能还钱，卖方还得前去讨要。我跟父亲去过鼓楼的商店要钱。回来的路上， 我要求父亲带我去北海划船，品尝一回“小船儿轻轻”的惬意。这项要求被父亲回绝。是啊，里里外外忙得不可开交的小业主哪有心思带孩子去“荡起双桨”。我不怪他。要账回来，父亲带我到东四一家小馆去吃爆肚。倒也没白来一趟。
我陪着母亲到珠市口南路西的一家百货公司要账。我看上一个新式的手电，叫原子电棒。母亲比父亲好说话，给我拿了一个，当然要用来销账。
除了裁剪、销售，父亲还经常请客户到家吃饭。几乎成了朋友。比如魏善庄的老抗，山西的小李叔。他有时还带来两瓶汾酒。后来，他专门把女儿素珍放到我家，一来帮忙，二来学手艺。
每年新年过后，手工业者都要报税。父亲只读过私塾，对微积分不大精通。这个时候，他都要请同业的白灿章叔叔过来帮忙。只见他俩拨动算盘珠，劈哩啪拉地算账。母亲在屋里备酒炒菜，招待白叔叔。算完了后，买印花交到税务局。据我观察，他们大多没有偷税漏税的嫌疑。税务部门也没找过他们的麻烦。
不管怎么说，从50年创业到56年合营，那是我家生活最好的时期。虽然没有冰箱、彩电，但生活水平不低。每天早晨，我们到东晓市的避难馆去打豆浆，卖油饼。春节前起码会预备十几斤肉。我可以无忧无虑地上学，还可以跟父亲要钱去买许多小人书。父亲还时不时地带我出去吃饭，去的最多的是大礼纱帽胡同的同福居，那里的锅贴和炒菜都很好。一家人辛辛苦苦，付出了劳动，也享受到劳动的果实，暂时安居乐业。
1956年，北京吹起了公私合营的号角，各自为政的手工业者要被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父亲和赵大爷等掌柜的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为此父亲还买过杂志《工商界》，学习并跟上政策的变化。
大势所趋，胡同里做帽子的个体户都加入了第六制帽合作社。社里有主任、组教和技师。组教是上边派来的党务工作者。父亲把两台缝纫机，裁剪用的木案，以及大剪刀等上交给合作社。我不记得是否收到合作社的折价补偿。入社后，社里的技师马叙阁享受最高工资130元。父亲的工资定在每月60元，母亲每月30元。四口之家有90元的收入，也算过得去了。但多劳多得的机会没了。58年，第六制帽社合并为跃进帽厂。不久又易名为北京帽厂。
实际上， 公司合营是我家生活水平退步的开始。1959年末，母亲被分到崇内大街的一中服装店不久，就被退职。父亲被分到永定门外的玻璃厂，又在1962年强制退休，每月退休金30元。1960姐姐初中毕业后当了老师，收入32元。四口人只有60元的收入。我家开始进入冰河期。父亲和姐姐又执意要我读书，考高中，上大学。于是冰河期一直延续到1970年我从清华毕业。家里又陡然增加了46元的收入。可是这时候家里积存的一些老底儿都已在三年饥饿时期消耗殆尽。
回头去看，公私合营并没有帮助劳动者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却剥夺了他们业务的灵活机动性和个体发展的机会。如果继续单干，父亲也不会在60岁被强行退休。因此，公私合营从总体来说对经济并未起到积极推进作用。对多数家庭来说，还不如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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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四八三期(cm0919b)